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拉美转型中对中国的战略定位

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近20年时间，拉美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政治层面来看，左翼政党在部分国家曾持续十余年获选连任主政，形成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该地区退去后的“橘红潮”现象。左翼力量的兴起与当时世界经济增长周期相吻合，各国政府充分利用资源禀赋优势，采取积极的财政和对外合作政策，实现长达十年的初级产品出口繁荣，甚至在2008年后也一度保持经济逆势增长。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段时间里中国作为新兴的外部市场，对拉美经济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中国超越美、欧等一跃成为巴西、智利、秘鲁等一些拉美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对区内其他国家而言也大多成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拉美经济自2014年开始呈现出衰退态势，除全球大宗产品价格原因外，中国进口下降是另一主要成因，中国经济调结构、转方式的外部效应开始显现，中拉发展联动性、同频性更加突出。正因如此，中拉关系的内在动力较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已经成为当前处在经济社会复苏与转型中的拉美国家调整对外关系以及全球合作布局中的核心变量。

一 中国是拉美外交“太平洋战略”的优先目标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向扁平化发展，以及东亚、南亚地区的整体性崛起，全球增长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亚洲世纪”由远而近，亚太地区受到拉美国家的日益关注。尤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整体提升，以及中拉经贸密切度的加强，与中国优先发展战略关系已成为拉美国家的共识，“中国机遇”和“太平洋意识”成为多数拉美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考量。拉美地区对外合作的转向，一方面，旨在强化与亚太地区的经贸联系，通过融入亚太地区生产链，促进自身“再工业化”进程，从而实现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借助与亚太地区（尤其与中国）的合作来强化外交的“多元化”，增强其外交自主权，平抑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近年来，在拉美地区的舆论场，“中国威胁论”明显消退，“中国伙伴论”和“中国机遇论”已上升为主流。[10]拉美学者普遍认为，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对拉美的访问开启了中国与拉美跨太平洋合作关系的新篇章，中拉关系进入了良性互动、快速发展的通道。[11]

对拉美国家而言，中国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对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上，也体现在中国作为全球性资本输出大国的新定位和作用。无论是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资金获取，还是获得应急性的优惠贷款，许多拉美国家都将中国视作重要的融资来源。[12]此外，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也符合诸多拉美国家推进其外交多元化，增强外交独立性，乃至“对冲美国在该地区主导权”等新的地缘政治利益考量。[13]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近年来，多数拉美国家开始重新筹划对华政策，进一步厘清对华政策的目标及政策路径。2009年，智利政府推出了“中国政策计划”。2010年9月，智利外国投资委员会（CIE）专门设立了“中国事务部”。2008年6月，巴西政府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中国议程”,[14]旨在进一步挖掘中巴经贸的潜力，促进对华出口并吸引中国投资，实现平衡和可持续的双边经贸关系。为进一步明确对华政策的着眼点及利益诉求，巴西智库呼吁政府“制定系统和具体的对华政策”。[15]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墨西哥前夕，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撰文强调，希望中墨“两国能够建立起一种可以开启经济互补新时代大门的经济关系……作为巨大历史财富和千年文明的继承者，中国和墨西哥有责任为了共同的未来而联手”。[16]哥伦比亚前驻华大使巴勃罗·埃查瓦里亚（Pablo Echavarría）也曾表示，“总体来说，中国与哥伦比亚关系是友好的、非冲突的，但是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紧密且深入的。鉴于中国在全球所发挥的重要角色，哥伦比亚应该调整其对外政策，将中国设定为外交优先目标”。[17]哥斯达黎加总统索利斯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强调，“我们的传统外交政策是忽视亚洲的，将美国和欧盟视为最重要伙伴……在我的任内，将努力矫正这种思维。当前，增长点在太平洋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哥斯达黎加也是太平洋国家。因此，我们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太平洋地区视为最重要的主体以及强化外交的地区”。[18]厄瓜多尔学者也认为，通过贸易、投资和发展援助，中国对厄瓜多尔及其他拉美国家的政策可以看成是对OECD 世界的一种“软平衡”。[19]有拉美学者提出，与“华盛顿共识”的刚性约束相比较，中国在拉美和非洲的存在为南方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这些国家的政策回旋余地更大。比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方式不同的是，中国对其投资和援助不设任何政治条件。[20]而近年中国外交着力倡导“开放包容”的合作观、义利观以及打造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等新型国际发展理念，恰与拉美国家对外战略的“东向”调整过程相向而行，其道德感召力极大地增强了拉美国家深化与中国合作的决心和信心。正因如此，2012年中国政府提出建立中拉合作论坛的倡议得到了拉美国家的积极响应。2014年1月，在古巴举行的第二届拉共体首脑会议上，中国与拉共体合作机制被正式写入本届会议成果《哈瓦那宣言》。2015年2月，在哥斯达黎加召开的第三届拉共体首脑峰会通过的《拉共体2015年行动计划》中，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加强“与区域外合作伙伴的联系”，其中第一条便是：“将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的成果文件付诸行动，尤其是在本地区感兴趣的领域。”[21]峰会另外公布的《贝伦政治声明》中再次强调“尽快启动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所达成的协定”。[22]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拉双方都表示将基础设施作为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优先领域的强烈意愿，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发表的《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别声明》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拉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对接合作有可能直接提高拉美地区“互联互通”水平，促进地区市场的整合，推动地区产业链的优化布局，为该地区形成完整生产链创造条件，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拉美经济一体化，从而降低对美国的经济和战略依赖关系。

