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从活字版到万维网
我担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一职共11年。接任之后不久，我就正式提议在香港城市大学设立“中国文化中心”。这个中心于1998年正式成立，特地从美国邀请了曾毕业于台湾大学的郑培凯老师担任主任，开始组织一系列的中国文化讲座。我作为这个中心的创办人和推动者，有幸做了第一场演讲，时间是1998年10月，题目就是《从活字版到万维网》。本章重用这个题目，不表示我没有进步，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许多年后再讲一次会有特殊的意义。
时间长河里的记忆
人类的文明当然是从物质文明开始的，也就是始于人类有意识地通过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来获取食物，采集和打猎不算。人类精神文明的开始，可以从最早留在岩石上的绘画算起。但我认为其更容易区分的始点是，人类有意识地用一种既定的符号把思想留在时间的长河里，这种符号就是文字。最早的文字应该是5600多年前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象形文字。稍后出现了更易于书写的楔形文字，就是由刻在软泥版上的楔形笔画构成的文字。楔形文字有不少种类，学者们已经破解了几种说不同语言的人在不同时期留下的楔形文字。第二早出现的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大约出现在5200年前。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可能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字的启发，有以图画形成的文字，也有一部分由表音字母形成的文字。因为地理环境不同，古埃及人不是在泥版上刻字，而是将其写在木头或纸莎草上。这些文字到了19世纪才被破译：西方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就有兴趣也有办法找到一些古代的文字，并通过科学对比等方法把它们破译出来。
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字出现约2000年、埃及文字出现近1600年之后，现代汉字之所本——甲骨文也出现了。学者不需要花太大工夫就可以辨认出其中大部分来，因为从甲骨文开始，汉字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这与埃及文字的发展历史与进程很不同：埃及最早出现的是象形文字，之后出现了由象形文字简化而成的通俗字母；希腊人统治埃及时期（从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开始），又出现了一种源自希腊字母的科普特字母，与之前的通俗字母并存过很长一段时间；7世纪以后，埃及人逐渐改说阿拉伯语，使用阿拉伯文字，科普特基督徒和犹太人日常也说阿拉伯语。
西亚一带是人类文明最早出现的地方，无论是农作物的种植、动物的驯化还是文字的发明，都比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现得要早。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太平洋及大西洋对于古人来说，根本无法跨越。所以，截至500年前，人类思想与意识的交流几乎全部是在欧亚大陆上展开的。欧亚大陆各地的一些器物、农作物、思想、概念可能都是从西亚散播开来的。关于文字的发明，我们的祖先究竟是在西亚人发明了文字2000多年之后独立发明了文字，还是在得知别人有文字之后，根据自己的语言创造了一套新符号，现在还没有办法考证。
河南安阳出土了很多写在甲和骨上面的文字。大约在甲骨文出现的同时，在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黎巴嫩一带出现了另一种文字标记，那就是腓尼基字母。这里古代是腓尼基人的活动区域，腓尼基语属于闪米特语族，跟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近似，容易使用字母拼写。腓尼基字母出现后，书写文字就变得简单了，学习文字的机会也就多了。但是，中国位于东亚，和西亚之间隔有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而且汉语是单音，又有不同的音调，不容易使用字母。所以，尽管我们的祖先知道别人有字母，但仍然不便使用。
文字总要写在某种材料上，比如泥块上或石头上。要书写大量文字的话，必须要有可以大量书写的材料。埃及人很早就用纸莎草造成草纸用来书写。因为尼罗河两岸是干燥的沙漠气候，所以古代的草纸很容易保存下来，现在有不少被保存在博物馆里。泥版也容易保存，石头更容易保存。1798年，拿破仑率军进攻埃及。这是继十字军之后，西方人再度攻入埃及。拿破仑这次出兵的重要结果体现在人类文明史上，而不是军事史上，因为他回程时在地中海被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击败，所以法国并没有取得对埃及的真正支配权。但法国军队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个小村庄里发现了罗塞塔石碑，上面刻着三种不同的文字：一种是古希腊文，一种是古埃及末期的通俗文字，还有一种是埃及各地石碑上都有的古代象形文字，但没有人认识。法国学者商博良花了20多年的时间把这块石头上的古埃及文字破译了出来。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古埃及的历史，尤其是其断代史，就是得益于商博良的研究成果。
二战之后，在今以色列境内的死海附近发现了许多手写古卷，这是现存最早的犹太经文，大概写于1世纪。这些经文所用的希伯来文字大约在4000年前就已经出现。
20世纪初，有瑞典学者在内蒙古距甘肃很近的居延海（过去是一个湖）发现了许多枚汉简，这些汉简无须破译，因为汉字基本没有太大改变。从居延汉简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汉代这个地区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以及商业贸易等情况。
