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加强皇权与中央集权
一、收兵权
后周太祖郭威和宋太祖之所以能够进行兵变、夺取政权的关键，都是因为掌握了中央禁军的兵权，两次兵变的形式极相类似。如何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的重演，以保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这是以兵变夺取政权的宋太祖处心积虑所要解决的问题。
赵匡胤并无大功于后周，其战功也只是略高于其他将领，他“受世宗厚恩”，却乘世宗刚死，主少国疑之际，以阴谋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他自知难以服众，因而自“即位，欲阴察群情向背，颇为微行”。且自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1)，只得聊以天命论证其篡周建宋的合法性。
然而，他自己却并不相信天命，以至于“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当将领们以“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回答时，他却说：“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这是他和义社兄弟石守信、王审琦在一次宴会上的一段对话(2)，反映了他担心“黄袍加身”的历史会重演。所以，剥夺名位已高将领的军权，是他为巩固政权而采取的首要措施。
“收兵权”，首先是从较疏远的高级将领开始的。在开国功臣中排名第五、第六位的，升领节度使分兼侍卫亲军司马军和步军都指挥使的张光翰、赵彦徽，首先被夺兵权。建隆元年七月，宋太祖的“义社兄弟”韩重赟，“从征泽、潞还，命代张光翰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3)；赵匡胤篡位之际，挺剑逼迫首相范质臣服的亲信罗彦瓌，也于此时“命代赵彦徽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4)。张光翰、赵彦徽被夺兵权后，分别改命为永清军（治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和建雄军（治晋州，今山西临汾）节度使。领军大将被夺兵权后出为地方节度使，遂成为宋太祖惯用的政策。
建隆元年十一月，平定淮南李重进后，收兵权的矛头指向殿前、侍卫两司的最高长官。慕容延钊后周末以镇宁军（治澶州，今河南濮阳）节度使任殿前副都点检。赵匡胤发动兵变篡周建宋时，正率前军屯驻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慕容延钊，被诏升为殿前都点检，加同中书门下二品为使相。建隆元年五月奉诏即自河北率军西征李筠，平定李筠后，被晋升为侍中级使相，但赵匡胤没有让他到京城殿前都点检公署任军职，而是“诏还澶州”为节镇(5)。赵匡胤“尝拜为兄”(6)的赵彦徽被夺兵权事件发生后，同样被太祖以兄呼之的慕容延钊虑祸及己身，遂乘建隆二年二月到京朝贺长春节（赵匡胤生日）之际，上表自请解除兵权。同年闰三月，慕容延钊即被罢去殿前都点检军职，移为山南东道（治襄州，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节度使。殿前都点检一职也就此废止。韩令坤在后周时任殿前都虞候及建节都在赵匡胤之前。赵匡胤篡周建宋时，他正以侍卫亲军都虞候巡防北部边境，随即被升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加同平章事为使相，礼遇与慕容延钊相同，但也并未回京实际掌握侍卫司兵权。宋太祖征讨李筠时，他奉诏自北疆率军屯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南），虽未参加征讨，但平李筠后，也进为侍中级使相。李重进反宋时，侍卫司副长官石守信任南征主帅，韩令坤的“从讨李重进”，应是在十月宋太祖亲征时。当建隆二年春慕容延钊自请解军职时，韩令坤虽和宋太祖“情好亲密”(7)，但也同时被夺兵权，出为成德军（治真定，今河北正定）节度使。宋太祖的“义社兄弟”石守信自副都指挥使升为都指挥使，成为侍卫亲军司正长官。
不久，宋太祖收兵权的范围扩及其他名位甚高的将领，包括他的义社兄弟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同年七月，宋太祖在一次宴请石守信等将领时，就有了前述的对话，于是，这些高级将领心领神会，“明日，皆称疾请罢”军职。石守信移为天平军（治郓州，今山东东平）节度使，虽仍“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8)，且“诏赐本州宅一区”(9)，以使他赴镇就藩。高怀德罢殿前副都点检，移为归德军（治宋州，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节度使，从此殿前副都点检也不再设置，殿前司的地位也因而降低，以都指挥使为正长官。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也被解除军职，出为忠正军（治寿州，今安徽凤台）节度使。被夺兵权的还有侍卫亲军司的次长官都虞候张令铎，出为镇宁军（治澶州，今河南濮阳）节度使。次年，石守信又被免去了侍卫司都指挥使军职。从此，侍卫亲军司的正、副、次长官不再同时并设，甚至缺而不设，侍卫亲军司逐渐以下属的马、步二司为直属机构，地位大为下降，以消除将帅兵变的可能性。
