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夫余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早在战国时期，土著夫余即被中原王朝所熟悉。夫余立国后，大部分时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只有几次相互发生过军事摩擦。

西汉以后，夫余除几次袭扰汉朝边郡之外，均与历代中原王朝保持着良好的朝贡关系，并一直得到中原历代王朝的册封和羁縻。在中原两汉魏晋（包括西晋和东晋）王朝的庇佑下，使其一度国运昌盛，形成在东北亚地区立国最早、影响巨大的地方民族政权（隶属于受中央王权羁縻与地方州郡节制下的方国）。

一 两汉对夫余国的管辖

1.西汉时期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货殖列传》中，仅仅提及“夫燕，北邻乌桓、夫余”。但从其后不久，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汉朝出兵攻打“卫氏朝鲜”的种种军事举动，对周邻诸族不能不有所警示。即使对那些不安于稳定、一心图谋军事扩张拓境的其他族团，也是事先埋下一个伏笔，继借汉朝强大军力惩戒朝鲜的同时，又对其他邻族起到敲山震虎的警示作用。夫余此时的疆域已然抵达燕秦汉辽东边塞邻近之地。

此时高句丽与乌桓也存在拓境和蚕食汉边的情况，也曾对当时汉朝的东北、北方边界造成不小的军事压力。

这一时期的夫余，从其后种种史书记载中获知，已经处在汉政权边郡羁縻和庇佑范围之内。

汉时，夫余臣服于汉朝，归玄菟郡节制。王莽篡权代汉，他的倒行逆施首先引起高句丽人的叛乱。时隔不久，夫余也卷入反莽的行列。

对于夫余，东汉·班固著《汉书·王莽传》是这样描述的：

“先是，莽发高句丽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严尤奏言……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同书又记：“匈奴未克，夫余，秽、貊复起。”

据《汉书·王莽传》记载：“武威将奉符命、贲印绶……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这是首次在史料中出现的、由中原政权（莽汉）对包括夫余等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权颁赐印绶的记载。

由此可见，至少在王莽新政之前，西汉各时期均与夫余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另从莽汉新政颁发新的印绶，替换此前由汉朝廷颁发的“旧”印绶中就可以窥视出，西汉政权曾经对包括夫余在内的边疆民族政权的有效管理。例如，王莽始建国五年（13），“秋，遣武威将王奇等十二人颁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武威将奉符命，贲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多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在这段文献中已经清楚地讲明了，“……因收故汉印绶”的历史事实，说明西汉时期（可能在西汉早期），夫余就已臣属西汉政权，这可能就发生在武帝攻打秽貊和卫氏朝鲜前后。

西汉武帝时期，开疆拓边无论从其手段和各项方略，都对夫余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2.东汉时期

西汉政权最终经王莽的篡夺，对边境诸民族肆意打压及不公正待遇，都为其后汉光武帝中兴打下了先期基础，也为包括夫余在内的东北边疆各民族政权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

史料记载，东汉建武二十一年（45），“夫余王遣使奉贡，光武厚答报之，于是使命岁通”[36]。

建武二十三年（47），“冬十月丙申，高句丽率种人诣乐浪内属”；建武二十五年（49），“春正月，辽东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辽东太守祭彤招降之。乌桓大人来朝……冬十月，夫余王遣使奉献”[37]。

“永宁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诣阙朝贡，天子赐尉仇台印绶金彩。”[38]

《后汉书·孝安帝纪》第5记：永宁元年（120）十二月，“乃遣嗣子（尉仇台）诣阙贡献”；建光元年（121），“冬12月，高句丽、马韩、秽、貊围玄菟城，夫余王遣子与州郡并力讨破之”；延光元年（122），“春二月，夫余王遣子将兵救玄菟、击高句丽、马韩、秽貊，破之，遂（高句丽王）遣使贡献”[39]。

“顺帝永和元年（136），其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同书又记：“桓帝延喜四年（161），遣使朝贺贡献。”同书又载：“至灵帝熹平三年（174），复奉章贡献。夫余本属玄菟，献帝时，其王求属辽东。”[40]

有史料记载：“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俭讨高句丽，遣玄菟太守王颀诣夫余，位居遣大加郊迎，供军粮。”[41]

