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姥爷的朋友

一、兰亭大大

兰亭大大，因为是地主出身，曾被划作“四类分子”，也就是“反革命”。

他在铁路工程队做电工，家里有老母亲、妻子和五个孩子，全家就他一个人工作，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

可是，他这个人，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有气节。

他总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爱说笑话。每次来我们家，都会带来一两个笑话，让我和姥爷开怀大笑。我总是缠着他再多说两个，姥爷便阻止我：

“让兰亭大大歇歇。”

兰亭大大一到吃饭的时间，立刻站起来就走，还总是笑嘻嘻地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家有醋熘鸡丝、松鼠鳜鱼，还有梅菜扣肉，不回去吃多可惜。”

这么好吃的东西，不吃真的是太可惜了。

可姥爷总是想挽留他吃饭，却留不住。

我忍不住劝姥爷：

“你以后就别留兰亭大大了，人家吃得比我们好多啦。”

姥爷摸摸我的脑袋，告诉我：

“他们家其实很困难，八张嘴就指望着他做电工的那一点点工资，能不能吃饱饭都成问题，哪来的鱼呀肉的。他回到家里，有没有得吃都难说呢，所以我总想留他吃饭。”

“那为什么你每次留他，他都不肯在我们家吃饭呢？”

“兰亭大大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因为出身不好，加上贫穷，所以他不愿意让人瞧不起。”

“他怎么知道那么多好吃的呀？”

“人家以前是过过好日子的。”

兰亭大大会画画。姥爷把自己珍藏的一套《芥子园画谱》送给了他，他感激万分，主动提出教我画画，我因此去了他家。

那真是像姥爷所说的景象啊，家徒四壁，家里每个人都清瘦无比，除了他在笑，没有人笑。

以微笑面对苦难，以乐观的精神面对人生的灾难，这就是兰亭大大。

像兰花一样，亭亭玉立。

长大以后，每当我遇到困境，总会想起，兰亭大大笑嘻嘻地描述他们家有鱼有肉、有鸡有鸭的得意表情。

二、曹老师

曹老师是个美术教师，也曾是个“右派分子”。他被打成“右派”，跟他的个性有很大关系。

我们家的很多照片都是曹老师拍的。他对喜欢的人，就热情相待，毫无保留；对不喜欢的人，就理也不理，不管你是领导还是百姓；对于不满的事情，一定要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嗓音洪亮，态度坚定，不会“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的个性，是一定会吃亏的。

他却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该发表的意见照发表，该不理的人照不理。

这样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常常会让你在他面前觉得自己活得不够纯粹；而他那蔑视一切的表情，也让你觉得你的缺点全被他看出来了。

我其实是有点害怕曹老师的，总觉得他不屑于理我这样的小孩。可我又被他的个性吸引，所以，每次他来我们家，我都喜欢待在姥爷旁边听他说话。

“唐大爷，你那个枸杞是假的。”

这桩骗局，就是曹老师揭穿的。别人尽管知道但都不敢说，可对曹老师来说，有什么不敢说的？

“唐大爷，您老放心吧，要不了两年，国家是一定会变的，到时候，孩子们就会安心读书了。”

这个远见也是敢想而不敢言的，对曹老师来说，又有什么不敢言的。

曹老师手把手地教我画过几次画，以至于到现在，我都热爱画画。

他教我怎么画盒子，把一个平面的东西画成立体的；怎么画桌子和椅子，它们的透视关系是怎样的；他帮我打开了一个过去从未意识到的空间，世界从此由平面变成了立体。

可惜，后来姥爷过世了，我就再也没跟曹老师学画画了。

高中的时候，我代表学校参加市运动会的跳高比赛。正在我全力拼搏的时候，一个人拍下了我跨杆的瞬间，那是我唯一的一张参加运动会的照片。

这个人，就是曹老师。

三、良顺叔叔

良顺叔叔几乎“长”在我们家了，他是“裴多菲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良顺叔叔是姥爷最年轻的朋友之一，也就二十来岁。

为什么二十多岁的人，愿意找九十多岁的人玩儿呢？

那会儿，铁路中学在很远的地方，我们院子里的男孩子都扒火车去上学。良顺叔叔就是在一次扒火车的时候，从火车头上掉了下来，被轧断了一条腿。

十六七岁的他失去了一条腿，那真是致命的，休学将近一年。他无法接受成为“残疾人”这个事实，几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来到了姥爷家，对姥爷诉说了他的精神压力和绝望。

姥爷用它近百年的人生经历开导良顺叔叔，并且建议他学习会计，有个一技之长，可以不靠“腿”吃饭，自己养活自己。

后来，良顺叔叔在印刷厂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一直靠着这门技术生活到今天。印刷厂的噪音大，说话得喊，否则就听不见，这也让良顺叔叔练成男高音，说话的嗓门儿降不下来了。

从此以后，良顺叔叔就“长”在了我们家。

每天，他都是第一个来。我们还没有吃完晚饭，便听见他的男高音在小院门外响起：

“唐大爷！”

夏天的夜晚，姥爷在小院里放上四把椅子，上面搭块床板，再铺上凉席，就成了我们家的凉床。

我和姥爷先把凉床当餐桌，边吃边和良顺叔叔聊天。

良顺叔叔跟兰亭大大一样，从不在我家吃饭。

等吃完晚饭，收了碗碟，我就躺在凉床上乘凉，缠着良顺叔叔给我讲故事。

有一次，良顺叔叔指着天上的星星，问我：

“你知道不知道，那些星星叫什么名字？”

