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化：“一种实现了的表意系统”

一个概念往往是历史性形成的，概念本身承载了历史不同阶段的烙印，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情况下加以运用的时候，其内部存在意义冲突乃至混乱的情况。“文化”这个词也不例外。一方面，文化一词的“社会”定义虽然可以包含、吸收它的“理想”定义和“文献”定义，但是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文化一词常常在不同的意义层面上被加以使用，不时引起理解上的混乱。另一方面，即使就广义的文化定义——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而言，它本身也是有局限的，这使它的含义看起来与社会一词并无显著不同。在《政治与文学》中，威廉斯已经意识到了使用文化一词时所遇到的麻烦[15]，后来经过多年的思考，他在《文化社会学》中给文化作出了一个定义补充，至少在他看来这似乎是解决文化定义难题的一种比较适当的方案。

威廉斯在其晚年认为，文化的“社会”定义具有过于宽泛的笼统表述，而其“理想”定义和“文献”定义的限定则又过于狭隘。文化一词的含义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极端同时有存在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使文化这个词的含义从“心灵的状态”“艺术作品”一直到“整体生活方式”，涵盖了广阔的意义范围。然而，对于文化这个概念而言，尽管其含义的复杂性具有理论上的活力，但是在实践运用中却可能是一个缺点，因为文化的多义性可能会在实践中成为消极的因素，文化一词对于各种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强调可能会被完全回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强调文化的核心特征对其定义加以补充，把文化界定为“一种实现了的表意系统”（a realized signifying system）。[16]

作为一种表意系统，文化在实践中通常是可以辨别的。比如，作为一种语言，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或者意识形态，作为由艺术作品和思想性作品构成的表意作品的整体，等等。同时，文化概念的外延又不仅限于此。有时某些实践是否属于文化并不能毫无疑问地被加以确定，在这些情形下，对于该种实践是否属于文化的认定是可以磋商的。为了对这种情况进行说明，同时也为了对文化作为一种表意系统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我们还有必要把文化系统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系统加以辨别。威廉斯认为，通常在一个社会中，我们可以识别出政治系统经济系统以及与血缘和家庭相关的生育系统。这些系统不但都具有自己的表意系统，而且这些局部的表意系统作为必要的元素还参与构成了一个更大、更为全面的表意系统——整个社会的表意系统。[17]显然，这个更大、更为全面的整个社会的表意系统就是威廉斯所说的文化。如果把整个社会系统完全归约为表意系统，那将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假设我们可以有效地研究一个社会系统而不必讨论作为其主要实践部分的表意系统，恐怕这也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任何一种系统，包括被人为划分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生育系统，也包括总体性的社会系统，它们都内在地拥有自己的表意系统。在这些领域里，某种政治的、经济的、生育的社会实践同时也具有表意实践的功能，换句话说，文化实践与其他实践出现了交融的情况。把文化定义为一种“实现了的表意系统”，其实就是主张文化内在于一切社会活动之中，因为在一切貌似非文化的其他活动之中，都在深处呈现了某种表意实践，只不过其文化含义融入了在这些社会活动中实质性存在的那些貌似不属于文化的人类需要和人类行为之中。相反地，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说明文化实践与其他实践的关系，同样可以说，在一切表意实践活动中，其深处都体现了其他的人类需要和人类行为，只不过它们或多或少地融入了表意实践活动之中。[18]

因而，根据威廉斯晚年对文化的定义补充，“作为一种实现了的表意系统，文化的社会组织嵌入在整个一系列活动、联系和机构之中，这些活动、联系和机构中只有一些明显是 ‘文化的’”。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威廉斯把文化实践与其他人类实践的关系看作“嵌入”，这实际上意味着文化是无所不在的，它或者以明显的“文化的”形态存在，比如某种语言、某些知性作品和艺术作品；或者它也可能会以明显非文化的形态存在，比如以经济实践或者政治实践为载体，在这种情形下，文化的因素——表意实践——融入表现为其他实践形态的人类需要和人类行为之中，这时我们通常所注意到的只是其主导性的实践形态，要么将其视为经济实践，要么将其视为政治实践，等等。在这样的观照下，其实是要表明，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具有表意因素和表意功能，因而对文化现象的考察和研究就应当扩展到与人类生活相关的所有实践活动。在此意义上，文化作为一种“实现了的表意系统”与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从这两种定义出发，所关注和把握的都是人类的整体社会生活。

