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积极心理学只是预设了一颗主动的人心

当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从研究习得性无助转而研究乐观时，我猜他也没有去预设人类都有颗主动的心。如他所言：“‘二战’以前，心理学有三个使命：治疗心理疾病，让所有人的生活更有意义，鉴别和培养天才……但是，心理学的后两个使命在走下坡路，几乎被遗忘。心理学变成了研究受害者的科学……50年后，我想提醒大家，心理学已经偏离了主题。心理学不仅要研究弱点和损伤，还应研究优势与美德。治疗不仅要修复受损的部分，还要滋养我们内心最好的部分。”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在于反对疾病模式以及强调人的优势的发挥。从塞利格曼定义的层面来说，“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是使个人、群体和制度繁盛或达到最佳状态的条件和过程”。在其关于远见和未来的观点中，心理主动而非被动的感觉已然清晰可见。

但我想，所谓的“积极”，完全在于积极心理学预设了一颗主动的人心，或者说“能动（agency）”更加恰当。人能够控制自己、调节自己，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自主性、自由意志，这是人之为人的最初状态。积极心理学想让人们去追求的无非在于此，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知情意行”，主动地或策略性地改变自己主观的体验，以幸福为最终目标。

“积极心理学”这个概念并不是塞利格曼的创造。其首创者是亚伯拉罕·马斯洛，他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使用了“积极心理学”作为首章的标题。他也开宗明义地强调，心理学过多地了解了人类消极的缺憾，却忽视了人的美德潜能。马斯洛所谓的“自我实现者”，一定有一颗主动的心，因为自我实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主动去寻求的。自我实现者会洞悉一切，正确决策，单纯无伪，悦纳自己，喜乐自洽，天人合一，悲天悯人，民主和平，深交善友，明辨是非，诙而不谑，真情流露，超然于世，天真无惧。这些都是要主动去寻求的。我一直相信，马斯洛的主动人心与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来自他自己的经历。他出生于一个并不幸福的家庭，他的母亲是其父亲的表妹。父亲酗酒花心，母亲迷信暴躁。马斯洛曾经捡了两只小猫回家，却被母亲活活打死，因此他与母亲关系一直不好，甚至拒绝参加母亲的葬礼。经历过娶了自己表妹的父亲所造成的混乱生活之后，马斯洛也没能逃脱命运的安排。这个因自己的大鼻子而对自己相貌极为不自信的人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著作《自卑与超越》中找到了安慰，并同样爱上了自己的表妹。19岁那年，羞涩的马斯洛被表妹推吻，那种愉悦的快感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巅峰状态——我猜是这种一生难忘的感觉启发他创作出了自我实现时的巅峰体验概念，也正是这种愉悦的快感让他认为快乐是可以去主动寻求的，因为当时的心理学容不下一颗主动的人心。马斯洛在康奈尔大学听过爱德华·铁钦纳的心理学课程，对这种无聊被动元素分析的心理学失去了信心。在读到约翰·华生有关行为主义的论述后，马斯洛才重新燃起对心理学的兴趣。他前往威斯康星大学，师从以研究灵长类动物而闻名的哈利·哈洛，接受了严格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训练。马斯洛关于灵长类动物支配动机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功能主义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的高度赞赏，但马斯洛却在自己与表妹的孩子出生后背离了行为主义传统。他表示，任何一个有孩子的父亲都不可能相信华生所谓的“环境决定论”，把自己的孩子当作一个被动的动物般接受刺激从而做出反应。

