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列宁国家学说基本理论的研究

列宁的国家学说主要体现在他的文章、讲话和书信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国内学者对列宁国家学说的研究较多，但比较分散，缺乏系统阐述，也没有形成专门的著作，主要从列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视角进行研究。从整体上看，包括以下三大类：

一是在宏观视角上对列宁的国家学说进行全面的、宏观的研究。从这个视角进行研究的成果有：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的《列宁思想史》，詹一之的《论列宁的社会主义道路》，胡瑾、王礼训等的《列宁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商德文的《列宁思想发展史》，刘彦章的《列宁的社会主义构想》，俞良早的《创论“东方列宁学”》，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编的《十月革命与东方社会主义——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等。邢广程在《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从列宁的学说体系和列宁主义的内容出发，分析了列宁的政治体制转换的思想，他深入研究了列宁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以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原因，系统阐述了列宁关于执政党的治理、依法治国、民主集中制等思想。^[4]郭华甫在《列宁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与当代中国》中，深入探讨了列宁在协调党政关系、干部体系建设、决绝官僚主义和贪腐问题的思想，以及列宁关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工农联盟的演进历程和主要观点。^[5]

二是在微观视角上对列宁国家学说某一方面进行的具体研究。这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元璋的《列宁经济发展思想研究》，杨承训、余大章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论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再认识》，杨会春的《列宁经济思想新探》，沈志华的《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杨承训的《市场经济理论典鉴——列宁商品经济理论系统研究》，左亚文的《列宁晚年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中国的改革实践》，高继文的《新经济政策理论研究》。近年来，列宁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思想逐渐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例如，余海燕的《试论列宁的真理观》、熊乐兰的《列宁的社会建设思想研究》、刘文杰的《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顾玉兰的《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梅哲的《列宁的社会保障观研究》、戴锐的《列宁社会改革思想述论》，等等。这些成果迥异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关于列宁主义的研究，突出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紧扣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开展研究，运用列宁的相关学说进行阐释和解读；将列宁的相关思想与中国领导人、中国现实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思路和途径。

三是把列宁的国家学说放在整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研究。一些学者探讨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如孙来斌的《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革命道路的争论及其启示》，余金成的《社会主义的东方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现代形态》，赵耀、吴雄压、秦德芬的《从科学社会主义到邓小平理论的发展》，高放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修订本），林建华的《比较与借鉴：东西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宋士昌、于炳贵的《理论旗帜——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济南出版社1997年版），王修智、岳增瑞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领导理论研究》，蔡仲德的《马克思主义到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俞良早在《东方视阈中的列宁学说》中以东方视角从两个角度研究列宁学说：一是批判了当时部分学者对列宁学说的误解和偏见，对沃·莱昂哈德关、罗·塔克、拉比诺维奇等人对列宁学术的认识作出了批评；二是分析了列宁学说和东方革命的关系，详细论证了东方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现实条件下如何选择革命和建设的途径。^[6]

列宁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版了一批论著。这些专著虽然并非都是直接阐述列宁的国家理论，但大都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列宁的国家学说进行了深入剖析。例如，孙来斌在《“跨越论”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中阐述了“跨越论”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分析了为什么要提出“跨越论”，“跨越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背景、战略、道路和机制，通过严密的分析逻辑系统展现了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思想体系。^[7]再如，邢广程主编的《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王邦佐、柳振铎主编的《列宁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俞良早主编的《关于列宁学说的论争》《创论“东方列宁学”》《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等等。这些著作对于研究列宁国家学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有的文献把列宁国家理论分章节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几乎涉及列宁国家学说的方方面面，而且论证得非常深刻。另一类是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专题学术论文。这些专题学术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分析和研究了列宁国家学说。例如，梁超在《列宁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中提出，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适时地把工作重点聚焦在经济建设上来，坚持从苏俄实际出发，渐进地、审慎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8]再如，徐博涵在《试论列宁关于在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指出列宁强调用渐进的、谨慎的、缓慢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在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采取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9]还有，石镇平在《试析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中，引用列宁的话“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只能采取一系列特殊的办法，迂回渐进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强调了“迂回”过渡的重要性，并且提出这对于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10]这些专题文章视角不同、领域各异、风格有别，但它们对列宁国家发展理论的研究，为深入开展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2.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研究

