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大战但并无和平
确切地说，将某种宗教战争的威胁带入本已复归宁静的帝国的，一方面是教派上来自外部的好斗势力的滋扰，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过去的干扰。就国外势力而言，当新生且富有攻击性的“教派形成”已经在政治和法律层面融入帝国体制且被驯化时，它们才得以在欧洲真正推进。周边的一系列宗教战争却总是反复蔓延到德意志的邻近地区。更具威胁性的是，教派化的好斗气焰从未减弱，他们以新的组合形式挤进帝国，试图冲破已达成的妥协。奥格斯堡的部分规定是开放性的，这就给了国外的教派游说势力以撼动宗教和平的机会。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具有预见性的萨克森外交，其教派煽动者不是帝国等级，而是那些“没有宣誓效忠宗教和平”的“激烈且热烈的外国顾问”。外部的教派化好斗力量当然能在德意志宫廷找到帮手，并对一些统治者施加影响。
一方面是加尔文教国际（die calvinistische Internationale）。加尔文教缘起于日内瓦，后来影响了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此外还在荷兰建立了中心，又在普法尔茨选帝侯的海德堡建立了一个对外部门，而海德堡的宫廷和大学亦吸引了大量宗教移民。这一诞生较晚的“宗教改革者”教会成为新教活动派的核心，政治上虽然被容忍，但在帝国法律上尚不被承认。正是活跃在政坛的、普法尔茨选帝侯的加尔文教顾问三人组——隶属普法尔茨的上普法尔茨政治家兼总督安哈特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von Anhalt，1568—1630）(16)、上文已提到过的颇有影响力的卡梅拉留斯和基要主义的宫廷牧师亚伯拉罕·斯库尔特图斯（Abraham Scultetus，1566—1625），劝说这一在位没几天的“冬王”（Winterkönig）投身1620—1621年的波希米亚王位冒险，用来自异邦的极端行为方式在布拉格加冕教堂上演了一场加尔文教式的破坏圣像运动。波希米亚期待的新教团结并没有出现，反倒是普法尔茨流亡政府在尼德兰收获了信仰相近的东道主的援助，后者拿金钱和雇佣军从外部支援了德意志的战争。
另一方面，天主教国际的运动中心则在反宗教革命的罗马，利用新成立的传播宗教信仰的修道院联合会和设在维也纳、格拉茨和科隆的罗马教皇使节，推动“在德意志重建天主教”目标的实现。尤其是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Papst Gregor ⅩⅤ.）把这场战争理解为宗教战争，称其为“guerra di religione”（意大利语，意为“宗教战争”），用奇特的修辞鼓励天主教派，使人联想到“圣战”并拿出可观的钱帛支持它。这场跨境的礼物交换，教皇收获了海德堡图书馆，在罗马方面的美言下，公爵获得了选帝侯的头衔，教皇通谕则将其作为对抗“异教徒”的双重胜利而大书特书。对于活跃在全世界各地的耶稣会传教团而言，教派混杂的德意志很快成为主战场，耶稣会士担任了诸侯的教师和顾问，在战争伊始便达到了其影响力的巅峰。皇帝费迪南二世和教皇资助的天主教同盟领导人(17)都曾在同一所耶稣会大学学习，时不时地需要彼此的支持。与他的前任和继任者不同，费迪南二世把他对教派政治的义务，远远地放在皇位所要求的、在帝国内部搞好平衡的功能之上。原本是舶来品的神学武器能够将诸侯和更多具有宗教世俗双重地位的采邑主教（Fürstbischöfe）带入不同结局的忠诚冲突中去。
大战前最后一刻的内部干扰则来自德意志的过往。恰恰是在1617年，人们第一次大规模庆祝宗教改革一百周年。在维滕堡大学的推动和选帝侯的命令下，萨克森将其作为新教认同的节日而举行庆典，并以宗教改革之邦的名义，成功邀请了来自北德的信奉路德教的邦政府，依照萨克森之旧例于10月31日进行庆祝。与此同时，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属于新教的海德堡大学发现该庆祝日期有一定争议，普法尔茨选帝侯国便将其推迟到下一个周日，并利用该日期为自己和新教联盟向教皇作出更激烈的抗争。无论以上举动是否故意，它们都对天主教阵营产生了挑衅作用。公布基督教的周年庆或庆祝年是教皇的权力。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赢得颁布大赦的权力，而现在竟然要公开纪念反对大赦的路德和发表论纲的“伪周年纪念日”!天主教时政评论员感到“臭气直钻鼻孔”，这是编年史学家的评论，用现代的话说，这让他们感到“厌恶”。于是，罗马方面宣布纪念不正当年份1617的庆祝年是反周年庆典，而一场媒体战争则令对立教派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于是，在1618年春天的“掷出窗外”事件之前几个月，发生了一场新闻界的动员运动。