二、削弱藩镇，加强中央集权
依靠中央禁军进行改朝换代，自唐末以来，只有后周太祖郭威和宋太祖赵匡胤的两次兵变，而五代的梁、唐、晋、汉四朝，都是以节度使的兵力夺取中央政权的。宋太祖采取收兵权政策，将位高望重的禁军将领兵权收归皇帝，另以位微望轻的将领主兵，同时将主兵机构殿前司地位降低，又将侍卫司的二级机构马军司与步军司逐渐变为独立机构，但这些措施只是消除了中央禁军构成的威胁，而对来自地方节度使方面的威胁并没有形成制约。宋初李筠、李重进的起兵反叛，虽然被很快镇压，但其他都是握有重兵的节度使。如何消除武将拥有兵权的危险性，是宋太祖在建国之初急欲解决的问题。
所以，宋太祖向谋臣赵普提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回答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10)宋太祖、太宗后来采取的中央集权政策正是依此进行的，然而，这比起“收兵权”的措施来要复杂得多。
“稍夺”节度使之权，当自建隆三年（962年）十二月重设县尉时开始。史称：“五代以来，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11)，可见五代以来节度使完全控制了辖区内政事。建隆三年设置县尉的诏书称：“今后应乡闾盗贼斗讼公事，仍旧却属县司，委令、尉勾当”。“其镇将、都虞候只许依旧勾当镇郭下烟火、盗贼、争竞公事”(12)。这次由中央委派的县尉所管辖的，只是节度使辖区内的各县乡村治安及案件的审理，而城内政事仍由节度使的亲随所担任的镇将治理。直到开宝三年（970年）五月，宋太祖才又下诏“诸州长吏毋得遣仆从及亲属掌厢、镇局务”(13)，开始剥夺节度使等控制城内的职权，但效果并不明显。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正月，“又申禁藩镇补亲吏为镇将”。史称：“自此，但以牙校为之，亦有宣补者。”(14)说明节度使等控制的城乡治安及诉讼权，终于被宋朝中央政府收回。
夺取节镇属县的完全控制权，最初只是针对个别节度使。如天雄军（治大名，今河北大名东）节度使符彦卿，自后周时任职以来，一直委任亲吏征收田赋，入宋以后仍依五代旧习，“时藩镇率遣亲吏受民租，概量增溢，公取其余羡，而魏郡（大名府郡名）尤甚”(15)。宋太祖认为天雄军属县“近多旷败之政，殊昧抚绥之方”，乾德元年（963年）六月，特自中央派遣朝官（常参官）分任所属各县的知县，这是以朝官任知县之始(16)。他们官位较高，又自朝廷委派，敢于与节度使抗礼，削弱了节度使对属县的控制权，也有利于改善县政。史载周渭以右赞善大夫任天雄军所属永济县（今河北馆陶东北）知县，到大名府时，节度使兼大名府尹符“彦卿郊迎，（周）渭揖于马上，就馆，始与彦卿相见，略不降屈”。以后在审理案件时，也“不以送府”而自行处理(17)，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他节度使辖区大都仍是一般县令，听命于节度使，稍有所违，即被视为有罪，但已有一些县令开始以己意处理政务，并不事事报告节度使。王审琦在建隆二年（961年）出为忠正军（治今安徽凤台）节度使后，曾有“所部邑令以罪停其录事吏，幕僚白令不先咨府，请按之”。王审琦却说：“五代以来，诸侯强横，令宰不得专县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维，而部内宰能斥去黠吏，诚可嘉尔，何按之有。”(18)说明节度使已不像五代时那样专横。
武胜军（治邓州，今河南邓州）节度使张永德，在宋太祖派朝官出任天雄军属县的知县后不久，即自请以朝廷所任命的“节度推官”，代替原先的节度使“牙将领马步都虞候事”，这正符合削弱节度使权的政策，因而受到宋太祖的“降诏褒答”(19)。
从此以后，节度使虽仍兼集军、政、财、监察的权力于一身，但主要行使的只是所带的州级长官刺史的行政权，与所属各县长官县令和知县已是正常的上下级行政关系。乾德四年（966年）九月，又下诏：诸“藩侯郡牧不得更令亲随参掌公务”(20)，以改变五代以来节度使及其他州级长官以亲信干预公务的状况，进一步约束了节度使的权限。
建隆二年赵普向太祖建议对待方镇三策中的首策“稍夺其权”，基本目的大体上已经达到。但自唐代以来，节度使除本州外，兼领“支郡”（别州）的问题仍然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方面“稍夺其权”的第一个对象竟然就是赵普。赵普因擅权，于开宝六年（973年）八月罢相，出为河阳三城（治孟州，今河南孟州南）节度使，例带“孟、怀等州观察处置使”。高保寅“开宝五年知怀州”(21)，“素与（赵）普有隙，事多为普所抑，保寅心不能平，手疏乞罢节镇领支郡之制。乃诏怀州直隶京，长吏得自奏事”(22)。这是太祖末年的事(23)。太平兴国二年，又有保平军（治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郊）节镇的支郡“虢州（治今灵宝）刺史许昌裔诉保平军节度使杜审进缺失事，诏右拾遗李瀚往察之”。李瀚后奏称：“节镇领支郡，多俾亲吏掌其关市，颇不便于商贾，滞天下之货。望不令有所统摄，以分方面之权，尊奖王室，亦强干弱枝之术也。”太宗遂于同年八月下诏，将所有节镇的支郡共三十九州全改为直属中央，于是“天下节镇无复领支郡者矣”(24)。
