第四节 宋初川蜀地区的兵变与王小波、李顺起义
一、宋平蜀前后的措施
五代时，军队凡占领一城，将士们必例行抢劫，称为“夯市”。宋太祖发动兵变建宋时，严禁军队抢劫百姓，以争取首都开封的民心，但五代以来的旧习并非一道命令所能杜绝，在宋初的统一战争中及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抢劫行为仍不断发生。乾德元年（963年）宋灭荆南、湖南割据政权时，将士时有抢劫行为，枢密副使、宋太祖心腹李处耘时任监军，对此加以制止，遂与南征军主帅慕容延钊失和。宋太祖将李处耘贬为地方官，而宿将慕容延钊却仍加升官衔，南征“诸军所掠生口（人），遣吏分送其家”(1)，宋太祖对抢劫行为不予追究，李处耘的整顿军纪遂以失败告终。次年十一月宋军西征后蜀时，宋太祖虽然颁布了宋军“所至，毋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违者以军法从事”的诏令，但军队积习难改，只有少数军队受到了主将等的约束。而宋太祖对主帅王全斌等所说的“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刍粮，悉以钱帛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2)，在执法上实际给予主将、都监等很大的机动权。在宋军攻灭后蜀期间及以后，只有东路军主将刘光义（廷让）每占一城，“尽以府库钱帛给军士”。虽然东路军“诸将所过（城寨），咸欲屠戮以逞”，实际上是想乘机抢劫财物，但因遭到东路军都监曹彬的制止而未能得逞(3)。而同是灭蜀的北路军就完全不同，主帅王全斌、都监王仁赡、副帅崔彦进等，“日夜宴饮，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由于王全斌又是攻蜀宋军的总主帅，入蜀宋军的军纪如何是可想而知的，直至新任成都知府吕余庆到任以后，严禁抢劫，对抢劫者缉捕斩首，成都的治安才得到改善(4)。
宋“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5)，是其基本国策，并无例外。而平定诸国的宋军，也无不以征服者自居；被征服国的官兵，无不被视作降将、降兵，与前者并无平等地位可言。被征服国的官员，即使留任原职，也不被重用。通判之设，即是在平定荆湖地区后以之监督留用的州级长官的。
但是，川蜀地区历史上多次建立割据政权，近时先后有前蜀、后蜀的相继建立。因而宋在平定后蜀以后，采取了两项特殊的政策。一是“诏伪蜀文武官并遣赴阙”。将割据政权的高级官员召至宋京城另行安排职务，这本是平定诸国后通行的政策，但后蜀的州级地方长官也在征召之列，却是宋对后蜀特有的措施。二是“诏发蜀兵赴阙”(6)。这也是专门针对后蜀的政策。宋太祖的意图，或许是想彻底铲除蜀地产生割据政权的政治、军事基础，然而正是这两项政策，导致发生反抗征服者的全师雄兵变。
至于“令文武官任川、峡职事者，不得以族行，元从及仆使以自随者，具姓名报枢密院给券”(7)，则是为减少外籍官员入蜀为官后进行割据的可能性，因为前蜀、后蜀都是外籍官员入蜀任职后建立的。不仅是宋太祖，以后的宋太宗也都为预防蜀地形成割据政权采取过必要的措施。
二、全师雄兵变
后蜀士兵降宋后备受歧视，每人十贯钱的治装费竟然被无理克扣，王全斌等还“纵部曲侵挠之”，实际上是抢劫蜀军携带的财物，使后蜀士兵深感被征服者地位的屈辱而“愤怨，人人思乱”。当乾德三年二月间，后蜀将士赴京到达绵州（今四川绵阳），发现守城的入川宋军只有百余人，其余都是降宋的蜀军，于是便抢夺库存武器进行叛乱。原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也正携带家属赴京途经绵州，由于他曾担任过后蜀将领，在军中有相当高的威信，遂“为乱兵所获，推为主帅”(8)。
