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香港及通商口岸阶段（1842—1861年）

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到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也使得报刊业所在地发生了重大改变。

鸦片战争以前，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外国人就想尽办法在中国本土创办报刊，在中国境内发行报刊。但是由于清政府的禁止，才被迫将办报地点设在南洋地区，造成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业诞生于中国境外的奇闻。即便后来在中国境内也出现了将近二十份报纸杂志，但是主要集中在澳门和广州，其他地区根本没有近代报刊业的出现。这种现象不符合传教士的利益，也不符合外国政府及商人的利益。因此，在鸦片战争发生以后，我国近代报刊业的地理分布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事实上，直到1895年之前，我国近代报刊业的主要创办者均为外国势力。因此，报刊业的所在地，与外国在华侵略步伐基本保持一致。外国侵略者的势力延伸到哪里，报刊业也就随之创办到哪里。一定程度上，报刊业也是外国势力侵华的重要工具和组成部分。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正式签订，共有十三款条约，其中与我国近代报刊业发展相关的主要有：一、割让香港岛；二、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三、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四、规定双方官员平等往来。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7月22日、10月8日，中英又相继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和细则，将协定关税和租界制度予以落实，并使英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权益。

上述条约和章程的签订，为外国人打开了在国内创办报刊的通道，其中关于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的条款，为新的出版地点做好了安排。

从近代报刊业的出版地变动情况看，整体情况如下：前一时期的出版地点中，南洋被遗弃，澳门、广州的地位明显下降。这一阶段，香港成为报刊业的中心地，除厦门外的各通商口岸开始出现报刊，其中上海呈现出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

从近代报刊数量来看，1842—1861年间，广州出版英文报刊3种，葡文1种；福州出版中、英文报刊各1种；宁波出版中文报刊1种；上海出版英文报刊5种，中文1种；香港共出版英文报刊11种，中文4种，葡文2种，超过了其他所有城市的总和。

一、南洋、澳门及广州的报刊出版情况

张晓虹指出，“作为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历史地理学的核心问题与地理学一致，即研究要围绕着区域性与综合性展开，同时作为有着独特研究对象的学科，历史地理学还需要再加入时间维度，将历时性作为自己的研究特色”。对于我国近代报刊业来说，这种随着时间发展而产生的地理变动情况，表现得尤为明显。前一阶段报刊业较为集中的南洋、广州和澳门三地逐步式微。

1．南洋出版地被废弃

南洋是最先被抛弃的。虽然南洋是最早出现中文近代报刊业的地方，也对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无论如何，地理空间的距离是最为致命的障碍，如米怜35日的海上航程，对于追求新闻时效性的近代报刊业来说，是无法克服的巨大问题。因此，当《南京条约》等打开了通往中国境内的大门时，原本因为战争而被迫停留在南洋的传教士等迅速离开，寻找新的报刊出版地。

1842年，当香港被割让给英国以后，新教传教士在香港举行了聚会，决定根据形势的变化，放弃远离中国本土的南洋新教根据地马六甲、巴达维亚和槟城，转而在香港建立新的传教基地。南洋作为英美传教士早期不得已的选择，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中文报刊自然也随着终结。

2．澳门出版地的持续衰弱

鸦片战争前，澳门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因素，曾一度拥有数量最多的近代报刊数量。它虽然孤悬海外，但与中国大陆的距离并不遥远，联系十分密切；与此同时，澳门当时事实上已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拥有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加上鸦片战争前广州报纸的迁入，澳门当时已经拥有当时中国数量最多的近代报刊业。但即便如此，由于其报刊多为葡文的特殊情况，在我国近代报刊业中的地位相对较低，作用也不大。

鸦片战争以后，澳门报刊业持续衰弱。随着战争的胜利，原本被迫迁入此地的英美传教士创办的各类报刊，迅速撤离，迁往香港和其他通商口岸，澳门报刊业的数量不断缩减。

同时，如前一阶段一样，澳门的报刊业依然自成体系，多为葡萄牙本国内容，既非华文出版，也与华人无关，对中国报刊业发展来说，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也逐步丧失了影响力。