进入21世纪后的十余年时间里，由于亚洲和拉美均处在经济上升阶段，加之两个地区之间存在天然的经济互补关系，亚洲与拉美的贸易经历了快速增长的周期。2000—2015年，亚洲与拉美贸易增长了10倍，亚洲占拉美外贸的比重在2013年便达到了25%，超过美国成为拉美商品最重要的海外市场。其中，中国在拉近亚洲与拉美经贸关系中发挥着“火车头”的作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0—2015年，中国占拉美地区总出口额的比重从2%增至10%，占拉美总进口额的比重则从2%提高到了17%，中拉贸易占到亚洲与拉美贸易的一半以上，中国已成为拉美多数国家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不同来源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为1573.7亿美元，尤其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达到了214.6亿美元和298亿美元，分别增长67%和39%。[23]拉美不仅是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二大地区，中国也成为拉美地区重要的投资来源国。2005—2014年，日本在拉美的直接投资超过了1100亿美元，2003—2012年，韩国在拉美的投资从40亿美元增至270亿美元。[24]

最近两年来，中右翼成为拉美政治生态的主导力量。中右翼执政的国家都对此前左翼主政时期的内政外交政策作出了调整：一方面主推市场开放，融入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淡化“南南合作”的外交色彩，主张“南北平衡”的外交思路。从外交层面看，拉美右翼政府均希望强化与美国的合作。然而，特朗普的胜选及其提出的制造业回归、重新评估自由贸易协定、限制移民等主张与拉美对美国的利益诉求存在明显错位，美拉在利益衔接上面临障碍，拉美国家（尤其是右翼政府）被迫作出对外合作取向的“再调整”。在这一背景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贴近拉美地区市场开放的政策需求，显现出超越主导、“共商共建共享”的聚合效应。智利、阿根廷两国首脑参加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体现他们对全球市场环境变化的敏锐判断，带动了拉美地区的参与积极性。总体来看，当前拉美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着眼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强化与亚太的经贸纽带，融入亚太生产链。为应对“特朗普冲击”，开拓亚洲市场、吸引亚洲投资成为拉美国家重要的政策选项。亚太地区通过贸易、投资两大传导渠道成为影响拉美经济的重要外部变量，“一带一路”为拉美国家提供了连接亚太市场的重要媒介，它不仅能刺激亚太市场对拉美原材料的需求，而且也能创造中拉产能合作的机遇，提升拉美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第二，“搭便车”实现本地区的“互联互通”。拉美地区（尤其是南美）有着比较成型的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但由于拉美国家自身投资能力不足和融资渠道有限等因素，地区“互联互通”规划落实情况不佳，寻求外部资金成为拉美国家普遍的诉求。然而，在国际资本流动性依然萎靡的环境下，拉美国家面临美元加息以及特朗普提出的“美国资本回归”等多重压力，相反，中国海外投资的快速推进则符合拉美国家当前的政策导向，尤其是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可能补充该地区资金缺口，而且有可能直接带动该地区“互联互通”的推进节奏。

总之，以近年来先后形成的中拉整体合作机制、中拉产能合作方案、“一带一路”合作延至拉美地区等政策互动为主要驱动力，中拉合作正在着力推进宏观政策、地域、国别、产业、基础设施等全方位覆盖，由此产生的收效是中国占据拉美地区外交与国际合作的榜首之列，并开创中拉论坛“1+33”协商机制和运行规则，建立包括双方部长级会议、中国—拉共体“四驾马车”定期对话和中拉国家协调员会议等定期对话机制，中国与拉美各国之间双边、多边和整体合作三个层次立体合作新格局已然形成。这一结果不仅是中方积极营造，奋发有为所致，也与拉美国家审时度势，调整转变相关。

