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泽尔的生活世界：城市显贵和知识分子的启蒙[49]
除了曾在耶拿和哥廷根度过两年的大学生涯（1741—1743年），一次对英国六个月的外事访问（1763—1764年），去往汉诺威的常规旅行，以及到皮尔蒙特邻近的温泉疗养地区之外，默泽尔从来没有离开过奥斯纳布吕克。并不是因为他被强制留在这个地方，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要离开这里的愿望。众所周知，为了留在奥斯纳布吕克，他甚至还拒绝过汉诺威总理大臣提拔他的一个好机会。在他去英国的旅行中，我们感觉不到任何一点在哥廷根被称为利希腾贝格放逐的遗憾。“英国人是自由的奴隶”默泽尔在回来之后，简短地写道：“他们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他们几乎奉献了自己的绝大部分的和平、安宁和财富。然而，他们的想象力，仍然未受影响，以他们描绘自己国家的法律的形式。因此，这将与他们自己的自由形成最好的对照。从大范围进行关照，你会发现，在那里除了能够看见一个地狱之外，你什么都看不到……他们根本就忽视了这一点，当他们听说同样的自由存在于德国的一个最好的国家里，他们都会把这当成一个可笑的童话，在那里，法律和税收的征取仰仗于贵族阶层，而统治者仅仅只有管理的权力，在那里，自由是不需要制造的东西，因为那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面包一样，是一点都不稀奇的东西，这并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
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默泽尔会对奥斯纳布吕克的狭窄视野如此满意。他曾经告诉他的一个年轻的朋友，哲学家和政论家托马斯·阿布特（Thomas Abbt）:“我每次都会选择这个地方，在那里拥有更多的舒适感和更好的职业机会。”事实上，正是在奥斯纳布吕克，默泽尔在临时主教约克公爵摄政的二十年间（1763—1783年），始终担任公职，直至他离世的1794年1月。
当然，在早期文明社会中，一个人在自己的出生地度过全部的职业生涯并不奇怪。然而，就默泽尔来说，要把他的生活环境同其知识分子存在之间的联系说得清楚，并不容易。这是由于我们十分缺乏关于他本人的资料。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两份非常简短的材料。其中一个是他的非个人通信集，另外一些就是由他的女儿、朋友，以及一些他的崇拜者们所做的日常生活纪录的片段和随手写下来的某些东西。这些片断性的东西所能反映的内容都是可疑的。因为他们无法传达出默泽尔的生命、责任及激情。这就迫使我们只能够通过间接的描绘，来刻画那些我们本应直接描绘的东西。因此，要想全面理解默泽尔，我们就必须考察他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正是他这种知识分子的敏感性得以形成的环境。默泽尔属于奥斯纳布吕克这个显贵具备合法性的社会世界。这些年间，一些法国历史学者已就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法国资产阶级的形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们的研究中，法国资产阶级与贵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对本书而言，通过考察他们对旧法国的制度及其政体的基本判断，能够为我们的法律以及法理研究开启一个崭新的视野。默泽尔的例子让我们发现，即使是不同的国家，结论依旧是一样的。那就是，像绝大多数在法国的合法贵族一样，默泽尔并没有对从制度和权力中习得的东西表示任何愤恨和抵制。相反的，他接受了那种社会特权，政治特权，并将其视为一种生来就有的权利。确实，他对德国启蒙的态度，是在对专制统治传统的认可中形成的。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对启蒙的理念，抱着一种基本的敌视和抵抗的态度。因为启蒙具有将知识从社会利益以及社团的特权中解放出来的趋势。他同样也拒绝了在法律领域中的自然法权利理论。他所支持的是那种依靠先例、判例以及历史的法律理念。这一切使他的同时代人感到非常的震惊。让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默泽尔在奥斯纳布吕克的家庭历史以及家庭地位是如何塑造出他的态度以及社会风气吧。
