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洋及澳粤阶段（1815—1842年）

我国近代报刊业并非肇始于华人，也并非开创于国内。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1815年在海外创办，此后开始逐步向国内扩展和迁移。这是我国近代报刊的一大特征，在世界报刊发展史上，也是比较独特的。

一、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需求、方法和清政府的禁制态度

戈公振是中国现代著名新闻学家、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新闻记者，同时也是我国新闻史学的开创者，他于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新闻发展史，开创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先河。他曾写道：“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这里所说的外人，主要是指外国传教士。

因此，要弄清楚为何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并未诞生在国内，而是远在海外的马六甲，就必须首先了解外国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以及清政府的态度。

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东正教，都具有传教的特点，即他们都积极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宗教，并吸引世俗人士加入信仰。在教会内部，有一类专门负责传教的教职人员，被称为传教士或者宣教士。这一类教职人员一般拥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博学的知识，多种语言技能，同时也能忍受困难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等。总而言之，传教士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甚至可以克服种种困难，不远万里到一个陌生国度或者区域开展传教工作。

15世纪后期，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葡萄牙、西班牙的对外扩张，欧洲传教士纷纷随着新航路走向世界各地，开始传教。“对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古老封建中国发生浓厚兴趣的，除了欧美的政治家与大商人之外，该是在各地积极开展拓教活动，力图叩开其大门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了。”

宗教传播必然与皇权统治产生一定的矛盾冲突。明代直至清代初期，对传教士的管理相对宽松，明代的利玛窦、清代的南怀仁等都曾为当时的皇帝服务过，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许可，在一定范围内开展传教活动。特别是清初采用“收其人必尽其用，安其俗不存其教”的策略，对传教士及其传教活动尚显宽松。但是，越往后期，对传教活动的管理就越为严厉。康熙八年，曾下谕旨要求除南怀仁等以外，禁止其他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到康熙五十九年，全面禁止传教活动。雍正即位以后，更是严厉禁止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乾隆、嘉庆两朝也都沿袭禁教的措施。1812年，嘉庆颁布严禁外国人印书和传教的谕旨：“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如有秘密向少数人宣传洋教而不改称名字（洗礼也）者，斩监候；信从洋教而不愿反教者，充军远方。”

但是对于传教士们来说，这些禁令及面临的困难都不是什么问题，作为拥有坚定信仰的人，他们把这视为一种考验，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继续传教。在经过多种方法的尝试以后，他们认为：出版书籍报刊、传播西方知识是传教最为有效、也是最为重要的辅助手段。

19世纪之前，传播形式主要是口语、文字和印刷传播三种。面对面的口头传播，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对传教士的汉语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加上中国因广阔的地理面积而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方言，这对传教士来说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而通过印刷形式，大量出版和发行书籍报刊，成为一种最佳选择。除了发行量大、信息内容多、具有知识新鲜性等特点之外，最主要的是它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被识别和理解，不存在传播上的障碍。马礼逊就认为：“如果进行任何比较，我仅知道文字将成为最有效的方式。”所以，出版书籍报刊是在中国传教的最佳选择。

同时，书籍报刊形式也符合传播对象的需求。明朝时期，利玛窦等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经过一番摸索以后，迅速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间接传教。他们深刻认识到，在中国，士大夫阶层才是真正的掌控者，也只有通过了他们的许可，才能够有效地开展传教活动。而对传教士来说，直接的宗教宣传与信奉儒家的士绅们不能说水火不容，也是有着极大矛盾冲突的。因此，正如美国传教士马卡雷·布朗所说：“单纯的传教工作，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因为传教士在各方面都受到‘无知’的官吏们阻挠。学校可能消灭这种‘无知’，但在一个短时期内，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少数基督教学校能干出什么？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一个更迅速的办法，这就是出版书报……在该项杂志和书籍内，不但能传播基督教福音，同时传播一些现代的科学和哲学。”对于拥有阅读能力、也渴望获取新知识的士绅阶层来说，向他们讲授和传播一些当时中国所不具有的知识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所以，出版书籍报刊就是一项可供选择的方式，有利于宗教知识和信仰的逐步浸润和传播。

