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国国防军的战败托词

在正式开始阐述T-34坦克的发展历程及其技术性能前，我们有必要探寻T-34神话的源头，以便从客观角度重新审视这种武器。这将有助于解释为何当年的误解会如此之多，以及它们的影响为何会如此深远。要想厘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回顾它们出场的时刻。

这部分历史并非始于1937年（即T-34坦克技术史开始的年份），而是在1941年6月底或7月初——这种武器首次被写进德军战报的时候。至于这一切的源头，则是在1939年8月。当时，握手言欢的苏、德双方已经私下做出了开战的决定，准备工作也随之开始。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我们的故事并非始于哈尔科夫或者莫斯科，而是在德国。这个舞台上的主演就是处于柏林权力中枢的将军们，也正是他们，将德国战争机器中的各个要素——比如各个坦克工厂和陆军最高司令部（Oberkommando des Heeres）——串联了起来。

毫无疑问，在1942年之前，德国装甲兵是举世公认的最出色的地面部队，以至于德国陆军的其他兵种——如炮兵、步兵和残存的骑兵——在它面前都已黯然失色。其他兵种并不怎么敬畏装甲兵的技术进步，但却对其作战能力赞叹不已。从技术角度，装甲兵与德军的其他军兵种处于同一水平——它们的武器水平参差不齐，也没有什么革命性的装备，在战术手段方面的进步也相当有限。另外，德国装甲兵的最早一批坦克也很难称得上是一种战争机器，其后续型号也是按照同样的思路于同期开发的——这也可以解释从二号坦克到四号坦克，德国坦克的外观为何会如此接近。

经过大约两年的设计和测试，被作为德国装甲兵标准型装备的三号和四号坦克于1937年正式投产。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作战理念决定了它们的参数与武器配置。具体来说，当时的德国人相信，更明智的选择是保证坦克产量，以充实存在于纸面上的装甲师，而不是纠结它们是否经得起未来战争的考验。

在原始型号上，三号和四号坦克的装甲厚度只有15毫米，只能勉强保护车组乘员免遭小口径穿甲子弹和炮弹破片的伤害。即使在装备之初，这样的装甲厚度也难以满足实战需要。为此，在1938年年初，德军将装甲厚度提升到了30毫米（即之前的两倍），但这仍然是一种应急措施：因为早在1937年，德方高层便做出了研发一种全新重型坦克的决定，它的基本性能、火力和装甲防护都应足以在500米外对抗同级别的对手。另外，为接替20吨级的四号坦克，德军还需要在蓝图绘制之前，将新车的吨位确定为30吨。新型坦克将安装一门与四号坦克相同的75毫米短身管火炮，但是装甲厚度应达到50毫米，至于悬挂系统则要效仿当时德国陆军中最好的越野机动车辆——半履带牵引车。后来，这些基本指标经历了种种变化，整个项目也随之不断演变，其间引入了不少新的技术创意，还计划安装新设备和新武器，但仍有一些基本特征被保存了下来——比如安装特定悬挂系统的箱形车体。

尽管有数辆原型车建造完成，但它们最终没有成为军方的制式装备：事实上，当时的德国并不急于获得新型坦克，自身的资金也相对有限；也正因如此，在长达4年的研发过程中，新型坦克的研发基本上都是在正常生产的间隙进行的。另外，一些重大技术难题也让研发进度不断被拖后。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1年春。直到这时，新坦克的研发工程才有了实质性进展。尽管此时，1937年启动的30吨级坦克的构想已经寿终正寝，可是经过纳粹军政高层的大力推动，在短短几个月之后，它便脱胎换骨，以一种截然不同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在1941年的这六七个月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是什么促使他们急不可耐地推翻了一切？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溯数月之前发生的事件。

1939年夏天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即所谓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对苏、德双方的互惠合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39年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一个由苏联军工业界人士、红军军官和情报专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第三帝国。这些客人对德国军工企业及其最新研发成果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全面考察。由于当时苏联的技术相对落后，这确实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绝佳礼物。