本章从对奥斯纳布吕克的显贵描绘开始——他们的结构、特点及政治体系，婚姻以及事业的模式——到默泽尔自己家庭内部的一个争论结束。本章的结尾旨在说明，这里的社会历史运动是如何塑造出默泽尔的文化理念，以及它所反映出来的面对欧洲启蒙运动的一种基本模式。
一 奥斯纳布吕克和它的合法显贵
德国的西北部——威斯特伐利亚——在18世纪的时候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腹地。除了庄园的纺织业以外，它缺少主要的经济来源，并且它和施瓦本地区以及莱茵河南部地区一样，是当时德国政治上最为碎片化的宗教邦国之一。从三十年战争之后，直至1803年世俗化运动之前，威斯特伐利亚大约由三十多个君主国组成。明斯特主教辖区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邦国，是由一片大约180平方公里的土地环绕而成的，其中最小的一个城邦是由一个大农场主统治的，其面积不超过一平方公里。而奥斯纳布吕克，则拥有大约55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五个最大的邦国之一。这种分散的状况必然导致了这个地方的停滞不前。正是由于此种原因，德国西北部才一直处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外围。
除此之外，威斯特伐利亚超过2/3的领地属于新教或者天主教的宗教辖区。即使乡村贵族以及城市人多已皈依新教，但是直到三十年战争之时，天主教的教堂以及相应的宗教政治制度依旧在顽强抵制着世俗化的运动。那个时候，威斯特伐利亚的和平团体已经建立了宗教的党团，并在不断努力把所有的宗教王国统一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是，包括科隆、明斯特、奥斯纳布吕克、帕特伯恩等地还在努力抵制着世俗化的进程。这些残存的政治力量对当时德国的政治分裂局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的一个后果是，选举出来的采邑主教（prince-bishop）只能进行管理，但是无法将这种权利传给他们的后人。这就导致了他们缺少某种激情去进行一些长期改革；第二个后果是，作为一种合法性的社会传承，许多政治阶层在18世纪得以存留；第三个后果是，和平在威斯特伐利亚成了永久的不可颠覆的事项，这在18世纪的知识分子，社会以及政治生活中占据着中心位置。
奥斯纳布吕克的新教党派并不能完全控制这个国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认为，新教或者天主教都不能在此占据优势地位。这使得奥斯纳布吕克变成了一个具有新教—天主教共同主教制度的国家，进而形成了一个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混合在一起的国家形态。这从它的执政官形态就可以看出来，也就是采邑主教（prince-bishop）。他一方面承接了汉诺威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是被选举出的天主教主教辖区。如果是一个新教国家，那么，主教仅仅只是一个纯粹的世俗国君。而在这里却并非如此。1648年之后，奥斯纳布吕克成了一个半世俗化的宗教国家，一种新教和天主教的合法传统相混合的不规则样态。在大多数情况下，奥斯纳布吕克的新教和天主教教区是比邻而居的。他们在保护同一教派的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不过，宗教配额的出现导致了政治的分裂化与碎片化。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创造了一种给平民以政治和社会决策权的制度框架。默泽尔的家族从17世纪中期开始就在奥斯纳布吕克居住了。这个城市，在主教辖区中是市民权力的主要保护者。在城市阶层中，他们家族统治了奥斯纳布吕克较为次要的一些城镇，控制着包括市政官和书记员在内的十二个社会阶层。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城市，能够像奥斯纳布吕克这样，从14世纪开始，就拥有几乎全部的自主权力。事实上，这种自治又被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强了。默泽尔曾经以一种异常自豪的口吻谈及了这座城市的自由和理想化：