而创办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的马礼逊也谈道：“中国目前仍闭关自守，对外国人有无法克服的猜忌，禁止耶稣基督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游行布道，宣扬福音，教导中国人放弃偶像，皈依基督教。但是如能出版书籍，中国人都可以看得懂，而且可以通行无阻，只要有人谨慎小心地去散发，就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全国各地。”

虽然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书籍报刊，内容也包括西方的历法、地理等最新科学知识，而不仅仅是宗教内容，但即便如此，清政府仍严格禁止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二、马六甲成为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的诞生地

1．迁往马六甲前的背景

我国报刊业的历史起点，学界公认为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和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著名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在中国新闻史开山巨著——《中国报学史》中指出：“若在我国而寻求所谓现代的报纸，则自以马六甲所出之《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最早，时民国前九十七年（嘉庆二十年），西历一八一五年八月五日也。”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出版地既不在国内，创办者也非国人，为何将它看作我国近代报刊业的历史起点？这是因为这份报刊虽然是由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外创办，但是其创办的宗旨、目的、读者，都是以打开通向国内传教的大门为目的。

该报创办者为马礼逊，他是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出身于贫苦人家，年轻时学习医学专业，但却对新教充满了热忱。1804年，他申请成为一名传教士，从那时起，就开始自学中文。1807年1月2日，马礼逊在新年第一篇日记中写道：“伦敦传教会已决定，大约在本月18日我应离开英国，先到纽约，然后从美国前往广州。”1807年9月8日，他抵达广州，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嘉庆十二年（一八〇七年）之春，伦敦布道会遣马礼逊来我国传教，是为基督教新教入我国之始。”但是，由于清政府对传教活动的严厉禁止，他并不能公开进行宗教活动，只能掩饰身份，以广州美国商馆客人的身份作为掩护，非法居留在中国土地上。到1808年，他赶赴澳门，随后为了更好地开展传教活动，他受聘为英属东印度公司翻译一职，以英国商人的身份公开活动。在这一身份的掩护下，他开始编著《华英辞典》，汉译《圣经》，并暗地里开始吸收教徒。1810年，他来到中国仅三年时间，就不仅掌握了汉语的听说读写技能，甚至已经开始着手翻译《使徒行传》《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等教会经典，并在三年后的1813年翻译完毕，于广东出版。

鉴于马礼逊在中国工作的有效开展同时又独木难支，伦敦布道会又派遣另一位传教士抵达中国，协助马礼逊开展工作。1813年7月4日，米怜抵达澳门，但仅仅在几天之后，就被当地政府要求限期离开，米怜只能也潜入广州，在学习汉语的同时，开展传教的准备工作。

1814年，由于清政府的限令越来越严厉，已经翻译好的相关《圣经》，不能在大陆地区公开发行，即便免费赠送，也很少有人会阅读。在这样的打击下，马礼逊和米怜开始考虑选择哪个区域或者前往何处发展，才能更好地开展传教活动。

早在1907年1月20日马礼逊来中国之前的话别仪式上，伦敦传教会的董事会就曾经给了马礼逊一份“书面指示”，以备当时通信条件极差情况下的选择问题：“我们相信你能够继续留在广州而不致遭到反对，一直住到你能达到完全学会中文的目标……但如你要离开广州，由你自己决定去往何处。但如你想到威尔斯亲王岛或到印度的马德拉斯、加尔各答或苏特拉去，那里都有我们的朋友，他们都会热情接待你，并协助你到最合适的地方去继续你的工作。”

对于马礼逊和米怜来说，可供选择的中国本土地点并不多。究其本心来说，马礼逊和米怜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因此，像利玛窦、南怀仁等那样，前往帝国中枢，获得官方许可和支持，在腹心地带进行传教应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此时的皇帝已经不像利玛窦、南怀仁时期那样相对开明，对外来宗教不仅是保持戒备，甚至是严厉打压。作为传教士，甚至有被捕入狱乃至丧命的危险。之所以还能够在广州开展宗教活动，也只是借助了广州当时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窗口的便利条件、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偏居岭南的地理特征，才使得他们有了厕身其中的可能。因此，如果连广州都无法停留，那么他们只能向南考虑。