3．广州出版地进入潜伏期

鸦片战争前，广州的报刊业虽然并不是最早出现，也不是拥有最多数量的，但却是地位最为重要的。除了广州位于中国大陆这一原因以外，其报刊的质量和影响也十分巨大，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就是当时中国报刊业的佼佼者。

但是到了1839年，广州的报刊纷纷迁出，直至1842年，广州报刊业消失殆尽。但是，在1842年以后，广州的报业并没有如先前那样快速发展起来，反而进入了潜伏休整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广州商贸特别是外贸地位的下降。

上一阶段，广州的近代报刊业中，除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宗教色彩相对较浓以外，剩下的主要是商业性报刊，内容多以货物行情、航运信息等商业类新闻为主。这是因为当时广州市全国唯一一个合法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而商业又天然具有信息交流沟通的需求，这也是广州报刊业诞生和发展的基础。但是通商以后，“广州港在全国贸易中的比重逐渐下降，由全国性的外贸中心降为岭南区域性的贸易中心，而且内外贸还直接受到香港的调节和澳门的分流，实际上在岭南形成了以广州、香港为内外双核结构的商业贸易网络”。一方面，是南方香港自由港的开通以及港口设施的改善，使得香港逐渐成为华南物资的转运港，“广州已失去全省货物集散地的地位，货物可以直接由香港运至许多内陆城市”。另一方面，北方通商口岸的开通，也对广州形成巨大的冲击，特别是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上海由于其便利的地理位置条件和交通条件，逐步成为中国外贸的中心。商业地位的下降，连带着影响了报刊业的发展情况。

其次，广州市民对外国人的抵触心理。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州城首当其冲，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城内外居民也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对外国人的心理也变得相对仇视，当时国人办报并没有开始，外国人在广州的数量也呈流出趋势。这也影响了报刊的创办。

最后，香港的直接冲击。

相比较于通商口岸的广州，香港是被割让出去的，事实上已经属于英国政府直接管辖，那么依然是办报主体的以英国传教士为主体的外国人群体，自然而然地会选择香港而不是广州，作为报刊业的创办地。

综合因素作用下，广州的报刊业反而比战前明显减少，地位明显降低。广州报刊业进入潜伏修养期。

二、香港成为报刊业基地的原因及出版情况

在鸦片战争之前，仅有南洋、广州和澳门三地拥有报纸，且数量很少，没有所谓报刊业中心一说，仅仅谈得上是零散分布。

“在外报发展的过程中，香港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非常明显，鸦片战争后，外报是从香港开始兴起的。”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在一定程度上，香港可以算得上是报刊业的重要基地，“香港成为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华办报的第一个重要基地”。因为这一时期虽然报刊的数量仍然不是很多，但是香港一地的报刊业数量，就比其他所有城市报刊业总数加起来还要多，“迄至1860年，它所出版的英文报刊和中文报刊仍然超过全国各地（包括上海）的总和”，从集聚度上来说，勉强算得上是报刊业中心。

1．香港成为近代报刊业中心城市的原因

（1）经济的快速发展

香港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前，实际上已经在1841年1月被英国人占领，当时的香港岛，基本上只是一个近似荒岛的地方。英国人当时对香港岛进行了勘测和人口统计，当时岛上存在约20个小村庄，人口仅有3650人，是最早期的香港原住民。

英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香港岛，是因为这里拥有一个天然的良港，即维多利亚港，这对以航海起家、且以航海作为帝国控制最有效手段的英国人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同时，良好的港口也意味着是最佳的货物中转站。因此，多间英国洋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也吸引了原岭南地区的很多华人贸易机构选择香港作为货物的出入口，部分华商也设立了南北行经商。

另外，英国取得香港租借权以后，当时仍为英国全权代表的砵甸乍于1842年10月27日在香港发出告示：“香港乃不抽税之埠，准各国贸易，并尊重华人习惯。”也就是说，香港开埠初期，政府不收取任何税款，这对商业发展来说，具有巨大利好，也对其他地区的商业活动产生了强大的“洼地效应”，使得广州的商贸地位进一步下降，而香港的经济不断腾飞发展。“到1870年以后，香港就取代广州成为华南进出口货物的分配中心。”