从来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这里一样，在一种平静和自我满足中，让每一个人完成自己的任务，或者从事他们的工作。这里的地区行政长官是由十六个优秀公民组成的，他们每一年都会退引，因为我们将选举出一届新的班子来……他们是如此发生的：通常情况下，同样的人不会被再次选举出来，尽管他不会，但是他也没有权力质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被再次选出。在这里，没有特权，每一个工匠都忠于并且适合于他们的职守。十六个人当中没有一人收取报酬。因为这是为他们的人民而工作，这是他们的职责。只有那些承担特殊公共责任的人才能得到荣耀的补偿。地方行政长官拥有警察的权力。但是，由于这个国家是在主教辖区之外的，因此，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自己小心谨慎地处理。每一个人都必须控制自己。因此，在这里就没有审查机构也没有书籍出版的压迫。出版者们出版，卖书人卖书，读者任意阅读自己想要阅读的东西。
实际上，城市自治的最大的好处不在于，有辨别能力的读者，或者那些称职的工匠够选举出重要的职位，而在于那些少数群体的家庭，组成了奥斯纳布吕克的统治贵族阶层。在德国西北部的独立或者半独立的城邦中，奥斯纳布吕克的贵族独占了城市的权力，实行并且形成了当地的文化风气。虽然他们没有享受到正式的贵族阶级特权，但是这些家族依旧拥有非常相近的权力。他们的职位需要依靠财产的保证。但是，仅仅占有财富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人如果想要成为贵族的一员，必须使其声望获得公众的认可。其前提包括：被吸收为城市议会的一员、获取一个重要的头衔、被任命到一个非常荣耀的职位或者同一个非常尊贵的家族联姻……
随着近古时期的城市复兴，德国城市的统治集团开始寻求多种方式来保证自身的永久合法性。为此，他们通过了一项反对奢侈的法案。这一法案将社会划分为许多亚阶层，并且详细规划了每一个亚阶层的衣着服饰乃至他们的言行方式。到了17世纪，议会以及司法精英们终于在这些反奢侈法案中定义了自身作为第一等级的位置。等级观念在几乎所有早期反奢侈法典中都有明显的体现。有些时候，他们的制订几乎达到了苦心经营的地步。比如说，发布于1660年的斯特拉斯堡的反奢侈法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那里面将人分成了256个不同的职业，六个等级以及相对应的次一等级。虽然奥斯纳布吕克的法典没有如此复杂，但是它也同样体现着鲜明的等级观念。编撰于1618年，重版于1648年的反奢侈法典，直至1788年才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奥斯纳布吕克的贵族或者说第一等级，在18世纪后期与城市官僚之间的联系依旧十分紧密。如果贵族、罗马天主教牧师，以及那些主教辖区的管理者，被排除在城市的反奢华条例之外，那么，奥斯纳布吕克第一等级的成员就是：议会成员、书记官、秘书官以及城市管理者们。换言之，就是一批通过正规教育的渠道得以进阶进而自我证明的新贵族。在新教的奥斯纳布吕克，这些新的城市贵族，几乎都是由律师组成的。他们的家族通过与富有的商业精英以及宗教牧师联姻的方式建构起庞大的系统。
虽然默泽尔曾说过，在奥斯纳布吕克没有贵族，没有特权，每一个工匠都忠于并适合于他们的职守。但这个城市还是日益被各种富庶的纺织商以及凭借经济财富上位的新贵族所掌控。到了17世纪晚期，这里的自治逐渐倾向于其经济财富的地位而非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协定了。在各类经济活动中，司法领域的力量开始塑造新的城市贵族。从18世纪早期开始，奥斯纳布吕克的法律专业人员的规模和重要性就激起了不断的抱怨，乃至引发了多种对律师的限制。在一份1716年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奥斯纳布吕克任职的律师数量一度从50个降为42个，直到这个数字变成24个以后，才有新的律师被委任。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律师的资格证被严格把关。不过，这依旧无法抑制法律工作者队伍的规模增长。比如在1773年，就在默泽尔掌控权力期间，登记在册的律师数量就重新上升到了33个，代理人的数量也达到了22个。当时的档案显示，几乎每一百个居民中就有一个律师或者代理人。
