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研究。
第一，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意识形态问题。在文化视角下，国外学者对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沿着三条思路展开。其一，从文化的视角肯定意识形态。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从文化的视角积极地思考了革命如何成功以及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问题。他通过国内、国际背景的分析，发现在国际上俄国取得革命胜利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宣传的重要性，也发现了俄国与意大利不一样的国情：高度集权、市民社会尚未成形。在国内，他发现意大利民众受“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忽视文化的宣传作用，消极对待革命。而且，通过研究几次失败的革命，他认识到资本主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垮掉，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已经把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鼓吹的平等、自由、博爱等传扬到民众的思想中了，相对社会主义来说，资本主义有了比较深厚的防线，要打垮它，就必须瓦解这条文化防线。基于这些思考，他形成了一种关于“完整国家”的概念认知：完整国家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组成的。前者属于国家的正式组织系统，包括军队、法庭、警察、监狱等强制性机构；后者属于非正式的民间的组织系统，包括政党、教会、学校、社会团体、工会等。政治和文化领导权是“完整国家”领导权的重要内容。他充分地认识到重视文化领导权的作用，认为“政治社会”出现危机时，“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堑壕配系”结构和工事链条立即出面，起到战斗堡垒作用。[8]这样一来，革命的炮火只是销毁了政治社会的外线工事，而并未冲击到内部防线。因此，他大胆地指出，包括意大利在内的西方革命不应该完全照搬俄国正面攻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方式，而是应该从资产阶级国家的内部防线入手，注重文化宣传教育，通过建立文化组织和文化团体、教育的方式提升市民的觉悟，占领文化领导阵地，最后夺取整个国家，进而获得政治权力，即政治领导权。其二，从文化的视角批判意识形态。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就是从文化的视角来批判意识形态的掩盖性和操作性。他们把大众文化称为“文化工业”，之所以对它进行批判，是因为它是意识形态的“掩盖物”，是意识形态的另一种生存方式，文化工业生产内容受背后的意识形态操控。其三，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意识形态，这是无所谓肯定和批判的。在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看来，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人类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基于人类对生活、对身边所发生的事情的理解，是“集体良心的母体”[9]，功能就是可以通过这种理解来缓解生活情境中遇到困难的紧张心理。詹姆逊（Jameson）则提出了“认知测绘”的概念，也从认知测绘的角度来解读意识形态，认为文化现象是被思想体系中介了的意识形态，其实质就是一种阶级意识。[10]另一位学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也从文化的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分析，指出文化身上蕴含着深深的阶级意识的“味道”，文化与意识形态权力有着密切相连的关系[11]。他在研究中把意识形态描述成“那些与社会权力地维护和再生有某种联系的感觉、评价、理解和信仰的模式”[12]。从特里·伊格尔顿的观点来看，他在解释文化现象的时候，在“意识形态”概念中注入了阶级关系、权力结构及话语理论，在思考意识形态力量问题时，比起其他几位学者更进一层。乔治·拉伦（Jorge Larrain）在《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与第三世界的在场》一书中也从文化的视域解读了意识形态，他把性别、种族、文化上的矛盾纳入了意识形态分析范畴，最后得出“文化身份包含意识形态问题”的结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启蒙运动以来的资产阶级文化崇拜理性这一基调上的，认为欧洲的文明观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身份观，在同拉丁美洲等不发达的国家交往时，把这种理性价值观和文化身份强加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抹杀和掩盖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从而出现了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这种用来掩盖差异的理论（如理性主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13]
第二，从科学的视角研究意识形态问题。从科学的视角研究意识形态问题，主要围绕“科学是不是意识形态”这一问题进行了争辩。其一，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科学不是意识形态，把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要素而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代表性学者有阿尔都塞（Althusser）。在阿尔都塞看来，科学和意识形态对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就反映现实的问题来说，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现实，而意识形态是以神话的、虚假的方式反映客观现实；就职能来说，科学实施的是理论职能或认识的职能，与利益无关，而意识形态行使的是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为利益服务。[14]其二，持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科学是意识形态。如马尔库塞（Marcuse）就通过分析“技术合理性”如何转变为“政治合理性”的问题，提出了“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命题，并且说明了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变化问题。[15]哈贝马斯（Habermas）在马尔库塞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指出，科学技术的出现使社会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方面，国家、组织、机构都科学化，国家政权对社会的管理以纯技术手段的形式出现，使得科学的观念成为了社会行为的主要参照系，实际上发挥着实践和社会的智能；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效用让大多数人越来越关心技术问题，并且在观念上呈现出“发展科技、生产足够的物质财富的制度就是好制度”[16]的观念。无论是哪一方面都表现出科学技术发挥了意识形态功能，特别是在解释统治合法化与维护现行制度上的功能十分显著。