全师雄率军叛变后，王全斌派朱（一作米）光绪率军前往招抚，但朱光绪搜捕得全师雄家属后，将其财产据为己有，纳其爱女为妾，而将其他人全部杀死。全师雄遂绝了归降之念，率军进攻绵州，但被宋军刘福、田绍斌所部击败。全师雄军转攻彭州（今四川彭州），宋彭州都监李德荣战死，刺史王继涛身中八枪，单骑逃入成都。
全师雄攻占彭州后，成都附近十县军民纷纷响应，众至十万，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设置官属，分守灌口（今四川都江堰市）、导江（今四川都江堰市东）、青城（今四川都江堰市南）、郫县（今四川郫县）、新繁（今四川郫县东北）等地。宋军副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率宋北路军先锋都指挥使高彦晖、都监田钦祚所部进攻导江，轻敌冒进，被全世雄军伏兵击败。高彦晖提出收兵次日再战，田钦祚想逃跑而怕被追击，遂诬称高彦晖怯战，高彦晖被迫率残兵迎战，田钦祚即乘机逃遁。作为攻蜀宋军主力北路军的先锋，宿将高彦晖在进攻后蜀时从未失利，却在与全师雄军作战中几乎全军覆没，自己也战死疆场。王全斌又派东路军主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张廷翰、步军都监张煦率军再次进攻全师雄，又战败退回。全师雄遂分兵占领绵州、汉州（今四川广汉），于是从成都附近的诸州到东部的渝州（今重庆市）等十七州都起兵响应；蜀军又切断剑阁通道，致使宋军邮路不通，王全斌等困守成都。当时城内还有降宋的蜀军二万七千人，王全斌怕他们也响应全师雄，想将他们全部杀死，北路军马军都监康延泽提出将七千名老幼疾病者全部释放，其余二万人派兵护送乘船顺江而下前往开封，如果有叛变意图，再杀死他们，被王全斌等拒绝。东路军都监曹彬虽然也反对屠杀后蜀降兵，但不敢像前年讨伐荆湖时的都监李处耘那样，敢与南征主帅抗争，只是“不肯着字”(9)（即不肯签字表示赞同杀降）。二万七千名降宋的后蜀将士遂惨遭屠杀。
全师雄派兵进攻剑州，企图控制川北门户，被剑州通判董枢所部击败；进攻眉州（今四川眉山）的全师雄军，也被眉州通判段思恭率部击败于彭山（今四川彭山）。全师雄率军进至新繁，又被宋东路军刘光义、曹彬所部打得大败，被俘一万多人。全师雄率部退守郫县，再被宋北路军王全斌、王仁赡击败，遂率残部退向灌口。
王全斌为了稳定各地尚未叛乱的后蜀将士，于乾德三年四月时奏请“改西川（指后蜀）感化、耀武等并为虎捷”，虎捷军是禁军中地位最高的四军（称为“上四军”）之一，后改神卫军，为侍卫步军司的第一主力。王全斌此举是想表明被征服者与征服者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歧视并没有因此而真正改变。同年夏秋之际，驻于嘉州（今四川乐山）的虎捷指挥使吕翰，即是因为“怨其帅不礼”而率部下叛乱(10)，杀知州武怀节、都监刘汉卿，与全师雄部将刘泽合兵，有众五万，进攻普州（今四川安岳），普州刺史刘楚信逃跑，通判刘沂被杀。驻守果州（今四川南充）的虎捷指挥使冯绍文与军官宋德威，也杀知州王永图、都监郑元弼、通判刘涣等，率部叛乱；遂州（今四川遂宁）军官王可僚也率遂州人民反宋，等等。宋将曹翰、王仁赡会军进攻嘉州，吕翰率部退保雅州（今四川雅安）。新任普州刺史康延泽前往普州途中，在简州（今四川简阳）召集散兵游勇千余人，进行教习后率以赴任，沿途又召集收降得三四千人，击败全师雄部将刘泽，于十一月初占领普州，刘泽降。
乾德四年初，叛军杜承褒率众围攻渝州，渝州刺史、通判等降，杜承褒军占领渝州。后蜀进士、留任的判官卞震因伤家居，劝说投降杜承褒的军官陈（一作东）章归宋，陈章遂以伏兵袭逐杜承褒，宋军收复渝州。