从文献检索情况来看，当前国内学者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不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列宁国家治理的目标研究；二是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内容的某一方面的研究，如列宁关于经济管理思想的研究、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等；三是关于列宁国家治理的途径研究。

关于列宁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目标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关于列宁国家治理目标的研究意见相对一致，普遍认为，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在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社会自治和国家消亡。俞敏、李小珊的《列宁后期重要著作与理论创新》认为列宁摒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新经济政策，探寻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注重发展商业，积极利用商品经济的优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1]庞仁芝的《人民监督直接参与社会管理——列宁议行合一型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思想初探》认为社会管理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消亡，国家消亡的结果是实现社会自治，社会管理和国家消亡是相互统一、互为前提的。^[12]曾宪义的《列宁晚年的国家管理思想初探》提出列宁晚年一直是将经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13]叶剑锋、游翔的《列宁的社会主义观研究》指出，列宁高度重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根本任务，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来对待。^[14]郭连成的《列宁经济思想研究与探索》分析了列宁对待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态度，认为列宁积极借鉴资本主义的长处，注重利用商品经济发展社会主义。^[15]

关于列宁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内容的研究。一是无产阶级革命方面。叶庆丰的《论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对俄国国家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系统阐发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可以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进行国家治理的思想。^[16]邢广程的《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全面展示了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历程，归纳总结出列宁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理论成果，总结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17]二是经济治理方面。十月革命胜利后，摆在列宁面前的是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了加快经济发展、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在列宁经济管理思想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出版了一批优秀的理论学术著作。例如，俞良早的《列宁后期经济建设思想的历史线索与演进倾向》分析了列宁关于经济建设思想的演进历程，总结提炼出列宁经济建设的基本思想。^[18]王元璋的《列宁的经济发展思想研究》梳理了列宁关于国民经济电气化、资源开发与利用、重点增长和有限增长的思想，剖析它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系统阐述了列宁经济发展思想的对象、形成、内涵、特点，并结合中国经济建设提出了若干启示。^[19]叶庆丰的《论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分析了列宁晚年对待商品经济的态度，指出列宁晚年高度重视发展商品经济，注重利用资本主义财富发展社会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思想。^[20]三是政府管理方面。十月革命胜利后，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碎，建设新型的民主国家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重点任务，列宁高度重视新苏维埃政府的建设，提出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型政府，绝不可以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关于列宁政府管理思想的研究，国内学者形成了一批有质量的研究成果。例如，段志超的《列宁政治建设思想及其启示》系统研究了列宁关于政府管理的思想，梳理了列宁在革命和建设进程各个阶段提出的政治建设思想，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剔除封建糟粕、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等。^[21]

关于列宁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途径的研究。一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方面。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和管理。俞良早在《东方社会主义行进中：共产党执政与党的建设》一书中，对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提出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组织建设等六个方面的建设，认为列宁形成了系统科学的执政党建设理论。^[22]费迅、刘勇的《列宁晚年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探索》一文中，重点研究了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是如何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归纳总结出列宁在这一阶段在民主政治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提出的一般思想、基本原则。^[23]二是社会建设管理方面。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如何加强社会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列宁高度重视的国家治理领域。王彦勇、赵斌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邓小平理论与列宁晚年思想的比较研究》对列宁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推进社会建设的历史背景、方法思路、具体措施和实践效果进行了分析和阐述。^[24]袁方的《列宁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管理》对列宁关于社会建设的论述进行了整理，主要包括执政党是社会建设的领导核心、人民群众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学会管理国家、社会管理必须发扬民主、社会管理需要反对官僚主义等内容。^[25]三是文化发展方面。黄东阳的《新经济时期列宁文化建设思想探析》指出列宁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他归纳了列宁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论述，提炼出列宁推进文化建设的思想和举措，特别强调列宁具有宽广的文化视野，注重汲取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服务。^[26]韦定广的专著《后革命时代的文化主题——列宁文化思想研究》论述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从过渡时期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是如何突出“文化主题”的。该著作以文明转型和社会变迁为视角，分析列宁是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革命与建设的，是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国际化、民族化、民粹主义挑战的，以及俄国在面临文化被征服危险的境遇下列宁是如何进行文化建设的。^[27]

