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从研究内容和角度来看，近代报刊业历史地理的研究，应属于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范畴；从学科的角度，关于报刊业的历史地理研究横跨了历史文化地理学和新闻传播学两个学科；从历史文化地理学领域来看，虽然目前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已经越来越大，但尚未有专门论及报刊业历史地理的相关成果。而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已经开展了对报刊与地理的跨学科研究，并提出“媒介地理学”理论并形成学说体系。

一、历史文化地理学与近代报刊业历史地理研究

历史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时期文化现象的时空演变规律的学科，“即研究不同历史阶段各种文化现象的地域系统及其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随着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大。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地理学家索尔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范畴，从物质文化扩展到精神文化的地理研究。美国文化地理学家乔丹（T.G.Jordan）和朗特里（L.Rownt ree）认为：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文化现象空间差异的学科，其主要目的是描述和分析语言、宗教、经济、政治和其他文化现象随环境而演变变化的规律。斯宾塞（E.P.Spenser）和托马斯（W.L.Tomas）认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除了语言、宗教、政治、人口和民族等内容外，还包括工业、农业、城市、聚落、交通运输和通讯等内容。

文化涵盖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对象也具有广泛的覆盖性。从1986年谭其骧先生发表《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一文以来，各类关于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相继出现。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领域，张伟然认为：“到目前为止，大体出现了三种研究进路。一种是像做专门史似的，做断代研究，如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一种是就某一种文化现象展开分析，类似于部门地理研究，如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还有一种是以区域为中心，就其历史文化的空间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目前这方面的成果最多，已经出版的有广东、湖南、湖北、陕西及西南等多种。”

就第二种研究进路而言，即某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来说，张步天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一书曾进行了专门的论述。1993年，张步天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一书出版，蓝勇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著作”，该书就归纳了中国历史方言地理、历史民俗地理、学校与人才分布地理、历史宗教地理、历史艺文地理等研究领域。此后，这类研究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1995年，曾大兴出版了《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文学家地理分布的专著。目前，已经扩展到历史服装地理、历史民居地理等研究范畴。

对中国近代报刊业历史地理的研究，同样属于第二种研究进路，即某一种特定文化现象的研究。“狭义的历史文化地理学是专门研究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及其要素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空间组合及其演变的规律。”因此，本文拟借鉴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相关成果，开展我国近代报刊业历史地理研究。

二、媒介地理学相关理论的提出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大众传播媒介与地理之间有着高度关联，新闻传播学者也从地理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媒介理论，并最终形成了媒介地理学学说。

1．伊尼斯的媒介时空偏倚理论

哈罗德·亚当斯·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加拿大经济史学家、传播学家，多伦多学派的创始人。他研究事业后半段的重点在于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媒介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他在《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等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媒介时空偏向理论。伊尼斯认为，人类文明的兴起、衰落，与占据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有着高度对应关联。媒介可以分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和偏向空间的媒介，前者是质地厚重、不易移动但耐久性强的媒介，如《汉穆拉比法典》之类的石制碑刻媒介，能够克服时间的障碍而得到较长时间的保存，实现文明在时间维度上的传承；后者则是质地较轻、便于携带和运送的媒介，如纸草纸等，可以较为轻便地输送到其他地理空间，但是由于材质问题，较为容易破损，很难经历时间的考验。

从“中心——边缘”角度来看，伊尼斯认为，偏倚时间的媒介，在某种意义上，一般都是宗教的、特权的、商业的、个人的媒介，它强调传播者对媒介的垄断，以及传播的权威性、神圣性和等级性，但是，由于不易移动，因而不利于对边陲地区的控制；而偏倚空间的各种媒介，则带有大众化、政治性、文化性的特点，传播具有世俗性、公平化的特征，因而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增加对边陲地区的掌控、强化中央集权，也有利于文化知识的传播。

伊尼斯还分析了媒介时间偏倚属性和空间偏倚属性之间的平衡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及意义。他认为，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实现统治的顺畅，就必须发展这样一种媒介：同时能够均衡时间和空间，只有使二者平衡，做到取长补短、相互维持，才能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2．麦克卢汉的媒介地理学理论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年），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作为伊尼斯的弟子，他延续了对媒介与时空关系的研究。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机器新娘》《媒介与文明》等著作中，他先后提出了媒介与社会进程、媒介即人的延伸、地球村等观点。

