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军工复合体的特征、产生原因及其演化

第一节 军工复合体的概念与特征

一 本书理论假定和概念

1.理论假定及其相关概念

本书的命题或假设是民主（本书主要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的稳定有赖于一个国家社会冲突与共识的适当平衡。这是来自政治社会学的一个命题：形成民主的社会条件。在政治社会学看来，国家只是许多政治制度之一，而政治制度只是许多社会制度群之一。这个命题来自托克维尔提出的问题：民主的社会必要条件与后果，他认为民主可以在冲突与共识两种力量之间建立平衡。后在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论证基础上得出结论：民主的稳定有赖于一个国家社会冲突与共识的适当平衡。

民主的稳定与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定性相关。民主政治只有在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中才可能健康成长，不仅如此，民主的稳定性也取决于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有效性指政绩，在现代社会，政绩的标志主要是能否保持经济的不断发展；合法性则涉及一个政治体制保持其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于社会需要的能力。

维护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与对待政治冲突的手段和方法有关。“稳定的民主确实需要冲突或争执，即允许争夺政治职位，对执政党挑战，更换执政党，但如缺乏共识——一种允许和平的‘行使’权力的政治制度，在野党服从执政党所作的决定，而且执政党承认在野党的权力——即不可能民主。因此，研究促成民主的条件，必须着眼于冲突与共识的根源。”[1]分歧和冲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民主政治不但应该承认和允许分歧与冲突的存在，而且合法的分歧有助于社会和组织的团结，有利于保持民主体制的活力。但是，分歧和冲突必须制衡共识，不论这种分歧、冲突是存在于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还是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民主体制应具有异中求同、同中存异的度量和机制，善于从分歧中寻求共识，并用以缓和和化解冲突。换句话说，保持冲突与共识的平衡，才能维护体制的合法性，从而维护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笔者主要集中于冷战期间美国民主稳定有赖于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以此作为假设命题，以军工复合体为案例来分析其使美国民主稳定的社会条件中的合法性。这里首先要澄清民主的概念，本书假定在复杂社会中，民主是一个提供可定期更换施政官员法定机会的政治体制，以及由公民中尽可能多的人通过竞争对竞选职位者的选择来影响重大决定的一种社会机制。这里只指美国民主秩序。这个定义来自熊彼特和马克斯·韦伯，后被李普塞特引用[2]。它包含许多具体条件：（1）指明何种制度——政党、新闻自由等——是合法（公众认为适当）的一套政治准则或一组信条；（2）一套在职的政治领导人制度；（3）一套或多套获得承认争取当选领导人制度。

2.军工复合体的概念

军工复合体的概念来自美国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的告别演说。他在告别演说中提到军工复合体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军事与工商业和军事与科学技术精英中存在着小团体，它们有图谋不顾美国人民的意愿来支配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倾向：“我们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有意或无意在政府各部门中获得不应有的影响。不应有的权力出现恶性增长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并将持续下去。我们绝不能让这种力量危害到自由和民主秩序。我们不应心存侥幸。只有警觉而明智的美国公民才能强迫庞大的工业和国防机构与我们和平的手段和目标恰当匹配，以使安全和自由同获成功。近几十年的技术革命与我们工业—军事的巨大变化有相似之处，而且对这种巨大变化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应该尊重科学研究与探索，但同时我们必须对这一严重的负面危险保持警惕，即政府政策本身可能沦为科学—技术精英阶层的俘虏。”艾森豪威尔提醒人们警惕军事、工商业和科技精英对美国自由和民主秩序的威胁。

另一个层面是“军事权势集团是维护和平的关键因素……军事权势集团与大军事工业的结合是美国经历的新事物，其全部影响——政治的、经济的，甚至精神的——已经渗透进每个城市、每个家庭、每个联邦政府机构。我们知道这种发展的必要性。但我们不能忽视其重大的影响。它涉及我们的人力、资源、生活，乃至我们的社会结构”[3]。军工复合体涉及利益相关的美国社会各种实体，它们相互依赖，在美国内政外交中起着关键作用。在艾森豪威尔看来，一个私人和政府官僚机构的联合体是长期备战的必然结果，是遏制和威慑政策的具体体现。