如果向南考虑，以今日眼光来回顾，还有澳门可以选择（香港当时还是一个小渔村），但澳门却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宗教的对立。自欧洲宗教革命以来，基督教基本分为三大派别：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澳门虽然是中国领土，但当时已经被葡萄牙窃据，而葡萄牙信奉天主教，与马礼逊和米怜信奉的新教水火不容。马礼逊曾记录：“澳门是罗马天主教的地盘，不属于英国的新教教徒，他们认为我不可以住在澳门。”因此，澳门也不能停留。

整体来看，中国本土境内已经没有了新教的容身之地，“不论在澳门或广州，都因门户禁闭无法进入传教”，马礼逊和米怜只能将目光投向海外，期望在中国境外找到一个新的、相对稳固的、环境良好的传教地点，将之作为传教的基地。“以今日中国的情况而言，要通过出版物或者我们布道会的其他活动来进行传教是十分困难的；实际上，就连个人的居住问题都没有保障。因此，我们希望能在某个欧洲新教国家管辖而又距离中国不太远的地方，辟设一个在客观条件上允许我们较能展开活动且能奏效的根据地。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好准备工作，在中国按照上帝的旨意开放其门户时进入该国。”

2．选择马六甲作为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出版地的原因

对于马礼逊和米怜来说，选择马六甲作为新的传教基地，是不得已的抉择，但却又是当时环境之下的最优选择。

1814年，由于在广州私下印刷好的《圣经》无法在本地发行，因此，受马礼逊指派，米怜携带2000册中文版《圣经》，前往南洋地区，在华人聚居的爪哇、马六甲等地散发，并于冬天又赶回广州。

经过这一次海外之行，结合他对南洋各地的考察，米怜向马礼逊提出建议：在马六甲建立新的对华传教基地。他是这样分析的：“马六甲的中国居民不多，但这里距离中国路途较近；与中国人居住的马来群岛各地之间的来往更为方便——位于交趾支那、暹罗和槟榔屿间来往的交通要道上——并拥有与印度和广州频繁来往的有利条件。尽管马六甲的中国人比爪哇的少得多，但在具有地理位置优势的马六甲建立布道站，会比爪哇拥有更广泛与外界交往的机会。”

从米怜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一个结论，他之所以建议选择马六甲，主要是从地理条件因素来考虑的。

马六甲今属于马来西亚，是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马来西亚半岛西边，面积1720平方千米。

当时南洋各地均有华人聚居，如果单从距离中国最近这点来考虑，今越南、菲律宾等距离中国更近一些，但如同澳门一样，同样由于宗教信仰问题，越南当时被法国占据，吕宋（即今菲律宾）当时被西班牙占据，无论是越南还是西班牙，信奉的也主要是天主教。

相比较之下，马六甲应当属于最为理想的地方。

（1）距离远近的考虑

马礼逊和米怜是被迫前往南洋，其终极目标还是以中国本土为主的，因此，在地点的选择上，马六甲属于较好的选择。当然，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当时人们的距离感与今日有着极大的不同，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时空观的差异。以当时的情况，1815年4月17日，米怜携带妻子和刻工梁发从广州出发，在海上航行了35日后达到马六甲。在今天看来，海上航行35日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但是，在当时交通条件下，35日的航行时间已经算是比较便利的交通距离。我们不考虑马礼逊从英国出发，经过一年时间才到达广州这样的情况，即便在中国境内，要从相对偏远的云贵地区前往北京，以云南为例，元明清三代，从云南省城昆明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如果走贵州线路的话，全程约5700里，一般需要行走三个月。因此，仅以海上一个多月的距离而言，在当时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2）地理区位的考虑

要迁往南洋，那就不能只考虑中国本土，还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在当地华人中推广新教，利用中国人的宗族意识来进行二次传播。从地图上看，就整个南洋地区来说，马六甲居于中心位置：向北，它与今越南、泰国、缅甸等距离很近；向东，它与今菲律宾、马来西亚大部隔海相望；向南，印尼等地近在咫尺。这些国家、地区不仅与马六甲在空间距离上非常接近，交通条件也十分便利。如果将空间范围再扩大一点，那么向西，穿越马六甲海峡，它又可以便利的沟通印度；向北，可以直接航行到中国大陆。

因此，仅仅从区位考虑，马六甲作为南洋中心，是最为合适的选择。

（3）人口要素的考虑

传教的对象主要是人，因此，人口数量的多寡是传教至为重要的考虑因素。虽然米怜认为，马六甲的中国居民人数并不多，但就实际而言，马六甲作为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区域，华人聚居的数量并不少。

