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多教派帝国的和平

就这样，萨克森发起的和平尝试未能阻止战争在帝国爆发。但是它也没能阻止一场宗教战争吗？事实上，帝国内部早就缔结了宗教和约。近代早期的“教派形成”（Konfessionsbildung）(10)在结构上限定了新教和天主教之间互不容忍，它们通过把《圣经》或各教会绝对化，将整个基督教真理为己所用，否认另一方的宗教存在权，实际上酿成了多场宗教战争。德意志民族的帝国则早早找到了维持和平的出路，用娴熟的手腕将宗教上无法解决的问题转移到了政治法律层面。1555年的奥格斯堡帝国会议通过了卓有成效的《永久和平条例》的重要实施细则，简单且高效地将围绕“分裂的宗教”的冲突纳入永久放弃使用暴力的范畴中。信仰新教和天主教的帝国等级与皇帝相互许诺，即使在宗教问题上也不进行暴力对抗或讨伐。由此，双重教派性上升到了宪法的高度，甚至比此后的单个帝国宗教法规还要重要。其基本准则是，每个邦国和政权具有宗教决定权，但受到宗教上举足轻重的帝国、帝国首脑及其共同承担责任的机构如帝国会议、帝国司法部门和帝国大区的保障和约束。立法将政治上的帝国和平置于宗教真理问题之上的做法，使得宗教基要主义意义上的宗教战争打不起来。根据帝国宪法和法律，这种可能性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

事实上，《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被证明十分稳定且卓有成效。那时，一系列宗教战争在西欧大地上肆虐，仅法国就连续爆发了9场宗教战争，并随着圣巴多罗缪大屠杀（Massaker in der Bartholomäusnacht）(11)而陷入谷底。阿尔瓦（Alba）公爵在尼德兰进行血腥审判(12)产生了严重后果。西班牙无敌舰队衰落——英国人将此作为“宗教战争”的顶点而欢呼雀跃。而此时，恰恰是宗教改革之国和早早形成教派的国家正享受着和平，或只受到相对而言微不足道的干扰。这表明，在和平处理多教派问题方面，帝国要高明得多。

帝国史学家沃尔夫冈·布格多夫（Wolfgang Burgdorf）最近发现的《选举让步协议》（Wahlkapitulation）给很多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即该协议一点一点地规定了每位新皇帝不断调整、补充的义务和界线。其中一项规定曾将“教会保护者”的责任按照传统委托给教皇，而这已不再适用于宪法规定新教、天主教共存的神圣罗马帝国，但完全删去或许是一种侮辱。该怎么办呢？新教选帝侯不愿将保护义务托付给皇帝。又或者采用历法之争的经典套路：由于新教徒没有接受教皇1582年指定的格里高利历法改革，两种记载日期的方法则作为“旧历”和“新历”同时使用，就像一开始的新旧正字法那样。那么在跨教派的帝国文档中，哪种才是正统呢？人们用双重历法记了整整一百年。长远来看，这不是个令人满意的方法，却是个让天下太平的解决之法。

在这项由帝国负责的政策中，安抚性的语言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研究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本特·约根森（Bent Jörgensen）不久前提出，在教会争论中曾有适用不同公众的多种语言层次，从充满斥责言辞的神学语言、平民主义语言到较为平和的、阐明帝国政策的语言，而帝国政策则允许各种各样的立场进行交流。最终，人们不能用“你们来了啊，你这群老异教徒!”这样的话与帝国会议的同事打招呼，也不能在用帝国文体书写的文本中提到“教皇派”和“反基督者”。这些双方都能接受的自我描述和他我描述本身就是一段历史。

在充满冲突的节点上，尽可能选择中立的、能够达成共识的词语的正面对应词，以促进帝国政治融合，强调并提升共同的价值观。奥格斯堡已在实现“德意志民族和平与安全”这一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和平，政治安全概念则首次出现在一份有关宗教政治的帝国文件中。在“亲爱的祖国”和维持“原有信任”等情绪化表达的辅助下，这些套话在永不干涸的德意志官方语言和公文体语言中产生了长期影响，影响了三十年战争的准备阶段甚至更为久远的未来。就教派政治而言，帝国责任和无疑义的共同秩序话语，是以和平为导向的。既然萨克森政治家舍恩贝格的卡斯帕在三十年战争之前不久还提到了令全世界羡慕的、机构极其协调一致的“罗马帝国之和谐”（Harmonia Imperii Romani），那么人们不应当将舍恩贝格的话视为幻象，而应将其理解为艰难岁月里对和平的呼唤。这个时代的图像语言，比如超越教派与皇帝联盟的选帝侯，或者一位作为“日耳曼尼亚”被驱逐的女性形象，她手持帝国权杖，在战争与和平的立柱间用“爱”的纽带和“统一”的箭束为联邦帝国的凝聚而努力，体现了帝国一体化的和平理想。帝国的话语正是和平的话语。