经济是文化发展的根基，无论是宗教类报刊还是商业类报刊，无论是中文报刊还是外文报刊，报刊业的发展，天然需要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2）人口的快速增长

1941年英国攻占香港岛时，就已经对岛上人口进行了初步统计，20余个村庄共有人口3650人左右，而且多是以打鱼为生的原住民，文盲率极高，根本不可能成为报刊的受众。

但香港开埠以后，人口迅速增长。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开始，大批华南人口迁往香港躲避战乱，此时香港人口已经达到了33000人，相当于十年间增长了十倍；到了1865年，香港人口更增加到了12万人之多。更为重要的是，新增人口中，多为商人和士绅阶层，他们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更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是最佳的报刊业受众。

另外，香港由于受英国政府直接管理，因此，外国人口聚集数量也比较多，大批外国人进入香港，使香港很快成为欧化的城市。“1842年的2万人中，英国人就占有259人，而1843年开埠时的上海，只有25个英国人。到了1895年，香港人口接近25万人，其中外国人约1万人。”

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创办我国近代报刊业主力军的传教士群体，此时也已经纷纷从南洋等地转移到香港，“一批先前活跃于南洋的欧美传教士，郭实腊、叔未士、罗孝全、布朗、裨治文、合信、雒魏林、美魏茶、雅裨理、文惠廉、娄理华、高民，或在此久居，或在此暂停，然后转赴他处”，香港成为欧美传教士抵达中国的集散之地。

（3）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拥有一定阅读能力的受众是报刊发展的前提。1842年以后，香港的教育事业也获得快速发展，除了马礼逊1818年在马六甲设立的英华书院搬迁到此地以外，原本位于澳门的马礼逊学堂也转移到香港。除此之外，美国传教士叔未士于1842年创办了宏艺书塾，叔未士夫人于1843年创办了浸信会女校，美部会1843年创办了公理学校，圣公会1843年创办了圣保罗书院，伦敦会1846年创办了英华女校，美部会1853年创办了公理会女校，圣公会1860年创办了拔萃女学，香港政府创办了皇家书院，至1859年已经拥有937名学生。这也为香港报刊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宗教团体的集中迁入

作为早期中国近代报刊业主体的传教士团体，也纷纷迁入香港。1842年，传教士在香港举行大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将原设在马六甲的传教基地转移到香港，各种各样的传教团体在香港先后成立，如皇后道浸信会（1842年）、街市浸信会（1843年）、西人联合教堂（1845年）、圣约翰堂（1849年）、长洲浸信会（1860年）、福汉会、巴勉会（礼贤会前身）、巴色会（崇真会前身）、巴陵会（信义会前身），等等，这些宗教团体的成立，也进一步刺激了报刊业的创办数量的增长。

上述要素的综合，使得香港城市建设、人口集聚、经济水平、文化程度等各方面条件均符合了报刊业发展的需求，也自然成为第一个报刊业的中心。

（5）管理上的便利

最重要的原因是，此时香港已经处于英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这种便利的管理条件，相比较于前一阶段传教士们在广州所遭遇的恶劣的环境，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这里的外部政治环境甚至要优于后期分布于各地的租界，如果不是地理位置实在相对偏僻的话，此时的香港已经可以确定其报刊业中心城市的位置了。因此，在香港被割让以后，很快成为外国人的聚居地，宗教界、商界、政界等各界人士纷纷来临。

2．香港主要报刊业的基本情况

（1）《香港纪录报》

《香港纪录报》（Hong Kong Register）的前身是1827年在广州创办的《广州纪录报》，它是由著名的怡和洋行大班马地臣创办，后来因为鸦片战争前的紧张局势，先迁往澳门，1843年6月，又由澳门迁来香港。之后，怡和洋行的总行也从澳门迁至香港。《香港纪录报》对香港政府多有批评，因为他们认为，香港政府还没能够完全争取到对华的最大利益。该报十分重视有关中国的材料，对鸦片战争期间及以后的中英关系及商贸活动记载十分全面和丰富，因此成为后来学者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1845年，《香港纪录报》还出版了《大陆纪闻与行情》（The Overland Register and Price Current）附刊，主要是对中英商业内容的报道。