自唐代开始，马六甲海峡就已经成为东西交通孔道。马六甲历史上与中国历任王朝均联系密切。特别是明朝，同满剌加王国的政治、贸易关系有很大发展，满剌加国王拜里米苏拉曾接受明成祖的敕封和赏赐，并在1411年亲自率领妻子和随从等540人朝贡大明，其携带的贡品有四十余种，其中大部分并非马六甲本地特产。由此可以推断，当时马六甲已经是东西方交通要道、商家辐辏之地。郑和七下西洋，也曾五次驻足马六甲，其多次居住的区域，后来逐步形成华人聚居区，而且华人逐步繁衍，也产生了华人与当地居民通婚所产生的娘惹族。

地理大发现以后，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进入马来半岛，并在1511年取得对马六甲的实际控制。1602年，荷兰首次围攻马六甲，后多次失败，最终在1641年占领马六甲。1824年，英国与荷兰签订《英荷条约》，从而取得马六甲和其他马来土邦。1826年，英国把马六甲、槟榔屿和新加坡合组成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隶属印度，俗称“三州府”。

荷兰占领马六甲时，分别于1641年和1678年向本国呈交了报告书，都提到了马六甲华人的数量，如1641年荷兰人雪尔登报告书中记载：“华人店主、工匠及农夫约三至四百人，可随自己之方便准居于城内”，这是城内的华人数量，至于城外，“介于三宝山与南郊间已毁的田园，务宜租予荷人、葡人和华人垦殖，”总人数数量从“为免致马六甲农业凋落，则居留于马六甲的八百至一千华人至为有用。”到了1678年，受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占领台湾的影响，马六甲华人数量被迫略有减少，荷兰驻马六甲长官蒲脱所撰写的《蒲脱报告书》中，对华人数量有准确统计，认为共计852人。

到了清代，士人谢清高（1765—1821年）所撰写的《海录》中，对马六甲有着这样的描述：“土番亦无由来种类，疆域数百里，崇山峻岭，树木丛杂，民情凶恶，风俗诡异，属荷兰管辖。初小西洋各国番舶往来中国，经此必停泊，采买货物。本为繁盛之区，自英吉利开新州府，而此处浸衰息矣……闽粤人至此采锡及贸易者甚众。”

谢清高上述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六甲当时具备如下特点或者要素：一、马六甲没有“由来种类”，是说明马六甲土著势力并不强大，外来人口众多，是杂居之地；二、马六甲是重要的东西方贸易交汇地，“本为繁盛之区”，各地货物等均汇聚于此；三、马六甲先后被多个西方国家占领，如荷兰、英吉利等，需要注意的是，此处谢清高用了“小西洋各国”的提法，折射了当时国内民众普遍具有的“天朝上国”思想；四，当时就已经有来自福建、广东的华人聚居于马六甲。

这仅仅是马六甲华人的数量，分布于整个南洋地区的华人数量更加众多。中国人口移民史上，曾有下南洋的路线。特别是广东、福建两地，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就已经有了小规模的下南洋举动，到明代末期，局势的混乱更迫使许多沿海居民走向深海。当时的南洋地区对中华上国十分仰慕，也十分欢迎来自中国本土的人口，因此，轰轰烈烈的下南洋活动开展起来。至今，在海外华人分布中，南洋依然是最为密集的区域。

（4）便利的政治空间

历史上，马六甲分别被葡萄牙、荷兰等占领，但是19世纪前后，英国分别在1786年及1819年占领槟榔屿和新加坡，将之改称为海峡殖民地。因此，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从事传教活动，可以有便利的政治空间，英国殖民当局也对其传教活动予以大力支持，在土地、资金以及相关物品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这些都非常有利于传教活动的开展。

因此，综合上述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马礼逊和米怜选择马六甲作为权宜之地，是十分合适的选择。

三、南洋的报刊出版情况

1．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1815年5月中旬，米怜等人先期抵达马六甲，马礼逊等随后与之汇合。在随后不到三个月时间里，他们就在当地首先建立了印刷所，开始印制书籍报刊，并开设了面向华人的免费学校，开始教授华人宗教和科学知识。

