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拉关系的战略定位

第一节 中国战略调整中对拉美的战略定位

一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2007年和2009年相继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不仅对全球经济危害巨大也对现有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严重冲击。时隔10年，世界尚未完全走出危机阴影，地区冲突、恐怖袭击、移民问题、贸易纠纷和保护主义卷土重来等交织出现，国际社会对于发展、安全、合作的争议不断，全球政治伴随西方国家保守化趋势抬头再度陷入消极互动的发展周期，孤立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大行其道，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艰难转换之中。探讨中拉关系新的战略定位，不仅无法离开对这一变动的时代背景的准确理解，也需要深入把握近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及其内在规律。

从大的周期来说，近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经历如下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朝第四个阶段演进。

第一阶段，从1492年到“二战”结束的“列强争霸”时代。在15世纪以前，因为地理阻隔和技术落后，相距遥远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往来不多，彼此政治影响有限，即使有所交往，也大部分集中在邻近的地理区域之内，因此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长期处于超级稳定状态。但是，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人类史无前例地进入到全球化时代，西欧国家抢占先机，纷纷开拓海外殖民地，各国也逐渐从彼此隔绝、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最初，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其优越的军事实力和残酷的战争手段，率先在开拓海外殖民地上取得优势。随后，英国相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经济、技术和制度竞争力得到长足发展，获得拓展海外殖民地的综合实力，逐步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于18世纪中期确立其全球经济霸权，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领袖。英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制度的创新和领先是首要的；另外是技术进步，如果英国率先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很难在列强中取得霸主地位。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大量采用新技术的德国和美国实现赶超，仍然离不开各自在制度、技术等方面的奋力探索和艰苦实践，其中不乏对既定战略的持续追求（尽管威廉二世后的德国内外政策发生过重大失误）。这一时期，其他国家则大部分沦为殖民地和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基本丧失经济甚至是政治主权，在生产和贸易全球化的利益链条上，处于被掠夺和奴役的地位，也丧失了在全球重大问题上的话语权。客观上来说，这些列强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野蛮的、血腥的侵略扩张，确实拓展和提高了世界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化的范围和程度，但也导致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各种矛盾的加速积累，催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一是列强之间的矛盾，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是列强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导致马克思主义诞生进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三是列强和被奴役国家之间的矛盾，导致“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

第二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美苏争霸”时代。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方面，西方列强绝大部分已遍体鳞伤、自顾不暇，而美国从战争中大发横财，依托已有的制度和技术优势以及前期打下的经济基础，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迅速确立了霸主地位；另一方面，苏联从战败的德国获得了大量先进技术，通过经济指令性计划把社会化大生产发挥到极致，经济实力迅速崛起，成了工业产值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大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确立了领袖地位。由此，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入“美苏争霸”时代。事后看来，“美苏争霸”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克服前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矛盾的必然结果。首先，苏联依靠经济的国有化和集体化，克服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使生产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空前程度，成就了苏联经济的持续繁荣以及科学技术的显著进步。其次，与同期陷入大危机衰败的西方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社会主义体制一时成为各资本主义国家左派向往的对象，也给西方右派政治家带来诸多启示。美国政府被迫长期奉行积极干预和引导社会经济生活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建设公共工程，扩大就业，调节收入分配，国内的阶级矛盾有所缓解。应该说，苏联最初化解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做法更为彻底和迅速，因此在“美苏争霸”初期占据上风，展现出超强的制度活力和技术竞争力。问题在于苏联的制度实践缺乏后续创新而陷入僵化，未能实现“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观念和政策转变。苏联解体的教训同样表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始终处于矛盾运动之中，任何国家要想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制度更新能力仍然是第一位的竞争力。在这一历史阶段，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民族国家在政治上获得较之以往的独立自主性，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起初不得不分别转向以美、苏为代表的发展模式，部分地参与到两极体系内的生产和贸易循环，并有限地开始对符合自身发展的制度、理论、道路、文化进行艰苦的改造和重构。拉美国家曾选择进口替代战略作为经济自强的出路，而东亚国家则选择出口导向战略，均意在积极获取在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有利位置，其成败得失为新兴经济体实现赶超目标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参考。