以上这些史料记载，清楚地表明夫余王简位居是一位识大体顾大局的藩王。忠实地尽臣子之道和恪守臣子礼仪必尽的义务。在此历史时段前，夫余先王（简位居前）同样对中原王朝履行纳贡奉献的臣子职责。

由此可见，两汉时期，夫余和东北地区其他族团，与华夏汉民族接触频繁。夫余和其他诸族，在每逢年节均派遣使节甚至包括夫余王本人在内至汉朝廷“诣阙朝贡”，以尽臣子之道。频繁地与中原汉政权接触，也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生活用具，如“雕花瓦、泥质陶、青铜器、农具、兵器‘如矛、剑、刀、镞’和货币、礼器”等，带入“蒙昧闭塞”的统治区域内。经长时间的吸收和融合，逐渐形成独具自身和地域特点的多元文化。

可见，夫余不但是东北地区大族，还是汉朝在东北地区政权和统治的延伸。夫余不但是汉朝边疆忠实的藩属国，同时还负有协助汉朝边郡剿寇灭盗的职责。夫余这种同中原王朝相呼应、密切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军事关系，堪称当时东北诸族之中的典范。纳贡奉献，更凸显夫余国是一个尊崇华夏礼仪的地方民族政权（方国）。

这当中除正常的遣使奉贡之外，夫余也曾与汉朝边郡发生过军事摩擦。据史料记载，东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夫余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钞乐浪，杀吏民，后复归附”[42]。

元初五年（118）三月，“夫余夷犯塞，杀伤吏人”[43]。

另一例发生在东汉永康元年（167），“春正月，夫余王寇玄菟，太守公孙域与战，破之”[44]。

同样的事例又见东汉桓帝永康元年（167），“王夫台（夫余王）将两万余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斩首千余级”[45]。

此次夫余王因派重兵寇钞玄菟郡，反而被玄菟太守战败，给夫余军队造成重大伤亡。

上述诸史料，从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至东汉熹平三年（174）的127年间，在东汉与夫余国友好交往中，仅发生过几次与汉朝边郡的军事冲突，但大体上双方是友好相处并互通有无。这是其他同一历史时期地方民族政权所没有的现象。

二 夫余国与曹魏的关系

经过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在割据和吞并战争中，历史进入三国时代，东北边疆各民族政权随之转向寻求曹魏政权的庇护和向其称臣纳贡。历经短暂的势力整合，又迎来了夫余与曹魏的交往时期。

东汉末年，公孙度称霸辽东，原夫余国隶属于东汉朝廷边郡辖制，此时，夫余国王尉仇台迫于公孙度的军事压力而改属辽东郡。西晋陈寿著《三国志·东夷传·夫余》记载：“汉末，公孙度雄张海外，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俭讨句丽，遣玄菟太守王颀诣夫余，位居遣大加郊迎，供军粮。”

从中可以看出，此时东北地区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诸族团之间都感受到了威胁，除公孙度之外，此时高句丽和鲜卑也正逢拓境开疆势力凸显之时，公孙度也感受到了二族拓境开疆的凌厉势头，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用宗女联姻方式结盟东北部的强族夫余，借以牵制鲜卑和高句丽二族。史料中还透露出，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的史实。

曹魏正始年间，曹魏政权击讨高句丽时，从夫余王在各个方面积极配合等情况看，夫余犹如对待汉朝廷一样，一如既往地以臣下侍上的姿态对待曹魏朝廷。这说明，在曹魏正始年间，曹魏政权打压了原来公孙度的势力，接替汉朝原在东北的统治势力。首先，曹魏政权出兵打压了过分开疆拓境、欺压邻族、蓄意为祸辽东的高句丽，幽州刺史派遣玄菟郡太守王颀借打压高句丽之由，试探夫余。此时夫余王简位居顺从并且派遣“大加”到郊外迎接王颀，并资助魏军军粮。

正是在这一时刻，牛加季父父子要叛离夫余，才导致夫余王杀季父父子，如“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杀季父父子，籍没财物，遣使薄敛送官”[46]。

也就是夫余王简位居杀了自己的叔父和叔伯兄弟，并没收了其家财产，草草收殓后并派使节送交到负责管辖夫余的曹魏“官府”处置。这说明，夫余王对于诸家的杀伐或即便杀伐处置之后，也要向管辖夫余的“官府”讲明情况，交由“官府”决断。从中还可以看出夫余王简位居，与其祖父辈一样，追随和认同中原王朝所要求。