3.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实践研究

列宁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国内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实践总结，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国家治理的政治运行制度方面的研究。叶剑锋的《列宁社会主义理论探析》提出，列宁在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为实现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采取了计算与监督、新经济政策、合作社、文化革命四种不同的战略方针，这些措施有的是直接过渡，有的是“迂回”过渡，反映出列宁对国家治理的政治运行制度做出的艰辛探索。^[28]伊彦的《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把研究聚焦在列宁的政党建设思想，分析了列宁为加强党内民主建设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及其成效。^[29]孙玉健的《列宁的国家观与社会管理思想的有机统一》指出，列宁的社会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社会管理方式和社会管理措施，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列宁采用了“计算和监督”的方式，促进了社会管理的正常运行。^[30]王进芬的《列宁共产党执政思想研究》指出，列宁在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要弄清楚共产党为谁执政、怎样执政、怎样执好政，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领导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31]

关于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方面的研究。马尔的《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思想》提出要不断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广泛地、普遍地吸收普通劳动者参加国家管理，同时要加强专家和管理人员的教育，提升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特别是要增强与人民群众的情感。^[32]黄建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管理思想探索》提出，列宁专门论述了要注意吸收资产阶级专家参与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建设和社会管理，要注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他又提出苏维埃政权对所有行业的领导是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33]王子昌的《列宁社会主义管理思想探微》指出，列宁为解决苏维埃国家机关机构臃肿的问题，在改组工农检察院时强调“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下决心精简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同时吸收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34]叶剑锋、游翔的《列宁的社会主义观研究》指出，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是开展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执政党建设，确保无产阶级政权得到巩固加强；同时，要注重吸收西方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在工作中要强化“文化主义”，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方法论。^[35]隋秀英的《列宁社会管理思想的时代价值探析》指出，列宁认为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采用的科学、高效的方法；另外，她在《列宁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思想述要》一文中指出，吸收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是列宁关于社会管理思想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36]

关于苏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实践方面的研究。陶林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及其时代价值新探》和杜华的《试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都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分析，指出其存在的弊端和问题，论证了新经济政策是符合农民利益的政策选择，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合理途径。^[37]王永志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再思考》一文中对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论证了利用商品经济进行经济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38]李金奎的《再谈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启示》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实行粮食税制、允许自由贸易、改革企业管理和工业机制、促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等内容，是符合当时苏俄实际的国家治理道路。^[39]徐凤莉的《1921—1924年列宁的农业合作制思想与中国新农村建设》立足农民合作社开展新经济政策解读，剖析合作社制度产生的原因、具体形式及其实践效果。^[40]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国内学者形成了研究共识，从现有文献来看，中央党校叶庆丰的《论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比较有代表性，文中提出列宁这一时期的国家治理思想包括推进工业化、发展商品经济、开展农业合作化、利用资本主义等措施，对巩固苏维埃政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1]张兴茂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背景和演进历程，认为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科学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后来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42]

关于苏联经济与文化治理的深化拓展研究。马闪龙的两篇文章《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和《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指出了列宁执政时期苏俄具有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这种文化环境对苏俄国家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布尔什维克党探索国家治理路径提供了宽松的氛围。^[43][44]陶林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及其时代价值新探》一文中认为列宁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对苏俄保持政治稳定、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文化繁荣、维护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政策；列宁去世后，苏联却偏离了这一正确路线；中国的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5]李宝芬在《合理继承列宁的遗产——试论新经济政策思想及其时代价值》一文中论证了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对新经济政策进行了理论分析，挖掘和提炼其对中国国家治理的时代价值，为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46]