第三阶段，从苏联解体到欧债危机爆发的“全球竞争”时代。随着苏联解体和美国实力相对削弱，世界范围内争霸与反霸的斗争已经居于次要地位，“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各国的矛盾日益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局部抗争转化为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成为世界每一个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因此开启了大变局，进入“全球竞争”时代。顺应时代的发展，东亚经济持续崛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一人口大国全面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段，在全球产业链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加速器。为了适应日趋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20世纪90年代，一些区域性组织相继形成或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合作机制。在欧洲，欧盟和欧元区相继成立，一体化进程加速，不仅促进了欧洲各国之间经济贸易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提升了欧盟整体的综合竞争力，成为多极世界秩序的主要促进者之一；在亚洲，东盟几度扩容并建立自由贸易区，还先后与韩国、中国、日本等东亚主要经济体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极大地促进了地区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水平，使东亚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最富增长活力的地区；在美洲，北有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有南方共同市场，各种一体化组织不一而足，形成了比较复杂的合作与竞争相互交织的格局。因此，这一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主要围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而展开。需要强调的是，这一阶段以大国为主导的“经济圈”是各国应对“全球竞争”的必然选择，今后还会存在并有所发展。但是，这种高度层级化的一体化形态过度依赖大国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与能力，不仅存在内部平等性和共同责任上的天然缺陷，而且在遭遇经济下行或体系性危机时容易产生离散效应。无论是欧债危机发生后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分歧，及至英国最终选择脱欧，还是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进程，却因政府更迭最终退出，都揭示出全球经济多极化压力下传统多边合作模式被迫退潮的重大迹象，同时也造成某种显性的逆全球化负面导向，是当下世界政治经济再建构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方面之一。与此相对应的矛盾，另外体现在这种“全球竞争”的结果是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各国人均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内部也有明显表现。其结果是，因为种种原因在“全球竞争”中受益不多甚至遭遇挫折，或者根本就没有搭上便车的国家、社会群体以各种形式抵抗和反对全球化及现有政治经济格局。一方面，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内部排外主义、民粹主义思潮兴起，保护而非开放政策纷纷出笼；另一方面，极度贫困和失落人群的持续无望、不满情绪为保守的宗教复兴提供精神土壤，部分激进势力以各类教派极端组织为载体恢复威权统治，挑战来自外部的渗透和干预，甚至不择手段主动发起对全球化主导国家的暴力恐怖袭击。从2001年“9·11”事件，到近年来频繁发生在西欧、南欧各国的危及公共安全的恶性案件，无不说明全球秩序复杂多变的表象之下涌动的多股趋强的暗流，由上而下渗入百姓生活，脆弱的国际安全体系进入更加明显的“多事之秋”。经济全球化不会一往直前地发展，时代迫切呼唤与之并行不悖的、有效而公平的新全球治理机制应运而生。在这一阶段的先期，拉美地区实施了以市场开放、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在理顺债务危机后的市场环境过程中，社会公正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社会矛盾呈加剧趋势。在这种局面下，拉美左翼迅速崛起，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主政周期。在左翼力量主政阶段，拉美经济受初级产品繁荣的驱动实现了较快增长，贫困压力由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地区一体化也出现了新的探索与尝试，南南合作也成为这一阶段拉美对外政策的优先选择。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爆发后，拉美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再次凸显，大宗产品价格和国际需求的急剧萎缩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以社会分配为核心支撑的国家治理模式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拉美政治再次面临“左右钟摆”的局面，经济发展模式探索与改革再一次成为当前拉美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

第四阶段，即将开启的“全球合作”时代。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始终伴随着竞争与合作。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阶段来看，一个时段合作多于竞争，而另一个时段则合作多于竞争的历史起伏相当明显。在资本主义早期，一个国家内部竞争大于合作，虽然经济取得显著发展，但社会矛盾急剧恶化，甚至影响到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导致资本主义国家被迫进行制度改良，垄断资产阶级向其他阶级让出部分利益和权利空间，产生当代资本主义多种社会合作范式，以延续和顺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要求。其基本启示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和数次重大危机的撞击，一直沿着过度竞争—利益分配失衡和矛盾激化—妥协、调整为基调的合作的基本轨迹演进，并通过开启“经济全球化”进程，使社会化大生产超出一般国界、洲界，各国、地区之间相互依赖和协作程度越来越高，进而为当代资本主义调整内部分配关系提供新的空间。这一历史逻辑是由垄断资产阶级寄生性、逐利性本质所决定的，因而无关乎参与经济全球化各国政体、意识形态、文化特性的差异与偏好，哪个国家能顺应这一逻辑，善于在发展战略上审时度势，趋利避害，采取及时、正确的战术和策略，才会在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