丝绸是中国人发明的。古代中国就有人把文字写在丝帛上，后人称之为帛简。公元以后，西域人也在丝帛上写字。在新疆各地发现的许多摩尼教经文就是写在丝帛上的，用的是古叙利亚字母。当然，一些景教的文书也是被写在丝帛上流传至今。
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发明了一种制作工序很复杂的材料，称其为丝。后来，他们把这套制丝的工艺加以简化，用于制造别的纤维，便成了造纸术。从考古证据来看，5000年前就出现了丝，纸最早是2100年前的西汉时期才出现的。从汉字的结构上其实也可以看出来这一点：“纸”字是“丝”字边，因此必然是先有丝，后来才有纸。
在纸上写字很容易，成本也低，但一次只能写一张。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只制一次版，就能重复印出来许多张，这就是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大概是唐朝初年出现的，具体流程是：把要印的文字和图像倒过来刻在木板上，然后抹上墨，再把纸放在上面印出来。特别是印制佛经和佛像时，这种方法被普遍使用，现存最早的印刷作品之一是武则天时期刊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韩国所有。
唐朝存在将近300年，在安史之乱以前的150年中，社会总体是繁荣安定的。盛唐时期，中国的领土最西达到今乌兹别克斯坦，在今新疆库车派有驻军并且有行政权。在政治上，唐代的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在思想上，儒、道、佛三家在唐代逐渐融合，成为主导中国人生死观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元素。
早熟的社会
宋代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社会，有非常清晰的科举考试制度，有相当多人接受了教育。当然，宋代也面临国防问题，比如党项人所建的西夏、契丹人所建的辽，还有女真人所建的金，都对宋朝廷造成威胁。但无论如何，宋代的文明和它的成熟程度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领先的。唯一或许可以与之对应的是伊斯兰文明（后面会讲到）。
中华文化的一个特色是在文学和艺术的表现上讲求意境。意境这两个字在英语中没有适当的对应词。追求意境最明显也最常见的例子是山水画。当然，中国也有仕女画，不少宋代仕女画很好地反映了当时歌舞升平的场面。琴是士大夫阶层追求意境的另一种方式，它在宋代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据说宋徽宗就画过一幅听琴图。
科举制度虽然基本淘汰了世袭的贵族阶级，但它本身对参加科举的人的家庭经济状况有相当的要求。能够中举的人除非是异常聪明或者有人帮助，否则一般都要经历十年苦读，这一般要有颇为殷实的家庭作为支撑。宋代的士大夫，无论行政能力和政绩如何，似乎都还有一套自己的内心秩序。比如范仲淹，他在《岳阳楼记》里清楚地表明了其政治哲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他的词里又有“碧云天，黄叶地……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这样的句子。因此，宋代的文人往往具备两个境界，一个是公的境界，一个是私的境界。欧阳修、司马光、苏轼和王安石都是这样。
宋代的哲学也很发达，比如周敦颐、程颐、程颢所揭橥的理学，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除了汉族的文化，汉族的思想甚至连汉字的结构都对周围的民族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西夏的党项人一方面学习汉字，推行汉化，另一方面以方块字的基本结构创造了西夏文，并用这种文字刊印儒家的典籍，如《论语》。
契丹人和女真人也使用方块字。高丽人直接使用汉字，日本人则是兼用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种方块字的形式。
11世纪初，日本正处于由藤原氏家族执政的平安时代。世界上第一部由女性写作的小说，甚至可说是第一部以小说形式展现的文学作品就完成于此时。这部作品叫作《源氏物语》，“物语”就是“故事”的意思。由此看来，宋代中国对四周的文化辐射是很明显的。
意境、诗词、理学等实际上都要建基于经济生活的富裕。在物质层面，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均在北宋时期取得较大发展，其中包括火药。有人曾经说，我们只用火药来做爆竹、烟火，西方人却拿它作为武器。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北宋时火药已被广泛用于军事领域。《宋史·兵志》中明确记载，“咸平三年八月，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所制火箭、火球、火蒺藜”。欧洲人之所以会知晓火药，就是因为蒙古人在与其作战时使用了火药。火药由此传到西方。
上文说到印刷术出现于唐代，宋代出现了活字版印刷，这应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许许多多的方块字。所以活字版印刷对于汉字的好处虽然也很明显，对拼音文字却没有那么重要。对于使用字母的拼音文字来说，活字版印刷只需要若干种字母的模型就可以了，十分高效且能够节约大量成本，因此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就极为明显。
北宋时期的中国，无论在经济能力、典章制度，还是在物质创造上，都已十分成熟并且先进。
补充一点，宋代的商船已经有多个桅杆，高达四层，可以航行到遥远的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共同发展的，一个社会不可能在物质不充裕的条件下创造出灿烂的精神文明。
印度文明也是古文明，它的文明圈辐射到孟加拉国、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区。