同年六月，王全斌率军攻破全师雄军于灌口，全师雄率余部转往金堂（今四川金堂西）。闰八月初，王全斌又率军攻占雅州，吕翰率余部退往黎州（今四川汉源西北），后为部下所杀。十二月，全师雄病死于金堂，余部以谢行本为首，继续抵抗。宋将康延泽率部击破谢行本后，又攻占铜山山寨，擒获罗七君，全师雄余部次第平定。
乾德五年初，征蜀将帅随后被召回京城。正月下旬，宋北路军主帅王全斌、都监王仁赡、副帅崔彦进，虽然取得攻灭后蜀的首功，后又平定全师雄兵变，但以“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指全师雄兵变）”之罪(11)，王全斌、崔彦进二人都由节度使降为节度观察留后，虽只降一级，但被夺去兵权，只是闲职而已(12)；宋太祖的亲信、都监王仁赡被罢去枢密副使执政大臣之位，以无职的环卫官（右卫大将军）奉朝请。据宋真宗时的宰相丁谓所说，上述三人的罪行主要是“杀戮降兵（指在成都屠杀二万七千人）”(13)。宋征蜀北路军其他军官也多受降职的处分，如北路军的马军都监康延泽被贬为地位很低的唐州教练使。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三人在贬降近十年后的开宝九年（976年）二月，才被重新起用，而王全斌数月后即病死。
乾德五年正月，在责罚王全斌等的数日后，对征蜀东路军将帅却加官晋爵。东路军主帅刘“廷让（光义）秋毫无犯”，“以功（由宁江军）改领镇安军节度”(14)。都监曹彬由五品的内客省使升为三品的节度使；东路军的马、步军主将张廷翰和李进卿，因“从（刘）光义平蜀，且军政不扰”，军职分别升为侍卫司马军、步军都虞候，成为马、步两司的次长官，且都自团练使（五品）越过防御使、观察使、节度观察留后三级升为节度使(15)，与北路军将帅的责罚形成鲜明对比。
三、王小波、李顺起义
宋入蜀之初，不仅“增益赋调”，且随意加收杂税，致民贫失业，阶级矛盾激化。宋在消灭后蜀的乾德三年（965年）正月，虽颁有“凡无名科役及增益赋调，令诸州条析以闻，当除之”的诏令(16)，然而，不仅随后发生了反抗征服者宋军的全师雄兵变，兵变平定以后，又由于原有的后蜀州级长官被征召赴京，新长官几乎全是朝廷新委派的，他们大多以征服者自居，把蜀地人民视作被征服者，鱼肉人民，草菅人命，增加赋税，不一而足。乾德五年四月，有官员指出蜀地州官“所决重罪，只作单状，至季末来上，状内但言为某事处斩或徒、流讫，皆不录罪款及夫所用（《刑统》、《编敕》）之条，其犯者亦不分首从，非恶逆以上而用斩刑”，要求纠正，可见蜀地治状之概况。而陵州（今四川仁寿）刺史王奇的“掊克所部”(17)，可作为宋初蜀地州级地方官的典型。开宝六年（973年），史载：“初，蜀民所输两税（田赋），皆以匹帛充折”(18)，说明折纳起于宋朝实际统治蜀地之初的乾德五年后不久。开宝六年，“是岁，令川陕（陕或为峡之误）人户两税（田赋）以上输纳钱、帛，每贯收七文，每匹收十文，丝绵一两、茶一斤、秆草一束各一文”，称为“头子钱”，史称“头子钱纳官始于此”(19)。这是正常田赋之外加收的杂税，蜀地首当其冲。有的州官还随意增加税收种类，如汉州知州赵尚“擅税竹木”(20)，即是一例。“时（蜀地）守臣务利入之厚，常赋之外更为博买务，禁民私市物帛”(21)。