第三，从信息媒介的视角研究意识形态问题。在这个角度下，国外学者重要的话题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其一：信息媒介对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影响。埃瑟·戴森（Dyson Esther）在《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从网络媒介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的新景象做了深入的分析。他从数字化时代新社会给人们带来各种影响和冲突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数字化时代人们的政治参与情况，指出数字化正在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和公民、大众传媒和接受者之间造成权力平衡的深刻转移的现象，对此，人们应该运用手中的权力来做一些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事情。[17]另一位西方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nel Castells）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之《网络社会的崛起》着重分析了互联网对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他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指出，网络社会的出现使信息和沟通主要以数字化呈现、通过综合性媒体系统流通。在这一形势下，政治意识形态也离不开数字化、媒体流通的发展。[18]可见，电子传播网络赋予了政治权力新的表现形式。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John B.Thompson）所著的《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一书从现代世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独特的理论诠释，指出大众传播媒介对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和功能造成了巨大影响。[19]奥托·纽曼（Otto Newman）在《信息时代的美国梦》一书中指出网络信息的发展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人们开始重新看待传统的价值观，意识形态领域随之发生重大的变革。[20]Millarch F.在Net ideologies：From Cyber-liberalism to Cyber-realism一文中指出互联网的到来，网络自由主义、网络现实主义等网络意识形态形式的蓬勃发展，使它们成为当今网络社会重要的存在形式，并对社会话语权力关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21]Birdsall W. F.在The Internet and the Ideolog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一文中指出，互联网通过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让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以技术为核心进行了重构，重构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再赋予的过程。[22]其二，信息媒介对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之《认同的力量》从认同的起源、形式、过程、分析出发，指出认同建立的是意义，不同的认同形式将形成不同的社会；网络社会的崛起会消解人们原来的认同，但是也会产生新的认同形式，这是因为“在流动的网络世界中，历史才是重新建构意义、重新组合形象以及重新赋予意义的基础”[23]，由于文化的流动，原来的认同逐渐消逝，不可避免地被更广义、更强大的文化社群认同取代。这种形式认同是建立在“抵抗性认同”原则之上的，他们的身体在抵抗信息化网络化的同时，它本身也被信息化网络化了。曼纽尔·卡斯特把这种由网络集结而起的对抗全球化、信息化的文化社群引发的认同，称为“抵抗性集体认同”。由此可见，网络社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对种族、阶级、身份的认同，进而影响全球化社会运动。
第四，从管理监测、操作范式的视角对大数据时代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西方学者Lyon D.曾经分析了大数据、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区别，以及大数据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监测的重要性：第一，大数据通过扩大相互关联的数据集和分析来加强监测能力；第二，大数据在意识形态风险、定性变化方面的监测实践也是明显的；第三，在大数据环境下，道德将变为更加紧迫的批评模式。[24]另一位西方学者Van Dijck J.阐释了科学范式和意识形态的大数据，讨论了数据化实践思想。在数据化实践中，Van Dijck J.特别指出了一种新的交换形式：公民不愿意为了保护隐私而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用（元）数据来支付所享受到的沟通服务和安全成为一种惯例和一种新范式。在Van Dijck J.看来，在数据化实践下，从人们在线上留下的组合数字中挖掘的“有用的知识”本身就不是中立的，它天然就隐含了利益主体，具有一定的价值倾向性。因此，他从观念基础和制度结构两个方面指出这种数据主义新范式存在问题，提出要“重建整个数据化范式的生态系统的可信度，改变目前数据主义的新范式的观念、制度和操作方式”[25]的观点。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从文化的视角、科学的视角、信息媒介的视角，以及监控管理的视角探讨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与信息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关系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实践范式。虽然没有从话语权的视角直接研究意识形态，但都揭示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力量”对社会各领域造成重大的影响，它以无形的方式“操作”着人们的思想和实践，人们社会交往的各种话语也在无形之中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