当代著名儒家研究者杜维明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有一次，我们在吃饭时谈到儒家文明圈的辐射。我不知怎的脱口而出，“儒家文明圈就是筷子文明圈”，令这位正在用筷子夹菜的老友为之一怔。事实确实如此，其民众使用筷子吃饭的国度都在儒家文明圈内，受儒家思想高度影响的民族都用筷子吃饭。中国、韩国、日本、越南都是如此。虽然只是餐饮时的闲谈，但“筷子论”也说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彼此联系又相互依存的。
异军突起的阿拉伯文明
遭受了来自东北方的“蛮族”连续冲击之后，5世纪末，罗马陷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说希腊语的东罗马帝国继承了说拉丁语的西罗马帝国。当中国处于北宋初年的时候，生活在今天的俄罗斯土地上的斯拉夫人信奉了基督教，因此有了文字，从此进入文明状态。意大利是西罗马帝国的大本营，很早就有了高度发展的文明，但当中国处于北宋时期时，它仍处于封建割据、支离破碎的状态。那时，罗马教皇算是欧洲的权力中心，但也管不了多少事情。
当中国处于北宋初期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仍被北非来的摩尔人穆斯林统治。500年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徒才把穆斯林和犹太人完全赶出伊比利亚半岛。当中国处于北宋时，英国和法国都还没有成为单独的国家。统治今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大公于1066年渡海征服了英格兰的东南部，成为今英国王室的始祖。
7世纪以前，阿拉伯半岛的主要居民是一些文化落后的游牧部落，但也有不少犹太人、基督徒和阿拉伯商人定居在各片绿洲上。当波斯萨珊王朝跟东罗马帝国长期对峙时，多数阿拉伯人还处于朦胧状态。然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阿拉伯人在7世纪中叶突然勃兴，打败了东罗马，征服了波斯。到10世纪中叶，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已经蓬勃发展，在多个方面超过东亚、南亚和欧洲。
622年，唐玄奘还没有动身去印度的时候，穆罕默德率领穆斯林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在那里建立了初始的伊斯兰政权。10年后，当穆罕默德归真时，玄奘正在印度那烂陀的佛寺里精研佛法，伊斯兰力量在阿拉伯半岛已经颇为强大。穆罕默德的三个继承人（“哈里发”）在30年的时间里，不但统一了整个阿拉伯半岛，还把当时拜占庭帝国的重要领土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攻了下来，并且征服了从来没有被罗马帝国征服的波斯。穆罕默德归真不及100年，伊斯兰力量已经扩展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东到印度河，西达大西洋。750年，由于内战和政变，本来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统治这个大帝国的倭马亚家族为穆罕默德所属的阿拔斯家族所灭。在这场斗争之中，波斯人出了很大的力气，所以阿拔斯家族选择距离波斯比较近的伊拉克南部为首都，并新建了巴格达城。
11世纪，中国的文明已然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当时的巴格达也非常发达和兴旺，是一个具备宗教、政治、商贸、文化等要素的大城市。
751年，中国正处于盛唐末期，唐朝军队和阿拉伯军队在楚河流域的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边境城市）发生过一次遭遇战，唐军大败，两万人中死伤过半，几千人被俘，其中有若干会造纸的工匠。正是这一场战役把造纸术从中国传到了阿拉伯。阿拉伯人命令中国工匠在撒马尔罕建立起一间造纸作坊。造纸术于是从此一路西传，到1150年左右，在西班牙出现了欧洲第一家造纸坊。纸传到了伊斯兰地区和欧洲以后，大大节省了书写的成本，既有利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传播和教育的普及，又为日后欧洲的文艺复兴打下了文化和物质基础。
下面追忆一下我在大马士革的倭马亚大清真寺里的思绪。7世纪末，大马士革被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占领，成为伊斯兰政权的首都。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建立了这座深具拜占庭风格的清真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清真寺之一。很多人误以为伊斯兰政权是游牧民族建立的，但实际上，它和中国的各朝政权相似，是由定居人口建立的。不同的是，中国的统治者重耕读、轻工商，而伊斯兰政权则很重视工商业。
地理决定历史。居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处的新兴伊斯兰政权很早就控制了三洲之间的商道，既便于收税，又容易吸收新知识。由于这个地理位置优势，阿拉伯人虽然起初并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但吸收了大量异族文化，引进了许多外族人才。比如，波斯人在被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征服之后，改信了伊斯兰教，波斯人在创造新的伊斯兰文明中做出了重大贡献。阿拉伯帝国沿用了东罗马帝国的税收和管理制度，还借用了萨珊帝国的许多人事和财政制度。9世纪初，巴格达已经建成，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开始了“百年翻译运动”。他们请各地的学者把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的科学、医学、哲学等领域的著作都翻译成阿拉伯文。他们这样做的根据是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说过的一句话：“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因此，从11世纪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基本上都是由阿拉伯文写就的。
