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是在对国际贸易发生原因重新思考的基础上，由克鲁格曼、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巴巴拉·斯潘塞（Barbara Spencer）等人提出并发展的。[11]其理论基础就是国际贸易新理论对“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的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假定，由于规模经济及其所造成的较高的行业进入障碍，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性厂商的数目相对较少，即形成所谓的寡头垄断或在现实中比较典型的双寡头垄断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竞争非常激烈。假定有两个国家、两个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一个企业要想将另一个企业排挤出市场，就要通过提高产量或扩大生产规模给对方造成可信性威胁。但是，任何一个企业的行为都将可能引起另一个企业相同行为的报复，从而这些扩大生产规模或提高产量的威胁并不可信。此时，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要对本国企业在该产品的生产、销售上进行补贴，那么受到补贴的企业不论对方采取什么行动，扩大生产都将是理性选择，这种威胁就成为可信的。没有得到补贴的企业退出竞争也就成为理性选择。[12]所谓“战略”，其含义是指：在寡头垄断模型中，政策的制定者需要在考虑外国企业或政府的反应行动的基础上制定出自己的最佳行动纲领。[13]克鲁格曼在运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分析国际贸易发生原因的基础上，分析了在寡头行业中，本国政府采取保护措施的重要性。他在《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14]一文中提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模型。他假定：（1）市场由两个寡头垄断厂商分割，一个本国厂商和一个外国厂商。各寡头厂商能够决定市场价格，并且能够在不同市场上索要不同价格，他们通过相互倾销实现向对方市场的渗透，并在第三国市场上展开竞争。（2）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即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随产出的增加而下降，边际成本曲线向下倾斜。在这两个假定下，一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封闭本国市场，赋予本国企业在特定市场上的特权地位，受到保护的企业的销售额会增加，其边际成本将随着生产扩大而递减，而外国企业的销售会减少，其边际成本将随着生产缩小而递增。换言之，该国的进口保护措施为本国企业提供了超过其国外竞争者的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将转化为更低的边际成本和更高的市场份额。结果是，贸易保护增强了本国厂商在对方国家及第三方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削弱了外国厂商在本国市场和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正是由于政府保护产生的这种相互强化的作用机制，政府通过保护可以为本国企业带来不断递增的规模经济效益。因此，在动态规模经济中，进口保护也能够起到促进出口的作用。克鲁格曼在这篇文章中，仅以一个产业进行分析，没有考虑进口保护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在《美国对外国目标产业政策的反应和美国经济》（Krugman，1984a）中，他对此进行了分析。他假设全部产业都存在动态的外部经济，政府可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并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为止，然后再保护下一个需要保护的产业。这些模型虽然证实了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会促进出口的观点，但对整个社会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当某个厂商或行业扩张时，势必引入别处的资源，从而导致其他厂商或行业的收缩，而这些收缩的厂商或行业有些可能有很好的出口前景。所以，从整个经济来看，进口保护未必能够促进出口。

就像《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一样，赫尔普曼与克鲁格曼在《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中对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贸易政策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15]他们在这本书中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贸易政策出发，首先分析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下的本国市场力，然后分析了战略性出口政策和战略性进口政策。他们的研究得出了关于贸易政策的五个悖论性的命题：（1）关税或进口配额可能会降低保护产业的产量；（2）进口补贴可能会改善贸易条件；（3）出口补贴可能会大大提高受补贴企业的利润，并且企业的利润增加可能会超过政府的补贴数额；（4）保护可能提高外国企业的利润，就像提高本国企业利润一样；（5）关税可能降低国内价格。赫尔普曼与克鲁格曼指出，这些“悖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的反应不同于完全竞争的情况。正是这些悖论，成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卢卡斯（Robert E.Lucas, Jr.）在评价该书时指出，这本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想当然地看作是对其研究主题未来学术讨论的共同背景”。[16]还有学者在评价该书时指出，这本书“是对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贸易政策基本观念的完美总结。不仅提供了这个研究领域正在发生什么的有益指南，而且以用丰富洞见武装读者的方式组织各种不同的模型”。[17]

对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克鲁格曼（Krugman，1987）还运用一个假想的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的例子进行了说明。欧洲国家对空中客车支付了少量补贴，但却获得了很大的收益，波音公司却失去了整个市场份额。假定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都能够生产某种有150个座位的飞机，产品销往第三个国家。如果两个公司都生产，则每个公司将亏损5亿美元；如果只有一个公司生产，另一个公司退出，则生产者将获利100亿美元，而退出的公司既没有收益，也没有亏损。此时，两个公司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波音和空中客车的支付矩阵

在这种情况下，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博弈的均衡结果并不唯一，它们都有可能进行生产。如果波音公司已经开始生产，空中客车将不再进入，因为空中客车进入将导致两个公司都亏损。假定欧洲国家意识到占领该型号飞机的巨大市场利润，对其补贴10亿美元，那么两个公司的支付矩阵将变为表2所示。

表2　欧洲补贴时波音和空中客车的支付矩阵

在欧洲国家对空中客车补贴时，无论波音公司是否生产，空中客车只要生产就能够获得正利润，其最优策略必然是生产。如果美国不对波音公司进行补贴，那么它必然退出该市场。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欧洲国家只付出了很少的补贴（10亿美元），就为空中客车带来了100亿美元的利润，而这些利润本来是属于波音公司的。在这个例子中，欧洲国家采取补贴政策，使空中客车对波音公司形成可置信威胁，即无论波音公司是否进行生产，空中客车公司肯定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波音公司得不到美国政府的补贴，其最优策略自然是退出竞争。这个例子表明，欧洲国家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通过给空中客车很少的补贴，就获得了很大的收益。

战略性贸易政策虽然表明了贸易保护政策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有积极作用，但是，克鲁格曼（Krugman and Smith，1994）也指出，几乎所有从事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的学者都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不是政府制定贸易保护政策的理由，他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仅仅是一个研究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