二 拉美经济调整下的对华战略诉求

历史上，拉美对中国有过战略诉求。早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拉美国家对外政策也出现相应调整，一方面对内联合自强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对外寻求对外关系多元化。具体到经济领域而言，虽然各国政体不同，有的国家军人执政，有的国家是民主体制，但基本上都积极发展对外贸易，鼓励吸引外资，力求经济关系多元化。中国作为一个还比较落后的大国，虽然在经济上不能满足拉美这些诉求，但拉美国家的政治诉求，比如200海里海洋权、建立拉美无核区和巴拿马收回运河主权等，中国曾给予有力的支持。进入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出现负增长，加上债务危机和政治转型的动荡，大规模的资本外流，经济基本失控。此后，拉美国家在政治、经济和一些重大危机（如阿根廷与英国爆发马岛战争、美国入侵巴拿马和武装干涉尼加拉瓜等）上，更加寻求与外部世界的多样化联系，中拉交往增多。90年代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历史性转折，拉美国家为摆脱经济停滞和衰退，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转向开放市场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拓展经济合作空间。此时，中拉贸易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通道，但因为中国多从拉美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制成品，而中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与拉美本地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形成在地区以及美国市场的排斥性竞争，双方贸易摩擦开始出现。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也带动了拉美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中拉贸易不平衡问题却日益严重，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双方贸易摩擦和争端继续上演。其悖论在于，尽管拉美国家从中国对初级产品的强劲需求中获益良多，但长期依赖这一贸易结构却可能加大其外向型经济的脆弱性。因此，拉美方面新的战略诉求必然体现在通过对华贸易再平衡转向自身再工业化。大多数拉美国家实行西方民主政体，选民对政治影响较大，政治家自然看重就业问题，视国家经济“再初级产品化”为最大挑战。

上节所讨论的中国经济转型以及如前所述中拉经贸关系面临的问题，从两个角度溢出压力，推导中拉务实合作由简单商品交换加有限的资源投资模式迈向更高层次的政治安全、贸易、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工业、农业、科技创新、人文等诸多领域的全面发展，不仅有效回应拉美方面的担忧和关切，从长远来看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符合中国成长为新兴全球大国的对外战略目标。总之，无论从中拉贸易面临的困境上来讲，还是从当前时局变化上来看，中拉关系要想进一步跨越式发展，就需要取得质的突破，即在加深政治互信、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和衔接，遵循全球化和市场化导向与规则等条件下实现全方位合作。

毫无疑问，如石油、森林、铁矿、铜矿、橡胶等，这已经成为过去中国投资海外特别是拉美的主要目的之一，而且中国对于这些大宗商品的需求还会继续。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技术进步和国内经济转型，中国对于这些大宗商品的需求必然会相对减弱，而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多的进口这种初级产品，不仅造成地区间的贸易失衡，给对象国带来不满情绪。因此，对于投资拉美，中国应该在战略上有所调整，即继续保持对资源产品关注的基础上，应该引导和促进本国资本对拉美进行寻求市场型投资。而且，拉美地区历史上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贸易保护意识犹存，对进口商品仍然持有谨慎态度，因此中国投资拉美市场必须做出战略性安排，而不是战术性的对策。不仅如此，中国投资寻求拉美市场，还可以带动出口，中国的一些行业，如轻工、纺织、服装、机械、电子等行业，已具有一定的优势，由于国内生产能力超过需求，这些行业的对外投资，可以利用其设备进行投资，在解决国内生产能力过剩的同时，带动了设备零部件、技术和劳务的出口。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投资拉美，相对于投资美国，不仅有一定的区位优势，而且可以平衡中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防止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

但是，投资拉美也面临着一个现实约束，即基础设施较差和一些国家政府的低效运作。因此，中国投资拉美一个前提是加快推进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应该也必须是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覆盖范围，即通过政府间合作，完善拉美地区的基础设施，这总体上来说应该是共赢的，但由于受到拉美地区传统或地方势力的阻碍，这又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开展富有成效的官方和民间交往活动，消除偏见和价值观冲突，让拉美地区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嵌入到中国国家战略和现代化进程中。当然，中国的主流社会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国际交往中，要遵守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而不能故步自封，自我意识过强。另外，中国在投资拉美过程中，为了保证自己的投资安全，初期就必须选择一些国家治理较好，具有市场化传统的国家开展合作，形成在拉美投资的样板效应，从而影响那些民粹主义盛行而长期对市场抱有排斥的国家。因此，这也要求我们在外交战略上做出前瞻性调整，即从基于意识形态和能源安全导向向投资安全导向的战略调整。