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正式创刊，这是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通常被简称为《察世俗》，英文名称为：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从其英文名称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份中文月刊杂志。米怜为主编，署名为博爱者。

该报创刊于1815年8月5日（嘉庆二十年），停刊于1821年12月（道光元年），出版周期为月刊，共计出版6年时间，共出版7卷，70多期，计574页。每期页数不等，最少5页，最多达到9页，每页共8行，每行20字，采用木刻方式，竹纸印刷，全年合订为一卷，相当于再版，每年的合订本还印有封面、目录和序文，方便读者检索阅读，制式为中国书本式，线装，雕版印刷。在编者方面，米怜主持了其中大部分期数的编辑工作，马礼逊、麦都思、梁发等人都也间或参与编辑。

该报之所以用《察世俗》这样的名称，在该报的成立序言中有明确记载：“既然万处万人，皆由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学者不可止察一所地方之各物，单问一种人之风俗，乃需勤问及万世万处万人，方可比较辨明是非真假矣。……所以学者要勤功察世俗人道，致可能分是非善恶也。”所以“察世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神理、人道、国俗、天文、地理、偶遇，都必有些。”

该报创刊号所反映的报刊宗旨中，虽然是从神的角度来进行解读，但却有着明确的地理区域的思想，他们认为“万世万处万人”皆有不同，明确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因而提出了要勤察各地的风物、各处的风俗。这种明确的因地制宜的思想，也反映在马礼逊和米怜的报刊方针上。

首先，这份位于马六甲的近代报刊，是采用中文印刷的。在一个远离中国35日航海距离的岛国之上，面对人口数量更加众多的本地土著，马礼逊和米怜仍然决定使用中文进行印刷，就说明了他们仍然是把包括华人在内的中国人作为自己的传教对象的。这也能够很好地解释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文近代报刊为何纷纷转移到国内，这是因为此时报刊的主要创办者仍然是外国传教士，鸦片战争为他们打开了通往国内的大门。

其次，米怜作为该报的主编，其署名为博爱者。虽然基督教有神爱众人的说法，但米怜所署名的博爱者，却是从儒家的角度来考虑的，他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融入占据中国思想和政治统治地位的儒家群体，所以借用孔子博爱的观点，起名为博爱者。

最后，该报所刊载的内容中，除了基督教教义以外，还有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虽然主要限于天文学知识，即马礼逊在来华之前为了更好迎合中国士绅阶层而学习的专业，且其刊载的地理知识相对质量粗糙，甚至存在一些错误。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地理知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在发行上，除了在南洋地区免费向华人散发外，也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境内，如每逢广东县试、府试和乡试的时候，就派人带往考棚，向应试士子发放。

2．巴达维亚的《特选撮要每月纪传》

1823年，同样是由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正式出版。

麦都思179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后在印刷工厂当工人；1816年，伦敦会在英国为马六甲印刷所招募印刷工人，麦都思报名后，于当年9月乘船离开英国，经停马德里等地后，次年6月抵达马六甲，协助马礼逊和米怜工作，先后学会了马来语和包括多种中国方言在内的汉语。1817年，他在巴达维亚建立印刷所，成为1842年以前传教士在南洋的三大印刷基地之一。

1821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停刊；1822年，米怜去世。马六甲的出版事业受到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麦都思前往巴达维亚，并于1823年7月在那里创办了《特选撮要每月纪传》。

该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模仿，它同样以宣传基督教义为主旨，主要内容包括宗教、伦理道德等，同样也大量刊载地理和天文知识。该报曾经非常详细地介绍爪哇岛的地理形势，并附上了地图，以便阅读。

同样的，该刊也学习了米怜的做法，使用中国元素，利用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传统形式进行宣传。如麦都思在《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上，给自己起名为尚德者，封面印有“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它也采用了中国线装书版式，木刻竹纸印刷；出版形式为月刊，每册均为8页，每期印1000册，1826年停刊，共出4卷。

3．马六甲的《天下新闻》

虽然麦都思在巴达维亚也创办了报刊，但毕竟巴达维亚相较于马六甲，其地理位置更加偏南。因而，1828年，还是有伦敦布道会主办，两名英国商人资助，英华书院院长纪德（Sammual Kidd,1799—1843）主编，在马六甲出版了《天下新闻》。