在早期现代城市社会中，正规教育逐渐成了提升社会流动性以及经济收入的关键所在。不断增长的城市管理的专业化导致一种类似于国家上层建筑的君主政体的官僚管理体系的出现。部分专业化的政府管理深刻影响到了城市议员以及精英阶层的事业结构和模式。普遍教育的兴起，是一种长效机制，能够让那些没有足够财富，以及有天赋的人能够拥有合法职业，并且获取社会声望。最终，一个独特的显贵专业集团开始出现在这些城市中。他是由这些人组成的：拥有一些合法训练和专业的能力，在城市管理机器中占据卓越的地位，进入有组织的社会贵族阶层，或者取代旧有宗教家族地位。这是一个没有被严格定义的阶层，且必须通过两种方式来保持其永久的权力。其一，他们要寻求议会机关的继承性；其二，他们要同城市上层的领袖人物建立联姻关系。通过这两种方式，这些教育专业化团体开始转变为一些有财产的、商业化的或者说具有经济活力的家族。他们最终联合在一起，形成了城市统治集团的稳定内核。可以说，新旧贵族分享了阶层社会的不平等，政府机关的独裁统治，以及通过内部联姻产生了合法的封闭性。就此而言，高等教育对于保持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上升来说，通常都是非常必要的。或者说，高等教育就意味着一个起始点和转折点，能够得到更进一步的社会以及经济的提升，最终达到城市贵族以及国家管理阶层。不过，在当时的奥斯纳布吕克，不论是法律、医学，抑或教育领域当中，自由的知识分子理念——这一启蒙教育的核心理念并不存在。因此，当启蒙的理念吹到德国西北部之时，他们早已进入了城市的显贵阶层，绝对无心倡导启蒙的解放性观念。
二 默泽尔的家族
默泽尔家族中的三代，或者说五代，都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并与奥斯纳布吕克统治精英的联姻，来实现和维持家族的社会地位与持续的财富增长。尽管默泽尔的家族族谱可以一直追溯到12世纪。不过，记载在族谱中的可信传记资料，仅仅开始于默泽尔的曾曾祖父——他是男性这一支的族长。最初，他是一所拉丁学校的校长。他的儿子约翰，也就是默泽尔的父亲，后来担任玛丽亚教区的首任行政长官。其后，约翰同安娜·玛丽亚·穆尼齐结婚。这场婚姻将默泽尔家族带入了这个城市贵族精英的一个小型圈子中。安娜的家族从17世纪早期开始，就已经是奥斯纳布吕克城市议会与宗教管理机构的成员。安娜的叔叔1660年至1688年间一直担任该市市长。她的兄弟以及侄子都是城市议员。约翰和安娜的儿子，也就是默泽尔，获得了法律博士学位，并且一直在奥斯纳布吕克任职。他也同样把自己的家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到了统治家族的内核。他后来和雷吉娜·埃文费尔德结婚。这个家族同样也是非常显赫的。他们自17世纪以来就一直是法律贵族中的一支，雷吉娜的祖父是一个公证人和代理人，他给他的家族留下了相当可观的财产。她的父亲曾多次被选举为城市议会的成员，并且也担任了两年的城市市长。
默泽尔父母的婚姻为这个家族的巩固提升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因为他的父亲约翰突破了城市限制而到达了教区的管理层面。他是玛丽亚教区议会的一员，并担任行政长官一职。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在恩斯特·奥古斯特二世（Emst AugustⅡ）在任期间伊堡地区第一个教区行政长官。后来，他又被任命为世俗及宗教管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父亲的成功，极大地消除了默泽尔在职业上的压力。1741—1743年，默泽尔到耶拿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并且为自己的法律职业生涯做准备。不过，这两年的时间并没有留下他刻苦学习的烙印，他也并没有完成大学学业。默泽尔在一个用第三人称写成的自传中这样总结自己：“他的勤奋是一点都不值得赞扬的。”我们在资料中找到了一封残存下来的来自他父亲的信。这封信是在默泽尔仍在哥廷根的时候写的，里面记载了他父亲对他不能完成法律学位的不满。即便如此，由于他的父亲是发放律师执照这个重要组织中的一员，所以，在没有常规性获取执照之前，默泽尔和他的哥哥就跻身于当地律师的行列。值得关注的是，在1761年25个登记在册的律师当中，除了他和他哥哥之外，只有另外三个人没有获得法律的学位。可以说，默泽尔早期的成功应该归功于他的父亲以及他们家族在当地贵族中的特殊地位。他之所以能够跻身司法工作者行列，很明显的是因为得到了相应的关照。一旦他的家庭占据了这些位置，他们就能一直保持这些职位的流转。当他的哥哥去世之后，默泽尔就承继了他的职位，就是在刑事法院中担任一个裁判官。其实，这个职位也一直都是他的父亲在起着决定性的分配作用。