为什么这个法律上被赋予了和平、帝国政治方面奉行和平至上价值体系的超教派的帝国会发动一场宗教战争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十年战争一直被视为宗教战争，且人们总是优先这样理解。历史学家将其归咎于围绕《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解释纷争，并激发了一系列战争准备阶段的宗教政治冲突，这些冲突为战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一系列几乎已成经典的“前序冲突”始于1583年的所谓“科隆战争”（Der Kölnische Krieg）。在这场战争中，改宗新教的选帝侯——瓦尔德堡的格布哈德·特鲁赫泽斯（Gebhard Truchseß von Waldburg，1547—1601）遭到废黜，就像奥格斯堡针对教会邦国进行保护的特别条例所规定的那样。此后发生了三场冲突，即“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教士会之争”（Straßburger Kapitelstreit）、“马格德堡会议之争”（Magdeburger Sessionsstreit）、“四修道院之争”（Vierklösterstreit），那时候情形还不甚明朗，却为争取宗教统治权留下了悬念。最后，小城多瑙韦尔特（Donauwörth）发生的事件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对具有挑衅意味的天主教游行进行了宗教干涉，该城市受到了帝国放逐令的惩罚，由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执行，其惩罚之彻底令这个新教城市最终成为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城市。当然，这一事件确实不可预见，且人们只能抗议皇帝的违法行为，即皇帝委派其天主教盟友巴伐利亚公爵而非负责整个施瓦本行政区的新教公爵符腾堡公爵处理争端。所有这些事件，本质上都属于帝国政府日常事务中固有的法律纠纷，却对帝国机构的运作能力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曾经经历了宗教改革时代的风暴、克服了更加棘手的难题且没有分崩离析的帝国，却因这些极其特殊的冲突而陷入了长达三十年的宗教战争，并因此而倾覆。

上文提到的几起冲突事件中，没有一起直接导致了三十年战争。这些事件中最早的（距离三十年战争爆发）已有35年，最近的也已经差不多10年了。如果有人把帝国比作火药桶，波希米亚的火花点燃了多年累积的宗教争端从而触发宗教战争，那么，此人应确保火药粉仍然干燥。一项最新研究怀疑，存在一条可预测的、符合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自动通向战争或帝国宗教战争的道路，其怀疑的理由颇为正当：因为这些萧墙之祸在战争爆发前的多年内已然平息，帝国的凝聚力远远强于预期，而且诸多难题也有望迎刃而解。

相互对立的宗教结盟是宗教战争难以破除的经典模式，即联盟和同盟。在帝国内部，为了各自的安全，这些特别的结盟并不罕见，它们在帝国宪法框架内是合法的。由于对针对多瑙韦尔特的违法行为感到震惊，普法尔茨选帝侯国成立了新教联盟（Protestantische Union），主要与德意志南部的帝国城市结盟，相应地，该联盟将重点放在南部。为应对新教联盟，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牵头成立了天主教同盟（Katholische Liga），主要召集了南部和西部的邦国及帝国大主教。两大结盟均为防御性质，表现出安全意识与和平意愿。在各自的创立文书中，双方争先恐后地声明其热爱帝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诚意。在这一点上，双方的理解或许不尽相同，这也正是帝国委员会澄清过的争议点，双方或多或少是谨慎的，但始终显示出防御性。这就意味着，结盟不再是为了扫清宗教对手，而是为确保自身的存在和地位，在可能的情况下占得有利形势。而后来出问题的不是帝国宪法，而是两大同盟由于辉煌不再且缺乏内部团结，陷入了存在危机，已濒临解散。就新教联盟而言，受青睐的新教模范之邦萨克森选帝侯国拒绝成为其成员，并完全拒绝教派联盟，甚至考虑过加入其对手天主教同盟。勃兰登堡选帝侯国和北德各王室很晚才加入联盟并早早退出。改宗加尔文教的普法尔茨选帝侯国和路德宗之间的这种联盟也是一个脆弱的政治共同体。而南德的帝国城市并未跟随行动上操之过急的理事会一起进入波希米亚冒险。在乌尔姆的一场激烈战斗前，新教联盟与天主教同盟达成停火协议，宣布中立，并很快完全解散。不过，后来如此强大的天主教同盟甚至更早便开始步履蹒跚，因为其来自巴伐利亚的领导层与哈布斯堡皇帝的主张相纠缠，直至分裂、退出和解散，而马克西米利安在1617年主持的天主教同盟只剩下个躯壳。帝国内已不存在新的宗教问题，而重新建立的天主教同盟与皇帝费迪南结成了有力联盟，共同对抗波希米亚。同盟本身则沦为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干涉帝国政治的工具。综上所述，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之间从未进行过宗教战争。

