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夫余的发展与强大
一 夫余国的初步发展
自从夫余第一代王东明因政变从橐离国析出,进入夫余之地组建“夫余奴隶制地方政权——夫余国”之后,逐步加大了蚕食其祖居之地“北夷橐离国”的力度,借以扩大自己的疆域。这两个民族,经历了一段因扩境开疆和固守领土的激烈争夺之后,橐离国最终还是被后起之秀“夫余国”替代了自己在东北历史上的地位,从此开创了一个属于夫余的新的历史时代。夫余,从西汉初期立国,到南北朝时期灭国,其政权前后存世600余年。
据新中国成立至今诸多考古资料揭示,夫余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分布在今吉林市及其附近市县西团山文化分布区域,西汉中期以后,北部波及黑龙江省中南部与吉林交界诸县,西北止于今嫩江流域与松花江交汇(今吉林界)之地以东。早期势力范围其南部一度接近今辽宁省中北部地区,西部和西南部与今内蒙古接壤,东部接今张广才岭以西地区,东南在松花江源头附近地区。
夫余国建立后,其统治机构逐渐完善。
史载其“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还有大加)、大使、大使者、使者(还有大人)。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28]。
1.王的存在
夫余建国后,便有君王。他是夫余国内最高统治者。
2.建立了官僚机构,等级森严
夫余国的统治阶层,除了王以外,分为诸加(包括大加)和诸大使(包括大人),以及最基层管理官员豪民等四级管理体制。
马加,位列诸加之首;牛加,地位在诸加中位列第二,其主要职能位居夫余王之下马加之后,极有可能是由夫余王室宗亲或上层贵族担任;猪加,位列牛加之后;狗加,位列猪加之后;“大加”,极有可能是负责军事联络或属于军粮供给和租税督收的专职官员,也可能是代表夫余国接待或犒赏军队的一种近乎武官的官职。
除了诸加以外,诸大使也是夫余官职中十分重要的职位。
大使,夫余王简位居在登夫余王宝座之前,曾出任大使;大使者,位列大使之后,是奉夫余王令经常出使周边的重要使节;使者,也是奉夫余王之命出使的使节,位列在诸加和诸大使之后,是夫余官位体制下最底层贵族。
另外,文献中还十分明确地交代出,随使节出访中还设有“大人”一职。
豪民,是诸加治下“邑落”的负责人,主要管理“国人”和奴隶或战俘的底层官员。
3.军队、城池的出现
有史料记载:“……有军事亦祭天,杀牛观蹄以占凶吉,蹄解者为凶,合者为吉。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29] 说明夫余国凡有军事活动,均杀牛祭天,以占凶吉。同时,介绍了夫余国的军事体制,凡有战事,由诸加自战,下户承担军事费用。此外,通过夫余与中原王朝及周边各族的军事斗争,说明夫余国曾经拥有过强大的军队。《后汉书·孝安帝纪》中记载,建光元年(121)冬十二月,“高句丽、马韩、秽貊围玄菟城,夫余王遣子与州郡并力讨破之”和延光元年(122)“夫余王遣子将兵救玄菟,击高句丽、马韩、秽貊,破之,遂遣使贡献”[30] 来看,夫余王协助玄菟郡击破由“高句丽组织的联军后,迫使高句丽王‘宫遂’向汉朝廷‘遣使奉贡’,以谢袭边(寇玄菟郡)之罪”,表明此时的夫余国拥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这在两汉之际的东北诸族中是优于其他族团的。
另见史料有如下记载,夫余人“作城栅皆员(圆),有似牢狱”[31]。文献记载说明,夫余国已有城池设置,其形状为圆形或椭圆形,有城池、堡寨、邑落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吉林东团山山城、东团山南城子以及沿松花江上游两岸的丘陵台地上的小型城堡(笔者注:带环壕土围的椭圆形城堡)。
4.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夫余建国后,经济与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其代表性的经济与文化以西团山晚期和东团山诸文化遗址为主。
西团山文化遗址是一处商周至战国时期聚落遗址,在西团山的西南坡,是由一个大墓群组成的墓葬区。1950年东北考古发掘团共发掘石棺墓19座,出土的文物标本有砍斫器、石斧、石锛、石刀、石镞、陶罐、陶壶、陶钵、陶碗、陶三足器等。此次发掘共出土石器和陶器138件。通过相关专家鉴定,将其定为距今约3000年前青铜时代氏族墓地,并以“西团山文化”而命名。
西团山文化时期,人们居住的房屋最具典型的遗址有:猴石山深地穴式的早期房屋遗址;长蛇山半地穴式房屋遗址;杨屯大海猛的浅地穴式一期房屋遗址。除此之外,还有采用自然石块垒砌居住遗址。这一时期房屋的形状有圆角长方形、椭圆形和长方形三种。
西团山文化墓葬之中,多为石棺墓,分为石板砌筑和石块垒砌两种,均埋在西团山西坡地表以下,地面不见封堆(可能当时也有很高的封土,因年久风吹雨淋致使失去原来旧貌),所发现的墓葬大都是单人葬,也有较浅的长方形土圹墓,常见到在圹内多以石块围砌成葬具,还有在葬具旁边修砌成“附棺”,借以存放随葬用品。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随葬品有石器、陶器和牙器等各种生活和生产用具。石器大多数是磨制而成的镞、斧、刀、锛等。常见的陶器有杯、罐、甑、纺轮和网坠等器型。装饰用品常见的有白石管、野猪牙等。西团山墓群中的男性墓多以日常用品如斧、凿、镞等工具和兵器随葬;女性墓的随葬品则多以小刀和纺轮为主。
图3 西团山遗址出土的文物
(1)高领鼓腹陶壶;(2)双横耳圆唇陶罐;(3)高领鼓腹陶壶;(4)双竖耳陶罐;(5)双横耳陶罐;(6)三足横耳陶鼎
西团山文化遗址中的主人,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多是以石器、陶器为主要工具,所使用和发现的青铜器数量较少。发现的器物大多数又都是小型物件,常见的有斧、刀、剑、矛、镞和用于服饰中的各式铜扣、泡形饰、钩形饰、片形饰、镂空心形饰、铜镜等。