坐在大马士革的清真寺里，我不由想到，阿拉伯人当初是如何热切地学习外国文明，由此才能获得自己的知识和创新能力的。
阿拉伯人对被征服民族进行了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只有文化悠久的波斯语民族虽然被伊斯兰化，但没有被阿拉伯化。埃及是古老的民族，在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前，已经先后被希腊、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统治，因此底气已经很弱。埃及人被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征服后，既接受了阿拉伯文，又被大规模伊斯兰化。由于伊斯兰法律保障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宗教信仰，所以埃及的科普特基督教可以一直保存至今。开罗和科尔多瓦、巴格达一样，在11—13世纪时是犹太人集中的地方，因此也是重要的犹太律法中心。
逊尼派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在巴格达。阿拔斯家族统治的阿拉伯帝国存在的时间是750—1258年。为什么终于1258年呢？因为在这一年，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攻下了巴格达，把拒绝献城投降的哈里发处死，终结了伊斯兰世界的中央政权。
简述一下阿拉伯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近代数学、天文学、物理、化学和医学都直接受益于阿拉伯科学。
根据欧美学者的一般说法，我们今天学的代数就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其实，阿拉伯数字，包括“0”的概念和符号，是从印度传到波斯，再传到阿拉伯地区的；没有“0”的符号，数学就很难运算。9世纪时，波斯裔数学家阿尔·花剌子米用阿拉伯文写就了一本以印度–阿拉伯数字进行一次和二次方程式求解运算的代数书，他生活于当时的花剌子模国，故被称为“花剌子模人”。现代数学中的“算法”（algorithm）一词，就是源于他的拉丁名字（Algorismus），这个词现在也指计算机所赖以计算的“运算法则”。
穆斯林每天要祈祷5次，每年伊斯兰历九月要封斋，这都需要知道月球和地球的相对位置。所以，中世纪时，阿拉伯帝国在天文学领域绝对处于领先水平。
近代西方的“化学”（chemistry）是从欧洲中世纪的“炼金术”（alchemy）演变来的，而“alchemy”则是阿拉伯文中的炼金术“alkimia”的音译。
医学方面，10世纪末出生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波斯人伊本·西那（欧洲人称他为阿维森纳）用阿拉伯文写的《医典》，不只是阿拉伯文明圈的基本医学典籍，它的拉丁文译本在欧洲截至14世纪都是医学院的基本教科书。
哲学方面，阿拔斯王朝的学者和西班牙的摩尔人学者都曾经以阿拉伯文写作，创立了新柏拉图主义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并试图用这些理论解释真主的本质。此外，他们还用逻辑精研一些神学命题。事实上，欧洲中世纪末期，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家就借鉴了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摩尔人伊本·路西德（西方人称他为阿威罗伊）的哲学著作。
伊斯兰世界的扩张分为几个阶段。到11世纪末期，伊斯兰教趋向保守，社会活力大大降低。但从领土来说，穆罕默德去世100年之内进入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部分，是伊斯兰文明圈的核心。从历史上看，一个地区的多数人一旦信奉了伊斯兰教，就不会再转入其他宗教势力圈。因此，尽管伊斯兰文明圈早已不再活力充沛，但还是缓慢扩张，到今天仍然如此。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亚地区（包括中国新疆）都不在伊斯兰文明圈的核心地区，是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把伊斯兰教带到东南亚，是游走于草原上的苏非劝化了中亚的游牧民族。苏非是什么人呢？他们是穆斯林内部的神秘主义者，不太强调教法和哲学问题，但极为重视宗教体验。他们通过默思、冥想、音乐、舞蹈获取这种宗教体验。一个人一旦感觉到他和真主有过直接交往，这种宗教体验就会使他坚定自己的信仰，这种信仰来自鲜活的感受而不是刻板难懂的教条。在中亚草原上的突厥游牧民族信仰萨满教，本就有神灵附体的宗教体验。经过苏非的诠释和演绎，游牧民族把他们熟悉的宗教仪式依附在伊斯兰教义上，因而大批改宗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教也与当地宗教或原有的部落传统有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从而使这些地区也进入伊斯兰文明圈。也就是说，新加入伊斯兰文明圈的人口先是受到苏非的影响，继而反过来影响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仪轨，甚至是信仰的内涵。
举个典型的例子，土耳其于1923年建立共和国，在此之前是奥斯曼帝国的主体。奥斯曼帝国有近500年的时间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奥斯曼人的祖先是从中亚一路西迁的突厥游牧民族。因此，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很不一样。沙特阿拉伯人的官方信仰强调遵守古典教义，坚持宗教激进主义；土耳其人的信仰和生活习惯则要宽松得多。在土耳其社会，苏非教团虽然受过不少打击，甚至曾被取缔，但至今仍然有相当多的信众。传统上，苏非教士常用诗来表达他们的宗教热忱，而且诗中经常出现醇酒和美女。但在沙特阿拉伯，酒是被严令禁止的，苏非也是不被允许的。