默泽尔自身也为家族作出了贡献，因为他和雷吉娜在1746年结婚。这个女子也是出身望族，他们家族早在默泽尔父亲的爷爷那一辈时就已经出现，并早在17世纪早期就已经是活跃在奥斯纳布吕克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商业家族。他们家族为奥市贡献了市政议员以及市长。并且在年代的流转中，这个家族已经放弃了在商业上的地位，转而成为受教育的专业知识分子阶层。雷吉娜的祖父是一个法律博士，曾经随同主教奥古斯特二世同游意大利，并且曾经担任过主教辖区的行政长官。在默泽尔的婚姻中，我们可以看到，就城市的财产来说，权力和威望对这些城市贵族是非常有用的。他的家族史同样也说明了，这个城市中的知识精英、商业贵族是怎样漫溢到这个主教辖区的整个行政管理系统之中，并且成为政治机器领域中个人晋升机会的主要提供者。他们一代代地成为地方行政长官、法官、城市议会议员等。他们的出现同时也证明了宗教管理专业化的不断兴起。在那时，只有经过合法专业确认过的成员才能成为这个城市的管理者，才能成为采邑主教以及骑士阶层的成员。
像德国西北部的其他地区一样，像默泽尔这样的家庭已经在奥斯纳布吕克形成了某种官宦家庭的半同质化的次一等级集团。这些家庭可以被称为“贵族大臣”，默泽尔家族以及其他几大家族共同组成了奥斯纳布吕克相互关联的官宦体系，并成功占据了城市议会精英职位。他们一直努力要维持其社会及专业化层面的控制。而这主要是依靠联姻、联盟以及亲属的裙带关系来进行的。先前所说的那种职业的流动性在此时，在这个主教辖区掌控者的领域之中已经变得很少见了。与默泽尔的粉色描绘相反，奥斯纳布吕克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寡头政治统治的形态。毫无疑问，在这个城市以及主教辖区的政治管理中，所有的职位以及职务都牢牢掌控在每一个富有实力的家族之下。默泽尔家族的职位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我们目前所知，这种情况在整个德国西北部都是如此。这种由天主教以及新教贵族控制城市管理职位的僵化现象极为普遍。
即使历史学家曾将这种僵化的官僚固化模式称为“叔叔政体”和“侄子经济”，但是，默泽尔却认为：没有一种升迁是在优秀的基础上达成的。在一篇写给无名官员的短文中，默泽尔这样写道：“获取声望已经变成了一条规则……相信我，以出身和年龄来决定世界的秩序会比较好。”相对应的，他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提拔自己的亲戚谋得主教辖区管理的权力。就像他的父亲曾经帮助过他一样，他也为自己的女婿、教子，以及他妻子的侄子做了同样的努力。这位侄子最终承继了他的衣钵，一直担任行政管理长官直到1803年的世俗化运动。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相对而言，这种被宗教贵族操作的家族晋升，在整个国家管理职位中的竞争来说，依旧还算是比较有限的。默泽尔的父亲只是为他的第一份工作尽了力，后来还是主要依靠默泽尔自己的勤奋和能力。
一方面，贵族被放置在城市管理之外的所有等级管理制度的顶端；但另一方面，最高级的职位分配，也必须要综合考虑宗教的平衡。德国社会中这种政治和制度的限制，窒息了大多数人的个体发展，同时也塑造和加强了这一批依靠教育和专业化晋升的阶层的独立自主性。否则，他们获取政治地位前进的道路以求得进入贵族阶级的入口就要被封死。超过两代乃至四代的家庭职业模式，教育专业化模式，最终使得他们能够进入贵族阶级。尽管如此，在整个威斯特伐利亚，这样的贵族还必须提供严格的血统以及教养证明。在奥斯纳布吕克，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少见的。因而，尽管在18世纪晚期，等级区别被严格强化了，但是，要想清楚地归纳出社会差别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依旧还是十分困难。通过日常社会界限，将当地的贵族与那些合法显贵们分开来已经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即使是在像奥斯纳布吕克这样的省份，这种界限的侵蚀已经变得更加私人化和个体化了。