投资拉美其一面临着产业战略选择问题，要根据双方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合作，当然在积极探索的同时，也要量力而行。我们知道，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虽然这种优势暂时无法被替代，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成本的上升，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苗头。从人工成本的角度上来说，东南亚和非洲可能是首选，而拉美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较高，比较优势欠缺，但从战略平衡的角度上讲，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部分向拉美转移，有利于消除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影响，继而应该成为中国全球“平衡”战略。其二，对于技术性密集产业，一般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合作。中国与拉美主要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在一些技术领域，特别是在信息化技术上，可以有针对性地展开合作，这种合作主要在于打破发达国家可能给我们设置的技术壁垒，在某些领域结成利益联盟，在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带来的各种标准之争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其三，对待资本密集型产业，因为有机构成较高，资本投入较多，海外投资需要较高的国际资本应收能力，这对外汇储备不足且历史上多次爆发外债危机的拉美国家而言，需要慎之又慎。总之，中国的海外投资战略应该是多元化的，在拉美应该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展开技术型产业合作。但是必须清楚的是，拉美地区民粹主义严重，劳工保护和社会运动突出，在投资拉美国家需要与当地工会和民间组织搞好关系；另外，中国投资拉美虽然应该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但不能以牺牲中国制造业为代价，避免重蹈美国今天制造业空心化的覆辙。因此，投资拉美也要考虑对本国产业的影响，以及国内就业的影响。对于拉美的战略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劣势，必要时需要政府通过外汇和财税等手段予以支持。

三 拉美地缘政治格局下的中国角色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拉美地区局势总体进入较为稳定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相继向中东和亚太地区转移，加之拉美政治格局在进入21世纪后呈现出整体“左转”态势，美拉之间各层次的纽带关系有所弱化。与此同时，受拉美国家外交多元化的利益驱动，经济全球化和跨区域合作的加速推进，域外大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全球利益的地域延伸，影响拉美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的变量不是在减少，反而呈增加趋势。其中，中国在拉美快速上升的存在成为最引人关注的变量之一。

一直以来，美国在拉美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生态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受经济危机后国力下降以及调整对美国“中东战略”和“亚太战略”的影响，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投入明显减少，影响力下挫。与此同时，拉美经济对美依赖度减弱，各国与域外大国互动的加强，本地区联合自强意识上升。面对这一态势，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危机感有所增加。对于快速推进的中拉关系，不乏“如同进军非洲一样，中国在拉美的利益远不仅仅在于原材料的获取”的解读，[25]美国前国务卿甚至将中国在拉美的存在定性为“新帝国主义”。这些判断也迫使美国从原则到政策手段调整对拉美的战略，以稳固自身在该地区的权力空间。从美拉关系的历史来看，“门罗主义”一直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核心思维，而具体体现会因“大棒”和“胡萝卜”政策手段之间切换而有所区别，但是，“门罗主义”所包含的西半球地区秩序观包含一个核心目标和两个政策手段，核心目标就是建立、巩固、维持美国在拉美地区的霸权主导，而两个政策手段则分别是遏制域外力量在拉美影响力空间的延伸以及限制拉美地区内部的整合。前一个政策手段能够从拉美独立初期美国所宣示的“美洲体系”立场、“二战”时期美国对德国在拉美渗入的限制、冷战时期美苏在拉美的对抗、当前警惕中国在拉美的存在等过程中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后一个政策手段则体现在美拉双方在地区秩序建设思路上的差异上，“门罗主义”思维与拉美联合自强之间的较量一直贯穿着整个美拉关系史。