自唐代中叶设置节度使以后，节度使不仅掌握兵权、行政权，而且所有赋税收入全归节度使，称为“留使”、“留州”，很少向中央政府缴纳。有时向中央缴纳一部分，“名曰贡奉，用冀恩赏。上（宋太祖）始即位，犹循常制，牧守来朝，皆有贡奉”(25)。建隆二年赵普向宋太祖提出控制节度使的第二策，就是“制其钱谷”。到乾德二年（964年），“始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田赋）及管榷之课（商税），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26)，将节度使的财权收归中央。次年三月，又“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这是以资助军费为名，再次重申前令。又设转运使负责运输，设通判为副长官进行制约。史称：“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27)
建隆二年赵普向太祖建议控制节度使的第三策“收其精兵”，是紧接着第二策“制其钱谷”实施之后采取的。乾德三年八月，诏“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28)。这是将各地的精兵收归中央，作为“禁军”。“余留本城，虽无戍更，然罕教阅，类多给役而已”(29)。宋太祖“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作为各地选送精兵的标准。“其后，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给散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都下，上（太祖）每御便殿亲临试之”(30)，以考察诸州、军所选送为“禁军”的兵士是否精强。各地的地方军经过这样挑选以后，剩下的称为“厢军”，主要作为“役兵”和维护地方治安之用，自然不能与中央的精强“禁军”相抗衡。各地节度使也就没有人像五代后晋的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那样，敢于叫嚣：“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31)宋太祖最终消除节度使以兵权篡夺政权的可能性，达到了集权于中央的目的。
赵普在建隆二年建议控制节度使三策中的其他二策“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在太祖时已经完成。节度使实际上只是礼遇很高的州（府）级行政长官，与刺史、知州（府）在职权上没有本质的区别(32)，不再是独霸一方的藩镇，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可能性也已不复存在。
(1) 《长编》卷1，建隆元年十二月。
(2) 《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
(3) 《宋史》卷250《韩重赟传》。原作：“命代张光翰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误，多“步”字，参见《东都事略》卷21《韩重赟传》。
(4) 《宋史》卷250《罗彦瓌传》。
(5) 《宋史》卷251《慕容延钊传》。
(6) 《长编》卷9，开宝元年五月丙午。
(7) 《宋史》卷251《韩令坤传》。
(8) 《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庚午。
(9) 《宋史》卷250《石守信传》。但传中误将一事分为二，君臣对话误作“乾德初”。
(10) 《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
(11) 《长编》卷3，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
(12) 《宋大诏令集》卷160《置县尉诏》。
(13) 《长编》卷11，开宝三年五月戊申。
(14) 《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
(15) 《宋史》卷251《符彦卿传》。
(16)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25。
(17) 《长编》卷4；《宋史》卷251《符彦卿传》。
(18) 《宋史》卷250《王审琦传》。
(19) 《长编》卷4，乾德元年七月己未。
(20) 《宋大诏令集》卷190《诫约藩侯郡牧不得令亲随参掌公务诏》。
(21) 《宋史》卷483《高保寅传》。
(22) 《宋会要辑稿》职官38之1。
(23) 《宋会要辑稿》、《长编》均系此事于太平兴国二年八月。又，两书载：“上（太宗）初即位，以少府监高保寅知怀州。”似均有误。按：太宗系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下旬即位，赵普于次年三月中旬入京后即未再回河阳，则高保寅任怀州知州最多不超过五个月，不应有“事多为（赵）普所抑”。应以《宋史·高保寅传》所载为确，且此时太祖正抑制赵普权势，故系此事于太祖末年。
(24) 《长编》卷18；《宋会要辑稿》职官38之2。李瀚，《宋史》卷463《杜审进传》、《职官分纪》卷39《节度使》，皆作李幹。
(25) 《长编》卷6，乾德三年三月。
(26) 《长编》卷5，乾德二年十二月。
(27) 《长编》卷6，乾德三年三月。
(28) 《长编》卷6。《宋史·兵志一》作建隆元年事，恐误。《文献通考·兵考四》于建隆元年后，单列“八月诏”一条记其事，其前似脱“乾德三年”纪年。
(29) 《宋史》卷189《兵志三》。
(30) 《长编》卷6，乾德三年八月戊戌。
(31) 《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
(32) 参见第四章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