综上可知，夫余接受曹魏政权的管辖，其各种权力还受到曹魏朝廷及地方管理机构的制约，但双方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

三 夫余国与西晋、东晋和北魏的关系

早在东汉末至曹魏时期，夫余世代固守的方国疆域，即受到了西邻鲜卑军事威胁。后于魏晋之时，又逐渐演变成了邻近几个强族首选军事逐伐的目标。

首先，是西邻慕容鲜卑把扩境的首选盯在了传统以农业立国的夫余；其次是南邻高句丽，其北进战略也把夫余列为主要攻拔对象；最后，又有勿吉人因拓地军事西进并驱逐夫余，迫使夫余举国西迁。

下面，笔者检索几则史料，从中解析夫余和其中的几个民族都发生了哪些历史事件。

1.与西晋的关系

研究夫余与西晋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得环顾鲜卑崛起和迁徙。

汉末，以鲜卑杰出首领檀石槐为首的鲜卑贵族建立起部落联盟，其东部边缘就接近了夫余国西部边界。

据史料记载，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族杰出首领檀石槐开疆扩地时曾有如下描述：“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47]

这段史料讲，檀石槐开疆扩境时期，与汉朝接壤之处的“缘边”（汉与鲜卑边界），以冠钞为主。北部进驻强兵以“拒”丁零。向西“袭击”乌孙国。但向东部发展时，却遇到了强大的夫余国。东却夫余之“却”字，显然是“畏却”之意，或进行军事恐吓夫余。

此时的夫余，与其他族团相比，无论政治、军事还是经济等方面都是具有一定实力的。但此后的种种迹象表明，从汉末鲜卑族杰出首领檀石槐开疆扩地，慕容鲜卑由西向东随着军事扩张而移动，逐渐接近了辽西郡，到魏（曹魏）景初二年（238），公孙渊被司马懿讨伐后，慕容鲜卑一度占据今阜新、朝阳等地。迨到涉归总掌鲜卑时期，其势力又随着扩张到达今辽东以北地区。这就不可避免地由夫余西境、向南和东南部进行军事包抄。这两大民族的对峙，为后来慕容廆对夫余的军事掳掠打下了先期基础。

西晋时期，于东北地区设置了“东夷校尉”，借以督管东北地区诸民族集团和地方民族政权。

西晋太康五年（284），涉归死，慕容廆继立。

此后，以慕容廆为代表的鲜卑贵族便开始了数度征伐夫余。

据《晋书·慕容廆纪》记载：“又率众东伐夫余，夫余王依虑自杀，廆移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

慕容廆此次率兵东伐夫余，不仅逼迫夫余王自杀，而且还掳掠夫余国民众多达“万余人”。可以讲，这是一次不小的战力收获。

而据史料分析，这种屠掠还未收场。其后仍继续发生的“尔后每为廆掠其种人，卖于中国”[48] 的事件就是很好的证明。

西晋太康六年（285），夫余“为慕容廆所袭破，其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49]。

慕容廆破袭夫余，几乎迫使夫余亡国。其王依虑被逼自杀谢罪。另有王室贵族逃难东奔到了沃沮旧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无论是史书记载还是后人研究均认为，沃沮曾一度臣属高句丽。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早在三国时期，毌丘俭征讨高句丽，几近迫使高句丽亡国，在派遣玄菟太守王颀追讨高句丽王宫遂时，有史料记载如下，“毌丘俭讨句丽，句丽王宫奔沃沮，遂进师击之。沃沮邑落皆破之……”[50]

正是由于此次曹魏政权对高句丽的军事打击，兵锋除袭破高句丽之外，也波及或已经对沃沮势力有所惩戒。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夫余为慕容廆所袭破，其王依虑自杀，子弟才得以至沃沮避难。

《晋书》又记：“……帝（西晋武帝司马炎）为下诏曰：夫余王世守忠孝，为恶虏所灭，其愍念之，若其遗类足以复国者，当为之方计，使得存立。”[51]

如前所述，西晋皇帝得知夫余国被慕容鲜卑攻破后，怀念夫余王的世代忠孝，不同于高句丽和鲜卑因拓境而穷兵黩武。因此下诏，为了使得夫余国祚得以延续，在夫余贵族中遴选能堪重任者，扶持即位恢复夫余王国。