事实上，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依然处于绝对的优势。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截至2013年，美国在拉美的投资存量（不含“税收天堂”国家）达3500亿美元，约占拉美地区外资总量的1/6，远高于同期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存量（1000亿美元）。[26]很明显，中拉关系上升并未改变以美国为主导的美洲经济和地缘政治结构。[27]在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出来前，拉美地区政治局面的“回摆”式发展已相当贴近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取向：左翼出现明显退潮，中右翼力量逐步掌握政治实权，巴西、阿根廷对美态度转好，改善对美关系成为拉美大、中国家政策主流；在“左右轮替”及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下，区域一体化进程暂时陷入停顿，“联合抗美”的意识形态明显弱化；美古复交，有力地舒缓了美拉关系最敏感的“神经”，美国处于“收复”在南美大陆影响力的有利局面。然而，特朗普的胜选及其提出的制造业回归、重新评估自由贸易协定、限制移民等主张与拉美国家对美国的利益诉求出现明显错位，美拉关系全面收紧。在这种局面下，部分拉美国家不得不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再调整”，着手制定应对策略，以对冲美国政策调整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方面重新强化拉美内部经济的整合，另一方面积极向亚洲寻找市场和资金。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不同的是，亚洲国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都表现出了积极的开放态度，尤其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等倡议显示出了中国对于跨区域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明态度，而针对拉美地区的“第二份政策白皮书”以及设立的多项双边和多边合作基金也表明了中方深化中拉合作的意愿。由此可以看出，从政策导向来看，拉美与亚洲具有节奏上的一致。美国因素是影响中拉关系的重要变量，但不只是唯一变量，因此，在分析未来的中拉关系时，还需要进一步把握拉美国家对外政策调整轨迹，同时还得分析美国政策调整下其他变量可能出现的联动，尤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包括欧盟等区域组织）与拉美之间的关系走向。

近年来，域外大国成为拉美地区地缘政治中的新增变量。随着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以及全球南南合作趋势的加强，域外大国与拉美地区的互动趋于频繁。在过去十余年间，印度与拉美关系增长明显，尤其是与巴西互动强劲，两国在“金砖国家”“基础四国”“印度—巴西—南非三国论坛”“四国集团”[28]以及贸易与金融领域的“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的战略协作涵盖了全球治理的诸多议题。2004年1月，印度与拉美地区最大的一体化组织南方共同市场签署贸易优惠协定。2012年8月，印度先于中国与拉共体“三驾马车”国家举行了首届外长会议，意在攻克其外交的“最后的边疆”，将拉美大陆变为新的合作伙伴。[29]该对话机制还将印度与拉美之间的交流从纯经济议题扩展到政治及全球治理维度。[30]当前，印度占拉美外贸总额的比重仅为2.2%,[31]尽管份额有限，但增长速度显著。2013年，印度提出“五年内与拉美贸易翻番”的目标。此外，俄罗斯在拉美的存在提速显著。2008年11月，俄罗斯高调宣布“重返拉美”。2013年5月，俄罗斯与拉共体“三驾马车”召开外长会议，提议将之建成“常设性的政治对话与合作机制”。俄罗斯媒体指出，此举意在强化其全球影响力，尤其是在其影响力下降的拉美等地区寻求外交强势的回归。[32]除新兴大国外，欧盟和日本同样加大对拉接触力度。欧盟与拉共体已经举行三届首脑峰会，实现将该机制与欧盟—拉美国家首脑会议（1999年成立）的整合，确立双方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10月，欧盟与拉共体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举行外长会议，着手制订拉共体—欧盟行动计划（CELAC-EU Action Plan），创建欧盟—拉共体基金会（EU-LAC Foundation），旨在促进两地区之间的相互认知、伙伴进程（尤其加强公民社会的参与）以及透明度。[33]与此同时，日本也表现出走近拉美的热情。2013年9月，时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在参加第68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拉共体“三驾马车”举行会谈，表达与拉共体建立对话机制，加强双方在诸多领域的协调，建立双赢的关系模式的明确意向。2014年11月6日，举行了第四届日本—加共体部长级会议。同年7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墨西哥、巴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伦比亚、智利五国，这也是十年来日本首相首次对拉美地区进行访问，日方同东道主国家签署一系列经贸协定，强化与上述国家的经济纽带。早在2000年，日本便与加勒比共同体建立了部长级会议机制。截至2013年7月，日本已举办了16届日本—中美洲对话与合作论坛。可以说，日本已“大踏步地”进入拉美，寻求与拉美国家更广泛深入的经济与政治合作。[34]

相较而言，中国进入拉美地区的时间普遍晚于主要发达国家。但是，中拉互动的内在动力及合作成效却呈现出其他主体尚不具备的“加速度”。从这个层面来看，中国虽是“后来者”，但赶超的速度和力度令人侧目。随着拉美地区跨区域合作战略的深化，影响拉美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要素有可能更趋于复杂化，在这种局面下，中国因素既可能成为拉美国家平衡其他大国影响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选项，同时，也不能排除其他大国行为体联手排挤并拖累中拉合作的可能。对中国而言，可以在特朗普采取背离拉美国家利益的政策所提供的“窗口期”，运用自身在政策工具上的多样优势，借助拉美强烈的务实合作意愿，甚至利用美拉结构性矛盾逐渐凸显的时机，进一步扩大在拉美地区的增量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