二 国外研究现状

从国外学术界对列宁国家学说、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成果比较多。这些研究成果，有的对列宁的国家治理相关思想整体上予以肯定性的评价，认真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有的因为政治偏见，在理论分析和历史评价中缺乏客观和公正，甚至有的作出了错误的评价，将列宁予以彻底否定，完全不承认其科学性、进步性，这些研究成果应当予以批判。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外关于列宁国家学说、国家治理思想的相关研究更为丰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俄罗斯学者对列宁学说的研究最为重视，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例如，沃拉基斯拉夫·格罗苏尔在他的《作为地缘政治家的列宁》一文中，结合时代特征对列宁的政治民主思想、社会管理思想、文化建设思想进行了全新的解读。^[47]库兹明在《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一文中第一次用经济学视角研究列宁的哲学思想，对新经济政策的哲学基础进行提炼和概括，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48]罗·叶夫泽罗夫在研究列宁国家学说的基础上撰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他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新阶段，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49]这些关于列宁国家学说的研究虽然角度不同、风格各异，但共同反映了列宁的理论追求，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坚持以实践为指导，以理论创新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这些学者对列宁国家学说多视角的分析，对本书深入研究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对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研究。俄罗斯是苏联的主要继承者，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发源地，列宁的思想、形象深度印刻在俄罗斯人的脑海中，俄罗斯学者关于列宁思想的研究成果丰硕。格·卢·斯米尔诺夫的《关于列宁的社会主义构想问题》中认为，列宁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程中，注重将各阶级、集团、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探索多种所有制的经营机制，注意克服生产者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异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50]罗伯特·塞尔维斯的文章《列宁之谜》提出，虽然列宁的所有制思想和政策随着苏俄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但他在经济领域的思想始终坚持服从于一定的规律和原则，尽管我们不能将列宁的思想和政策看作是完美无缺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思想和活动还在对当今的文明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51]。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俄国学者谢·叶辛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科学的政策、符合当时苏俄实际需要的政策，尤其是他允许租借企业存在，注意将资本处于国家控制之下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2]

关于列宁经济社会发展制度的研究。久加诺夫在分析列宁在四年时间中使用了四种政策后，提出列宁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灵活务实的政策是十分可贵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余粮征集制、粮食税制和新经济政策在不同形势下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使半死不活的俄国转变为工业快速发展的国家，而且为未来的国家建设奠定了基础。^[53]M.Lewin指出，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注重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在被称为新经济政策的这种退却中，不放弃任何新的收购形式，可以给资本家提供这样的机会，也就是无论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苏维埃俄国有多么敌视，都可以接受市场与经济关系。^[54]H.Bernstein回顾了“列宁—查亚诺夫辩论”的几个方面，区分其不同的部分，找出其中的一些紧张和模棱两可之处，并反思列宁和查亚诺夫的遗产，他认为农民在现代性中的命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在这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只能是选择性的，是为了澄清和激发人们对农业变化模式的思考，并可能被这些经验和思想启发。^[55]俄罗斯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奥·丘巴利扬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内容涉及商业发展、减轻税负、向西方租让企业、允许小型企业存在，这些措施使工业有了新气象、商业有了新活力，使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发展。^[56]G.Heineck 和 B.Süssmuth研究了共产主义对经济相关概念（如社会信任、公平和合作范围）的长期影响，他们分析了东德和西德的经济个体在信任、合作和风险方面在统一后的融合轨迹，发现列宁留下了丰富的经济社会发展遗产，东德的社会成员在对他人的信任、合作精神和冒险精神上都有良好的表现。^[57]Taylor 和 Francis对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的方向进行了分析，指出垄断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进而对列宁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进行理论分析，对列宁关于经济发展的部分思想予以肯定。^[58]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布哈林的《经济政策的新方针》指出，列宁认为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遵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发展规律，苏维埃俄国经济恢复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59]A.Alberto 和 F.Nicola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对再分配的偏好以及福利国家的慷慨度差异很大，德国统一后，东德比西德更倾向于国家干预，这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产生的重要影响，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要充分考虑民众的经济发展和分配偏好。^[60]格·萨穆利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模式》认为，列宁在苏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提出只能以“迂回”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能以集权统治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因为历史背景、客观条件、制度准备都不允许这样做。^[61]贡达罗夫的《经济奇迹的本国模式——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趋同成为俄罗斯思想的基础》指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注意兼顾国家和个人利益需求，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实际上这就是计划——市场平衡的经济模式的思想渊源，这是由列宁所创立的。^[62]John T.Alexander认为卡尔·马克思的影响完全是从其哲学前提的内在逻辑和内在力量的角度来讨论的，而没有认真关注那些为其在俄国的革命动力所创造的本土文化和智力元素，列宁立足于苏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实际，探索出一条符合俄国特点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经济治理的新道路。^[63]克鲁赫马廖夫的《列宁的真理在他的著作中——科学地、正确地分析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列宁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要采取多种途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他逝世后这一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而且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也难以对未来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会出现的问题作出全面的预测。^[64]BG Lukacs 和 TBN Jacobs认为革命的现实性是列宁思想的核心，是他与马克思的决定性联系，作为一个坚定实践者，他的理论优势在于他有能力评估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需要采取行动的社会历史独特性，他在苏俄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表现出出色的现实掌控能力和熟练的战术。^[65]也有一些国外学者对新经济政策提出了质疑，例如，阿法纳西耶夫的《苏联社会：产生、发展和历史结局》一书中，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缺乏远见，只是一种权宜之计。^[66]伊萨克·多伊彻的《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97—1921》一书中提出，将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归功于列宁，有夸大的成分，真正最早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应该是托洛茨基。^[67]