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不同，《天下新闻》有如下两个新的特点：一是减少了宗教内容，增加了新闻事件的报道，主要刊载外国新闻以及少量的中国新闻，宗教、历史、道德和科学知识是作为辅助内容存在。二是它改变了前两者线装的成书版式，而采用了后世流行的单页散装方式。当然该刊物同样是中文出版。

该刊出版时间相对较短，由于纪德于1829年返回英国，该刊无人接受，即宣告停刊。

四、广州的报刊出版情况

外国传教士在海外创办的近代中文报刊，虽然在当地乃至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毕竟空间距离太过遥远。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例，明确记载的在广州的发行只有1818年一次，“时空的距离必然会给报纸发行带来诸多不便。”对于外国传教士来说，在境外办报纸，实属无奈之举，进入中国境内，才能真正方便地开展传教活动。

广州是鸦片战争前唯一一个外贸港口城市，也是当时我国报刊业的重要城市。马礼逊在广州期间，由于其带有宗教性质的活动不被官方许可，因而被迫前往马六甲，以致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诞生于境外。但广州作为唯一的外贸港口城市，还是有着相对开明的风气；加上广州与帝国中枢相隔万水千山，因此在对中央政策的落实上，往往大打折扣。这也给1827—1839年间广州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当时广州的近代报刊，除《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外，其他报刊主要是以商业内容为主。

1.《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于1833年8月1日，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份报纸，除了它是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还在于它本身传播能力的强大以及对中国近代报刊的重要影响。

该报的创始人兼主编为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其中文译名也有郭实腊、郭甲利等），马礼逊的儿子小马礼逊（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以及麦都思等都曾担任过编辑职务。该刊出版周期为月刊，每期约十二三页，采用楷书木刻的方式印刷，以线装书的形式成书。

郭士立是普鲁士人，1823年加入荷兰布道会，后被派往东方荷属殖民地传教，先后在爪哇、暹罗等地活动，并跟当地华人学会了中文。他于1829年退出了荷兰布道会，转而加入了英国伦敦布道会。1833年，他认一位郭姓华侨为义父，以“归国华侨”的身份，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从郭士立可以在国内创办中文近代报刊，可以看出当时晚清政府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管理危机，当然也有传教士个人交际能力的差异。马礼逊初来中国时，虽然掌握了一定的汉语，但并不了解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因此处处碰壁，被逼远走海外。但是二十多年后，郭士立可以在中国公开出版中文报刊，其原因：一是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已经出现了一些端倪，二是郭士立假借认义父的方式，以“归国华侨”的身份办报，为自己披上了一层外衣；三是郭士立经过在中国的游历，已经对中国官场运行潜规则有所了解，主动贿赂了当时的广州官员，因此获得了《东西洋考》在中国境内的公开出版。

从该报《东西洋考》的名字，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其目的在于沟通中国和西方社会。郭士立认为，中国人认为自己为天朝上国而西方为蛮夷之地的观念是错误的，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是并存于世的两大文化体系。

当然，为了便于在中国传播，郭士立沿袭了前任们的做法，在自己在报刊上的署名为“爱汉者”，同时在封面上印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孔子语录。但是，相较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及《特选撮要每月纪传》等非常明显的宗教内容，该报淡化了宗教色彩，论述伦理道德和地理天文知识的内容也缩减，转而以西方文化、艺术、哲学和科技为重点，着重说明西方同样有着灿烂的、先进的文明，主张中国应该努力学习西方各国的长处和优势。其新闻内容上，以国际新闻居多，同样也有广东本地新闻。国际新闻的素材主要翻译自外文报刊。

该刊出版至1834年5月出第十期后，因郭士立其他事务繁忙，曾短暂休刊；1835年2月（道光十五年正月）复刊，但同样由于郭士立的情况，再次出版六期后，至七月再次休刊，郭士立将该报转交给其筹办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主办；1837年2月于新加坡再度复刊，传播会任命郭士立和马儒翰、麦都思等为编辑，内容由郭士立和马儒翰从广州寄出，在新加坡印刷刊行，主要受众也从国内转移到南洋地区。1838年，该报正式停刊。