在媒介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方面，他把媒介技术发展作为标准，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历史阶段：部落化社会、脱部落社会和重新部落化社会。他认为，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认知，取决于媒介的发展水平。在部落化社会，主要的媒介工具是口头语言，因此人类的空间活动范围极为有限；在脱部落社会，印刷术的发展使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有了极大拓展，对空间的概念不断扩大，但是由于不能亲身体验或目睹，缺乏直观的认知；在电子媒介时代来临以后，电影、电视等媒介的发展，使人们不仅能“想象远方的世界”，而且能目睹耳闻，形成直观的、形象的认知。所以，媒介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外部环境的认知。

他还提出了“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观点，他认为，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如以看为主的报纸，是人们眼睛的延伸；以听为主的广播，是人们耳朵的延伸；而多媒体的电视电影，则是全感官的延伸。人们虽然没有亲身到达某个地理环境、某个国家，但是通过媒介的传播，人们获得了仿若亲临的传播体验，实现了对时间和空间的跨越。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观点是“地球村”概念的提出。他认为，媒介的高速发展，使得遍布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迅速在同一时间获得对某一重大事件的共同了解和掌握，促成了地球空间的“变小”，而空间范围的缩小，又保证了时间的同步性，最终消除了时间和空间，整个地球就像一个小村庄一样，人们彼此熟悉，相互了解，信息可以快速交流和传播，每个人、每个地区都连接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人类成为地球村落里的居民。

3．梅罗维茨的媒介环境理论

美国传播学家乔舒亚·梅罗维茨（J.Meymwitz）于1985年出版了《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并提出了媒介环境理论。

梅罗维茨认为：在媒介发达的现代社会，媒介所传递的“远方的世界”，必然会导致受众所在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受众所在环境的变化，又必然会导致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变化，特别是电子传播媒介在营造自然或者人文环境方面，拥有着无与伦比的能力，能够有效地重组社会环境、削弱自然环境，并因而对社会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

梅罗维茨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三点：

（1）媒介具有营造环境的能力，这种环境不仅仅是社会环境，更包括自然环境；而对普通民众来说，媒介所营造的环境与真实环境并无区别，甚至还在真实环境之上。在确定情境界限中，应把接触信息的机会考虑进去并当作关键因素。

（2）人们的每种独特的行为，都需要独特环境的辅助。他认为，人们的各种行为，都需要相关环境的匹配，在不同行为及配套环境之间，存在着或明或暗的界限。当不同环境叠加在同一种行为上的时候，就会影响人们对自我角色的认定，从而导致认知的混乱、态度的偏倚和行为的失措。

（3）媒介具有合成环境的能力。媒介具有将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环境的视听形象呈现给受众的能力，从而造成不同阶层的受众群体，在面对信息时的分离，进而促成了社会群体的变动，甚至会促进社会思想的改变、导致变革或者革命的发生。

4．邵培仁的媒介地理学理论

我国传播学者邵培仁在国内最早提出了“媒介地理学”的观点，并形成了学说体系。邵培仁先后发表了《论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建构》《作为最新研究视野的媒介地理学》《论中国媒介的地理集群与能量集聚》《媒介地理学：正当性、科学性和学术坚守》《转向空间：媒介地理中的空间与景观研究》《景观：媒介对世界的描述与解释》等论文，并在2010年出版了《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一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媒介地理学理论体系。

他认为，媒介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的学科。媒介地理学发源于文化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地理学关注两点：一是地理各要素对媒介发展各方面的影响，二是媒介对地理各要素的建构影响。他认为，媒介的形态和个性发展体现着不同的地理环境特征，而媒介对地理的命名与叙述，使真实地理得以或真实或虚假的呈现，并影响着环境的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借鉴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将有助于探讨媒介的“空间再现”和“地理想象”问题，建构起媒介地理学的学科理论。他对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体系和领域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分析，对媒介地理学的中外发展和研究历史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对媒介地理学中的空间、时间、地方、景观和尺度等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对媒介地理学的主要应用领域进行了描述和阐述，为科学了解、认识、研究和实践媒介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思想观点和独特的理论视维。

媒介地理学理论提出以后，引起了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范志忠、卢毅刚、王国凤、张健康等学者都对该理论进行评述介绍或开展纵深研究。

2017年，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七辑）》出版，该辑的主题是《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七辑）·城市传播：地理媒介、时空重组与社会生活》，编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新的转向，新的理论和实践促使了学科研究的范式转移，跨学科的研究视野成为至关重要的选择，而地理媒介、时空重组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高度关联。他们认为，应该开辟媒介地理学的基础建构研究、媒介地理学作为视角的应用研究、地理景观在媒介中的呈现研究、媒介转向城市与城市文化的研究、传媒奇观与国际文化冲突的研究等中国媒介地理学研究领域。