从威廉斯的实际著述来看，在他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是把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来理解的，这在其早期的《文化与社会》和《长期革命》中尤其明显。但是在他晚年，尤其是在他对文化进行系统性社会学思考的《文化社会学》中，威廉斯认为，对于文化形态表现复杂的现代社会而言，把文化看作一种“表意实践”比把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是更为有效的理论用法。

威廉斯指出，把文化看作“整体生活方式”源于人类学的观点，其优点在于对社会生活整体性的强调，它特别有力地反对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历史性形成的孤立分析习惯。那种分析习惯在理论和实践中割裂了整体性的社会生活，假定了生活中的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个人方面、精神方面，等等，应用这种孤立的分析，全部人类生活中的某些关联形式可能会被完全遗漏，即使没有遗漏，可能也只是在“相互作用”或者“影响”的标题下被加以认识，这种认识在局部可能是适当的，但却永远不可能有积极的解释作用。文化作为“整体生活方式”在理论上确实具有孤立的资本主义文化分析方式所无法企及的整体性优点，但是，在实践中，它更适用于用来把握较为简单的社会而不是复杂的现代社会。如果把文化看作“整体生活方式”，可能就会缺少重要的与其相应的关联词语。在人类学中，与“文化”相关联的普通词语是“自然”，在一些简单的社会里，“文化”“自然”这些相关联的词语具有解释的合理性。但是在高度发达和复杂的现代社会里，由于“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的双向进程，存在大量的社会层面与物质层面的变形，以至于很难用两极分化的“文化—自然”关系来进行解释。把文化定义为“整体生活方式”的做法遇到了理论应用上的障碍。威廉斯认为，正是在社会层面与物质层面的复杂变形领域里，表意系统本身得到了发展，因而把文化定义为表意系统恰恰解决了对这些复杂变形领域进行分析的困难。

威廉斯曾经举出了几个复杂变形的例子。首先是货币。货币的流通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但它作为一种局部的表意系统，同时也被视为体现了一定时空范围内特定政治秩序的符号，此外，就货币本身的精美图案和制作工艺而言，还可以对其进行审美的分析。人类的居所存在着同样的变形现象。居所最初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遮风避雨的基本居住需要，然后逐渐发展，开始具有社会地位区分的表意功能，通过居所的大小、所处的人文地理位置以及装饰设计的奢华程度来彰显阶级之间的差别。在现代社会，居所的建筑甚至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形式，通过建筑本身的审美设计和居住者的园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把居住活动变成了美的创造活动。这种变形的更为复杂的例子是现代传播。例如在广播电视传播中，一方面它满足了人们纯粹的、无功利的休闲娱乐需要，另一方面，它又是传递信息、维持特定经济活动与政治秩序的极为重要的直接工具。在货币和居所的例子中，完全可以将其分别视为经济现象和与家庭生育系统相关的现象，尽管同时不能忽视表意性的文化因素或多或少地融入了其中。而在现代传播的例子中，情况就更为复杂。在一种极端情况下，现代传播的表意实践过程是某种政治或者经济秩序的直接表现，它传递某些经济消息和政治判断，既是一种表意实践，更是一种直接的经济或者政治实践；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它表现为肥皂剧、综艺节目等纯粹的娱乐形式，其功能类似于席勒所说的“游戏”，成为一种与经济、政治等其他系统基本无关的纯粹表意实践。

正是在这些复杂变形的领域里，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定义失去了它的解释效力，有其解释牵强或者难以解释的地方，而在这些地方，文化作为一种“实现了的表意系统”的定义却可能显示出其理论活力。因为根据这种受到符号学影响的定义，即便对于那些以经济实践、政治实践等形式存在的活动，仍然可以考察和分析其中的文化性因素，即其中融入的表意实践。这样对人类的行为和活动进行把握，显然更为全面，更具整体性。当然，把文化视为表意系统，其理论上的效用还不止于此。在任何一门学科内部，基础概念含义的变化和拓展往往会导致学科本身发展方向的重大变化，引入一些以前未能予以关注或者关注不够的重要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威廉斯通过把文化定义为表意系统，从而拓展了研究视域和研究思路，彰显了文化生产、文化复制、文化构形、文化机制、文化组织等问题的重要性。根据以前的文化定义，这些问题要么没有受到恰当或者足够的关注，要么就完全被排除在考虑之外了。对于这些依据新的文化定义得以彰显的文化问题，我们将在后文中重点予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