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古与先秦时期的学风
第一节 上古时期的学风
远古洪荒，鸿蒙初开。早在几十万年之前，中华民族的土地上就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告别蒙昧以后，中华文明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之前。在我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里，“教”“学”等字都已经出现。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时人之学风更多的是在学会劳作中培养和体现的。司马迁说黄帝“时播百糓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按照这个记载，那时人们的劳动已经是懂得借用自然力了，但是“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则是人们勤苦用心的写照。相传上古的后稷和神农都是农耕的祖师，后稷“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等。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契（按：即后稷）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神农则“教人耒耜”“播种百谷”，还遍尝百草，教人饮食与治病。同时，原始农耕靠天吃饭，人们日晒雨淋，劳苦恣睢，这是我们都可想象得到的。《尚书·盘庚上》云：“若农服田，力穑，乃也有秋。”说的就是农人耕地，只有勤勉才会有丰收之意。最初的劳动之学，从模仿到探究，学习以自然和劳动本身为师。因此，除了勤苦与实践，别无他途。国王教臣民、大人教孩子，培养的都是这种学风。而正是这种尚勤苦、崇实践的学风，奠定了我国古代学风的基础，形成了古代学风的主流，历朝历代，向无废弃。
《尚书·皋陶谟》说：“无教逸豫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相传皋陶是舜帝的重臣谋士，这话虽然是皋陶对于天子治国的要求所言，但其希望舜不要贪图“逸豫”和倡导“兢兢业业”的精神同样折射出时人的学风。创业维艰，学业维勤。没有兢兢业业的勤苦精神，是不可能取得学习的成就的。当时的皋陶、大禹、伯夷、夔等一批辅佐舜帝的贤臣，在学风上都是勤苦敬业的。
上古之世，既重劳作之学，又重做人之德。学劳动惟勤苦，学做人尚恭谨。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皋陶述其谋曰：‘信其道德，谋明辅和。’禹曰：‘然，如何？’皋陶曰：‘于！慎其身修，思长，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已’”。讲道德，慎修身，思尊长，和九族，说到底，都是要以恭谨学风作为基础的。在大禹身上，勤苦与恭谨这两种作风也是兼而有之。大禹治水功成之后，大舜与禹、皋陶等议政，舜指名让禹“昌言”，禹说：我只是每天孜孜不倦而已。皋陶就故意问禹孜孜不倦是什么意思，禹就说了这么一段话：“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辇，行山栞木。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这一段话，说的就是勤苦治水，恭谨做事与为人，表现的是大禹的勤劳、智慧与爱民。
禹死之后，功及百世，后来的成汤王就曾经以禹之爱民与勤苦来教导“诸侯群后”，说：“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并言：“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在这里，成汤王对于其臣僚近侍所要培养的学风也是“勤力”“久劳”。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在上古那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君王天子的好尚，对学风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所谓“宫中好细腰，天下皆饿死”，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至于统治者之所以重视教育、学习，这和他们维系统治的目的是联系在一起的。春秋时郑国的子产就与贵族子皮专门讨论过“学而后入政”的问题，子皮打算让尹何担任一个采邑的长官，理由是尹何为人老实，不会背叛自己，“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子产认为尹何年少，不能胜任“大官大邑”，明确指出：“侨（按：子产之名，此自称）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子皮也采纳了子产的建议。今人杨荣国先生说过：“在种族奴隶制国家里，‘政’与‘教’是合一的，行政即所以施教，施教亦即所以行政。殷人既以‘孝’来达到某种行政上的目的，亦即以‘孝’为‘教’，因而‘教’字也就从‘爻（下加子）'。”
时至商与周，征战乃不已。据《史记·殷本纪》云，商朝开国之帝殷契“封于商”,“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然而到了其末代之纣王，虽然“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但为人“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且“好酒淫乐”,“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在朝中，任用严刑酷法，设“炮格之刑”残害官民，以致“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最后众叛亲离，终至垮台。一兴一亡，兴在勤苦，亡在淫逸。不过，由天子好尚以观学风，勤苦之风终究还是当时的主流。
周鉴殷典。朱熹《诗集传》说：“周国本在禹贡庸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儃甫始居其地。”又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勤劳、智慧是周人性格的一大特点。《诗经·公刘》说：“笃公刘，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积迺仓。迺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公刘是后稷的曾孙，周人甚以为敬。这一节诗歌就是赞美公刘的，说他在拓边打仗之时，不敢懈怠，勤奋振作，与民同苦，身先士卒。在西周之时，王室已经十分重视教育，“学者皆有师”，而且，统治者也以勤学为臣子与百姓作表率。《史记·周本纪》说西伯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以礼乐治国教人，“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此后武王继位，夙兴夜寐，勤苦治国，偃武修文，使天下得以中兴，民众日渐安宁，学风所及，举国都以勤劳为务，文武周公的业绩也为后来孔夫子所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