华生代表着当时心理学界最大的势力。这位传奇的心理学家从来就没有认为人可以主动去做什么，对他来说，行为无非是历史的奴隶，而历史则代表刺激的输入。与马斯洛不同，华生相貌英俊。心理学史上有个笑话，越英俊的心理学家对人性的看法越悲观。华生的家庭并不富裕，也不幸福，他的父亲是个游手好闲之徒，而少年华生也颇为顽劣，甚至还被逮捕过两次。婴幼儿时期，华生的保姆给他灌输了太多魔鬼与黑暗的故事，这让华生成年之后还经常感觉抑郁、害怕黑暗，甚至需要开灯睡觉，他也不可能感到幸福。华生15岁时进入福尔曼大学学习，跟随摩尔学习心理学。很明显，被捕过两次的华生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摩尔甚至挂掉了他的心理学课程。但在华生21岁时，他拿到了福尔曼大学的硕士学位。毕业以后的华生来到小学教书，当时的工资是每月25美元。穷困的华生不甘心做小学教书匠的工作，他跑到芝加哥大学，租食堂的房间，在食堂当服务员，给心理学系“看门”，看管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以获取微弱的报酬来生活。在芝加哥大学，他师从约翰·杜威、詹姆士·安吉尔等功能主义学派的知名人物。华生25岁时毕业，成为芝加哥大学当时最年轻的博士，并留校成为助理教授。这一年，他娶了自己的学生玛丽·伊克斯为妻——玛丽在心理学概论课上爱上了这位年轻英俊又才华横溢的老师，在期末考试的试卷上，玛丽并未答题，而是给华生写了一首情诗。这次“文学创作”得到了玛丽预期的结果，也说明当时的美国没有对教授的本科教学评估。5年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以5倍年薪邀请华生任教，当时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心理学系主任为前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詹姆斯·鲍德温。次年，鲍德温因涉嫌嫖娼被捕，被迫辞职，华生接替其职位。1913年，华生在《心理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一文，标志着行为主义的诞生。1914年，年仅36岁的华生当选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这距离他博士毕业仅仅过去了11年，其中还包括他服兵役的3年。6年后，华生与学生罗莎莉产生了感情，其妻玛丽潜入罗莎莉家里盗取了华生和罗莎莉的信件，之后华生因情书见诸报端而被起诉，导致学界无人敢聘请他，华生也黯然结束了其学术生涯。无论在芝加哥大学还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身”功能主义的华生都坚持使用铁钦纳的教科书作为教材，而铁钦纳也是为数不多在困境中仍旧支持华生的心理学家。之后的华生投身广告界，与罗莎莉结婚。罗莎莉很年轻的时候便离世了，留下两子，分别取名为“威廉”与“詹姆斯”。自此，这位25岁便拿到博士学位，30岁成为教授，35岁改变心理学史的巨星淡出学术界。华生根本不承认主动的人心，他相信环境决定论。华生的名言也许最能说明他的想法：“给我一打健全无缺陷的婴儿，让我在我特殊的世界里抚养，我可以保证，从他们中任意挑出一个，不管他的才能、偏好、倾向、能力以及他亲族的职业和种族，我都可以将他训练成为我所能选择的任意一种类型的特定人物，例如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业领袖，甚至是乞丐或者小偷。”这种忽视心理过程的做法实际上抹杀了“心理”二字，是一种极端的环境决定论。当然，在华生心底，他何尝不惋惜于自己过早地离开学术界，之后只能混迹于其他业界——他曾经为生计做过科普，录过音频，写过非专业杂志专栏。直到他年过古稀，获得了美国心理学会的奖项，因怕自己会激动得泪流满面，华生让孩子代为出席领奖，不久便离开人世。我想，在华生心底，他又何尝不知道对环境的极端强调是有违心理学基本原理的，但是他的坚持使得心理学的科学方法有了真正得以施展的场地，人类行为相比于心理过程更外显，更能够直接在心理学的发源处得到科学研究。

马斯洛觉得他自己创建的心理学才是人的心理学，华生是“小白鼠心理学”，而另一非学院派传统的弗洛伊德则完全是“神经病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故事我不再赘述，据说他是改变世界的三个犹太人之一，他让大多数的非心理学专业人士爱上了心理学，也广泛地在20世纪影响了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但在学院派心理学家眼中，弗洛伊德只是个文辞华丽、说服力强的小说家，这一点可从弗洛伊德受斯坦利·霍尔之邀赴美国讲学时，铁钦纳对其抱有的不屑之中看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完全是非学院派，且不实证的，但其思想洞见常有闪光，其理论解释力之强也令人折服。最有趣的一点在于，弗洛伊德本人也几乎不相信现实此刻，以及主动人心的力量。他是个早期经验决定论者，更有名的，他还是个潜意识决定论者。他认为人的大部分行为是由潜意识驱动的，而潜意识在意识的水面之下，无可接触。水面之上露出来的小部分是意识，但人的大量行为并不是由它驱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行事，更别说主动去寻求幸福、发挥潜能了。