阿拉伯帝国转向保守之后，锐气渐减。12世纪，有十字军进入伊斯兰文明的心脏地带。13世纪，蒙古人灭了阿拉伯帝国。14世纪，十字军和蒙古人的力量逐渐离开之后，瘟疫在阿拉伯世界又夺取了许多人的性命。有一位出生于北非的阿拉伯学者，游走过很多地方，最后定居在埃及，他就是伊本·赫勒敦。他是社会学、统计学的鼻祖，因为想要了解瘟疫对社会的改变，再加上见证了王朝的更迭，于是他开始研究历史规律。他之前的历史研究者主要是记载人物和事件，没有把历史学当作一个主题来研究。中国的史官和学者一般只记载和考据历史事件，而不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赫勒敦的《历史绪论》开拓了宏观历史的研究。20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他极为称赞，并且受到他相当大的影响，倾向于一种循环的、较为悲观的历史观。
影响世界的文明
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早熟的文明和一个异军突起的文明。现在，我们要讲一下大家比较熟悉的欧洲基督教文明。
但丁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已然式微但仍算富裕的封建家族，当时正值意大利封建主趋于没落，通过对外经商获取厚利的工商阶层日益昌盛的新旧交接的时代。基于自己的教育和文化背景、社会体验和观察能力，再加上文学天分，但丁写出了不朽之作《神曲》，吹响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号角。《神曲》里对地狱、炼狱和天堂以及某些人的遭遇的描述，实在是活灵活现，令人钦佩。一些读者可能会以为书中的情节都是出自但丁的想象，但熟悉《古兰经》和伊斯兰文化传统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出来，《神曲》里很多情节明显受到《古兰经》和伊斯兰文化的启发。这并不奇怪，因为12—13世纪正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北非以及中东各地的穆斯林大量交往的时代，许多阿拉伯文书籍都是这时被翻译成拉丁文的。但丁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有这样的灵感来源，可谓十分正常。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高峰期的巨匠，他的名画《蒙娜丽莎》现在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他也是第一个研究生物力学的人。看达·芬奇对人体的素描就可以知道，文艺复兴给欧洲人带来了新的自觉与信心。
这里我要稍微回到中国北宋时期，新的冶铁技术传入欧洲，犁的硬度得到加强，可以实现深耕。10—11世纪，由于铁犁的出现，欧洲很大一片新农地被开发了出来，农业产量大大提高，人口也因此增加。尽管14世纪暴发的黑死病使欧洲人口减少，但不久之后，人口便已恢复并且持续增加，同时一般平民的生活也有所改善。这使人们对自己抱有信心，开始孕育出人本主义的思想。
文艺复兴开始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理性。欧洲人虽然仍然相信上帝，但已经认识到理性在人的生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教皇就不再一味盲从。连续几任教皇都要在梵蒂冈修建富丽堂皇的大教堂，他们为了筹集经费而在各地出售赎罪券，声称可以保证购买者上天堂。但是，许多教徒不再相信这一套说辞，不把教皇有关这方面的“圣谕”（等于天主/上帝的训示）当作宗教信仰的一部分。离教皇比较远的教徒，比如日耳曼的王公们以及和他们有联系的教士，就公然议论赎罪券的是与非。马丁·路德掀起了一场宗教革命，把天主教加以净化和改造，使其从一个崇拜许多偶像、仪式中充满繁文缛节且以教皇为中心的罗马天主教会（即西欧基督教的“旧教”），变成一个注重上帝权威、反对偶像崇拜、每个信徒都可以自由阅读《圣经》、各地教会自治的“新教”（欧美人一般称之为“Protestant Church”，即“抗议者的教会”；在中国，一般人把“新教”称为“基督教”，而天主教信徒则常把它叫作“誓反教”）。最早支持马丁·路德的是莱茵河以北的王公们。这一地理上的划分非常重要：罗马帝国的力量一直在莱茵河以南，为了防止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在莱茵河附近修建了长城，一部分到今天还存在。罗马帝国控制不到的地方，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也无法完全控制。所以，到16世纪，挪威、瑞典、丹麦和德国北部最早脱离天主教会，建立起新教的路德宗。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发展历史来看，宗教势力的分界线和政治疆域的分界线是绝对有关系的。瑞士法语区有一名教士名叫加尔文，他的神学主张更加简单。后来英国所谓的“清教徒”主要是遵从他的宗教学说，其中一部分人去了北美洲，建立了美国的清教徒传统。尽管他们坚信上帝，但他们也相信自己的努力，并且主张勤劳、节俭。
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以及后来持续了150年左右的新旧教抗衡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当然不赞成新教。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辖下的奥地利、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王公也大都坚决反对宗教改革。因此，这三个地区今天仍然是天主教的核心地区。
超稳定结构
什么是超稳定结构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感知，但很难用语言清楚地表达出来。其实我也讲不清楚，但我想在这里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讲的是，明朝晚期，天主教教士利玛窦奉派到中国来传教。他起初认为中国是一个佛教盛行的国家，所以剃了光头，挂着佛珠，把自己装扮成佛教僧人的样子，想借僧人的身份接近中国社会。后来他发现，中国社会里一般人并不看重僧人，而看重儒者，所以他戴上他自己设计的儒冠，学习儒学经典，自称西儒。这样一来，他果真受到了广东和江苏官绅的重视，最后还到了北京，劝化了不少士人信奉天主教。通过在中国20多年的为学和传教经验，他做出了对中国的天主教徒的“特别照顾”：他称自己所信仰的“天主”就是中国古籍中的“上帝”，所以中国人只要能重新认识古已有之的上帝就可以了；他还同意中国的天主教徒祭拜祖先和孔子，认为这是对古人的崇敬，而不是对异教神的崇拜。从利玛窦的经验来看，西方教会可以到中国自由传教，但要想做出成绩就不能违背中国社会的传统。