以此为开端，军工复合体传播开来，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实际上，军工复合体的雏形在“一战”以前就开始孕育，在“一战”后开始引起人们关注。只是在名称上叫法不同，“军事监狱国家”“军事警察国家”[4]“战争国家”[5]“国家安全国家”“五角大楼主义”“防务空间复合体”“军人阶级”[6]“军工研复合体”“军工研媒复合体”，还有人称其为“军事—工业—官僚—贸易—协会和工会—学者—技术人员—学术—服务俱乐部—政治的复合体”[7]等不一而足。当然最著名的还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军工复合体”，本书就采用这一说法。

在其主要组成部分上也众说纷纭，有很多人接受战争国家的描述，但他们认为这只是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一个或另一领导集团。比如杰克·雷蒙德的《五角大楼的权力》就担忧华盛顿的“民间军国主义者”,[8]而约翰·斯沃姆利在《军事权势集团》中更怀疑军事自身，[9]特里斯特姆·科芬在《武装社会》中和G.威廉·多姆霍夫在《谁统治美国？》中认为将军们已经增补（co-opted）为企业财团（corporate rich）。[10]还有些人认为军工复合体仅仅在“学术”或“科学”甚至“劳工”因素内得到了扩展。这里面概括比较全面的是罗赛蒂，他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中将军工复合体的主要组成部分界定为四个部分：行政部门内的军事机构、工商业、国会与学术和科学团体。[11]本书在此基础上还加入了社会上那些依靠这些行业的跟随者与家庭，比如与此相关的股民、居民、工人等，相关的商业利益集团，如商会、媒体、银行，甚至足球队等。

行政部门的军事机构。这里面包括国防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原子能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这些部门是国家安全的守护神，在冷战背景下，它们构成了美国安全力量的支柱，也获得了国内独一无二的地位和支持。它们自身不但成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拥有数百万雇员，占到美国政府全部在职人员的60%和1/3的联邦文职人员（1990年统计），在国内外还有数千个军事基地，国内军事基地和军事用地总面积超过2400万英亩，在军队内部拥有自己的法律、法院和军事警察系统，每个军事基地都是一个都市化的综合体，包括居住设备、医疗和教育设施、售货店及娱乐设施等，还有自己的研究生院和大学系统。而且国防部及其相关部门还膨胀到日常生活各个领域，以至于它们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中一个主要的“社会主义”部门。[12]总之，“二战”和冷战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使它们第一次在和平时期拥有了一支庞大的职业化常备军，在规模和活动范围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发展。

军工企业。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军大规模建设私人企业介入国防、军事建设开始，军工企业就一直是支撑美国武装的主要力量。所有需求离开工商业的支持几乎寸步难行，“二战”和冷战使这种关系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发展。那些获得国防主合同的大公司成为国防部门的主承包商，然后将它们分包给各分包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大公司又得到商业集团的支持。这些工商业集团与军工企业合作发展在国会的关系，获取国会在生产某一型号武器或其他军需的支持。不同的是，这些工商业集团因其实力和地位的不断变化，形成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局面，即军工关系在冷战大格局下日益强化，但国会议员和各个时期的工商业获益者在不断变化。

国会。国会是军工关系的主要一环，并进一步强化了其关系网络。国防战略和军事开支都须经国会议员批准，这赋予议员特别是两院的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很大权力。作为回报，国防部和军工企业在这些议员所在的州和地区修建军事基地，从事与军事有关的商业活动。因此，各州都遍布军事基地，大部分军需订单都落入大公司手中。这些军事基地和军事合同一般都是出于正常国家安全和财政考虑，但首先要获得议员的支持。议员们通过为本选区争取军事合同获得政治资本，以此来取得连选连任。