出身行为主义的人本主义者马斯洛反对了行为主义，其实出身于功能主义的行为主义者华生也反对了功能主义。而功能主义者，或多或少地预设了一颗主动的人心。比如高尔顿·奥尔波特，他更强调理性且有意识的自我功能。当然功能主义的始祖威廉·詹姆斯也如此。詹姆斯出身于富庶之家，有条件致力于自己的兴趣并能轻松获得教职。在欧洲，詹姆斯听过赫尔曼·赫尔姆霍兹与威廉·冯特的课程，但他对他们的理论毫无兴趣。回到美国，他谋得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职，并先于冯特建造了一个仅仅用于教学的心理学实验室，同时花了整整12年时间撰写了文辞优美的《心理学原理》。之后，这位哲学家气质浓郁的心理学家扔下一句“心理学是一些简单的事实，一些闲扯和争吵，一种仅在描述水平上的归纳和推论，但是没有一条定律足以与物理学意义上的定律相匹敌。这不是一门科学，它仅仅是一门科学的希望”。好在詹姆斯重视意识，也反对低端还原论，他将意识看作一个私人化的整体，是连续不断的流，是无法将其分割为碎片的。意识也总是有对象的，无法凭空进行，它的对象还存在人为选择，每个人始终在选择一种意识对象而排除其他意识对象。当然，意识这种私人状态也是一次性的，你无法体会两次一模一样的心理状态。因为意识有主体也有对象，那么人在知觉自己的时候，一定存在一个主体，也存在一个对象，这个时候的主体与对象都是“我”。詹姆斯把主体称为“主我”，而将对象称为“客我”。詹姆斯重视这种主我，因为它是整个主观生活的中心。于此可见人心之主动。

以主动的人心追寻幸福并非易事。如果仔细上溯寻求，你便会发现，以主动的人心去寻求幸福，确实不易。在古希腊，没有主动追寻幸福的可能。那时，人们遵从神祇——那些被神眷顾的人，便是幸福的。因此，在古希腊人看来，世界是由神控制着的，我们人类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无论发生战争、自然灾害，还是其他天灾人祸，冥冥之中都是神的旨意，人类不过在神的游戏中而已。因此，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而人类对自己的命运又完全不可控。正是这样的看法，让古希腊人无法主动追寻幸福，只能等待幸福的降临。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幸福不是通过自己努力可以主动得到的，而是需要得到神的眷顾被动获得的。因此，在古希腊人看来，幸福是不可预计的，幸福也是不可思议的，更是不能强求的。于是，幸福不是一种可以追求的理想状态，而是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评价一个人的一生，最好的时候在于他们临终的时刻。所以，古希腊人所谓的“幸福”应该是在一个人临终之时，纵观他的一生，评论得失，判断幸福。我们可以在卧榻之侧，询问临终之人，他这一生是否幸福。这样的幸福无关当下的情绪，而是对生命全程中自己所拥有的美德的感怀。现代研究发现，人们大都在50～60岁左右就开始表现出一些判断自己幸福与否的兴趣，包括“我给予了这个世界什么”，或者“我做出了哪些能让自己不朽的贡献”等。说到底，古希腊人在弥留之际对自己幸福与否的判断依据，是他们是否受到了神的青睐。他们的幸福充满不确定的意味，幸福是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和幸运的程度。古希腊人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古希腊人仿佛生而不幸，他们有着太多不可控和不确定性——就像神的“玩具”，没有太多的自由意志，对未来不会有太多的憧憬，似乎自己的命运早已被决定。这种宿命论的观点导致他们只有在死的时候才能品评自己的一生幸福与否。英勇的武士战死沙场，这是幸福的。因为在他们死后，人们才开始评价他的一生：为国捐躯，这是光荣。就此献出生命，那么人的一生就会被别人评价为：幸福。因为环境是如此险恶，人生是这般艰难，谁也不能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之后的事情除了神无人能够预知。在死亡的时候遇上人生最幸福的事情，那么幸福便谁也夺不走。死亡为幸福赋予了意义，幸福也是在人死之后对这个人一生的评价。