三、新闻史中的地理学研究

新闻学的研究，主要分为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三个板块。在新闻史的相关研究中，也有部分涉及报刊业地理现象。

我国著名报人戈公振在中国新闻史开山巨著《中国报学史》中，将我国截至1921年的报刊业发展史分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和民国成立以后四个阶段，特别是在该书第六章《报界之现状》部分，专门谈到了报馆的分布情况、报馆的发行、用人等方面内容，对报刊业的历史地理发展情况有了初步的探究。

改革开放以后，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重新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新闻史的研究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我国著名新闻学家方汉奇著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一书，在该书第一卷中，方汉奇梳理了我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变动情况，论分别谈到了报刊业在马六甲、澳门、香港、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和其他地区的发展情况。

此后，在新闻史的各类论著中，或多或少都能够看到对我国近代报刊业时空发展情况的研究。吴廷俊撰写的《中国新闻史新修》、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中，都有部分章节论及晚清我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情况，周光明的《近代新闻史论稿》一书中，较多地论及了我国近代报刊业的中日交流情况。

赵建国在《报刊地理：广州租界与近代报刊（1827—1912）》一文中，分析了在政治干预、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等因素的影响下，近代广州报刊中心的转移路径，即先由十三行商馆区到沙面租界，再到西关报馆街。这种空间迁移存在明显的地理关系上的持续性，并认为沙面租界是广州近代报刊分布的地理枢纽。他还指出，独特的报刊地理景观，往往也同时意味着媒介空间的重组和媒介权力的再生产。

江凌在《区域新闻史：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一文，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提出了社会史研究的三个显著特征，其中第三点即是要注重开展跨学科对话。他认为，一个特定区域的报刊业，其兴亡更替必然与区位的优劣势发展变化、社会文化环境的演变关系密切，报刊业空间发展的内外动力机制，与区域社会高度关联。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认为，要大力开展区域新闻史研究，这将会成为新闻史研究的有益补充和新的领域。此外，他还分析了近代汉口开埠通商、经济发展、移民变动等要素对两湖地区近代报刊传媒兴起与发展的作用。

汪苑菁的博士论文《报刊与城市现代性——以汉口和〈汉口中西报〉为中心的考察（1864—1916）》认为，我国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城市的形成，与近现代报刊的创办和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扶持的关系，重新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呈现近代中国生动的、多层的社会变迁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近代中国城市的出现和发展，为近代报刊业的诞生提供了成长的温床，报刊是城市近现代化的产物之一，也是标志之一；而近现代报刊业在“新知”方面的传播，则拓宽了城市的广度，增加了城市的深度，在传播共同知识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现代的“城市共同体”。但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特殊的内外部环境，以及由其而产生的强大民族主义思潮，使得报刊的城市性被对民族国家的追求取代，“地方兴国”成为近现代报刊平衡地方与国家的叙事策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在实际上成为现代报刊的主流话语。

田中阳在《论区域文化视角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价值意义》一文中提出，区域文化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造成了媒体的个性风格和文化特色，形成媒体的文化基因。他以京沪冲突构造中为背景，考察了近代北京、上海报刊业的发展演变规律，认为这种演变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侧面。同时，他还分析了湖湘文化对湖南报刊的影响，认为这种独特的文化孕育了近代中国革命和发展的基因。基于此，他认为区域文化对新闻传播史有着深刻的影响力。

宁树藩主持编写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一书，由全国近40位新闻传播学者，历经26年通力协作而完成，并在2018年出版。这是第一部全面展现我国各地区、各省份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历史，并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它以历史为经，起点为1822年（之所以不选择1815年，是因为本书为中国地区新闻史，《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地为马六甲），截止时间为2000年，跨度将近180年；以地区为纬，研究内容覆盖了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该书首次将比较研究的方法引入新闻史研究，展示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的脉络，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对新闻事业的综合影响。

总体来说，新闻史的研究，已经细化到了对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即研究某一省、市、自治区或某一城市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多集中在某一地区新闻事业的数量、种类、影响等。从历史地理研究的角度来看，主要还有以下提升的空间：一是对近代报刊业整体时空发展演变的情况认识不深，对演变规律的研究不够深入；二是对区域内报刊业的地理分布情况研究尚有待深入，对其形成和发展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三是对近代报刊业所刊载的内容，对人们时空观、社会发展变革等尚未形成系统、全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