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色彩的发展
色彩是艺术形态或者说艺术语言之一,如同语言学的“词”具有语音特征、句法特征和语义特征一样,在艺术史发展中的不同阶段、时期,色彩的表现形式、组织结构、原理模式以及语义功能在不断的尝试、验证中关联出新的形态,形成新的特征。从而再次融入艺术发展长河,推出新的色彩语言。
人类最初的色彩尝试可追溯到距今四万年前——西班牙尼安德特人留下的红色手印岩画。这个现象分布世界各地,大多集中在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图1-1)。出于本能反应,原始人类膜拜有如血液的红色,将它视为生命的印记之一,无论是占山为王还是巫术祈福,红色都是不可缺少的灵魂的载体。色彩在人类的生活中开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关于色彩的艺术法则实验在人类初期已然萌生。
图1-1 古代的巴塔哥尼亚德维尔彻人的洞穴手印。早期人类制作的颜料多是矿物质颜料,用红色的氧化铁或白色的高岭土着色,还会用炙烤动物时流出的油作为调色剂与某些泥土、植物浆汁混合。除手印模式,还会借助管状植物或动物骨管部件吹喷在岩石表面。
奴隶制的埃及社会,法老王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对于“美”的意识也一样有着严格的标准,女子与男子的肤色分别为黄色与褐色(图1-2),这代表了一个社会理想化的性别色彩,作为国家或者地区的烙印,以色彩模式巩固在历史中。色彩的功能性在国家权力下,在不同时期得以集中体现为某种样式,比如中国的瓷器,唐宋人尚青色而元代统治者以白为贵。但纵观历史,每个时期色彩的使用都极大丰富了后来的色彩领域,内涵层层积淀,随着人文的进步,人们的色彩观也愈来愈开化。
试图“掌控”人类精神世界的宗教艺术在色彩的象征性应用上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比如欧洲的中世纪教堂(图1-3),昏暗的室内光线里,阳光穿过彩色玻璃窗,五彩斑斓的隐约光线浮动在半空中,让人恍惚间与神拉近了距离。这里更多体现的是色彩的指向与给人的心理暗示,结合空间、行为转为统一的感受。
图1-2 埃及着色雕塑《拉荷太普和诺弗尔特夫妇像》,石灰岩,约创作于公元前2613年,现收藏于埃及开罗博物馆。这部作品是埃及着色雕刻中保存较完整的作品之一,男像高120厘米,女像高118厘米,通体着色。拉荷太普体格强壮,皮肤为棕褐色,围白色短裙,目光直视前方,给人以威严的感觉。他的妻子诺弗尔特皮肤为淡黄色,蓝色的头发上结着彩带,脖子上戴着绚丽多彩的项饰。两尊雕像的眼睛都用宝石镶嵌而成,华贵神秘又栩栩如生。
朝圣的人身处圣索菲亚大教堂之中(图1-4),“人们觉得自己好像来到了一个百花盛开的花园,欣赏着紫、绿、红和闪着白光的绚丽花朵。当一个人在这里祈祷时,立即会相信这不是人力,也不是艺术,而是上帝的恩惠造成的奇迹。他们的心飞向上帝,飘飘荡荡,觉得离上帝不远了……”
随着人自身意识的觉醒,色彩的真实性这一课题得到重视。尤其是欧洲的科学进步对艺术的影响日渐深入,开始了以光学的产生与发展为基础的色彩学研究。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为了取得自然主义的表现效果,曾经研究过光学,注意到了色彩透视问题。近代光学先驱约翰尼斯·开普勒运用几何原理、小孔成像实验来解析光与视觉结构之间的关系。到了
图1-3 彩色玻璃窗又称为“着色玻璃”或“有机玻璃”,是在玻璃制作过程中用金属混合物所生成的氧化物为玻璃染色,光线透射后会产生颜色变化。(左图)基督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通过色彩改变人们对于光色的体验,这与《圣经》中光的象征意义有关,从而引导出人的精神感悟。(右图)现代派的艺术家依旧可以运用颜色来设计图样简洁的教堂玻璃窗,达到宗教所需要的色彩氛围。马蒂斯设计的法国旺斯罗塞尔教堂彩色玻璃窗,他认为“色彩在精神层面的表达是毋庸置疑的”。