教派冲突破坏了帝国制度的稳定性，而另一个宗教战争传说则要求这种不稳定性对战争的爆发负责。当时，在这片早已习惯了危机的国土上，帝国已经走上了复苏的道路。因此，在皇帝马蒂亚斯及其首席顾问克莱斯尔治下，根据专家在战前的判断，新教徒认为不公正而痛恨的、为分配教产而在帝国枢密官处所进行的宗教诉讼已明显减少，这对“正常的”封地诉讼是有利的。梅尔希奥·克莱斯尔是有侯爵封号的维也纳主教，最后和法国政治家黎塞留（Richelieu）一样，被封为枢机主教，他在为其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君主服务时，在自己的世袭领地里推动了天主教的教派化。随着他的主君马蒂亚斯升任皇帝，他很快意识到帝国中存在完全不同的多教派格局，并成长为一个乐意谈判、有和平意识的帝国政治家。与此同时，克莱斯尔与一位没有枢机主教头衔且是坚定的路德教信徒的“灰色红衣主教”关系密切。后者是帝国前财政大臣，在皇廷享有很高声誉，有一个易懂好记的头衔和名字——帝国芬尼大师（Reichspfennigmeister）察哈里亚斯·盖茨科夫勒（Zacharias Geizkofler，1560—1617），他受过全面的教育，并在政治问题上继续担任顾问和专家。从专家亚历山大·西格伦（Alexander Sigelen）的通信分析中可以得知，两位主人公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天主教和新教信仰，但均强调帝国和平是超越宗教信仰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宗教上则通过基督教共同的和平需求来遮掩，但主要还是出于国家理性（Staatsräson）或者是实际上指导行动的帝国理性（Reichsräson）。

在“聚合”（Komposition）的概念下，人们真正开始将帝国等级中不同宗教派别“聚集到一起”。“聚合”政策可能出自符腾堡新教公爵的提议，得到舆论制造者盖茨科夫勒的强烈支持，甚至得到挂名帝国首相的美因茨选帝侯大主教（Kurerzbischof von Mainz）以及一些帝国等级的支持。照理说，“聚合”政策应当首先与克莱斯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大力推行该计划，主要是为了使帝国会议符合皇帝利益，在此合理前提下重新运转。问题在于，帝国会议里有大量有爵位的主教，于是天主教帝国等级在数量上和职位结构上占主导地位，这样，天主教一派总是可以凭借多数投票屡屡获得其对帝国法律的解释权。在此情况下，难怪新教徒议员们宁可在所谓的自动落选前躲得远远的，让帝国会议无法召开。有鉴于此，“聚合”的程序规定，在宗教事务上要一碗水端平，必须就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进行谈判。这可不是幻想，它正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和谈”时使用的平等规则，即在处理宗教事务时摒弃多数决定论，而将两个宗教派别间的友好“聚合”规定为解决方案。倡导“聚合”的政治家们对此早已了然于胸。如果它仅仅只是一场宗教战争，那么就能免去长达三十年的战争了。

然而，天主教多数派并没有参加1613年的下一届帝国会议，为此，人们已经计划成立一个相应的委员会来“裁决”宗教问题。为了减少损失，帝国会议并没有中断，而是延期举行。如果放在今天，人们会将其视为在持续的和平进程中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事实上，克莱斯尔的确继续跟进，就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重新着手此事，致力于集结新一届的帝国会议。因此，他特地前往德累斯顿，希望通过开明通达的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将帝国会议和“聚合”政策提上下一次选帝侯大会的议事日程。即使像福尔克尔·普雷斯（Volker Press）那样抱有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也在这里看到了借助斡旋政策阻止进一步两极分化和战争的机会。然而，一呼百应的盖茨科夫勒1617年去世了，“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后三个月，克莱斯尔也失去了其职位和影响力。在一场王朝政变中，大公马克西米利安和费迪南在皇帝马蒂亚斯驾崩前逮捕并拘留了这位对于他们而言过于温和的顾问。好在克莱斯尔身为枢机主教的神职级别，使他免受虔诚的政变分子的糟糕对待，且后来得到释放。但是，那时候战争已经打响了。