那么，在新的历史阶段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因素有哪些呢？笔者认为至少应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全球化进程并未结束或终止。对于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等一系列国际重大事件，要意识到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进程终止，而是居于经济全球化顶层力量力图在新的高度和范围内争夺生产关系主导权的集中体现。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面对发展环境的暂时紧张和贸易条件的恶化，不应止步不前，消极应对，而要抓住全球化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的难得机会，利用外部压力，练好内功。具体而言，在国内，应该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在维持社会底线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进自身的制度创新，促进内生动力与外部规范的有机平衡和统一，提升防范危机和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的综合实力。历史一再证明，制度对保障经济长远发展是不可替代的。发达国家巨大成就是制度更替和准确选择的结果，而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里也经历过数次重大体制和制度变革并从中受益匪浅。比较而言，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虽曾有过历史的辉煌，然而不能长久延续和振兴，其根本失误在于未能在发展思想上灵活和包容的理念，通过自主选择、兼收并蓄的开放政策积累制度力量和社会共识，从而获得更高层次上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而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第二，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开启。纵观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带来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调整，这一次也必然不会例外。首先，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环保与健康产业所产生的引领性变化预示着，技术进步不仅将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将造成旧的产业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大洗牌。对于大国而言，传统化石能源输出国作为战略博弈重要地位或将下降，涉及中东和南美诸多国家在未来全球竞争中比较优势的流失。其次，大数据和智能化制造不仅使工业产品的定制化或差异化成为现实，满足人们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要，而且也将推动生产模式由集中向分散方式转变，全球产业链重组势在必行，未来国际分工也将更趋精细化和网络化，可能导致国际经济合作最大限度地摆脱地理局限，甚至将导致区域一体化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发生巨大变化，即逐渐脱离传统“区域”概念，实现全球范围纵横交错，点状布局。既为地处不同区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参与新的国际分工的更多机遇，获得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更广阔空间，同样也意味着摆脱传统合作定式所必然蕴含的挑战和风险将相应增多。

第三，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成为新常态。正是因为前两个因素，未来世界不确定性将大大提高，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数很多，发展过程也可能很曲折。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经济实力增长、海外利益扩展、地区影响力提升、全球事务介入、国际决策参与等方面都呈现出快速推进的态势。在这个进程中，国际力量格局从单极向多极演进渐成现实。正因为如此，中美分别作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两国之间自然存在结构性的矛盾，而矛盾体现是多维度的，其中，地区权力和影响力的消长关系就是分析中美结构性矛盾呈现的一种重要剖面。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构想不仅反映了当前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而且也被广泛认为是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在亚太地区演进的现实体现。按照中美当前综合实力对比变化趋势，中美在亚太地区显现出的结构性矛盾同样将在其他地区呈现出来，而呈现的时间节点则取决于中美两国在各地区的核心利益、政策手段、权力和影响力对比情况等多种因素。事实上，最近美国政府频繁对中拉关系的表态就体现出美国已捕捉到在拉美地区正呈现出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某些特征。尽管从目前来看，中美两国在拉美地区的权力和影响力远未达到竞争均势，但中美两国在与拉美合作中分别体现出来的增量优势和存量优势实际上就是现阶段两国结构性矛盾的核心内容。得因于中国经济增速优势、中拉经济互补性、中拉政策开放的一致性，中拉合作呈现出加速推进的态势，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展。但是，从影响力存量来看，美国在拉美地区的优势依然稳固。尽管如此，在传统安全威胁并非核心关切的拉美地区，发展主题自然成为当前拉美国家的优先议题。在这种局面下，中美两国对拉美经济的拉动效力差异、政策选项的多寡很有可能就会转化为拉美国家开展国际合作时的优先考量要素。至少从目前来看，从合作手段的多样化和合作效力来看，中国还是体现出了一定的优势。如果中国能够有效地运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为拉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有效力的公共产品，那么中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增势会继续形成对美国的空间挤压。

为了克服不确定性，各方决策者除提高辨识、应对能力外，最根本的发展理性不是减少合作选项，而是尽可能地增加合作对象、内容，纵横捭阖，绝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进一步来说，具有较强发展潜力的国家，更需要及早为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妥善地作出对外合作的战略定位、布局，而不是局限于眼前的短期利益。中拉之间发展合作要着眼新的历史变局顺势而为，前提无疑是对双方未来的战略角色达成新的定位。