宋朝政府官员认为蜀地赋税较中原为轻，应加重税收。淳化二年（991年）二月前，主管财政的“三司尝建议剑外赋税轻，诏监察御史张观乘传按行诸州，因令稍增之”。张观不赞成蜀地增税，宋太宗“因留不遣”(22)。但增税的行动并未因此停止。茶叶贸易后蜀时实行政府专卖，宋初废“榷茶”，“茶遂无禁，民间便之，其后淳化（990—994）之间，牟利之臣始议掊取”(23)，致使以贩茶为生的商贩破产失业。而在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爆发前，蜀中“兼并者释贱贩贵，小民贫，失家田业”(24)的情况已相当严重，加上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淳化四年二月，青城县（今四川都江堰市南）人王小波因贩茶破产而聚集百余人起事，王小波宣言：“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25)王小波率众攻占青城、彭山，杀贪官彭山县令齐元振。同年“冬，东、西两川旱，民饥，吏失救恤，寇大起”(26)。大量饥民相继参加起义。
自宋初以来，史家多将宋并后蜀，将后蜀国库、皇宫物资搬运至宋京城，作为王小波起义的主因或原因之一。但正如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时所说：“王小波自以饥民众，不为官司所恤，遂相聚为盗。而史官乃归咎般（搬）取蜀物上供多而致然。不知般取（后蜀帝）孟氏府库物以上供，于饥民有何利害。”(27)韩琦、王安石都认为川蜀地方政府不及时采取措施救济灾民，是导致王小波起义的原因，而这正是作为征服者的官员漠视被征服地区人民疾苦的结果。
淳化四年十二月，负责治安的西川都巡检使张玘率部进攻王小波于江原县（今四川崇州东南），张玘败死，但王小波也被张玘射中头部伤重而亡。起义军又推举王小波的妻弟李顺为首领，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一万多人，接连攻占蜀州、邛州，杀监军王亮、知州桑保绅等。都巡检使郭允能率部拒战于新津江口，战败被杀，同巡检毛俨只身逃回。李顺军又先后攻占永康（今四川崇州西北）、双流、新津、温江、郫县等地，分兵驻守。起义军进攻成都失利后，转而攻占汉州、彭州。
淳化五年正月中旬，李顺攻占成都，建立政权，称大蜀王，建元应运。同月下旬，宋太宗得知川西的严峻形势，随即任命亲信宦官王继恩为剑南两川招安使，率军征讨。二月初，宋太宗才得知成都陷落，于是又加派马步军都军头王杲、将官尹元担任西川招安使，分东西两路入川清剿，并受王继恩节制。李顺派兵数千进攻剑门关（今四川剑阁），冀图控制川北门户，但被剑门关都监上官正与逃来的成都监军宿翰的联军打败。同年四月，西路宋军从小剑门（剑门关北）栈道进入研石寨（今四川剑阁北），攻占剑州。五月，又连克绵州（今四川绵阳）、阆州（今四川阆中）、巴州（今四川巴中）、成都，李顺被俘(28)。张余率余部顺江东下，攻占嘉州（今四川乐山）、戎（今四川宜宾）、泸、渝、涪、忠（今重庆市忠县）、万、开（今重庆市开县）八州，继续东进准备夺取川东门户夔州（治今重庆奉节东白帝城）(29)，被知州慕容德琛击败于附近的龙山，又遭白继赟、解守颙等官军的邀击，张余遂率部转向开州，占领云安，尚有二万余人。但又被白继赟、慕容德琛等部官军打败，死伤五千多人，张余即率余部转而西进。川东的合州、果州、广安等地，也被宋东路军攻占。
但是，宦官王“继恩握重兵，久留成都，专以宴饮为务”，“纵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坐而玩寇，转饷稍不给，军士亦无斗志，余贼并伏山谷间，郡县有复陷者”。蜀地久久不能平定，宋太宗因而“意颇厌兵”，多少产生了放弃川蜀地区的想法。同年八月，他对副相赵昌言说：“西川本自一国，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赵“昌言揣知上（太宗）意，遂言国家士马精强，所向无不克，顾此草窃，不足仰烦宸虑。即于上前指画攻取之策”，以巩固宋太宗统治蜀地的信心。赵昌言遂被任为“川峡五十二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自（王）继恩以下，并受节度”。