（2）《中国之友》报

该报出资创办人为英国商人奥斯维尔德，他聘请了马礼逊之子小马礼逊和怀特任担任主笔职务，出版方式为半周刊。它正式创刊于1842年3月17日在澳门创刊，但仅在澳门发行了第一期，短短几天后，到了第二期就已经迁往香港。迁至香港后，于1842年3月24日，与《香港钞报》合并为《中国之友与香港钞报》，仍然由小马礼逊担任主编。1844年恢复本名《中国之友》单独发行。1850年8月，台仁特继任主编一职。从报道方针来看，该报同样对香港政府持批评态度，特别是敢于揭露政府内部存在的腐败行为。它还对太平天囯运动做过系列报道。1860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来临，该报迁往广州出版。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该报又于1863年1月继续向北迁至上海，1869年停刊。

（3）《德臣报》

《德臣报》（The China Mail），又名《德臣西报》《中国邮报》等，该报创刊于1845年2月20日，创办人兼主笔为英国资深出版商人萧德锐（Andrew Shortrede），并得到当时最大的鸦片商渣甸勿地臣的支持。它是香港发行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英文报纸，前后发行了129年时间。该报的中文名称乃得名于报纸的第二任主编德臣（Andrew Dixson），德臣富有办报经验，对华人也持亲近态度。该报曾资助容闳、黄胜、黄宽等3名学生赴美留学，开中国人出国留学先河，黄胜回国后，曾在该报担任印刷、管理等职务。同时，德臣直至离任前，也都一直注意维护香港华人的利益，因而收到了中国人的赞赏和支持。该报早期对港英政府同样持批评态度，但随后转为亲政府立场。

（4）《孖剌报》

《孖剌报》（Daily Press）创刊于1857年10月1日，是香港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日报，也就是说，该报是每天发行的报纸。创始人和第一任主编是美国人赖登（George M.Ryden），该报在政治上同样对港英政府持批评态度，抨击英国在香港的弊政和官员的贪腐行为。该报的出版历史也十分悠久，直到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后才停刊。

（5）《遐迩贯珍》

《遐迩贯珍》是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创办于1853年8月1日，创办人为英国伦敦布道会下属的马礼逊教育会和英华书院，首任主编为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奚礼尔、理雅各都先后担任主编职务。出版形式为月刊，每月1日发行。由于是月刊，且是中文发行，因此该报仍采用中国线装书的方式出版， 16开本，每期页数在12-24页不等。

虽然该报是由布道会创办、传教士担任主编，但是与前期传教士报刊不同的是，《遐迩贯珍》大量减少了教义宣传的内容，把新闻作为内容主体。它是最早采用铅字排印的中文报刊，内容上首先是时事报道与评论，以及“洋货时价”等商业消息，其次是天文地理及科技类信息，最后才是宣传宗教的文章与报道，但是所占篇幅比较少。它同时也是最早的刊登收费广告的中文报刊。它对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和小刀会歧义等，都做了及时、相对客观的报道。

香港报刊业，对我国后来媒体的发展，在人才培养、办刊模式、报刊风格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上海、福州和宁波的近代报刊业出版情况

1．上海的报刊业创办情况

根据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以及《五口通商章程》的具体要求，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上海开埠是我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虽然上海也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近代报刊业的发展却仍处于萌芽阶段。主要的报刊情况如下：

《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又名为《华北先驱周报》《先锋报》。该报创刊于1850年（道光三十年）8月1日，是英国拍卖行商人亨利·奚安门（Henry Shearman）在上海英租界创办的，是上海第一家英文报刊。其发刊周期为周报，每周六出版，每期为对开一张，因此共4个版面，奚安门、康普东、詹美生等先后为主编。