图1-4 圣索菲亚大教堂建筑内景
17世纪60年代,牛顿通过有名的“日光—棱镜折射实验”得出白光是由不同颜色光线混合而成的结论之后,颜色的本质逐渐得以呈现与解析。人们开始注意到色彩与光的密切联系,并从光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角度深度探索色彩的特性与规律。
19世纪初的法国科学家谢弗勒尔的连续对比试验验证了补色的生理性存在,他的不同色彩之间相互影响的学说—将三原色中的任意两种合成色(如黄与红合成橙),置于另一色(蓝色)旁边会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这一补色理论深受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的推崇(图1-5),他大胆运用补色原理增强画面的戏剧性表现,丰富了塑造手段。而同时代的画家柯罗则在绘画中揭示了色彩的微妙差别—色阶。这些对之后的近现代色彩研究影响深远。
图1-5 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岛的屠杀》,1822—1824,布面油画,419cm×354cm,巴黎罗浮宫藏。评论家戈蒂埃评价其:“强烈的色彩,画笔的愤怒,他使得古典主义者如此不满与激动,以致他们的假发都发抖了,而年轻的画家却感到非常满意。”著名浪漫主义画家格罗观看后则评论:“这不是希阿岛的屠杀,这是绘画的屠杀。”
19世纪,印象派在艺术史上地位卓著,印象派画家们追寻着光色的时间步伐,孜孜不倦地进行外光写生(图1-6),以此探索光与色之间的真实联系,严格遵循眼睛所观察到的色彩而不是任何程式化的色彩臆想。新印象派依据光学原理将色彩进行分割,以色点并置的形式来表现色彩与光感。他们认为调和的色彩缺乏力量,与色彩真相不符。他们用点彩法在观看者眼中直接造成“色彩混合”(图1-7、图1-8),从而达到他们所追求的震颤的、精确的、强烈明亮的色彩效果,或者说是对色光重现的实验。人们对色彩的接受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艺术领域与科学领域的探索在人们面前展示了色彩广阔的天地,色彩以一种动能的形式演示出多种可行性。
图1-6 《卡普辛的林荫大道》,莫奈,从高空中俯瞰都市街道的景象,抓取了雪景中的色彩融合与细微差别
图1-7 新印象派画家修拉的点彩油画速写《河岸边的女人》,色点烘托出光感
图1-8 修拉创作的马戏团系列,1889—1891
图1-9 后印象派画家劳特累克的《红磨坊》,布面油画
后印象派的画家试图通过色彩表达更为直接的内心感受。画家、海报设计师劳特累克(图1-9、图1-10),善于用精练的笔触、鲜明的大块色彩对比组织画面,其石版画技术制作的彩色海报带动了海报设计的创新,舍弃了传统西方绘画的透视法。对他来说,光线不会改变他的绘画颜色,也不会给确定的对象带来任何变化。因此,他创造出了玛克·奥尔朗所说的理想的冷光,这使他能去发掘人的形象,并从中获得深奥的秘密——命运中的人。劳特累克受日本版画和波斯丝绸的影响,注意笔触与色彩的巧妙结合,很少的几种颜色被大块地摆上画面,色彩鲜明夺目。野兽派受其影响,注意到了线既属于素描,也是着色表达的方式。
后印象派的另一位代表画家凡·高则将色彩作为一种心灵表达的重要手段(图1-11),他的画面色彩更加主观,画面信息传递得更为直接。同时期的画家高更(Gauguin)则摆脱了印象主义画理和画法的束缚,纯化物体的形象与色彩,减少色阶,舍弃中间色和反光等复杂现象,用未经调和的大块纯色涂绘,用粗黑线条勾勒轮廓,着色时不求与物体颜色相似与否,只求色彩对比效果,强调色彩的象征意义。他认为对自然现象必须采取改变或综合的态度才是艺术的创造,“艺术是一种抽象的东西”,“用来自人的生活和自然的某些题材作为依托,通过线条和色彩的安排来获得交响与和谐”。他在1899年写道,“感谢音乐的规则,由于有了它,从今以后色彩在现代绘画中将成为主角。色彩像音乐一样地震荡,能够获得自然中最普遍的,同时又是最难捉摸的东西——这就是它的内部力量。” 19世纪的德国诗人歌德将色彩的这种力量总结为精神性的色彩,并在1810年就发表了这一学说,致力于色彩对人的心理影响的研究。