关于列宁晚年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格·卢·斯米尔诺夫的《关于列宁的社会主义构想》这篇引言中，认为列宁晚年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实践主义方法，新经济政策就是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是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方法。^[68]沃拉基斯拉夫·格罗苏尔的《作为地缘政治家的列宁》一文，对列宁晚年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社会治理理论进行了详细论述。^[69]库兹明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从哲学的视角对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政策相关思想进行剖析，认为列宁的治理思维和哲学观点对国家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并将其作为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和工具。^[70]Marcos Del Roio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提出了社会主义转型的问题，即克服资本主义和资本本身弊端的历史进程，基于这一现实，列宁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这一反思具有重要价值，对人类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71]美国学者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Robert V.Daniels）在《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著作中，认为列宁主义是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是思想理论界的重要成果，认为列宁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先驱，他对列宁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评价。^[72]John Keep着重从列宁的思想和政治活动方面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进行研究，他将列宁的观点置于他的时代背景中，并展示了他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关系，尤其是列宁结合时代特征和俄国实际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认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思想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的革命理论体系。^[73]美国学者塞缪尔·法伯提出，列宁的国家治理思想能够准确把握苏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准确判断人民群众思想的发展变化，能够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抓住主要矛盾，能够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74]

三 研究现状评述

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列宁国家学说、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文献可见，这些研究在列宁关于国家本质、国家性质、国家形成、国家职能、国家发展趋势等方面，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且形成了不少学术著作，对于深入研究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这些文献中专门研究国家治理思想的成果不多，大都是从某个视角、某个方面开展研究，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系统性研究还比较缺乏。

1.从研究内容上看

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都是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局部性研究，而把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作为整体、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还比较缺乏，而且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演进、发展脉络的逻辑梳理、动态把握方面的研究更为少见。国家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各局部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因此，需要对列宁文献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形成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系统研究。

2.从研究策略来看

现有的研究成果很少沿着列宁分析问题的思维方法研究新时代的现实问题，一般都是将列宁的讲话、著作作为支撑自己学术观点的工具。时代在发展、变化，列宁在他所在的时代提出的具体言论难以回答新时代的问题。所以，从列宁著作中寻找例证并以此为依据分析当代问题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列宁是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探索当时当地的国家治理问题，我们也应当秉承列宁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结合新时代的社会环境，利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研究当代中国的治理问题。

3.从研究框架来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国内学术界关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能力、治理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关于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尚未形成有力度的研究成果。而且相关研究呈现碎片化、条块化的特点，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研究缺少宏观系统的把握，缺乏深层深入的反思，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研究多为单纯学科的分析，难免存在局限性。本书正是从国家治理的源头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时代背景、逻辑生成、内在基础、概念范畴进行系统研究，可以有效弥补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只是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成果，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形成专著。但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拓宽了本研究的学术视野。如何把这些研究成果综合起来、串联起来，在继承和发展的思路下提炼出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并分析其当代价值，正是本书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