当然，在总数达60人的苏联代表团中也包括若干坦克方面的专家。在他们中间有B.M．科罗布科夫（B.M. Korobkov）、N.I．格鲁兹杰夫教授（N.I. Gruzdiev，工农红军机械化与摩托化学院坦克工程系主任）和A.S．扎维亚洛夫[A.S. Zavyalov，伊佐拉工厂（Izhorsky Industrial Works）的首席装甲冶金专家]。他们不仅获准参观了德国最新的坦克及其生产线，同时还查阅了德国顶级钢铁厂采用的装甲板生产工艺的全套技术文档！不仅如此，他们还订购了2辆三号坦克最新改进型（E型）样车。苏联代表团明确要求德方无条件开放最新的军工项目以供参观，这种坚持给“慷慨”的东道主施加了不小的压力。在对德国境内最机密的军工企业、设计局和试验场的访问期间，苏联代表团的固执让德方陪同人员（包括设计师、工业界人士、军方代表，以及反间谍军官）怨声载道：其中有很多都指控苏联的商业间谍行径，有人甚至将这个苏联代表团和以吹毛求疵著称的“协约国裁军委员会”相提并论，而且认为前者更糟！

苏联代表团中的坦克专家也有点强人所难——但他们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希特勒本人承诺为苏方展示德国坦克技术的最新成果，可呈现在苏联代表团面前的却只有三号和四号坦克，这些显然不是一个觊觎世界霸权的帝国该拥有的最重型的坦克！自然，这个令人反感的苏联代表团也引起了德国人的焦虑——苏联拥有的坦克肯定比德国装甲部队拥有的更大更重。这种猜测是正确的，尽管德方声称已经公开了全部的军工项目，但是他们还是如苏方怀疑的那样隐藏了一些机密，至少30吨级中型坦克的方案就是如此。在当时，苏联人肯定有其他的情报渠道，并从此处探查到了该方案的蛛丝马迹。

德国人对苏联新型坦克的猜疑也在悄然增长。到1941年早期，他们开始察觉到苏联真实的研发情况。至于为何德军上下直到此时才猛然醒悟，其真相我们只能猜测，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得到的信息本身又绝对不是捕风捉影。情况可能是这样的：1940年11月，做出入侵苏联决定的德国开始与苏联扩张政策的最新牺牲品——芬兰——进行军事合作。尽管芬兰国内没有多少资源可用于购买德国军火，但是芬兰人拥有比资源更重要的东西——他们在不久之前亲身见证过苏军的作战能力，并且获得了与苏联最新武器装备对抗的实战经验与教训。在这些情报中，就包括了在“冬季战争”期间，苏军试图在卡累利阿地峡的曼纳海姆防线达成突破时使用过的重型坦克。当时苏军派出了2辆SMK/T-100型坦克（芬兰人甚至设法拍摄到了它们的照片）和3辆KV-1原型车。芬兰人不仅在报告中描述了它们的庞大身形，而且还提到了它们厚重的装甲和强大的火力。关于新型苏联坦克的传言不仅得到了证实，而且看上去要比预想更糟。现在他们开始明白苏联代表团为什么会如此不满，同时德国专家也开始惴惴不安起来。综上所述，德国人在1941年春开始意识到威胁的存在，这点在古德里安将军的回忆录中也曾提及——尽管古德里安对这种威胁的性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早在1940—1941年冬，德国方面的很多有识之士就已确信，遭遇苏军的新型坦克是“迫在眉睫且不可避免的”。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将军曾在战时日记中记录了一次情况报告会，这次会议召开于1941年3月2日，内容与装甲部队的发展有关。在提及苏联坦克时，哈尔德将军这样写道：“它们中的大多数可能质量低劣，但是也不排除有意外情况出现。”现在的问题是：所谓的“意外情况”到底是指什么？经过随后的一番短暂调查，真相很快浮出水面——苏联方面确实拥有现代化的重型坦克。在1941年3月30日于柏林总理府举行的一次司令部会议中，希特勒向将军们提到了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发现。元首在讲话中谈到苏联装甲力量将不容小觑，而且他本人还补充了一些细节。根据他得到的消息，苏联的新式重型坦克重量在42—45吨之间，装有一门100毫米长身管火炮。