这时有人向宋太宗说：“赵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又有官员“奏言（赵）昌言素负重名，又无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后难制”。宋太宗又从考虑放弃蜀地，转为恐被赵昌言所割据。这时赵昌言出发已十多天，宋太宗随即下“诏（赵）昌言行所至，即止”。九月中旬，当赵昌言到达凤州（今陕西凤县东）时被截住，即驻在凤州，“为诸军声援”，另派宦官卫绍钦入蜀，协同王继恩指挥进剿李顺余部(30)。这一事件说明，北宋君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始终认为蜀地属于另类，视之为不稳定的新征服地区，容易形成割据政权。而蜀地军民也把宋军及官员看作征服者，不论是太祖时全师雄兵变，还是此次王小波、李顺起义，都带有被征服者反抗征服者的性质，因而都得到蜀地军民的广泛支持(31)。
淳化五年十月，张余所部活跃于嘉州一带。遂州（今四川遂宁）宋将王文寿率侍卫亲军虎翼步军二千讨伐张余，“指挥使张嶙杀其将王文寿以叛”。“时嘉州贼帅张余有众万余，（张）嶙即以所部与之合，贼势甚盛”(32)。宋军遣使招抚张嶙叛军。十一月，张嶙为部下所杀。其余部降宋，并引导宋军进攻张余，宋军攻占嘉州、邛州，张余被俘杀。北宋政府终于重新控制了川蜀地区(33)。
淳化六年（995年）正月元旦，宋太宗下诏改当年为至道元年，诏称：“近岁以来，荐逢灾厉，蜀主（主字疑误，应作土）暴兴于狂孽，齐民颇匮于仓箱。……弥增宵旰之忧，果获昊穹之祐，妖氛渐弭，禾稼咸登，对越上元，载深祗惕。”因而感到应“当惟新于大政”，才能“冀永保于鸿猷”，庆幸避免了川蜀地区再次成为割据政权，所以“发号改元，与民更始，宜改淳化六年为至道元年”(34)。说明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在宋太宗心目中的重要性。
至道元年十一月，“以峰州团练使上官正、右谏议大夫雷有终并为西川招安使，召王继恩归阙”(35)。据当时与上官正共事的益州知州张詠后来说：“天子以主将（王继恩）迁延，余寇未殄，遂授（上官正）峰州团练使、西川招安使以代焉。既擒且诱，示信推仁，七旬贼平，多见全活。”(36)则李顺余部的失败，已是至道二年（996年）初。而同年五月，“时贼党王鸬鹚复聚集剽略，伪称邛南王”，也是李“顺余党”(37)，后在宋将石普招抚下投降。
四、王均兵变
李顺失败后，川蜀的治安形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局势仍然时有动荡。
至道三年（997年）八月，西川都巡检使韩景祐部属刘旴的叛乱是一次规模较小、历时较短的兵变。韩景祐巡视至怀安军（今四川金堂东南）时，隶属于殿前司的步军广武军军士刘旴率“牙兵”乘夜袭击韩景祐，韩景祐翻墙逃跑，刘旴占领怀安军后发展至二千人，连破汉州（今四川广汉）、蜀州（今四川崇州）、邛州（今四川邛崃）和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市），各地守军“望风奔溃”。诸州都巡检马知节率军追至蜀州，激战大半日后，刘旴战败退向邛州。马知节推测刘旴必自新津渡江，于是率部乘夜渡江至方井镇，正遇刘旴所部，同时，西川招安使上官正也率官军到达，双方再次激战，刘旴战败被杀，兵变平息(38)。
为了稳定局势，宋政府增派精锐的侍卫亲军司步军主力神卫军赴川，分别由王均、董福任指挥使，戍守益州。而益州主兵官钤辖、真宗的舅舅符昭寿，自恃是皇亲国戚，十分傲慢骄横，胡作非为，不理军务，又放纵部属任意凌辱将士，引起士卒的怨愤。王均所部军士赵延顺等八人遂共谋杀死符昭寿。