科学研究机构和团体。军工复合体这个概念削弱了科学研究机构和团体的重要性，实际上它里面还包括大学、科研机构，比如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兰德公司等。政府以国防名义将科学家召集在一起工作肇始于“二战”期间发展原子武器的“曼哈顿计划”。从此，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其他自然科学家乃至社会学家大部分都汇集到政府麾下，这其中大部分又都为国防效力。他们与军方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自然科学家为国防部和国防工业提供技术支持，社会科学家为国防部和国防工业提供战略理论支撑。三者互为肱股，相得益彰。

此外，还有本地支持者等。这些本地支持者包括城市官员、固定资产投资者、产业工人、与国防相关的股民、与本地相关的商业利益集团，比如媒体、银行、足球队和大学等。他们为国防公司提供土地、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及免税政策。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为军工企业提供本社区和城市精英们承诺的各种优惠条件。因此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军事—工业—官僚—贸易—协会和工会—学者—技术人员—学术—服务俱乐部—政治的复合体，几乎涵盖每个公民”[13]。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书的军工复合体定义为：以国防美元为核心，以国家安全部门、军工企业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科研机构和国会中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主要委员会为主体的，拥有共同政治、商业、心理、道德和物质利益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不断变化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还包括城市官员、固定资产投资者、产业工人、与国防相关的股民及其相关的商业利益集团，比如媒体、银行、足球队和大学等地区国防支持者，它有别于传统商业模式，是美国全球扩张的产物，也是美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演化的结果。

“二战”和冷战促使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和国防政治迅速发展，其结果是美国庞大的永久性的军事力量日益膨胀。它们维护了美国全球地位，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发展，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内生性要素之一，但也助长了浪费、腐败、利益集团的膨胀，对现存自由民主秩序构成了挑战，加剧了国家安全与民主的紧张。

在界定军工复合体的定义上，要澄清军工企业与美国大公司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要确定美国某一个大公司的立场有很多标准，但其中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这个大公司对军火生意的态度。[14]这表明在美国，大公司，尤其那些垄断性大型集团公司并不完全是军工企业，这些公司与经济军事化也并不完全一致。依据有关统计，在足以反映美国商业活跃情况的前500家大工业公司中，只有50家特大公司与军事生产有密切的直接联系，它们控制了政府军事订货的大半。剩下的450家大公司有的获得少量军事订单，有的完全没有。而500家大公司以外的公司所获得的军事订货微乎其微，这表明军事承包商相对比较集中。

此外，围绕着军事订货各个公司间展开激烈的争夺，军事承包商的位次不断发生变化，胜利的往往都是那些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大公司，被排挤的都是那些小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100家大公司占到国防生意的70%，前20名几乎占到全部的50%，而前5名几乎占到全部的20%。在单个武器系统或一个武器部件层面上，通常只有一到两家公司竞争，一旦赢得合同就形成垄断。集中还体现在供应商方面。许多大航空航天公司通常在每个武器部件上与一个或几个可靠性高的公司发展起长期的合作关系。许多分包商主要靠抢占市场特定位置和垄断特定部分的生产来生存。[15]

从地理分布上看，冷战中后期西南部地区比重加大，加利福尼亚的军事合同相当于37个其他州的军事合同总和。中西部各州的军事订货急剧减少，受影响最大的是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和威斯康星州。因此，并不是所有大公司都与军工产业有关系并热衷于军备竞赛，也不是有些大公司具有侵略扩张性，而另一些爱好和平，各个大公司与军事利害关系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通过观察掌握着大部分军事订货并控制生产的最大军工企业如通用动力、波音、洛克希德等可以发现，这些最大军工企业背景仍然是美国大财团，比如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杜邦家族、梅隆家族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美国的方向。这些与军工密切的大企业喜欢军备竞赛，国际紧张局势，被排除在军事工业之外的大多数公司因受到军备竞赛的不良苦果——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生活的军事化、增税、资源的浪费等——对冷战以外扩张政策越来越持批评态度。总之，美国工商界与军事的利害关系不同，经济实力最强、政治势力最大的公司或财团同军备竞赛和全球扩张密切相连，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美国的主要政策。

二 军工复合体的特征

从军工复合体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具备的基本特征：有别于传统商业；在美国地位独一无二；市场集中程度更高；更加依赖政府；与军事化密切相关。