它在多大程度上对政治决策产生了影响，几乎很难衡量，但对于逐渐拉开帷幕的宣传战而言，这显然是一场教派主义的动员。三十年战争是一场独一无二的传单战，当时的传单图文并茂，颇具说服力，令肇始于宗教改革早期的单面印刷发展到巅峰。政治思考须留给篇幅较长的宣传小册子，图片则向好奇的公众展现了战争中的人物和场面，既有英雄色彩，又颇具讽刺意味，其阐释的内容则偏偏喜欢回溯宗教改革时有关文体的论战，并循环使用教皇和路德的讽刺传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影射当下的事件。那时，在新教插画中，人们会看到耶稣会士如蝗虫般蜂拥而出，坐在《圣经》名篇上，而对手的传单上则印着漫画形象路德带着妻子卡塔琳娜和宗教改革家们撤出波希米亚。此外，还有一些强烈要求和平或以防御为主题的中立宣传画，但即使是在这些画上，人们都添加了流行的宗教主题，进一步塑造民众对战争的感知。在外有教派激进主义、内有周年庆引发的媒体战的情况下，帝国并不能完全避开爆发宗教战争的危险——如果不是萨克森选帝侯国在帝国内制止了这场战争的话。
在这样的情况下，笃信新教的萨克森选帝侯国踩下了急刹车，退出了其无法坚持下去的中立立场，站在天主教皇帝及其天主教盟友一边加入了战争。这对于波希米亚普法尔茨来说，可谓灭顶之灾。那么，对于接下来的历史走势也是如此吗？如果像某些历史学家推测的那样，作为新教传统象征力量的萨克森率领其麾下一众小弟宣布支持波希米亚事件，那会发生什么呢？或许在战争的头十年，就会爆发一场德意志的（如果不是欧洲的话）宗教战争，释放出政治上无法抑制的基要主义动力，而这样的战争，是完全不可控的。但萨克森的决定消除了既有教派宣传的政治土壤，于是，一场德意志的普遍宗教战争就这样被扼杀在萌芽之中。原因是，新教大邦站在皇帝和天主教同盟的阵营里参战，这完全是对宗教战争最有力的官方辟谣——在法国参战前，他们站在了“错误的”教派立场上。政治和教派阵营的不一致性，让人们在几乎整个三十年战争的历程中，都未能针对有关宗教战争的解读方式形成共识。
所以，萨克森在第一次拒绝参加波希米亚的宗教战争之后，又再次拒绝了帝国宗教战争，或者说是拒绝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宗教战争。萨克森和其他积极参与的帝国势力虽然尽一切努力调停，但均未能阻止这场战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如果说它不是一场宗教战争，那它是什么？为什么和平努力失败了？
正如在世界历史中反复上演的那样，人们不得不将人的参与和某个生物学的偶发事件纳入考虑范畴。皇帝马蒂亚斯在不恰当的时间驾崩，阻碍了埃格尔和谈的举行，从而未能阻止此后的多起争端；盖茨科夫勒在“掷出窗外”事件发生前一年离世，三个月后克莱斯尔被削权，这些致力于和平的探寻者们渐次退出了历史舞台。若非如此，也许会有其他人物操纵权柄，而不是皇帝兼国王费迪南，也不是身后有一群好斗谋士的选帝侯兼国王弗里德里希。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真的想要把普法尔茨和波希米亚这两张选帝侯的选票集于一身吗？他真的就不能把其中一张选票让给他那来自维特尔斯巴赫王室的竞争对手兼“安全伙伴”马克西米利安，而不是让他们竞相追逐？如果遭逢不幸的弗里德里希像法国的亨利四世那样改变宗教信仰，或者他的儿子没有溺亡，又如果不是拖到1648年才归还普法尔茨领地、确立新的选帝侯头衔，进而解决帝国的这场冲突，情况又会如何呢？设想怎样能避免帝国的战争或者更早结束战争的反事实想象，是天马行空且没有尽头的。
然而，在一切不幸、失败的和平倡议和谈判背后，存在着一个结构性问题，当时已经能通过诸多细节发现其端倪。但究其本质，并统观欧洲，只有回溯过往的历史学家才能完全参透之。这一问题不仅根植于宗教对立的层面，而且基于天然的政治层面。萨克森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在埃格尔和其他和平努力中，萨克森人尚未认识到各派别不同的自我理解所引起的争议性和难以调和性，因而降低了成功的概率。这无非是欧洲国家发展的方向性抉择，“掷出窗外”事件以来始终有这样的要求，却耽于战争长久未能作出决断。
(1) 雅罗斯拉夫·博斯塔·冯·马蒂尼茨（Jaroslaw Borsita Graf von Martinitz，1582—1649）：波希米亚贵族，被掷出窗外的帝国官员之一。另一位官员是威廉·斯拉瓦塔（Wilhelm Slawata von Chlum und Koschumberg，1572—1652）。——译者注