二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拉丁美洲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力量格局的调整，中国的国家身份逐渐从一个处在国际社会边缘地带的“体制外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居于国际社会中心地带的“体制内参与者”。[1]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外交呈现出“从作为体制内新成员的追随外交向体制内老成员的领导外交转型”的清晰轨迹。[2]尤其是随着国家身份的变化，中国对世界的观察维度较之前有了较大的差异，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事务中的参与路径趋于多样化，主动构建国际关系的能力有了明显提升，政策手段也日渐丰富。和平崛起的中国逐渐成为国际格局转型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以及主导国际战略态势变化趋向的重要要素。“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中国行为”已在当今国际关系范畴内备受瞩目，从实际效果来看，它们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及全球治理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制度和政策选项，体现出中国主动适应其负责任新兴大国角色的意识、能力有了长足的提高。最近几年，中国推动设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投行，推进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亚欧经济合作圈，在亚非拉等全球各地区倡导内涵丰富的多边合作框架，提出与不同对象共建发展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均获得较大的国际影响，标志中国对外塑造力已然发生深刻的转变。

中共十八大以来，基于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以及中国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中方及时提出、推进并发展了一系列对外关系新理念、新倡议、新举措，标志着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型升级和新的布局，其主要特征为：第一，参与全球发展与治理的姿态更加积极主动。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及其全球影响力的上升，国际社会提高了对中国在全球重大议题中角色和作用的期待，与此同时，中国外交的责任担当意识也得到了明显的强化。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明确提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3]王毅外长也多次强调，“在外交上不断采取新举措，推出新理念，展示新气象，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更有全球视野，更有进取意识，更有开创精神，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4]中国外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体体现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不附加条件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等诸多方面。中国外交的重心更多地由注重服务发展、促进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向引导地区和全球发展趋势，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不适，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转变。[5]第二，谋求广泛、坚实的合作关系，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近年来，中国更加注重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特别重视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倡导新型义利观，强调同发展中国家交往中坚持义利并举、义重于利，对贫穷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帮助他们实现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做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第三，强调基于市场原则的国际合作。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对外合作政策更加注重以市场为主导的原则，通过强化跨地区合作，寻找新市场，谋求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第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展现出了越来越积极的参与态度。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提升，南南合作必将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崛起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持久、平衡、包容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6]因此，中国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协同合作为自己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径。

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石，是中国在全球重要事务中寻求协作的重要群体，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关系不可动摇的传统理念与指导方针。拉美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并且在全球性相关事务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拉美合作升至战略高度。在短短8年里，中国先后发表两份对拉美政策文件，对拉美定位及双方政策途径作出明确界定和规制，比较清晰地标明拉美在中国外交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中拉关系的着力点。首先，中拉在经济发展、全球治理层面具备迈向“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动力。2008年11月发表的首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明确提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拉美各国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政局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各国有着联合自强的强烈愿望，致力于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整体实力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各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7]2016年11月发表的第二份《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对世界格局和拉美角色的研判更为精细，文件指出：“拉美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拉美和加勒比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巨大发展潜力和良好发展前景，是国际格局中不断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8]两份政策文件充分体现了中拉不仅具有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延续崛起趋势的共同利益，而且在维护多极化、全球化，并且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应有权利方面具有“命运共同体”的一致追求，即双方对维护“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承担同样责任和使命。其次，拉美是中国拓展国际合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中国发布的首份对拉政策文件提出“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政策目标，2016年的对拉政策新版文件不仅再次明确“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以平等互利为基础，以共同发展为目标”，而且进一步细化了实现“携手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的合作路径。这些政策新内容进一步贴近拉美国家的发展需求，体现了中国践行“与拉美实现发展战略对接”承诺的意愿与设想，在客观上有助于提高拉美国家对该政策文件的“接受度”，增加落实中拉合作的效率。

除中拉双边层面坚实的合作基础和日益强烈的向心力以外，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全球治理维度上的利益相关性也有了明显强化，特别是在中国外交转型所强调的“大国责任担当”意识中，拉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仍将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伙伴选择，通过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团结协作，推动联合国改革、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全球气候治理的探索、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全球贸易规则的维护，等等。另外，在涉及中国核心关切的国家统一问题上，拉美依然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地区，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间，台湾在拉美地区的所谓“外交”空间持续萎缩，但是从台湾在全球的“邦交国”现有的19国存量[9]来看，拉美地区占到了10个国家。由此也可以看出，拉美地区在支持中国国家统一，防止“台独”分裂事务上依然具有特殊的战略位置。