1.军工复合体区别于传统商业

军工复合体不同于已经存在的任何其他商业，包括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它有自己的特定目标和特征。在整个冷战期间，其主要任务就是维持民主秩序的先进性，包括领先的技术、发达的经济、稳定的政治秩序等。运用比苏联更少的人力和更发达的科学，这样美国通过持续创造新的更具有毁灭性的遏制性武器来与其进行冷战。结果是国防研发在冷战期间急剧增加，“星球大战”时代更是飙升。在20世纪30年代只占国家研发费用很小一部分的国防研发开支到了20世纪80年代占到全部国家研发的50%还多。[16]21世纪初反恐战争、国防部的建立、其国家安全内涵的拓展，美国军费再次达到历史新高点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伴随着国防研发的大规模增长，与国防相关的职位，如电子和航空工程师、核物理学家、数学家、系统分析师与设计、发展、测试和评估高技术武器的计算机程序员等迅速扩大。飞机在飞得更快的同时，要求离地面飞行越来越低，更难以探测；雷达被要求更快更精确地提前探测来袭飞机和导弹；计算机要求能处理来自卫星、雷达、舰艇和飞机感应器等更大规模和多样的数据，这些都需要那些高技术的专业人员。在所有工业中，导弹是科技水平最高的，用各种武器在职业结构中所占有的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比重来衡量，导弹占41%，相比通信装备为22%，飞机制造为19%，电子为13%。[17]

国防主导的创新过程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任何创新。无论如何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史学家都认为创新是个人或公司把冒险和资助假设作为获得超额利润回报的行为。然而一旦国家为狭窄的军事目的介入和主持长久的研究和创新，创新的本质就发生了变化。在美国，联邦政府占所有研发支出的70%，而其中3/4都与国防有关，因此，创新已经制度化，不断增长，尽管受政治形势影响，却很少受经济形势影响。即使军工复合体的市场影响很小，它也已经成为持续工业创新的新形式。[18]

此外，军工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改变了传统自由企业制度模式。军工企业对政府采购的依赖把承包商和它们所在的选区置于一个特殊位置。随着国防承包商的快速发展，更多其他公司的利润就会受到影响。国防纯利开始从承包商、劳动力、社区到向外扩散。在缺少选择的情况下，国防合同向特定群体提供工作，他们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和产业工人。根据航空工业协会的数据，到1980年这个群体的人数为1170000人。军工企业还是其设施所在地的主要雇主和税收来源。工会领导人知道合同意味着航空航天部门会聚集强大的会员，比如美国汽车联合会和国际机械师协会。圣何塞（San Jose）、洛杉矶、西雅图、达拉斯（Dallas）、沃思堡（Fort Worth）、哈特福德（Hartford）、格罗顿（Groton）、圣路易斯（Saint Louis）、辛辛那提（Cincinnati）、长岛等地的官员和主要依靠国防合同的州的政治家，这些州有加利福尼亚、康涅狄格、密苏里、华盛顿、得克萨斯、俄亥俄和纽约，它们都知道国防合同对州里的重要性。为了在武器生意上取得成功，它们就必须在“影响生意”上成功。因此，它们创造了“政府关系学”，动用各种工具和关系，这些已经完全超越自由企业制度的传统模式。

2.军工复合体在美国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与传统工业相比，军工企业在美国社会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19]作为战略武器的生产商，它们被广泛地誉为“国家安全”的守护神。联邦政府不仅管制它们的活动，而且还是它们最大的消费者。它们生产的武器要符合联邦政府顾主的特殊要求；国防采购过程由国防工业和政府两者一起来发起和维持。这种亲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使这些军工企业在发展与政府关系和维护自己公司利益方面成为先行者。