图1-10 劳特累克的平面设计
图1-11 凡·高的《罗纳河上的星夜》,1888年
19世纪下半叶,色彩学研究的专门著作开始出现,如薛夫鲁尔的《色彩和谐与对比的原则》(1854年)、贝佐尔德的《色彩理论》(1876年)等。在此基础上,20世纪的现代派艺术家们将色彩视为彰显个性的大旗,与其他形式语言一样大胆表明个人的艺术宣言。野兽派画家把画面上色彩的强烈对比作为一种对现代人的感官刺激,他们认为现代人的感觉对于太协调的东西是不能产生快感的,因此色彩的浓烈、炫目、独特便成为新的视觉语言,从侧面反映出时代的特征,亦是现代派绘画的一个特征(图1-12)。比如野兽派画家马蒂斯轻松愉悦的纯调色彩,就如他的艺术追求一样,“艺术像一个舒适的安乐椅,对心灵起着一种抚慰的作用,使疲惫的身体得到休息”。而德国表现主义画家苏丁的纯色在灰浊色调中撕扯着画面,诉说着现实中的疯狂。
图1-12 现代艺术中色彩的个性化形态。左图是马蒂斯的女子肖像,右图是苏丁的女人像。马蒂斯的色彩柔和而轻松,苏丁的纯色则好似要从污浊的背景中挣脱而出,表达了强烈的冲突与矛盾。
艺术家们作为心灵载体的色彩效用在艺术设计领域被开发为可接收得到的视觉信息,色彩信息对于人类生活的输入将影响到人们的心理与生理,典型的色彩心理学案例,如红色房间对人的神经系统造成刺激性而蓝色则可以缓解病人的冲动与焦躁。在生活中,人的心理对色彩与环境的匹配有着种种反应,如红、橙暖色同娱乐游戏环境相联系,淡蓝色同冷食餐厅的环境相联系。
这种色彩信息的深入研究逐渐在早期艺术设计教学中介入,除去有关光与色的物理学研究、以人的视觉规律为基础的关于色彩的生理学与心理学研究,在荷兰风格派、俄国构成主义等20世纪初先锋艺术流派的传播中,逐渐形成了近现代的艺术设计教学的特殊的学科基础。以德国的包豪斯学院为代表(图1-13),在其色彩教学中,以理性的研究方式分析色彩特性,尤其是色彩的视错觉应用方面,从而在设计中形成潜在信息与象征符号。
在艺术设计领域,色彩是最具有视觉信息传达能力的要素之一,尤其是在工业社会向情报化、信息化方向发展的时代,色彩的作用远不止美化和装饰。色彩具有其他文字和语言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它能够超越不同语言、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程度所造成的障碍而表达各种信息。另外,由于色彩还能左右人的感情,因此各种不同的色彩设计会对人的心理造成不同的刺激效应。因此色彩的信息化功能和感情作用功能是艺术家或设计家最可利用的手段之一。
到了20世纪末期,色彩领域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密不可分,数字化社会的进程也急需满足其需要的艺术表现,其中关于色彩材料应用的光学、化学及数字科技研究被大力推行(图1-14)。1980年至今是人类的数字色貌模型研究阶段,数字色彩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极大地促进了色彩产业的效率与整合发展。
图1-13 包豪斯教员莫霍利·纳吉作品,从左至右分别是《匈牙利的菲尔兹》(1920年)、《魏玛博览会海报》(1923年) 、《致康定斯基》(1926年)。《匈牙利的菲尔兹》(左图)是纳吉在1920年画的一幅抽象布面油画。画面中的这些不同颜色的矩形,在麻布底衬上被作者按照55°角来进行倾斜并置,并在三原色及黑白对比色彩作用下形成了强烈的同时对比
图1-14 英国摄影师Mark Mawson的《荧光水》(Aqueous Fluoreau),是他早前作品《水》(Aqueous)的衍生作品,他使用墨水改变清水的性状,结合他自创的拍摄技术来进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