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规模经济与新经济地理学

克鲁格曼在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理论时，还考虑了运输费用的问题。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没有运输费用，那么贸易和要素流动对要素价格的均等化是相同的。然而，运输费用在贸易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是运输费用的存在，加上生产的规模经济，关税不仅不会使得本国产品的价格上升，反而会使本国产品价格下降。这是因为关税会提高本国产品的产量，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使单位产品的价格下降，而下降的幅度可能超过了关税和运输费用之和。这样，在规模经济和运输费用存在的条件下，关税就可能成为促进本国产量提高的一个手段，虽然关税的存在并没有使得本国产品的价格上升。这就为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新理论之后创建新经济地理学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是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发布的详细公告称[18]，经济地理学最近的发展主要基于内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其中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克鲁格曼在1991年提出来的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该模型假定，存在两个基本条件完全相同（具有相同的偏好和生产函数）的地区，产品可以从一个地区出口到另一个地区。这两个地区分别具有两个生产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农业产品的交易没有成本，而工业品的交易受到固定运输成本的限制。并且，存在两类不同的个人：工人，他们可以自由地移民到提供较高工资的地区；农民，他们不可以自由移民。所分析的问题是：人口和经济活动如何在两个地区之间分布？是否存在工业在一个地区的集中？人口是否会被划分成为工业“中心”和农业“外围”？

克鲁格曼认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有选择在具有规模经济和规模较大地区居住的激励。企业选择在具有较大市场的地区进行生产活动，为的是利用较大市场产生的规模经济，并节约运输费用；个人选择居住在较大的地区，是因为这些地区能够提供较高水平的工资和更多样化的产品。企业和个人的这种倾向会增大市场之间的规模差异和强化企业与个人在较大市场区域选址和工作的可能性。两个地区的初始条件可能完全相同，无论是在市场规模，还是人口结构，此时两个市场达到了均衡。然而，这种均衡一旦由于某种原因被打破，就会彻底改变两个地区的区位优势。比如，发生了其中一个地区的人口向另一个地区的迁移，即使规模很小，也会改变两个地区之间的平衡。如果移入地区由于人口的增加而扩大了市场，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就会引起更多工人移民到另一个地区，而这种移民会产生累积循环效应，移民的数量会越来越多，两个地区的差异会越来越大，从而移入地区就会形成工业集中和聚集，从而成为“中心”地区，而移出地区由于工业人口的减少，而成为农业“外围”地区。这表明，一个地区微弱的规模经济优势，就可能使两个地区的地位发生巨大变化。

克鲁格曼还分析了另外一种情况，假如大部分企业都位于一个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只有一家企业位于一个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该企业可能会成为市场规模较小地区的垄断者。它需要向农民和本企业的工人出售产品。然而，企业由于位于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而不具有规模经济，同时由于工人不能够生活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而要求得到较高的工资，因为他们需要为从市场规模较大地区进口的产品支付运输费用，然而只要该企业的垄断地位足够高，该企业在这个市场规模较小地区的生产仍然是有利可图的。这实际上表明，该企业在市场规模较小地区的生存依赖于垄断程度、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以及消费者的偏好。不过，由于“中心”地区的发展，土地价格的提高，可能会促使产业的分散而不是集中。另外，运输成本下降、规模经济技术的日益盛行，可能也会促使产业分散，而不是过分集中。

克鲁格曼引入规模经济建立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引起了对区位问题经济分析的热潮，并在经济地理学和主流经济学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的桥梁。这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研究的。[19]一条思路是将企业之间投入产出关联的重要性作为企业集中趋势的替代性解释。其基本的思想是，一家新企业进入某一地区会扩大上游供应商的市场，从而上游供应商会以较低的价格进行生产；由于提高的规模经济，下游生产者的成本也会下降。但是，如果劳动力的流动性很小，劳动力的供给没有弹性，那么生产集中必定会引起工资上升。这就会产生具有相反方向的两种力量：更高的国内工资水平会导致需求上升，同时会降低企业的利润，从而使得企业向外围地区的选址更具吸引力（Krugman and Venables，1995）。另一条思路是在新经济地理学与对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传统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们（Fujita and Krugman，1995；Fujita, Krug-man and Venables，1999；Fujita, Krugman and Mori，1999）试图回答城市将在什么地方、何时出现的问题，强调了农业部门的土地需求如何与工业部门的规模经济相互作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