2.《广州纪录报》

1827年（道光七年）11月8日，广州出现了我国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该报又译《广东记录报》《广东纪事报》，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创办者为英国鸦片商人马地臣（James Matheson, 1796—1878），马礼逊等也曾任编辑职务。创办初期为双周刊，后改为周刊。该报在创刊号中曾提道：“人们长期以来已感到对于中国的商业和其他方面消息的需要。人们将会看到，我们会致力于提供丰富而准确的最新物价行情，有关中国的报道也会占据相当的版面。”因此，该报的主要性质是商业性报刊，以货运信息、物价行情等为主要篇幅。当然，因为是英文出版，同时其与东印度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也刊登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时政新闻，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主要是为鸦片贸易辩护、攻击中国官员对商业规则的不遵守，等等，它主张英国对华的强硬政策，认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使中国打开市场大门。该报在当时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外籍商人中的影响力是十分大的，曾一度远销到南洋、印度以及英美一些主要商埠，自1835年开始，它还接受了中国人的订阅。1839年，随着时局的日益紧张，该报迁往澳门，改名为《澳门杂录》;1843年，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该报又迁往香港，改名《香港纪录报》，约于1863年停刊。

3.《广东周报》

《广东周报》（Canton Press）创刊于1835年9月12日，是一家在当时也产生重要影响的英文报纸。它由支持自由贸易的英国商人主办，在资金上受到了颠地洋行的支持，富兰克林（W.H.Franklyn）为首任编辑。该报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贸易的报纸，因为该报对东印度公司持批评态度，认为市场垄断行为并不有利于英国贸易的自由发展，曾与亲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记录报》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它对中国予以了高度重视，大量介绍中国的信息，但是在鸦片贸易等问题上，该报与《广州记录报》一样，对中国政府持严厉的批判态度。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魏源《海国图志》中，有不少关于其他各国眼中中国的材料，是从该报中翻译过去的。这也说明了报刊具备跨越时空进行表述的能力。

4.《广州杂志》

《广州杂志》（The Canton Miscellany）创刊于1831年，月刊形式，英文出版，但是其存在时间相对比较短，仅仅出版了5期以后就宣布停刊。

5.《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

《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是由美国商人伍德（William W.Wood）创办，出版于1831年7月28日，他曾是《广州纪录报》的第一任编辑，但因与创办人马地臣的意见分歧而离任。该报虽然是美国人创办，但是与英商创办的《广东周报》一样，推崇自由贸易而反对市场垄断，因此也同《广州纪录报》开展了激烈的辩论。1833年10月，伍德因商业原因前往菲律宾，该报宣布停刊。

6.《中国丛报》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又译《中国文库》）创刊于1835年5月，月刊。它是经由马礼逊倡议，美国商人奥立芬（D.W.C.Olyphant）创办，奥立芬也是广州同孚洋行的老板。报刊的主编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是美国派遣来华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1830年，在奥立芬帮助下来到中国后，先跟随马礼逊学习中文，后被委任主编《中国丛报》的重任。他在发刊词中谈道：“要对外国人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进行评论，旨在注意已经发生的变化。”该报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对对华政策进行了评价。1839年5月，在紧张的时局下，迁往澳门，1844年10月迁往香港，后又迁回广州，直至1851年底停刊。该刊因其丰富的当时社会的各类资料，历来为中外历史学界所重视，成为重要的研究文献。

此外，《广州纪录报》还增出过《广州行情周报》，《广州周报》增出过《商业行情报》。

从上述各个报刊出版地的迁移上，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到1839年，伴随着中英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战争阴影的逐渐来临，在广州出版的近代中英文报刊纷纷迁出广州，迁往澳门或者南洋，广州暂时成为无报刊城市。

五、澳门的报刊出版情况

实际上，澳门是中国境内最早出现近代报刊的地方。因为无论起因如何，澳门实际上是中国最早对外国人开放的门户，也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当时已经被葡萄牙窃据，澳门所创办的近现代报刊，主要采用葡文发行，发行对象也主要是葡萄牙人，虽然刊载有部分中国的内容，但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大。所以，整体来说，相比较于后来崛起的广州近代报刊业，其地位略有不如，意义相对较低，但无论如何，作为当时中国境内仅有的两个报刊城市之一，澳门也是有着一定的研究价值的。