若果真如此，的确值得警惕。这就意味着苏联45吨坦克的倾斜前装甲的厚度极有可能达到120毫米，更何况它还有100毫米的长身管主炮！要对付这样一个钢铁怪物，德军取胜的机会将微乎其微。虽然德国装甲部队的官兵做好了与敌中型坦克交锋的准备——但从没有想象过迎战这种级别的对手。在法国战役中，他们曾经遭遇过法军的B1 Bis坦克（Char B1 Bis）和英国的“玛蒂尔达”II型坦克（Matilda lI），二者的前装甲已经达到60—80毫米，是当时欧洲战场最强的装甲车辆。可是德国人对此不太担心，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一种极其有效的“坦克杀手”——著名的88毫米18/36型高炮。早在1937年，这种火炮的战术角色就从纯粹的高射炮变成了一种高射、平射两用炮，炮手们也接受了反坦克训练。接下来，德国军方更是为这种火炮专门研发、生产并配备了一种高性能穿甲弹。由于当时37毫米反坦克炮击穿德国坦克的装甲已绰绰有余，德国炮兵的这一尝试确实堪称富有远见——这样，他们就能信心满满地投入到占领法国的作战中。88毫米炮的穿甲弹可以在1000米外击穿100毫米厚的装甲板，作为装甲突击部队的忠实护卫，英、法等国的重型坦克已经变得不足为惧。至于假想中的、装甲厚度在55—90毫米（或者说厚度为40—45毫米，呈45—60度倾角的倾斜装甲）的25吨级坦克也会成为“无敌88”的良好猎物。然而，重型坦克却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无论是设计研发，还是作战应用，它都给德国人带来了真正的挑战。此前，在设计研发重型坦克的过程中，德国人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让他们意识到一个事实：他们的对手已经成功研制出了这种车辆，还在战斗中取得了成功，这一点带来的影响实在是不可小觑，更不用说它对反坦克防御将意味着什么了。

考虑到这些，聚集在希特勒周围的来自各军、各兵种的将军们似乎很有理由会为接下来将公布的事情——他们要向拥有如此强大的坦克的对手发起进攻——大惊失色。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根据《哈尔德战时日记》中的记载，我们可以判断这一消息并没有在与会者中引起任何反应。出席此次会议的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将军甚至根本没有在会议记录中提及此事！大多数在场的德军将领仿佛都打起了瞌睡，或者完全忽视了元首的提示。对他们而言，确保作战计划不受干扰才是最重要的事。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3个月之前，德国人就已知晓——而不仅仅是“怀疑”——他们必然会在战场上遭遇一种无可匹敌的强大坦克。那么，为什么在前线，他们会对一些已板上钉钉的事情感到如此惊讶？而且对本书来说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德国人对重型坦克的担心，最终会演变成所谓的“T-34恐惧症”？看起来，德军高层的态度是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为T-34的设计师和生产厂商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且完全免费的公关宣传方式。古德里安将军在1951年出版的回忆录也是一个推波助澜的关键因素——他将德军的失败归咎于T-34和希特勒本人。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的二战史领域，古德里安将军的一句话往往能顶得上其他人的一本书。对德国民众而言，海因茨·古德里安是毋庸置疑的坦克专家。德国上下普遍认为，作为一位学识渊博、影响力巨大的装甲英雄，及第一线的坦克指挥官，古德里安本人就是真理的化身。

为了对苏联坦克专家访问德国（正是这次访问，让德国人首次意识到东面的邻居正在酝酿怎样一种可怕的武器）这一章节进行总结，古德里安这样写道：“至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化坦克，我们要到1941年7月首次遭遇T-34时才真正知晓。”好吧，其实它未必真的就是T-34！如果我们阅读古德里安本人在后期更为谨慎的陈述，或者其他德国参谋人员的记录（例如《哈尔德战时日志》），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矛盾之处。哈尔德和其他纳粹将军接到的大部分情报其实都是关于苏联重型坦克的，这些坦克庞大且难以摧毁。正是这些战争机器将“红色铁流”的恐惧植入了德国将军的内心，特别是KV-2，这种坦克深受其潜在对手的敬畏，不仅仅由于其巨大的外形，更因为它威力极强的152毫米主炮。

在苏德战争初期阶段的《哈尔德战时日志》中，曾详细描述了与苏联新型坦克的遭遇，其中提到的仍然只有重型坦克。很多历史学家据此推断，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初期，苏联方面只有少量可用的T-34坦克，而且它们还被分散到广阔的战线上，但他们错了——KV坦克更抢眼的原因不只于此。首先，KV是一种在欧洲前所未见的坦克，单纯因为好奇也会令它在目击者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二，苏军反击往往是由KV型坦克引导，而T-34则会利用其较快的速度实施侧翼包抄，可是后者却经常因为技术原因而被乘员遗弃。显然，尽管T-34也是一种不为人知的现代化坦克，但在这种环境下，比起那些必须在战壕中直面才能将其解决的钢铁怪物，它似乎远远没有那么引人好奇。