默泽尔的例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例外。他不仅在他的多种多样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即作为骑士阶层的秘书，代表了显贵，他还在他们的合法代理机构中表现出了个人的显贵声望，并且同他们一道进入了商业的风险之中。目前现存的最完整的信函，是默泽尔在1740年以及1750年同克拉蒙之间的通信。这些通信让我们看到，默泽尔同这个家族之间的利益关涉是如此之深，不仅体现在事务上的联系，就连在金融财产上也是紧密相关的。默泽尔同样也借钱给当地的显贵阶层：他在1793年的账簿上记载了一笔非常惊人的贷款给当地的显贵，金额达到了34000塔拉。一份牵涉当地一个矿产投资的表单中也留下了默泽尔、他的女婿，以及当地多个贵族的签名。
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奥斯纳布吕克的显贵们与整个的律师集团以及其他专业化的亚集团们一道，作为非贵族的一员，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亚世界中。他们显示为一个特殊的存在，那就是“夹层贵族”，夹在真正的贵族与专业化的新兴阶层之间。更进一步来看，就像反奢侈法案以及政府职位固定占据的寡头政治模式所揭示出来的那样，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社会界限，并没有完全阻止社会的流动。通过财富、出身以及教育之间的结合，一代的社会地位可以继续流转到另一代。不过，只要他们没有同另外一个有钱的家族联姻，他们受专门教育的孩子就不得不通过不断的职业活动来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
三 解放和旧式精英
作为一门学科，观念史必须面对各式各样的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抵抗和变迁。日益增长的专业化程度已经影响了知识分子体系的转化和成分。从中世纪晚期开始，这种专业化已经对城市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统治精英来说，专业化就像一个发酵剂，它为建立和维持社会等级提供了新的标准。对于构筑新的社会系统来说，教育改革是一个复杂而有限的过程。在德国启蒙运动的核心地带，就像贺拉斯所说：“倡导教育的呼声中依旧充满着社会矛盾。”尽管存在着这样一种希望，即通过教育能够打破等级划分。但是，当时的人们也意识到，教育其实也创造了一种新的等级原则，尽管表现的方式很不一样。教育形成乃至加强了社会的等级结构。狄德罗（Denis Diderot）就是18世纪末期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思想家，他非常了解教育的这种辩证后果。他在一本没有出版的对话录中将其归结为社会的一个难点。
依照狄德罗的指示，18世纪晚期的德国社会历史学家必须要对教育所带来的解放性潜能进行细致的考察：它究竟通过何种方式运行，并确实为刷新社会结构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意识形态。这个问题牵涉到了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我们必须从对18世纪社会秩序的理解，以及启蒙运动如何作用于这个秩序的角度来探讨。当然，这样一种分析并不容易。因为，主流的启蒙运动所带来的解放，仅仅是将一种不平等的秩序变成了另一种——即知识界精英代替了生来就有的贵族。那么，就默泽尔的生活世界而言，当时的知识精英如何试图让自己永恒占据高位？他们又是如何使得这种带有排外性质的社会体系变得与社团主义相似起来呢？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探讨德国启蒙运动的中心问题。自19世纪早期开始，普鲁士的教育改革就使得知识精英的教育体系与军事贵族国家融合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改革与启蒙运动的发展，使得这两者呈现出了一种相互结合的态势。
四 在奥斯纳布吕克的启蒙
德国西北部的城镇或者省份，就像奥斯纳布吕克这样，在18—19世纪的社会以及经济的变革中，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不论是平等主义、精英主义、还是社团主义，启蒙文化在奥斯纳布里克的社会中都被吸收到了城市显贵的支配性价值理念中去了。