联邦政府对国防工业的支持。“二战”后，工业压力和政府政策导致联邦政府大力支持私人军工企业的发展，努力补贴军工工业以保证就业的稳定。维持一个庞大的私营国防产业能力促进了五角大楼与军工企业之间深厚而紧密的关系。军工企业期望保持它们的产能，以及军工企业的高额利润。国防部的行为强化了军工企业的这种期望：许多国防合同可通过协商而不是竞争就能取得。事实上，在国防采购要求中还存在17项例外，这些例外的国防采购涵盖诸多重要领域：公共需求的紧迫性；通过正式竞标来保证竞争的国防供应或服务是不切实际的；有经历，发展完善的研究工作；需要标准化和模块化的技术装备；在技术或特殊供应上需要持续投入或生产准备期。

军工企业的间接利益。在国防采购中，许多国防合同成本不断增加。除了表面上的利润外，承包商还是间接受益者，如国防采购政策为国防承包商提供了免费承租生产厂房和设备的巨大好处，为保证承包商在竞争中取得“进步”提供免息贷款，并且利用公司间转换合同来保证不使任何一家承包商长时间做大。很多军工企业经营的厂房和设备事实上由联邦政府所有，即联邦所有，承包商经营（Government-Owned,Contractor-Operated,GOCO）。据估计，联邦政府在这方面每年至少投入150亿美元。[20]这项投入经常被看作支持军工企业发展的必要补贴。这种政府所有承包商经营模式使承包商成为一个真正受益者。不用筹借资本或用公司资金投资产能，事实上联邦政府为承包商提供了免费租赁。这是军工企业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高回报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这种方式还给了国防承包商其他优势。比如联合技术公司，用政府提供的厂房和设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为商业买家生产了1万个喷气式飞机发动机，没有给联邦政府交一分钱租赁费用，反而为规模化生产节省了开支，降低了给政府飞机发动机的合同价格。格鲁曼公司也透露其公司故意用在长岛政府拥有的设施来履行生产波音767商务客机的分包合同。[21]

军工企业利润一般高于正常生产水平。军工复合体经常被批评为无效率，但武器生产商却能从国防部生意中获得稳定的收入。与承包商否认的相反，有证据显示，用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来作为衡量标准，而不是销售量，军工企业的利润要远高于正常公司利润的平均水平。[22]对一些航天航空公司来说，利润的一个主要部分要依靠联邦合同。在1972年和1976年，国防部承包商名单上的前36家公司获得的合同奖金占其36家公司全部销售额的10%。[2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与其他工业企业相比，军工复合体拥有巨大的政策和经济优势，在美国社会中处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

3.军工复合体市场集中程度更高

相比工商业来说，军工产业的集中程度要高得多。以航空业为例，自从航空航天业肇始，军事承包商就非常集中。在1930年，18个公司生产35个机型，到1935年，数目减少到12家公司生产26个机型。因此，当政府对飞机发展资助从1939年的45%提高到“二战”期间的92%后，总承包商数量急剧减少，其公司开始分化为商业和军事两大阵营。[24]冷战成为这种集中得到有效持续的主要因素。[25]集中还体现在供应商方面。许多大型航空航天公司通常为武器各部件与一个或几个可靠性高的公司发展起长期合作关系。许多分包商主要靠抢占市场特定位置和垄断特定部分的生产来生存。除了航空业，冷战期间的电子产业、通信设备领域等也基本如此。

此外，军工企业更加依赖附加值。除了飞机和导弹的“结构”或“主体”外，有效载荷越发重要和复杂。飞行员和远距离操作员变得更加依赖雷达、导航系统、通信设备和控制理论来告诉他们向哪飞，飞行目的地和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作决定等。战略性武器已经从轰炸机转变到导弹，变得更加依靠资本和技术。在每一代新武器中电子元件在附加值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到20世纪60年代，电子产品已占到飞机价值的13%到20%，导弹已经占到50%。[26]航空巨头们与它们的通信和电子供应商打破了机械制造时代工业家的格局和地位，这些公司几乎全部是新兴企业。像休斯（Hughes）、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McDonnell-Douglas）、洛克希德、格鲁曼、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美国天合汽车集团（TRW Automotive，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TRW）、利顿（Litton）、利尔-西格勒（Lear-Siegler）这些公司在“二战”之后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