(2) 《陛下诏书》：由鲁道夫二世于1609年7月9日签署，承认信奉福音教的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贵族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宗教仪式举行圣礼、成立福音教委员会、创办福音教会和学校，并选举30名“监护人”来敦促《陛下诏书》的实施。参见孙立新：《德国通史·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76页。——译者注
(3) 梅尔希奥·克莱斯尔（1552—1630）：维也纳红衣主教，皇帝马蒂亚斯在位时的首相。——译者注
(4) 西吉斯蒙德（1368—1437）：卢森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33—1437年在位），致力于终结教会分裂。——译者注
(5) 指“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译者注
(6) 海因里希·马蒂亚斯·冯·图恩（Heinrich Matthias Graf von Thurn-Valsassina，1567—1640）：波希米亚等级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起义失败后在瑞典担任波希米亚新教宗教难民的军事领袖。——译者注
(7) 南，历史上曾归属匈牙利，一战后划归罗马尼亚。——译者注西本彪根/特兰西瓦尼亚：德语名Siebenbürgen或Transsivanien，位于喀尔巴阡山脉以
(8) 贝特伦·加博尔（匈牙利语名Bethlen Gábor，1580—1629）：特兰西瓦尼亚大公（1613—1629），匈牙利王国反哈布斯堡王朝起义的领袖（1619—1626）。——译者注
(9) 1614年12月14日签订，暂时解决了1609年以来勃兰登堡选帝侯和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之间的于利希王位继承争端（Jülich-Klevischer Erbfolgesstreit）。详见本书第二章的相关注释。——译者注
(10) 教派形成：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蔡登（Ernst Walter Zeeden，1916—2011）把1555—1648年定义为“教派时代”，而教派形成是指基督教各派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巩固，也是指一种在教条、法规和宗教习俗方面几乎稳定下来的教会体制的建立。后来的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莱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和海因兹·席林（Heinz Schilling）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教派化”（Konfessionalisierung）理论，阐释教派形成对整个社会的深刻改造。参见孙立新：《德国通史·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56页。——译者注
(11) 1572年，法国宗教战争期间，法国天主教徒针对胡格诺派的大屠杀。——译者注
(12) 1567年，西班牙贵族将领阿尔瓦公爵三世（1507—1582）受命镇压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约18000名荷兰人被这个法庭定罪并处决，这个“除暴委员会”被称为“血腥委员会”。——译者注
(13) 指1593—1606年间奥斯曼帝国和多个基督教国家（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之间进行的战争，以1606年11月11日签订《席特瓦托罗克和约》结束。主要冲突地区为匈牙利王国、多瑙河右岸、今天的克罗地亚和瓦拉几亚地区等。——译者注
(14) 查理七世（名Karl Albrecht von Bayern）：出身维特尔斯巴赫王室，巴伐利亚大公、选帝侯（1726—1745），后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42—1745），成为1437年以来唯一一位非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皇帝。——译者注
(15) 路德维希·卡梅拉留斯：普法尔茨瑞典政治家、法学家、外交家，弗里德里希五世海牙流亡政府首脑。——译者注
(16) 即安哈特贝恩堡侯爵克里斯蒂安一世，作为年轻的弗里德里希五世的顾问，对海德堡宫廷的施政影响很大。——译者注
(17) 指马克西米利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