在奥斯纳布吕克，就像笔者已经强调的那样，通过在天主教以及新教之间的宗教的划分，通过对于婚姻以及职业的严密控制，通过反奢侈法这样严密规范财产、服饰、出身、职业，甚至是思想的法案，社会阶层的流动与知识分子的生活得到了一种紧密关联。我们很难洞悉，一个省份的日常生活究竟被严格限制到了一种怎样的地步。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城市中的教育体系几乎没有受到现代观念的影响。只有到了18世纪末，启蒙主义的教育学才开始影响奥斯布吕克的教育体系。新教辖区的改革开始于1770年后，而天主教辖区的改革则要到1798年后。更加深远的改革直到法国占领了奥斯纳布吕克才开始慢慢启动。在默泽尔的时代里，教育体系依旧是严密宗教化的。在宗教分治的奥斯纳布吕克，神学家们被视为唯一的老师。他们在18世纪的主教辖区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如果同时代人的传统回忆是准确的话，那么第二等级教育，则扎根于传统的拉丁课程。
在贵族家庭中，德语和法语的双语教育以及相关的宗教思想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语言能力是其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默泽尔的家庭环境是典型的法语家庭，他与他的母亲都是用法语进行交流。结婚之后，他也在自己的家庭中创造了这样的双语环境。他妻子的法语比他还要好，她大多数流传下来的信件都是用法语写成的。当奥斯纳布吕克后来被汉诺威和英国共同统治之时，他们的女儿还几乎不能阅读英文原著，却更像她的母亲，在法语上极为流利。法语—德语的双语理念之所以需要被特别强调，是由于它为中世纪以后的后拉丁时代，以及启蒙运动中的世界主义观念提供了重要线索。作为一种文化潜流，它在德国产生了一种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相互关联的局面。潜伏在德国社会中的法国知识分子理念，使得贵族文化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融合的趋势。在新教文化沙龙中，贵族与非贵族之间的关联创造了一种启蒙的文化，在其中，尽管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其社会关系已经渐渐从道德关系中解放了出来。当然，法国启蒙运动的内涵是对平民阶层利益的高扬。就德国贵族们而言，他们只是对其进行了单方面的吸收，即吸收了一种自由主义的东西。
贵族文化反映了德国对于法国文化的模糊态度，以及知识分子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关注。自从显贵们成为社会金字塔的顶峰之后，他们进行了自我生产。默泽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比同时代人更像是一个法国哲学家。他并不是一个受到内在负担压迫的，自我批评式的新教徒，也不是一个被当地贵族剥夺了公民权的人，因而，他对法国文化从未带有任何的社会仇恨。纵观他的一生，他一直对法国抱着一种孩童般的兴趣。法国信件培养了他对美学问题的品位和判断力，并且让他形成了一种精准、有力量、清晰的诗歌写作的习惯。他在1740年以及1750年出版的作品，在他与伏尔泰以及卢梭的通信中，大量探讨了如何吸收法国文化式样的问题。
默泽尔创办的《道德周刊》从1746年开始发行，其阅读的圈子就是围绕汉诺威以及奥斯纳布吕克各省的新贵族及知识分子。在这份刊物上，他谈论了许多关于新的市民世界观、生活观、价值观的问题。刊物上的文章通常都从一个小的社会视野出发，慢慢转移到一种道德责任与道德视角的呈现。比如，我们看1746年九月刊。上面的文章开始于对人的心理状况的描绘，然后以一系列训诫意味的故事结尾。在默泽尔看来，人是一种激情的创造物，这些激情就如同波浪，能够将人带往不同的方向。理性，能够控制激情。那么，人，如果他足够幸运的话，就能动用自己的理性与美德，逃避激情。不过，默泽尔所谓的理性或者美德，并非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道德，而更像是一种来自于传统时代的道德遗产，这里面缺乏一种时代的文化张力。这也能证明，奥斯纳布吕克仍旧是一个启蒙边缘的静止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