不过苏格拉底将幸福的评价变成了人们对幸福的追求。雅典的民主和繁荣让苏格拉底敢于抛开神的旨意，提出“追求幸福”的目标。他认为人们应该掌控自己的人生，而这个工具就是自己的理性行为。对苏格拉底来说，幸福不再是机遇，不再是命运，幸福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是人类可以看得到、摸得着、能够追寻的东西。之后，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进一步解释了幸福的真谛。我们的确都有追寻幸福的欲望，但我们的欲望也常常流于粗鄙、庸俗和蔑视道德。美食、性爱无一不能为我们带来短暂的欢愉，但它们却不能为我们带来真善美，不能为我们带来幸福。要想获得幸福，我们需要经过漫长的培养过程，从爱人的身体到美的物体，从美的物体到美的内在、美的知识，直到我们超越了普通的感官欢愉，节制了各种各样的欲望，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因此，幸福不是玩乐，不是运气，不是财富，也不是名声，幸福就是我们的理性行为，就是我们抛弃了欲望的尘世而来到的真善美的天堂。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幸福观也许只有他们能够达到，即使主动，也难寻求，因为他们最终的幸福观指向了无上的哲学。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少之又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俗世之外寻找着哲学的智慧，而亚里士多德则在现世之中探寻着幸福。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是古希腊哲学之集大成者，甚至现代数学、物理学都常常追根溯源至他。他与柏拉图一样，相信人的理性；但又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探寻幸福，就必须观察现实世界，而不是诉诸哲学。这或许也是他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彰显之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感没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般玄虚，他立足于现世，给出了幸福和追寻幸福的方法。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区别于动物和植物之处，就在于人拥有理性的灵魂，而正是理性的灵魂才能让人有追寻幸福的可能。亚里士多德认为，万物皆有其目的，人生在世，也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达成某种目标。对人类来说，这个目标就是善；而在善的背后，终极的目标便是幸福。可以说，善也是达到幸福的一种方式，而我们达成善也必须有自己的方式，那就是成为一个好人，按照美德来行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好的直尺能方便、准确地度量物品；一株好的花是香气四溢的，能沁人心脾、娱人心智；一只好的猫能够捕捉老鼠、乖巧可人。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对什么是“好”的理解，他似乎告诉我们，物能尽其用便是好物，那么人能尽其才也才是好人。以“功用”来定义道德是其思想：一个好的人是恪尽职守、温和节制，并充分发挥了自己能力的人。亚里士多德用中道来确定他所认为的美德，因此美德就是不走极端，极端便是恶德；美德不能过度，美德也不能不及。在他看来，胆小、柔弱便是不及，鲁莽、蛮横便是过度，而只有居于其中的勇敢、坚强才是美德。因此，按现代观念来看，我们有着天赋的基因、不同的文化以及独特的人格，我们需要将它们在现在的环境中表达出来。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要求我们将自己的核心优势和热情表现出来，并发扬光大。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是一个深层次的观点，它要求我们平衡生活中的苦痛与快乐、理智与情绪。凡事皆有所由，但凡事都不能走极端。我们不是不能发火，但是这个“火”必须是为了适当的目的，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方式和适当的程度，发在适当的人身上。我们也可以有欲望，但欲望不能太过，以致打破平衡。对很多人来说，同情是变得快乐的一大关键，但是同情也要有节制。一些极度利他的人会病态地将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赠予他人，他们会将自己的钱全部捐出来，将其子女的钱也全部捐出来。这当然是不对的，他们需要受到约束。亚里士多德认为，你的欲望水平要和你当前的财富相匹配，只有在你的财富允许的前提下，你才能扩张你的欲望。不过这一观点也有争论，有人认为将欲望变得比财富水平低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会使你缺乏更上一层楼的渴求，也会让你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当然，说适度的观点所有时候都是正确的，但也不尽然，有些时候极端也是好事。试想一下当你不可救药地坠入爱河时的感觉，又或者是一个江郎才尽的画家、作家突然有了灵感，这种极端的感觉会让人如痴如醉。当然，亚里士多德并不像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那样排斥感官快乐，他从不认为无衣无食还能幸福，他坦率地承认感官快乐、外部环境都是幸福的来源，同样，运气也不必排斥在幸福之外；但最为重要的幸福途径还是培养美德。不过，亚里士多德也承认，人们再怎么培养美德，也难以达到最终的幸福，最终的幸福必须要靠沉思——这是神圣且纯粹理性的运作。立足尘世的亚里士多德还是将最终的幸福抛向了神，人类所能做的除了用理性来行事，便只剩下放弃为人。