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正月元旦，朝廷派往峨眉山祭祀的使臣回京，符昭寿前往送行，赵延顺等乘机杀死符昭寿，随即占领兵器库为乱。都监王泽闻讯，以作乱士兵均是王均的部属，遂命王均率兵擒捉。赵延顺等人即拥王均为首领，神卫军的其他士兵，以及驻屯益州城的骁猛、威武诸军也都参加叛乱。王均遂称帝，建国号大蜀，建元化顺，设置官署，任命官吏。益州知州牛冕闻变与转运使张适等越城逃往汉州，王均率叛军攻陷汉州，牛冕等又逃往东川（梓州，今四川三台）。王均率军攻陷汉州后转攻绵州（今四川绵阳），未能攻下，随即转攻剑门关，以图控制入川门户。而剑州知州李仕衡得知王均率众前来，以剑州城难守，事前已退保剑门，即与剑门都监裴臻合击王均。王均大败，伤亡数千，余部纷纷溃散，王均率残军不敢顺来路退兵，转而向西经阴平再向南逃往益州，李仕衡驰骑上奏。正月中旬，真宗得到奏报后，立即任命雷有终为益州知州兼川、峡两路招安捉贼公事，李惠、石普、李守伦三人为川、峡两路招安使，率军八千讨伐王均。
当王均率众北上进攻剑门时，蜀州知州杨怀忠即率巡检兵和乡丁趁机东攻益州，正月十七日攻入益州城中，被王均部将鲁麻胡打败，杨怀忠即还保江原（今四川温江西南）。王均自剑门退回后进入益州城内。二月初，杨怀忠传檄调集附近七州军士再次进攻益州城，攻入益州城的子城内，与王均所部激战后退往城南的鸡鸣原，阻断了王均南攻的道路，王均即关闭城门守城。二月中旬，雷有终等率大军进至益州城外，王均打开城门伪装逃遁，雷有终等率部进入城中，抢劫民财，无复部伍，王均遂关闭城门，伏兵齐发，并以床榻等物堵塞路口以阻挡官军，官军大败。雷有终越城而逃，招安使李惠战死，官军退保汉州。其后王均多次出击都被官军击败，遂拆桥塞门困守益州城。官军进至益州城外，雷有终、石普屯守于城北，高继勋、张煦攻城东，上官正、李继昌攻城西，杨怀忠、马贵攻城南。
官军自咸平三年四月围攻益州城以来，双方攻防激烈，官军建洞屋（战棚）攻城以避城上的矢石；守城叛军则挖地道出城袭击，攻城士兵溺死于城壕中有千余人。直到同年八月末才攻占城北的羊马城（主城墙外的矮城墙），建雁翅式敌棚以覆盖“洞屋”进逼罗城（大城主城墙），守城叛军亦建敌棚对抗，称为“喜相逢楼”。九月初，官军焚毁守军的战楼，守城叛军又建月城进行防守。同月中旬末，官军穴城蒙毡持火炬焚烧守城叛军的守城器械。又在东西南三方击鼓攻城以吸引守城叛军的注意力，雷有终与石普于城北分别建洞屋攻城，石普又命挖城为暗门，但暗门挖成后，叛军的枪戟齐集暗门以阻击攻城官军，一时攻城受挫。后有二卒冒死挥戈直冲，当防守暗门的叛军稍退之际，官军遂由暗门冲入城内。守城叛军进行巷战以抗官军，官军杀死叛军三千多人。当天半夜，王均率残部突围而逃，官军才攻占了益州城。
王均率残军突围后南下，经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陵州（今四川仁寿）、荣州（今四川荣县），直奔富顺监（今四川富顺），沿途抢劫裹胁，断桥塞路，焚烧仓库，阻击追兵。雷有终部将杨怀忠率虎翼禁军紧追王均残军，石普又率军向南追赶。十月初一日，杨怀忠率部击败王均叛军，王均被迫自缢于富顺监衙署内，后被枭首。王均兵变平息(39)。
此次王均兵变与全师雄兵变不同的是，全师雄兵变主要是由于宋初统治者对蜀军实行歧视性的防范政策，而导致蜀军普遍反抗，并得到川蜀民众的广泛支持；王均兵变则是禁军之间的斗争，因此兵变的响应者无几，缺乏广泛的群众性。
(1) 《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月癸未。
(2) 《长编》卷5，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乙亥。
(3) 《长编》卷6，乾德三年正月戊子。