第二个例子讲的是李贽，他和利玛窦是同时代的人，有人认为他是穆斯林，至少他是一个反对礼教的士大夫。他觉得，人趋利避害、自利是正常的事情，理学家所说的“遏人欲而存天理”不是虚伪，就是陈义过高。但他终不为其他士大夫所容，也不见容于皇帝，最后被送进监狱，自杀身亡。
第三个例子讲的是，伊斯兰文明最初进入中国时，中国皇室没有干预，但在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下，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阐述不得不为迁就中华文化道统而有所变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社会中扎根。就在李贽出生的第二年，即1528年，山东济南南大寺的掌教阿訇陈思（一位精研儒学的伊斯兰学者，兼通汉语和阿拉伯文）为南大寺写了一篇铭文，叫作《来复铭》。从铭文中可以看出，伊斯兰教的教义已经和儒家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了——“无极太极，两仪五行；元于无声，始于无形……繇太虚，有天之名；繇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存心与性，以事其天；慎修厥身，以俟此命；主敬穷理，以养此性……不尔，天顾畀之，人顾弃之，其将何以复帝者之命？”这些文字现在仍然留在济南南大寺的大殿前。这篇铭文完全没有放弃“信主独一”的基本教义，但它所用的词汇和说理方式则是来自宋明理学。
以上三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什么是超稳定结构。
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口密度太大，可耕地很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非常近，所以必须要考虑到人际关系，不可能逃离人际关系网。我坐飞机时曾有过这样的感悟：从美国的农业区上空看，大概每两千米才会见到一户人家，每户都附有独立的谷仓；从中国的农业区上空看，不到一千米就会见到一个村落，每个村落都有成群的农舍。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确是得天独厚，欧洲都达不到这样的条件。按照欧洲传统，土地不可以自由买卖，因为土地属于贵族，而贵族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所以庄园还是比较大的。按照中国的习俗，所有兄弟都可以分家产，所以田产越来越小，基本上没有大地主。在中国，大家都是聚居在一起的小农，邻居很多，其中不少还是亲戚。这样说来，中美两国的人际网络和亲属关系绝对是不一样的。即使今天中国已经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子女和晚辈尊敬和听从父母和长辈的传统仍没有消失。这里讲一段我曾在香港听到的对话。在电梯里，两个明显是从内地来的中年女性在谈话。一个问：“孩子多大了？”另一个答：“26了。”前者又问：“快抱孙子了吧？”后者再回答：“我不许他成家！30岁之前我不让他结婚。”这样的对话在美国是绝对听不到的。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现代子女的生活条件、经济要素都掌握在父母手里，所以传统的人伦关系必然仍在起作用。在中国，家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要比欧美各国强多了。
那么，这个超稳定结构到底源自哪里呢？我想再讲一个故事。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学会玩一个游戏，名叫“Monopoly”，意为“垄断”，在中国被翻译为“大富翁”。这个游戏和我在台湾时知道的《升官图》游戏有很相似的地方，都是靠骰子或陀螺来定胜负。《升官图》的起点是白丁，《大富翁》的起点是赤贫。《升官图》的奖励是取得功名官职，一级一级地往上升，路线可以是德行、能力，也可以是贿赂。《大富翁》的奖励是现金、股票、房地产，明显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运行。《升官图》在明代、清代、民国时代一直很流行，听说现在有人把它改成了电脑游戏。
依我看，中国在宋代以来形成超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是，科举制度下的功名利禄使士大夫成为官僚阶级，独占权力，掌握各种资源。一个士大夫无论在宦海里是浮是沉，他的子弟一定还是走读书求功名之路。而不靠功名赚了大钱的商人，也会让子弟做读书人，以便考得功名后可以傲视乡里，光耀门楣，保护家产。商人不把赚来的钱投资在工商业上，而是去买田产，参加农业社会的再循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容易保持稳定，但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西学东渐
利玛窦出身欧洲贵族之家，受过16世纪时欧洲最好的教育，所以他既会修辞学，又会逻辑学，既熟悉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又通晓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还会绘制地图，是他首先把欧洲300年间累积的知识介绍给中国士人。比如，他的挚友徐光启就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文化中缺少细致的分析，只长于综合概述原则性的东西。在我看来，几何学不只是让我们对于事物的形态有所了解，还会训练我们对事物进行逻辑思考。物理学中，除了对时间和状态的描述，空间的概念也很重要。比如，要研究雾霾的扩散与移动，如果没有对时间、空间和浓度这三维的描述，只说今晚雾霾重，或是某地雾霾重，都是不够的。有人说吃木耳可以降低胆固醇，但一天要吃多少木耳才能有效降低胆固醇，吃多少木耳会引起副作用？中国传统文化里不重视科学的方法论，缺少逻辑分析和量化的手段，徐光启对这个现象可能有所感悟。过了200年，甚至连皇帝也知道了，如果不按照西方人的方法造船和炮，船就不坚，炮就不利。