伊壁鸠鲁和芝诺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古希腊哲学家，他们不满足于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对追求幸福的悲观看法。虽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已经宣称幸福可以追求，但他们认为的最终的幸福却离凡人过于遥远；而伊壁鸠鲁和芝诺则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类的责任，幸福可求，但机遇也不是随机的，我们可以塑造、把握机遇。伊壁鸠鲁强调快乐的重要性，他认为人天生具有趋乐避苦的倾向，这种快乐并非堕入凡俗，而只是指在身体上没有苦痛，心灵中没有忧虑和烦扰。对伊壁鸠鲁来说，快乐就是善，而痛苦就是恶。芝诺则不然，他甚至无视快乐与痛苦，他认为美德才是首位，拥有美德的人，即使是饱受不公与折磨，他也是幸福的。两人的观点相同之处在于他们主张的追求幸福方式上的一致，这便是禁欲。为了避免身体的痛楚与精神的煎熬，我们只能用理性面对灵魂的纷扰，摒除那些使我们误入歧途的欲望，以换回内心的宁静。只有熄灭欲火，我们才能不被欲望所驱使；只有毫无欲望，我们才不会受到因得不到而产生的伤害。没有了饥饿的欲望，我们怎会受饥饿之苦？没有了性爱的渴求，我们便不会沉迷其中。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人们已然发现幸福就在眼前，但当他们着手追寻时，却不得不感叹苏格拉底等人所谓的幸福依然远在天边。当幸福就在前方，人们却无力追求的时候，伊壁鸠鲁和芝诺告诉大家，克己而禁欲就是把自己变成神的方法，也是让自己拥有追求幸福的资格的方式。当然，古希腊诸位哲学家所谓的幸福仍不是主观的幸福，他们所谓的幸福都是一种客观的状态，某种意义上来说，尚不是感受，仍然是一种评价。

在这些哲人看来，幸福已然可以主动追寻，但是都还悬于空中。中世纪是宗教时代，基督教一开始就是苦难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千上万的人将圣像佩戴于胸前，用手势画着十字架的形状。基督教强调人们要遭受苦难，这与世人对幸福的理解大相径庭。为何受苦反而能达到幸福？为何获得永远的幸福必须要历经千万苦难？奥古斯丁用原罪的观点进行了解释：基督徒都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们出生时并非清清白白，而是带着罪责而来，罪把人类和上帝隔绝开来。上帝的子民们希望得到救赎，但他们必须历尽艰辛到达某一目的地。因此，人类的幸福便是上帝的恩赐，遵循上帝的指引，博得上帝的欢心，到达上帝指定的地方，这才是幸福。不过基督教不再教人拒绝苦难，而是让人接受苦难，面带微笑地拥抱苦难，替基督受难——这不是苦难，这是荣耀，这是幸福。因此，有人笑着就义，有人慷慨赴死。只有在死亡之时，我们才有可能得到上帝的恩赐，获得幸福。上帝并非在每个人死时都予以恩赐，即使恩赐，上帝也需要选择，所以幸福在生前永难得到，在死时才能等待上帝的开恩。幸福的终极意义只是一个幻觉，幸福也不会在这辈子为你我所发现，只有当我们死后，脱离了肉体，进入来世时才能体会。幸福的评价需要在尘缘已了之时，所以主动追寻“此岸”的幸福似乎也成为徒劳。

基督教说人带着原罪而生，但有一个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这个人便是约翰·洛克。洛克认为人生下来的时候，其道德和心灵就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带。洛克的思想无疑把人类的先在苦难和罪恶都抹去了，他以为我们是干干净净地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思想和心理的运作就是在这张白纸上写下独特的对世界的文字，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我们的感官来反映。因此，感官的快乐便受到了洛克的重视。洛克认为：“完满的幸福就是我们所能享受的最大快乐。”他的思想明显承袭了伊壁鸠鲁对快乐的看法，但是洛克并没有像伊壁鸠鲁那样强调禁欲，当然洛克也并没有为各种感官享受做辩护。他所谓的真正的快乐并不在此，真正的快乐是长久的快乐，而不是一时的感官欢愉。

置身欧洲启蒙运动中的洛克和当时哲学家的思想极大地改变了西方文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开始强调“人”而不是神，强调人本身的潜力。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吸收了洛克的思想，他试图科学地定量测量幸福，并想通过公式来计算如何将幸福最大化。在边沁看来，功利就是“倾向于给利益有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幸福，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有关者遭受损害、痛苦、祸患或不幸”。边沁认为，快乐和痛苦是人类的主宰，而自然、政治、道德和宗教是快乐和痛苦的四大来源。因此，功利原理（或者叫作最大幸福原理）才是人类应该遵循的首要法则。功利原理是指：“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边沁反对禁欲主义，因为禁欲势必降低人的快乐。在边沁看来，功利原理不仅可以用于个人，还应该被用于群体乃至社会。政府的立法行动应该考虑如何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这就是社会中每个成员的幸福的总和。也就是说，只要符合这项原则，我们就能判断一个行为、一项法律、一种决策是否正确。如果整个社会的幸福提高了，但这是以降低某一个成员的幸福为代价的，那么根据功利原理，这也是可取的。边沁不仅这样说，他甚至将这一原理具体化。他认为，对一个人来说，其快乐或者痛苦的程度要根据以下几个方面来计算：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或不确定性、临近或偏远、丰度（指随同种感觉而来的可能性，即乐有乐随之、苦有苦随之）、纯度（指相反感觉不随之而来的可能性，即苦不随乐至、乐不随苦生）。而若要计算一个群体或者社会的幸福，我们还需要加上一条：广度（即波及的人数）。