(4) 《长编》卷6，乾德三年正月丁酉、二月癸卯。
(5) 《宋朝事实类苑》卷1。
(6) 《长编》卷6，乾德三年二月、三月。征服其他割据政权后，包括镇压王小波起义后，都征召少量被征服者的兵士（从数百至数千人不等）到宋京城，设立不同的番号军，主要是作为显示征服的象征（参见《宋史·兵志一》）。
(7) 《长编》卷6，乾德三年二月庚申。
(8) 《宋史》卷255《王全斌传》；《长编》卷6，乾德三年三月。
(9) 佚名撰《丁晋公谈录》。
(10) 《长编》卷6，乾德三年四月丙辰及卷末。参见《宋史·兵志一》。
(11) 《宋史》卷255《王全斌传》。
(12) 节度使镇有大、中、小之分，北宋节度使镇达七十多个，依上述顺序排列，立功或责罚只是升降节镇名称，节度观察留后更在七十多节镇之下，且已无兵权，只是闲职，责降不能算很轻，参见第四章第二节二。
(13) 佚名《丁晋公谈录》。
(14) 《宋史》卷259《刘廷让传》；《长编》卷8。
(15) 《长编》卷8，乾德五年正月丁巳；《宋史》卷259《张廷翰传》，卷273《李进卿传》。
(16) 《长编》卷6，乾德三年正月丁酉。
(17) 《长编》卷8，乾德五年四月己卯、戊子。
(18) 《长编》卷14，开宝六年六月壬寅。充折也称折纳、折科、科折、折变、折充。
(19) 《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四》。头子钱虽创于后唐，但宋朝征收头子钱自蜀地始。
(20) 《长编》卷15，开宝七年八月戊戌。
(21) 题曾巩撰《隆平集》卷20《王小波李顺》。
(22) 《长编》卷32，淳化二年二月丁巳。
(23) 苏辙《论蜀茶五害状》，《栾城集》卷36。
(24) 题曾巩撰《隆平集》卷20《王小波李顺》。
(25) 《宋史》卷276《樊知古传》。
(26) 韩琦《张公（詠）神道碑铭》，《安阳集》卷50。
(27) 《长编》卷249，熙宁七年正月癸亥。
(28)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5、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皆称李顺逃走，未被俘获。又，淳化五年五月宋降成都府为益州。
(29) 《宋史》卷89《地理志五》：“夔州……州初置在白帝城，景德三年，徙城东”。“东”当作“西”，即今奉节旧城。
(30) 《长编》卷36，淳化五年八月癸卯、九月；《宋史》卷267《赵昌言传》。
(31) 全师雄兵变及王小波、李顺起义，具有被征服者反抗征服者的性质，与真宗时王均兵变只是征服者军队之间的战争，两者性质不同的观点，得自张美娣编审的启示。
(32) 《宋史》卷5《太宗纪二》，卷466《王继恩传》。
(33) 本目主要依据《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李顺之变》、《长编》卷35至37，以及《宋史》有关人物传记。
(34) 《宋大诏令集》卷2。“蜀主”于此无解。《宋朝事实》卷17《平蜀贼李顺》称：“太宗闻蜀贼起，顾侍臣曰：蜀土之民。”故“蜀主”应为“蜀土”之误。
(35) 《宋史》卷5《太宗纪二》。
(36) 张詠《上官公（正）神道碑铭》，《乖崖先生文集》卷6。
(37) 《长编》卷39，至道二年五月己未。《宋史》卷324《石普传》载：李“顺余党复寇邛、蜀，伪称邛南王”。则二书所载为同一件事。
(38) 《长编》卷41，至道三年八月；《宋史》卷278《马知节传》，卷308《上官正传》。
(39) 《长编》卷46、47；《宋史》卷278《雷有终传》，卷251《符昭寿传》，卷324《石普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