因为是商人主办，因此，它主要刊登货物行情、航船信息等商业性材料，同时，也刊有中外重大新闻，并刊发相关评论，以及英国驻沪外交、商务机关的文告。在内容方面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与太平天国天京的地理接近性，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经济重心的巨大影响，它刊载了大量的太平天国报道，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国政府的观点，被视为“英国官报”。

上海地位的崛起和腾飞，从《北华捷报》创刊号上所发表的《致读者书》中即可以看得出来：“由于上海开埠已有六年（其实应为七年）。而不到五年的时间，上海已成为亚洲第四大港口；四个月前，上海与香港之间已开辟了定期航线……我们认为创办一个报刊的时机来到。”本报“要为本埠造成最有利的东西”。奚安门还在《致读者书》中谈到了上海的地缘经济的重要性，希望英国和世界各国都能够高度重视上海在整个中国经济版图上的重要性，尽快与清政府加强紧密合作，扩大对华贸易。

《北华捷报》早期印数比较少，每期的发行量只有100多份，其主要读者也就是100多位侨民，因为此时上海外国人的数量还处于增长之中，但是也有部分报纸随着外国商船带到外国商埠的，如南洋和英国本土。

2．福州的报刊业创办情况

福州是东南沿海的著名海港城市之一，鸦片战争以后，也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通商以后，各国洋行纷纷在福州设立分行或者办事处，特别是在福州的仓前山和泛船浦一带，英国的裕昌商行、协和商行、复兴洋行，法国的合一洋行，日本的三井、铃木、日兴、三五、福记等洋行，德国的禅臣、东亨等洋行以及美国的水荣洋行纷纷成立，以满足对华倾销商品，同时廉价采购东南沿海货物。

与商行同时进入福州的，还有外国传教会。1846年2月，道光皇帝迫于压力，下令松弛教会禁令，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传教，各国教会势力迅速进入福州。从时间上来说，在中国，教会进入福州的时间仅仅晚于广州。早期福州主要有三个教会：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和英国圣公会。

美国公理会于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5月17日进入福州，美以美会也于同年秋开始在福州传教，英国圣公会于1850年（道光三十年）进入，到1863年，已经有9家教会在城内建有教堂。

外国传教士的各项传教活动中，办报是首选。1858年（咸丰八年）10月12日，《福州信使报》（The Foochow Courier）创办，这是教会在福州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为英文报刊，主要内容为介绍福建省内外消息及风土人情等，主要阅读对象是外国人。

3．宁波《中外新报》创办情况

宁波同样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4年宁波正式开埠，外国势力除了控制宁波港以外，主要居留区域是今宁波老外滩，即早年宁波江北岸地区，该区域地处宁波市中心，是甬江、奉化江和余姚江的三江汇流之地，自唐宋以来就是最繁华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租界”之一。历史上，该区域也被称为“外滩”，比上海外滩还要早上20年。

论经济发展水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的宁波比上海要高出许多，因此，此地也是外国商人、外国传教士的争夺之地。

1854年（咸丰四年）5月11日，《中外新报》（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在宁波创刊，该报是继《遐迩贯珍》以后，中国境内出版发行的第二份中文报刊。初期为半月刊，两年后改为月刊。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应思礼曾先后担任主编职务，每期为一大张对开，共分四页，1861年2月10日停刊。从内容上来说，该报以报道国内外新闻为主，也包括天文地理、科学技术、文学文艺以及宗教知识。

在国内新闻方面，它的报道范围比较广，曾以新闻发生地为名，报道宁波、余姚、厦门、香港、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地新闻。该报除了同样报道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曾有相当内容报道捻军动态，这是因为相比较于上海，捻军的活动更接近于宁波。同时，该报对市井消息（即后世的社会新闻）也有相当数量的报道，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宁波社会生态有着很大作用。

在国外新闻方面，《中外新报》曾以日本、新加坡、欧罗巴、亚美利加、亚非利加等为题，或者笼统冠以“国外新闻”的版面名称，报道当时世界各地的重大新闻。该报也刊登了一些科学知识方面的信息，并发表文学作品。《中外新报》的创办，对宁波乃至浙江近代中文报刊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开拓了当时人们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