4.军工复合体更加依赖政府

军工复合体对政府的依赖非常严重，有的军火承包商完全依赖国防订货，而在各个生产和技术领域，有的对政府依赖程度高达60%—80%。

在生产和技术领域，航空航天业、通信装备和电子工业对国防依赖尤为严重。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常规武器工业，比如坦克、造船、军火和大炮等对国防依赖越来越高。而且，单个公司和其分公司都倾向于服务一个买家：要么是商业市场，要么是军工市场。这种垄断的买家行为造成航空航天工业不同于其他制造业市场。前者是通过拼命压低买家价格来获得最大利润，而后者则大力发展技术。与商业生产相比，五角大楼更加关注的是飞机各部件的精确度和性能，安全与质量一直是飞机的生命。正如一个经销商所说：“你面临时间、良好性能和成本的压力。你可以兼顾两个，但兼顾不了三者。当卖给五角大楼的时候，时间和性能最重要，成本高不是问题。”[27]

以上这些市场特征使军工企业的工人面临一种矛盾的环境：尽管完全是资本密集型，但导弹和飞机的制造却不用20世纪最流行的流水线技术，而是需要依靠工人的团队作业，需要高度专业化的个人来解决具体的生产问题。因此在冷战之初的1947年，洛克希德公司的生产成本中人力成本占到46%，相比之下材料才占34%,[28]即使发动机、油料系统和通信设备都是高度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这个人力构成越来越复杂，随着原材料和半熟练与不熟练工人数量的下降，高技术工人的比重，比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等不断上升。

5.与军事化密切相关

冷战使美国国民经济和科技军事化程度日益加深。“二战”和冷战使军工复合体在美国经济和科技中分量越来越大，直至演化成美国国民经济和科技的破坏性力量，威胁到美国国民经济和科技的良性发展。并且在冷战氛围下，美国国民经济和科技走向军事化道路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国民经济军事化主要表现在军费开支占国民经济比重持续攀升；军事活动雇员占全美就业人数比重加大；军事生产结构深入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工业部门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卷入军事生产；地方经济对军工生产依赖性加大。

“二战”前，美国在和平时期用于军费开支通常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但冷战期间基本维持在10%左右。在军事活动雇员占全美就业人数比重上，武装部队人员（包括文职人员）和在军需生产所占总人数从1964—1965年度的570万人增加到1966—1967年度的740万人。在1964—1965年度，军事就业人数占国家就业总人数的8.6%，而1966—1967年度，这个数字为10.3%。同期，私营企业从事军事生产的就业人数由3.9%上升到5.2%。[29]这是在冷战的高峰期。尽管越战后有所下降，但从整个冷战期间来看，其比重也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冷战后美国持续发动多次局部战争，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其比重有增无减，军事生产结构深入国民经济各部门。

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军事战略的变化导致政府对军事装备的需求在数量和结构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军需生产规模和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受政府对军事装备需求变化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军工企业，军需的商品和劳务一半以上都是由这些军工企业提供：飞机、导弹、电子设备、舰艇、大炮、弹药、车辆、石油等。几乎所有国民经济部门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军事生产。[30]地方经济对军工生产依赖性加大。“二战”期间美国军事采购重点在中东北部和东北部各州，但冷战改变了军工采购的地理版图，形成了一个武器新月带。

科技军事化。冷战的军备竞赛在一定程度上是技术的竞赛。“二战”前美国的科技研究基本都来自私企，但冷战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国家在科技研发上逐渐发挥了主导作用。但这些科研成果首先是运用于军事用途，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1940年联邦科研经费开支占全部国家科研经费比重不过1/7，但到1963年就达到了2/3还多，这些联邦科研经费开支大部分都花在了与军事相关的科研上面。肯尼迪在致国会的经济咨文中说：“近年来，研究和设计工作的总支出，以及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急剧增加。但新增的财力和人力有3/4投入到了军事方面和宇航方面。”[31]为了赢得冷战，联邦政府动员了包括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内的全国所有力量。美国联邦政府为此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政策，对不同领域科学研究给予大力资助。联邦政府对科研的资助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动力，也决定了科研的内容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