据史料记载：“明年（西晋太康七年，286），夫余后王依罗遣诣龛，求率见人还复旧国，仍请援。龛上列，遣督邮贾沈以兵送之。廆又要之于路，沈与战，大败之，廆众退，罗得复国。”[52]

至公元286年，有可能因躲避慕容廆破袭夫余，或者入质晋室的夫余王室子弟“夫余后王依罗”，求助于西晋朝廷助其复国，并得到西晋派兵护送。慕容廆陈兵路上进行阻挠，护送依罗的督邮贾沈引兵战败了慕容廆，依罗得以复国。

夫余此次复国，其国运也随着晋王朝的更变和没落而跌宕起伏。

2.与东晋的关系

西晋王朝由盛而衰，慢慢地也随着历史的脚步逐渐步入了衰亡阶段。“八王之乱”的爆发，以摧枯拉朽之势助推了西晋王朝的灭亡。

公元316年，西晋王朝灭亡。

自此以后，夫余国失去了西晋王朝的庇护，西晋王朝彻底退出对东北地方民族政权的有效管辖，从此拉开了弱肉强食的历史序幕。夫余国亡国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据史料记载，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春正月，“初，夫余居于鹿山条，为百济（注：多数学者疑为高句丽）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设备。燕王皝遣世子俊帅慕容儁、慕容恪、慕舆根三将军，万七千骑袭夫余……遂拔夫余，虏其王‘玄’及部落五万余口而还”[53]。

史载，燕王慕容皝遣世子俊率慕容儁等三将军，领兵一万七千骑袭夫余，是在高句丽侵扰夫余迫使夫余国事日衰，在举国西迁之后，“部落衰散……而不设备”[54]。

遭受高句丽的军事打击，迫使夫余西迁后，不是“不设备”，既然触抵虎口，与强族鲜卑唇齿相交，为什么反而不严加防备呢？事实上，西迁的夫余是没有实力再进行有效的国防了。这才导致一次军事角逐即被虏获“其王‘玄’及部落五万余口而还”[55] 的悲惨结局。

解读文献时，还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事件。据《晋书·慕容暐传》记载，公元370年，前秦世祖宣昭皇帝苻坚（338—385）率兵攻打前燕都城邺时，“散骑侍郎余蔚帅夫余、高句丽及上党质子五百余人，夜开城门以纳坚军”[56]。

另外，《资治通鉴·秦兵长驱而东》条也有记载，晋（东晋）西海公太平五年（370），“十一月……戊寅，燕散骑侍郎余蔚帅扶余、高句丽及上党质子五百余人，夜开邺北门纳秦兵”。此条文献其下注有，“余蔚，夫余质子”[57]。

这两条史料表明，既然夫余从表象上看已经亡国，但从文献记载中却反映出，在前秦世祖宣昭皇帝苻坚攻打前燕时，仍然发现在前燕国有夫余和高句丽以及上党入室为人质的质子。这从另一侧面说明，被慕容鲜卑灭掉的夫余，仍然以“尊属慕容鲜卑为宗主国”的“夫余国”而存在。

3.与北魏的关系

北魏时期，夫余也曾与北魏政权建立过密切联系，某些史实被史家所记录。

据史料记载，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夫余被勿吉驱逐后（笔者认为，被驱逐的主要是夫余上层贵族），包括夫余王在内南投高句丽，夫余亡国。

亡国的夫余种族（指普通民众，也包括不愿并入高句丽和勿吉的少数夫余贵族），一部分北上回归旧地，进入呼兰河流域，并改称豆莫娄（有史也称其为大莫卢或达莫娄）。

据《北史·列传·豆莫娄》记载：“在勿吉北千余里，旧北夫余也，在室韦之东，东至于海，方两千余里。”[58]

黑龙江省各市县通过几十年的田野考古调查，至今也没发现一处可以确指为“豆莫娄”的遗存。

根据前述所以划定北上夫余回归故地，按其所指“勿吉北千余里”范围内寻找这一历史遗族的各种信息。

笔者在撰写《槖离历史与文化研究》一书收集资料时就已注意到，在“槖离被夫余吞并时期，因逃难四散的‘槖离部众’以及被鲜卑所破国和勿吉驱逐‘衰散回归故地的夫余’，究竟落居何地？就此疑问，我们曾沿今呼兰河汇入松花江的呼兰河下游进行徒步调查。结果在绥化市兰西县榆林镇所辖河段发现了沿河台地上分布很多含‘红衣陶、夹砂红陶、黑皮陶、柱状柄陶豆’的遗址，在沿河陡峻的河坎（天然断面）还发现很厚的文化层”[59]。