不过，即使帝国会议尚未恢复，还有其他机构伸出援手，接手了帝国会议的部分任务，甚至在战争期间继续工作：选帝侯会议掌控帝国之整体，帝国枢密官和帝国最高法院维护律法，尤其是对帝国统治至关重要地区的管理则由10个帝国大区共同承担。其中一些多宗教大区如施瓦本、法兰克或下萨克森往往由两位领导人管理，比如施瓦本大区的符腾堡公爵和康斯坦茨伯爵主教不得不在大区事务中进行合作，即使他们一方属于新教联盟，而另一方隶属天主教同盟。甚至在通过政策渠道收不上税来的时候，大区间也会相互接济。

此时，一个惊人的果断之举成功地维持住了帝国的运作能力，这是一位年轻的帝国史学家发现的。在欧洲，批准税收（Steuerbewilligung）是等级的传统权利，而获得批准的最佳理由始终是国防需求。这一套同样适用于帝国等级，他们在16世纪的帝国会议上主要批准了抵御奥斯曼帝国扩张的“土耳其税”（Türkensteuern）。现在，最后的“漫长的土耳其战争”（Der Lange Türkenkrieg）(13)在1609年结束了，而两届帝国会议则因其他原因不告而散。这下该怎么办呢？皇帝顾问、卸任的帝国芬尼大师盖茨科夫勒想出了一个点子。出身富格尔家族财政管理机构的盖茨科夫勒根据实战经验提出：首先，在既有的“土耳其税”名目下，为边境的安全政策措施继续征收预防性质的款项；其次，帝国会议日趋衰弱，帝国大区作为替代者应立刻接手其全部职能。其实，帝国会议始终是负责逐例批准税收的机构，而10个大区的领地横跨整个帝国，它们须在承担其他任务的基础上，负责实际的征税工作。该计划的目的是，如果没有帝国会议，帝国大区应自行接管税务批准事务。这一设想意味着与帝国传统革命性地决裂。但是，该设想未能立刻发挥作用，其发明者盖茨科夫勒在战争爆发前撒手人寰。不过正是这份应急计划为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帝国税收制度奠定了基础。即使帝国的和平策略失败了，其原因并不在于机构赤字。

帝国等级之间并不缺乏跨教派交流。帝国会议上交流机会变少导致沟通障碍和教派阵营间的不信任，以至于最终导致了一场宗教战争，这一论断虽然听起来明白易懂，却站不住脚。一方面，有其他碰面机会，比如在选帝侯大会和帝国大区会议上；另一方面，帝国等级和帝国负责人之间的书信交流并不顾忌教派界线。如果谁仍然坚持更高价值的亲自会面［这在社会学意义上叫“面对面”交流，在历史学意义上则是近代早期的“出席文化”（Anwesenheitskultur）］，那么他或许是想出了拯救和平但又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极端方案。比如，“掷出窗外”事件前几个月，新教联盟的首脑和加尔文教新教阵营的代表人物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一道前往慕尼黑，在那里与天主教同盟的首脑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友好会晤，共商帝国局势，而后者正是教派主义天主教政策的代表人物，后来在战场上战胜了他的客人。这又怎样呢？没错，这的确发生在1618年1月24日。

对于即将举行的皇帝选举，普法尔茨选帝侯建议他那位来自维特尔斯巴赫王室的旁系表兄、也是不久后夺走他的波希米亚王位和选帝侯头衔的马克西米利安去竞选皇帝，这样皇位可以不用再次落到哈布斯堡家族乃至独断专行的费迪南手中。马克西米利安则认为，这荣誉太过沉重，而弗里德里希本人能做得很好，于是两人多次来回推让。不过，弗里德里希心里很清楚，自己作为加尔文教徒无法在选帝侯中获得多数支持，而马克西米利安则认为维特尔斯巴赫王室成员担任皇帝候选人的合适时机还没有到，而一个半世纪后，查理七世（Karl Ⅶ.，1697—1745）(14)才真正成功登上皇帝的宝座。所以，皇帝候选人还是哈布斯堡王室的费迪南，不过，在马克西米利安的建议下，费迪南得到了一份更加严格的《选举让步协议》。这份文件第一次真正规定了皇帝的义务，而且特地强调皇帝所有的顾问和臣仆都有义务遵守该协议。弗里德里希此行的最初目标是以推举一位同样来自天主教阵营的皇帝候选竞争对手为代价，阻止费迪南当选。虽然未能达成目的，但作为导师陪同年轻的选帝侯出行并记载此行的路德维希·卡梅拉留斯（Ludwig Camerarius，1573—1651）(15)却认为，此行真正的收获在于宣示双方保持联系、彼此交换信息的意图，以确保帝国的和平。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建立信任的举措，建立了安全伙伴关系。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帝国中无可置疑的教派联系之外也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团结，且诸侯们将其看得比教派联系更重要，原因亦在于高于一切的帝国权利与和平共同体。帝国本身并没有衍生出宗教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