到19世纪末，中国人对于生物学的了解猛进了一步，这要部分归因于达尔文的《进化论》。
赫胥黎比达尔文更加勇猛，达尔文还有一些乡绅的味道，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不愿意和别人发生直接冲突。赫胥黎就不同，有一次，他在皇家生物学会的年会上碰见英国国教的主教，主教当然是反对进化论的——当时英国国教从《圣经》中推测上帝造人是在4000多年前，根本不承认有进化这一说。于是，主教就调侃赫胥黎：我听说你和猿猴是亲戚呀。赫胥黎当场就回击说：假如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猿猴是我的亲戚，也不愿选择明明没有知识还以绅士自居的主教。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的作者就是赫胥黎。
《易经》与微电子
有中国人说，《易经》是原子物理的祖先，因为《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就是说，天下的物体都在运动。电子绕着原子核转，行星绕着太阳转，宇宙间的物质都处在运动状态，这就是“天行健”，而《易经》里很早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且不说这样的诠释有没有意义，反正人们必须对电子的运动轨迹和能量有所了解，才有可能发明和制造出今天的各种微电子产品。
牛顿和莱布尼茨大致同时发明了微积分，他们之间曾经为了这个课题通过信，但没有见过面，各自发表的论文也没有给对方先看过。究竟是谁先发明了微积分已经不很重要了。近300年来，大部分的科学探讨和工程计算都是在微积分这个数学基础上进行的。能拿到其中一半的功劳已经称得上是近代科学的巨人了。从实用角度看，莱布尼茨所创立的微积分符号非常简单易用，因此更为有效。就是说，对一个函数（f）进行微分（df/dx）之后，再进行积分（∫），就又回到了那个函数本身，用公式表示就是：∫（df/dx）dx=f。出于这一点，我认为莱布尼茨对于微积分的推广的贡献比牛顿要大。
为什么要提莱布尼茨呢？因为莱布尼茨曾经在巴黎住过几年，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到过中国的耶稣会士。有个耶稣会士告诉他，中国的《易经》以阴和阳为基础，可以演绎出八卦，由此可以解释许多自然现象。这可能启发了他的思考。为什么数目一定要十进位？原始人用10个手指来计数，这很自然。但是，假如不用手指，该怎么计数呢？莱布尼茨认为，可以以0和1（或是阴和阳）为基数来计算。这就是他出于兴趣而建立的二进制数学：0+1=1，1+1=10，10+1=11，11+1=100，100+1=101，101+1=110，110+1=111，111+1=1000……可以说，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数学和《易经》是有联系的。如果我们用二进制数学对事物做数字化描述，并且进行计算的话，我们就要使用一长串的0和1。
通过量子物理学和固态物理学，我们知道自然界中有一些元素在某种状态下能导电，在其他状态下不导电，这就是半导体。我们可以把导电的状态用1表示，把不导电的状态用0表示。假如我们把一长串半导体组件用电路连接在一起，使它们按照二进制运算法则所要求的一长串1和0来导电或者不导电，并利用这些半导体来做数字化信息的运算和储存，这就是微电子工程的基本任务。这项创新是从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开始的，所以硅谷就在斯坦福大学附近。
和莱布尼茨同时期，存在两位皇帝，他们执政的时期基本相同，虽然互相知悉，但从没有过来往。一位是法国的路易十四，另一位是中国的康熙。路易十四的后人在1793年被处死，但之后的法国成了一个殖民帝国，到今天还有一些殖民地，并且仍然称得上是富而强的国家；康熙的后人在1911年被迫逊位，但活了下来，我们现在正在讨论没有皇帝的中国的发展前途。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暂时换个话题。我在1985年一度想要学习新的计算机语言C，因为早期的计算机语言Fortran我是会的，自认为还有些基础，我的博士论文中的计算就是用Fortran IV写的程序。当时，我用的电脑是CDC3600。其中，“CDC”是电脑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的缩写；“3600”指的是这台电脑的记忆储存量竟然有36K这么大！我想学C语言的时候刚在南加利福尼亚担任系主任，时间不够，没有学会。不久之后，大家发现这个C语言不怎么好用，就有人把它改进了，称之为“C++”。之后不久，我到香港科技大学担任工学院院长，开办工学院，最早成立的两个系就是计算机系和电子工程系。万事开头难，由于当时杂事太多，我始终没有学成C++，但对它一直心向往之。
C++ 工程
我在1998年所做的同一题目的演讲中，提出了“C++ 工程”这个说法。其中，“C”代表“Chinese Culture”，即中华文化。就像电脑语言一般，原始的“C”不行，必须要变成“C++”才管用。但是，要创造新时代的中华文化，必须而且只能以传统的中华文化为基础，所以“C”是基础。第一个“+”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进行反思，以便有所增益。第二个“+”则是指我们要胸襟开阔，具备现代的国际视野，吸收新养分，促进新文化。
什么是传统的中华文化呢？研究中华文化的专家已经有很多，我在此讨论这个大问题未免觉得很忐忑，但又觉得不能不讲。
我觉得中华文化的一个特质是内敛，个人的才华、感情、意图不尽显于外；另一个特质是中庸，对别人包容，不把人逼到墙角，想法、做事尽量追求平衡，不走极端。这些是中国人的普遍特质。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难以找出敢为天下先的人，很难找出非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才肯罢休的人。这种内敛和中庸使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优势，但在以追求真理为基本目的的科学上，恐怕就使人少了些执着。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能不能够培育出牛顿、莱布尼茨、达尔文、赫胥黎这样的人物就很难说了。