笔者后通过检查和梳理第一次、第二次乃至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所获得的调查数据（这些数据即来源于宾县、呼兰、巴彦、木兰、方正等县的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实际数据），也没有发现如史书所描述的“东至于海，方两千余里”的庞大族群遗物。

截至目前，据笔者所掌握的信息表明，该文化重点分布在呼兰、兰西、青冈、望奎（很少，也仅发现在呼兰河沿岸的长江乡）等地。西至肇东，东至巴彦，南至哈尔滨、阿城、双城等地，迤东在宾县和方正县交接处也有零星的发现。

由此可见，向“豆莫娄国在勿吉北千余里，旧北夫余也，在室韦之东，东至于海，方两千余里”[60] 的描述，只能是修史时所用的虚助之词。

如史所示，这些改头换面的夫余后裔——豆莫娄人，和邻近其他弱小族团一样，也经常遭到勿吉的军事袭扰。如“（勿吉）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61]。

另据《新唐书·东夷传·流鬼》条记载：“达莫娄自言北夫余之裔，高丽灭其国，遗人渡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62]

此条记载中的“遗人渡那河，因居之”按学术界通说，今嫩江汇入松花江段（包括今呼兰河下游汇入松花江段）古称那河（难水），再加上在呼兰河流域兰西段发现的和这一历史时期能够对应上的诸多沿河分布的遗址。因此，笔者认为，一批破国北上逃难的夫余人，渡那（难）河回归故地后，改称豆莫娄（有史也称其为大莫卢或达莫娄）。

四 夫余国的政权性质及历史归属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货殖列传》中提道：“夫燕，北邻乌桓、夫余……”笔者认为，夫余早期（西汉时期），属于奴隶制地方民族政权，可能与汉朝存在互通有无方式进行经贸交流，并未直接隶属于西汉王朝。

西汉早中期及以后，夫余国的政权性质，是受汉王朝皇权庇佑下、由地方州郡节制的地方民族政权，也属于“方国”政权。

西汉武帝于元封三年（前108），出兵攻打卫氏朝鲜之后，在其故地设置了“汉四郡”。汉朝出兵消灭了为患的卫氏朝鲜政权后，对周边诸族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主动归附或以武力征服，均发生在此后诸历史阶段。

至迟在公元前108年，西汉朝廷在朝鲜半岛设置了四郡以后，夫余国接受西汉朝廷册封，并直接归中央羁縻由玄菟郡管辖的形式得以延续。

从如下几则史料记载还可以探寻出，夫余曾经接受由西汉政权颁发印绶的历史事实。

据史料记载，王莽始建国五年（13），“秋……武威将奉符命，贲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63]引文中提到的“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已经明确指出，此次王莽新政是颁发新的“印绶”，因而收回“故汉印绶”。故汉，是指王莽以前的西汉王朝。这即说明，西汉政权曾经给包括夫余在内的东北亚地区方国或诸族首领颁发印绶的历史事实。

这段文献已经清楚地讲明了，“因收故汉印绶”的历史事实，说明西汉时期（可能在西汉早期），夫余就已臣属西汉政权，这可能就发生在武帝攻拔卫氏朝鲜前后。四郡设置之后，改由西汉朝廷直属划归由玄菟郡节制。

又见史料记载，东汉“永宁元年（120），乃遣子嗣尉仇台诣阙贡献，天子赐尉仇台印绶金彩”[64]。

结合此前的文献记载，“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朝见。二十五年（49），夫余王遣使奉贡，光武厚报答之，于是使命岁通”，[65] 这足以说明，在王莽新政时期，有过用本朝印绶更换“故汉印绶”的历史事实。说明自西汉时期起，西汉政权就为包括夫余在内的边疆民族政权进行册封和有效管理。此后的新莽政权、东汉政权及以后历代王朝，可能均有过对包括夫余在内的边疆民族政权进行册封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