除此之外,还见有一些十分珍贵的玉器,如玉坠、玉斧、玛瑙管等。其中,在西团山文化墓葬和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具特色和典型的器物,当属长身柱状石斧、平背双孔半月形石刀和弧背曲刃柄下带锯齿的铜刀等,都是独具特色的文物精品。
图4 西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
(1)有肩石锄;(2)带孔石刀;(3)(8)(9)石刀;(4)(5)(7)(10)(11)石矛;(6)亚腰石锄;(12)石耜
图5 西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
(1)(2)球形石器;(3)条形砥石
西团山文化时期已经产生了十分悬殊的贫富差别。有的墓葬中随葬品很多,有的随葬品极少,有的土圹墓没见到任何随葬品。
在西团山文化时期,该地居民仍大量使用石器,器型多为磨制的石斧、锛、凿、半月形穿孔石刀和细长石镞,也有打制的叶状有翼石镞,还有少量的打制亚腰石锄和环形石器等文物标本。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的当属磨制石斧、石刀和打制石锄,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人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而从出土有很多种属家畜的骨骼来看,当时人们已经饲养了家畜,从出土的骨骼中可辨识其主要有猪、马、牛、羊以及狗等家畜。如星星哨遗址出土的毛织巾,经中国自然科学研究所赵承泽先生鉴定,属于狗毛和羊毛混合编织的。通过研究还发现,当时人们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粟(谷子)、黍(黄米)和大豆等。[32] 西团山文化遗址证明,早在青铜时代,生活在松花江中上游流域的夫余先世,就创造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灿烂的经济文化。
二 夫余国的强大
夫余国的强大体现在疆域的扩大、维护两汉边疆的稳定和文化发展等方面。
1.疆域的扩大
东明在松花江流域上游和拉林河流域南岸的“土著的夫余之地建政立国”。随着夫余势力强大,统一橐离全境的军事行动一直没有停止,直至全部统一了槖离国。
另据史料记载,自汉兴以来,挹娄臣属夫余长达数百年之久。强大的夫余国向外扩展自己疆域时,自然而然地会将“受其奴役的挹娄”之地也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
此外,夫余还一度将高句丽也纳入自己的统辖范围之内。夫余国数度出兵,动辄近万协助汉朝边郡击杀越境寇边的“高句丽、马韩、秽、貊”等族。可见,此时的夫余国,在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均非常强大,各方面明显优于高句丽和其他族团。可以说,夫余国曾一度是汉朝牵制扼控东北形势的倚助力量,也是协助汉廷边郡遏制其南邻高句丽人扩张拓地的主要力量。
汉代,夫余雄霸东北,其疆界几乎横跨整个东北三省。
2.维护两汉边疆的稳定
夫余建国后,即加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并密切配合汉朝边郡州县“剿寇灭盗”。
《后汉书·夷孝安帝纪》记载:建光元年(121)冬十二月,“高句丽、马韩、秽貊围玄菟城,夫余王遣子与州郡并力讨破之”[33]。
又见,延光元年(122)春二月,“夫余王遣子将兵求玄菟,击高句丽、马韩、秽貊,破之,遂遣使贡献”[34]。
同样的例证在《后汉书·东夷列传·高句丽》的同年纪事中又记:“秋,宫遂(高句丽王)率马韩、秽貊数千骑围玄菟。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35]
夫余隶属于玄菟郡管辖下由州郡节制的方国,从其出兵击讨“高句丽、秽貊、马韩”的举动上看,夫余与汉朝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朝对夫余恩宠犹如同姓王侯。夫余则配合汉朝出兵、从后面夹击遏制高句丽的扩张和发展。汉朝和夫余这种微妙的政治、军事配合,是东北亚其他族团所不能比拟的。
3.经济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吉林省松花江流域上游地区发现为数众多的遗址,特别是对吉林市东团山附近地区诸遗址出土文物标本进行综合研究后,确认是汉代“夫余人”的文化遗存,包括出土的夫余人的生产生活用具、葬俗、武器等。
东团山遗址,包括早期山城、汉(包括西汉)魏时期平原古城和遗址、墓葬组成的遗址群。其早期含有青铜时代西团山文化遗址、汉代夫余文化、高句丽时期和唐代渤海时期的文化遗存。
其中,著名的“南城子”古城址,该城垣为黄土叠筑,平面略呈圆形,该城址的东南、西南和西北垣(墙)现已不复存在。有学者经过考证后认为,南城子古城址,即是汉代夫余国前期王城。
在南城子古城址散布有汉代灰陶大型瓮、罐、豆类陶片和夹粗砂褐陶大型瓮器、环状横耳器、大型陶豆柄(柱),挂黑铅色大型豆柱占多数,鼎、鬲残足发现较少,而陶甑残片较多。在该古城内外散布着“汉文化”的泥质灰陶和“西团山文化”的夹砂粗褐陶共存现象。此外,还发现有大量的红色绳纹板瓦、方格纹板瓦、白铜镜、五铢钱、铜镞、玉饰、耳饰、陶灶等,证明该城中应有较高等级建筑。
东团山古山城址与平地城址,代表了夫余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是目前研究松花江流域和吉林地区古文化、古城、古方国最具代表性的实物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