尽管哈尔德早在1941年3月就对苏联重型坦克有所了解，但在战场上真正见到它们时，他似乎还是感到非常吃惊。在6月24日的战时日记中，他草草写下这样一句话：“敌军新式重型坦克！”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这句话加上了感叹号，而在当天写就的记录中，哈尔德做了更多记载：“发现苏军新式重型坦克，它们可能装有口径达80毫米的主炮，或者像北方集团军群的战报中提到的那样——装有150毫米主炮，这真是不可思议。”在6月25日，哈尔德记录了德军士兵遭遇敌新型坦克的更多情况，德军方面当时并未对其进行命名，而是用“装有150毫米火炮的52吨坦克”来称呼它——这显然就是KV-2坦克。“装有3挺机枪的75毫米主炮坦克”同样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当然不是T-34而是KV-1，因为前者只有2挺车载机枪。

看起来，在“巴巴罗萨”行动初期那些混乱的日子里，哈尔德将军对苏联坦克的匆匆记录中根本没有提到过T-34，似乎只有KV家族的钢铁巨兽引起了德国军方的兴趣。然而，据保留下来的影像资料显示，被抛弃在“巴巴罗萨”行动战场上的T-34数量显然要更多一些。

古德里安曾在他的著述中写道：“1941年7月，德军官兵对遭遇的苏联坦克大吃一惊”，他所指的“苏联坦克”肯定是KV系列——即使当时他还不知道该型坦克的真实名称。而当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编写自己的著作时，关于KV系列坦克的记忆实际上已经模糊不清。以至于在1941年登场的坦克中，唯一打满全场的只剩下了T-34。古德里安虽然是一位优秀的坦克战指挥官，但是他对技术术语的掌握程度，或许还比不上很多参谋人员。他无须知晓苏联坦克的各种细节，因为他的战争是在军用地图上进行的，武器则是红蓝铅笔和图钉。这可能就是他将控诉的目标指向T-34（而非KV系列）——或者至少是将T-34和KV并列为德军装甲兵主要对手——的原因。自1951年古德里安所著的《闪击英雄》（又名《一名军人的回忆》）第一版上市直到今天，所有他的拥护者都认为是T-34保卫了苏联。

在本书中，我们将用更多的篇幅列出所有被古德里安回忆录误导的人物名单。作为他影响的一个范例，我们不妨看一看两位在历史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他们的作品恰好也与本书研究的范畴重合。

汉斯·雅各布森（Hans Jacobsen）教授是其中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德国历史学家。20世纪60年代初，他负责编辑《哈尔德战时日记》时，曾在提到“意外情况”的地方作了一个脚注。在这个脚注中他写道：“它们指的就是T-34坦克”——在第2卷与第3卷中，他又分别重复了这种说法——此举也对那些背景知识不那么殷实的读者造成了误导。毫无疑问，脚注描述的主体都该是KV重型坦克。在哈尔德的记录中，所有的线索都指向这一点，但雅各布森和很多老兵一样，极其固执地将所有的坦克都贴上了“T-34”的标签。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R．斯托尔菲（R. Stolfi）教授那里，他在最近的一本书中竭力证明这样一个观点：假如德国军队不惜一切代价直扑莫斯科（而非转换主攻方向到基辅），那么德国将有能力在1941年赢得对苏战争，T-34是支撑其理论的支柱之一。他先是对这种坦克的真正价值进行了相当公正的评估；随后他又指出，在10月初之前，该型坦克的可用数量都相当有限，但它们后来却成了“台风”行动（Operation Taifun）中德军兵败莫斯科城下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德国方面在8月份就发动对莫斯科的总攻，那么他们很可能抢在T-34坦克大量出现前占领苏联首都。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斯托尔菲认为姆岑斯克（Mcensk）之战是整个对苏战争的转折点，而关于这场战事的叙述又几乎逐字逐句地照搬了古德里安回忆录的相关资料。现在，我们将回顾这位对二战史影响深远的德国将军的回忆录，他笔下的姆岑斯克之战直到今天都有着持久的生命力——无论在西方，还是在苏联，历史学家几乎都会引用他的文字。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在1941年10月——卫国战争最关键的日子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