谈到中华文化，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汉字。汉语是单音，汉字是方块字，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汉字的使用范围很广，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文字中历史最悠久的。王羲之于1600多年前书写的《兰亭集序》，今天的中国小学生都可以认出大半来。说汉字是世界上连续保存时间最长的文字，汉语是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语言，应该毫无争议。关于汉字，我想到一副对联：“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远避迷途退还莲迳返逍遥。”上联每个字都是宝盖头，说的是林黛玉；下联每个字都是走之底，说的是贾宝玉。哪种文字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可在20世纪20年代，连鲁迅都赞成将汉字拉丁化。今天反而不会再有人主张废除汉字了，为什么呢？答案就在绕着原子核转的电子。
相比拼音文字，汉字很难记，而且以前汉字的排版和印刷非常复杂，所以书籍出版难，识文断字的人也不多，知识传播得非常慢，从而影响到全民的文化水平。但是，人们在记忆汉字时能同时开发大脑中的图像记忆和声音记忆两个功能。所以汉字有利有弊，弊端是要花大量时间去记忆，好处是记忆汉字会使大脑受到不同的刺激，从而使其更为发达。如果一个人在听觉方面失灵了，还能用图像记忆来识字；如果大脑图像识别的部位受到了损伤，还可以用听觉识别语言。
量子物理学使我们能认识微观世界，因而得以利用半导体发明微型电子计算机。现在，人们用计算机打字，用计算机指挥激光排版和印刷。从速度和精准度来看，目前汉字的处理已经不输于其他任何语言。所以，中华文化在21世纪要和其他文化比拼的不是语言和文字本身，而是科学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创新。
且看今日之域中
2006年，我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我们只做世界工厂是不行的，一定要开发我们这么多人的脑力和创造力，力争做出更多、更重要的原始贡献。
我在文中提到，东亚文明面临一项新挑战，那就是东亚文明讲究秩序，讲究社会伦理，这在鼓励科技创新上可能会带来消极影响。东亚文明还一向强调要服从集体，服从长辈，服从上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容易出现像乔布斯这样的人。我在担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任期内，向香港政府提议设立一个全新的创意媒体学院，并获得政府的同意。通过几年的努力，经费和土地均已到位，大楼已经建成，并且已经投入使用。我现在担心的是，香港政府花了这么多土地和财政资源，30年之后会不会实现我当初的设想——人才辈出，用新媒体振兴中华文化？我想，这要看中华文化的C++工程进行得怎么样。
我在美国西北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常接触到当时的美国西北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许烺光教授。他著有《美国人与中国人》一书，比较中国和美国的社会文化。那本书里有一些内容我未必赞同，但在这里，我想把书中第十四章的观点介绍给大家。那一章的题目是“中国人的弱点”，提到传统对于中国人的束缚，认为中国人一般只有反抗而缺少更新的意识，所以往往是换天子不换制度。他还认为，中国人缺乏科学和音乐。这里我也想说一下音乐。汉族人常说某个民族天生“能歌善舞”，意思是他们比较放得开，不那么羞赧和拘束。在许多汉族人的心目中，这句话可以适用于中国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也可以适用于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其实，这反过来可以说明，世界上恐怕只有汉族不“能歌善舞”。大概是因为受礼教的束缚，尤其是近几百年来良家妇女要裹小脚，她们怎么可能善舞呢？100多年前，还是外国传教士开始反对缠足，后来受西方影响的中国人也开始反对缠足。虽然很多中国女性都觉得缠足非常痛苦，但一开始好像没有人愿意触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太不想打破现状了。
无论如何，我很想致力于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我想要促进的中华文化是现代的、发展中的、包含不同发展元素的新文化，这样的文化既不是孔孟文化的再现，也不单是汉唐文化的复兴。我们要尊敬先人的成就，但更应该注重今人的处境；我们以本民族的文化为荣，但也应该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的立足点是今天，我们的着眼点是未来。
本章的题目是“从活字版到万维网”。当今的万维网上已经到处都能见到汉字了，汉字在万维网上的重要性应该仅次于英文。万维网就好似高速公路网，汉字的万维网网站就如同给认识汉字者的专车。这个公路网不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也不是根据中国人的技术建造的，只有公路上的一些车是中国人造的，而且不少还是按照别人的图纸造的。
现在，互联网的域名分类是美国人倡议的，并且主要由美国的服务器管理。有了新知识、新技能，中华民族已经具备了振兴的必要条件，但要敢于和善于创新才算是具备了充分条件。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创造出比万维网更好的东西，像“四大发明”一样，真正对全世界的文明产生重要影响，领时代之风骚，让全世界的域名分类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这才是中华文化复兴之时。“且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30年、50年之后将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