另外，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1839年，广州的报刊纷纷迁出，澳门成为承接广州近代报刊最主要的地点，直至1844年，澳门的近代报刊数量是最多的。

1.《蜜蜂华报》

《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创刊于1822年9月12日（清朝道光二年），是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报纸，也是第一份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报纸，当然也是澳门的第一份报纸。它采用葡文出版，出版周期为周刊，至1823年12月26日停刊，共出版了67期。

《蜜蜂华报》的出版，与葡萄牙国内的政治斗争形势有着密切关系。彼时，葡萄牙存在立宪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在本土进行，也波及了海外殖民地，澳门也无法独善其身。1822年8月19日，属于葡萄牙立宪派巴波沙（Panlino da Silva Barbosa）被选举为澳门议事会主席，他上台之后，就将保守派首领驱逐出去。随后，已经认识到近代报刊力量的巴波沙，与同样信奉立宪派的葡萄牙医生阿美达（Jose da Almeida Carvalho e Silva）联手，共同创办了《蜜蜂华报》，之所以采用“蜜蜂”为名，就是借用蜜蜂蜇人的特性，来对辖区内的保守派进行斗争。

《蜜蜂华报》由天主教多明我会会士阿马兰特神父（Antonio de S.Goncalo de Amarante）主编，铅印形式出版，每周四发行。其内容除了对保守派的攻击之外，还报道澳门与葡萄牙的政治变化、澳门议事会的信件、清政府对政治变化的反应、转载国际新闻和港口的船期班次等。该报印刷数量并不多，主要发行对象是居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士。在1823年9月23日，葡萄牙保守派政变成功，逮捕了巴波沙，夺回了澳门的掌控权，随即宣布《蜜蜂华报》存在严重的言论问题，但该报并没有立即停刊，而是以政府公报的形式依然存活了数月时间——当然前提是改由保守派负责编辑工作，其宗旨和内容已经与之前有了彻底改变。直到1824年1月，由保守派创办的《澳门报》正式发行，《蜜蜂华报》才正式停刊。

但此报却是当代中国首次向国外发行的报纸，定期向国外传播关于中国的消息。所以，《蜜蜂华报》对中国的报业史具有特殊的意义。另外，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澳门政治的变迁、澳门主权问题、中外文化的传播和交流等范畴上，《蜜蜂华报》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

2.《澳门报》

在《蜜蜂华报》停刊以后，葡萄牙保守派创立的《澳门报》（Gazeta de Macao），于1824年1月3日（清道光四年）开始正式出版，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为保守派人员彼亚度（Manuel Maria Dias Pegado），主要刊载新闻和政治稿件，开始时为双周刊出版，后来改为周刊发行，至1826年12月16日因财政问题而停刊，共出版50期。1839年1月17日（清道光十九年），又有一份同名周报创刊。

除了颇有影响的《蜜蜂华报》，以及《澳门报》外，澳门地区先后还出版了《澳门钞报》《帝国澳门人报》《澳门政府公报》《商报》《真正爱国者》《澳门灯塔报》《杂文编》等报纸约十余种。

需要说明的是，宗教因素也在报刊业的出版地变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早期以外国传教士为主体创办报刊时，这点更为明显。由于早期报刊的创办者主要是英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无法直接进入的情况下，他们也无法选择当时被葡萄牙窃据的澳门，因为葡萄牙信奉天主教，这两个教派虽然都属于基督教，但却彼此水火不容。

当然，1839年以后，由于广州的报刊业纷纷迁出，澳门成为当时报刊业最主要的承接地，接纳了不少原本在广州出版的报刊。

而澳门的近代报刊业之所以名声不显，主要是因为当时葡萄牙本国已经实力衰弱，且内部立宪派和保守派斗争不休，因此，并没有以澳门为基地，向中国内地大举扩张的意图。因此，当时澳门的10份近代报刊，8份都是以葡萄牙文发行的，对象也主要是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及其他外国人，只有一份中英文合刊和一份英文刊物。从内容上看，主要是对本国新闻的报道，对我国的影响相对较低。

总结这一阶段近代报刊业的地理分布情况，从时间角度来说，南洋最先（1815年）、澳门次之（1822年）、广州最晚出现（1833年）；但是从重要性角度来说，应当是广州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是南洋地区，澳门虽然报刊数量最多，反而影响力为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