然后，他就给我讲了“牛郎和织女”的故事：

“牛郎星的两边，是两颗很小的星星，你看到了吗？那是牛郎和织女的两个孩子。牛郎用扁担挑着两个孩子，想过了银河去找织女。牛郎星和织女星中间的那一排星星，就是把他们分开的银河。”

“后来呢？找到了吗？”

“王母娘娘为了惩罚织女爱上了凡人，只允许她每年农历的七月初七，过了银河来跟牛郎相会，一年见一面。”

我想起妈妈经常说，她和爸爸就是牛郎和织女，现在知道为什么了——他们不也是一年见一面、中间隔着千里万里吗？只不过变成了妈妈带着三个孩子。而那个“王母娘娘”又是谁呢？小小的我，自然搞不清楚这些，只是更加同情我的妈妈了。

现在，在满天繁星的地方，我也会教我的孩子认天上的星星，给他们讲这个古老的爱情故事。每当这个时候，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儿时夏日的夜晚：那个小院，那张凉床，满天繁星密密麻麻的，摇着扇子的姥爷，过往接水的邻居，和男高音良顺叔叔。

四、其茂伯伯

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有一句唱词：“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我家的表叔也不少，没有大事也不登门，跟我们往来最多的是其茂伯伯。其茂伯伯是爸爸的表弟，他叫我的奶奶作姑妈，我叫他的妈妈作舅奶。过去的这些称呼，随着“独生子女”的出现，将来可能都没有了。

其茂伯伯喜欢所有的新鲜事物，他是我们那儿第一个买电视机的人。九寸大的黑白电视机，成了机务段大院的人家每晚共享的娱乐项目。

吃罢晚饭，大家就提着小板凳，向其茂伯伯家靠拢，见他家的门紧闭，就派个人去敲门，半天敲不开，就大声地连敲带喊，里面的人根本就别想自己悄悄地躲在屋子里看，必须把电视机搬出来跟大家一起看。

有时候，其茂伯伯也气不过，打开门想骂上两句，但看着黑压压一片提着板凳的老老少少，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能搬出桌子，端出那个九寸大的黑白电视机，跟大家伙儿一起看了。

那个时期时髦的几部日本电影，像《追捕》《望乡》，我都是在其茂伯伯家的电视机上看到的。

只记得《追捕》里的真由美，长发飘逸；高仓健一改中国的“奶油小生”形象，重塑了男子汉的形象。电影中那个现代化的城市，简直就像是天堂。

“昭仓从这儿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现在该你的了。”

“你看，多么蓝的天呀，从这儿走过去，你就会融化在这蓝天里。”

电影里的这些经典台词，几乎人人会背，我们还用这些台词跟同学、小朋友相互之间开着玩笑。

那个时候，全民爱看电影，看电影是生活中重要的娱乐。只有在电影里，我们才能看到外面的那个花花世界。

说是看电影，其实，是听电影。

全院那么多的人，想都挤到前面去看，几乎是没有可能。只有九寸大的小电视，在那么多人的面前，显得格外的小。

再加上那会儿的电视信号也不好，常常在最紧要的关头，电视屏幕变成一片雪花，只能听见高仓健低沉浑厚的声音：“抱紧我。”接着，是真由美甜美的声音：“我爱你。”然后，就是那个著名的音乐段落“啦啦啦”……没有了画面，一切全凭想象。

我每次在其茂伯伯家看完电影，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跟姥爷复述一下电影的故事。也许我对电影的热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每次，姥爷都认真地听着我结结巴巴的描述，从不打断，让我一遍又一遍地在脑子里重复那个电影、那些画面。

其茂伯伯因为是独子，没有去农村插队，而是当上了铁路工人。

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当个铁路工人是非常优越而自豪的。

其茂伯伯喜欢一切“洋”的东西，摄影就是他的一大爱好。

他在照相机的取景器里，看上了在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里扮演李铁梅的姑娘。

姑娘当时已经下放农村，基本上是不可能再回城，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伯伯的家人自然反对，姑娘也不愿意拖累他。可是，伯伯索性抛下工作，跟着姑娘去了农村，帮着种地、干农活，并跟家里人扬言：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个姑娘，他就扎根农村再也不回来啦。

家里人以为他赌气，也没当回事，从小像少爷一样被养大的他，哪儿受得了农村的苦，过几天，肯定就跑回来了。

没想到，伯伯在农村竟然一待大半年，人是连饿带累带晒，黑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

这一下，不仅感动了姑娘，也吓坏了伯伯的家人。

于是，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从此结为了夫妻，姑娘成了我的表婶。

其茂伯伯和表婶谈恋爱的时候，经常一起来姥爷家。一是因为姥爷的花园美，二是因为姥爷好客。我的家给表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其茂伯伯也经常带着相机来，借用姥爷的花园，给表婶拍照，有时也给我们拍。

像这张照片，就是浪漫的他用借来的135莱卡相机拍的。

在照片的背面，他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寄给远在新疆的我的爸爸、他的表哥。

表哥：

清明节晴朗的阳光投射到小花园里，孩子们围着我身边拍张照片远寄留念，你看孩子们正望着你微笑，好像盛开的花朵。

表弟 其茂

一九七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