密尔在边沁的基础上区分了幸福的质和量。密尔说，“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头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要比做一个傻子幸福”，为什么？这正是因为苏格拉底拥有高级的快乐，而猪只能享受吃喝等低级的快乐。对人来说，有知识、受尊重、听音乐、传播美德所带来的快乐要远胜于吃、喝、性所带来的快乐。无论如何，经过了启蒙时代对自由和个人权利无以复加的崇尚，与古希腊天堂般不可触摸的幸福相比，现代的幸福观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变成了每个人都可以主动追求的目标，甚至是人类的权利。

这一源流的哲学思想似乎给出了对追求幸福的主动人心的深刻预示。心理学来源于哲学、物理学与生理学的发展，前科学阶段的心理学始终存在理性与经验的争论，当然，也存在主动人心与被动人心甚至是人心多余的争吵。普遍来说，德国传统的哲学更加理性、主动，而英国传统则相对更加经验、被动。积极心理学的“积极”，无非是在说人心可以主动，这才是积极，而不是肤浅地贴个“积极”的标签，让人误认为什么都可以且都需要被鸡汤式地看待。

更多的主动，我想不是坏事；但是，过多的积极并不是好事。研究发现，过于积极看待未来的美国总统，其任期内的经济状况反而更差一些，这也许是因为太过乐观，容易忽视危险而麻痹自己。中国人倒是熟悉这样的观点，所以传统的父亲都是严父，他们很少夸赞孩子；但是你会发现美国人却经常将“wonderful”“brilliant”“genius”“great”挂在嘴边。刚去美国时，听到他们总夸赞我，我还真以为自己天赋异禀。一天我给人7.5美元买6.5美元的东西，要找1美元，我能口算出来，他们却要用计算器，于是我得到“天才”的评价。这时我才知道，“天才”是个被用滥了的词。

所以，你不用过分积极。当然，主动的人心也从来没有预设过人性就该是善良的。马斯洛认为人性本善，但是当你问人性是不是善时，这个问题则很难回答。不考虑“这要取决于善恶的定义”这样诡辩式的逃避，我想可能很难去说人性完完全全是利他的。对，我在这里将利他与自私当作善恶。见义勇为也可能并不出于真的善，它还必须排除是否为了让自己心安，是否可能避免良心谴责或社会谴责，是否这样让自己更舒服，是否可能让自己受赏等自私动机的影响。我想，似乎很难说人心是完完全全利他的，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之为我”就是因为自我与他人有边界，我知道别人不是自己，那么我对待别人与对待自己也许便不尽相同，这在逻辑上也完全说得过去。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追求善，也不妨碍人心可能会向善。也许在恶的世界发现善，你才会知道善是多么可贵。

这个世界不甚完美，也许你用尽所有力量它都无法变得完美，似乎你必须接受。我们能够学习的是主动去改善自己，力所能及地改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保持积极心理学倡导的态度，不违良心，心向善良，明辨是非，骨气长存。积极心理学让我们有主动的人心，这绝不是愚民，也不是想让大家都变成幸福的“猪”，它是想让大家主动理性地思考，主动积极地行动。生活不易，积极心理学不是生活的兴奋剂，它只是让你换个眼光看待平淡（也许是波澜壮阔）的生活。

我想，有一天，主动思考已经深入你的骨髓，追求幸福真的成为人类衡量自己生活的最终目标，这时“积极”便可以消亡。这是好事，就像平时谁也不会谈起电，只有停电时才能意识到电的存在。这是我的理想：人人都能主动、理性地思考生活，追求幸福。无人谈起之时，才是深入人心之至。

我总认为，积极心理学的要义就是这般主动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