总体来看，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海外利益边界已呈现出快速延伸的势头，作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国际影响力上升的重要区域，拉美无疑是中国海外利益布局的重要支点。尽管中拉并非传统的合作伙伴，在中国原有外交格局中，拉美一直处在次要位置。但是，随着中国海外利益布局的最新变动，拉美有望成为中国外交中最显性的“增量”。

三 中国经济转型下的对拉战略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到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准确地说，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才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再加上国际上两大阵营的对立，中国对外战略以中苏关系恶化为界，前期采取了向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对外策略，后期转向团结亚非拉国家，反帝、反殖和反霸策略，并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世纪70年代迎来中拉建交的高潮，中拉之间虽然也有一些贸易活动，但总量较为有限，因此这一阶段双方的经济联系程度不高。第二阶段为1978年到2001年的市场经济探索阶段（又可细分为1978年到1992年“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和1992年到2001年“市场经济为主、计划经济为辅”两个阶段）。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确立，计划经济手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伴随国有企业改革，引进外资、扩大开放的渐次推进，中国经济繁荣壮大，对外战略更加务实。在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下，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多向并进的外交政策，韬光养晦，广交朋友，为中国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取得不菲的业绩。拉美国家开始重视中国市场潜力，中拉贸易合作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方位参与全球生产和贸易进程，要素优势和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在十多年中先后赢取全球第一制造大国、贸易大国、专利大国的桂冠，并且实现了从产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大国的华丽转身。在此期间，拉美国家凭借其矿产、能源和农产品的巨大优势，成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与合作中的重要一环，并从中国强劲需求中获得巨大利益，自身实力得到极大增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双方合作维度急剧增多，宏观层面的政策沟通更加密切，中方更加从战略高度重视包括拉美地区在内新兴市场的发展潜力，及其维护全球发展与治理进程的积极作用，因而将推动对拉全面合作，共同实现中拉关系跨越式发展列为外交要务之一。

由此可见，在迄今二十多年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拉美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一方面，拉美国家不仅为高速发展的中国提供丰富的资源和能源，而且为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提供重要的市场。另一方面，在中国应对来自国际体系顶层压力，特别是西方国家政治围攻时，众多拉美国家都给予宝贵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显示出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与团结一致的重要性。当然，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给自己，同时也给他国带来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曾一度困扰中拉关系。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原有经济结构、增长路径难以为继，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疲态毕现，产能过剩，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对外贸易结构失衡严重，贸易摩擦增多，外汇储备居高不下，倒逼人民币汇率改革与国际化进程加快。

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转型的两大突破口，一是放在国内供给侧改革，通过推进资源最佳配置的体制、机制，提高经济动能的升级换代，实现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的转变；二是改进对外开放的层次和布局，通过创设以“一带一路”为先导的全球经济合作补充机制，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迫切之需和治理困境，培育新型合作模式，助推中国富余产能、资金、技术、人才资源乃至欠开放的西部地区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此外，当中国迈入中高等收入国家之列后，内需市场潜力将进一步释放，“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然会逐一落在其多元化、个性化、健康化的具体指标之上，国民对高品质、来源多样化商品、服务的消费将大幅增加。尽管自然资源总量可观，但中国对部分重要资源的人均拥有量相对不足，加大对外资源合作已成为实现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题中之意。从理论上讲，任何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无外乎包括寻求海外市场、资源、技术和效率等要素的最佳配置。寻求海外市场就是指本国资本直接或间接进入投资目的地市场，目的在于避开各种贸易保护壁垒，从而达到巩固和扩大现有市场，甚至继续开辟新的投资领域。寻求资源是指本国资本直接或间接进入投资目的地从事资源的开采或初加工，目的在于获得资源并运回本国，从而解决国内生产的资源约束问题。寻求技术是指国内资本直接或间接进入到技术先进和管理领先的国家，目的在于获得贸易或技术转让协议及其他方式不易得到的高级技术、管理等知识性资产，从而增强本国的技术储备和实力。寻求效率是指国内资本出于布局全球产业链，从而获得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的好处。拉美地区集中众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虽不高，但整体上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和丰富的对接资源，产业空白点较多，是未来全球人口结构、消费能力的增长极之一。未来中国资本、产能、技术、人才走向拉美的目的主要集中于扩大海外市场，密切资源对接以及实现产业转移。2017年5月，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拉美地区将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对象区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