二 国内研究现状
网络意识形态问题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形成了一批优秀的成果，这些成果的论题主要涉及了网络意识形态概念、特征、种类、功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等话题。通过进一步对文献进行精确检索，能够发现以“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为关键词的论文也在逐年提升，表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机遇、挑战、策略等议题得到了学界的关注。梳理这些研究成果，有利于丰富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网络意识形态基本理论研究
当前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特征、类型、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提供了启发和支撑。
第一，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研究。当前探讨网络意识形态的相关文章，大部分都未给网络意识形态下明确定义，只把它当作一个耳熟能详的用语，开篇即进入正文，讲述网络意识形态的挑战与策略。仅有少数论文对网络意识形态概念作了描述，但并未具体阐释它的内涵。总结起来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26]。第一种观点是把它看作一种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与别的思想体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通过一定的价值观念来引导网民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代表性作者有张宽裕、丁振国等，他们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民看待网络世界的有机的思想体系，代表着网民的利益，指导网民的‘行动’，并通过虚拟社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27]。第二种观点是把它看成传统意识形态在空间上的拓展。如姚元军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指“传统意识形态各要素在网络信息空间的延伸和再现，并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28]。赵惜群指出：“所谓网络意识形态，并非指网络空间中自然生成的各种意识形式及其所构成的观念体系，而是指现实社会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方式。”[29]卢黎歌等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以网络为载体产生的意识形态新领域，是传统意识形态从现实向网络延伸的生存现象，其复杂性、多变性和多样性特征鲜明。”[30]这种观点目前占多数。第三种观点则从阶级属性这个方面来界定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即认为意识形态是伴随着阶级和国家出现的，反映的不仅是个人的思想，也是某个阶级、社会群体的要求、愿望和理想，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发展离不开其维护特定阶级、社会集团的根本利益的属性。这一观点侧重强调国家意志，认为网络只是传播平台和载体。如严耕、陆俊指出，各种参与网络信息平台构建和运用的主体，都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理论和政治倾向等“物化”于网络中，网络无论就其基础建设、整体推动，还是其内容和方向来说，都会体现出一种国家意志、民族特征和意识形态导向。[31]李怀杰等指出“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国家及各级管理部门基于多元互联网平台进行文化生产、思想教育、价值传播、舆论引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总称”[32]。第四种观点是从科学技术的社会存在形式来解读网络意识形态，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科学技术本身存在意识形态属性，网络中充满着思想碰撞和价值冲突，“互联网上的信息总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有现实利益要求和价值观念的人或机构发布的，必然或显或隐地夹带着特定的利益要求，有所指向，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不可能‘价值无涉’”[33]。第五种观点是从网络意识形态发生的基本维度来解读网络意识形态，指出网络空间催生全新网络意识形态和传统意识形态通过网络化而成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络意识形态生成的两条基本路径，从这两条发生路径来看网络意识形态本质，它是“适应网络社会变迁，在网络空间中以数字化感性展现为主导形式的，以广大网民为对象言简意赅且相对稳定的价值信念”[34]。这一观点对网络意识形态的产生方式、主导形式、传播对象、核心内容等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总而言之，上述几种观点为我们认识和解读网络意识形态提供了多样的视角，但在网络日益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的时代，网络意识形态作为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的新样态，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仍需深度追问。
第二，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特征研究。特征是对内涵、本质的进一步揭示。现有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从互联网的特性角度来考察网络意识形态特征。有学者直接把网络的一些特征简单附加在意识形态特征上，强调了网络意识形态特征的网络化和多在性，但未涉及它的本质。其二，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的需求角度来考察网络意识形态特征。如有学者关注到了网络意识形态特征与话语主体的关联性，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特性，具体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网络意识形态，指出它具有“主体性特色”[35]。有学者从意识形态主体自我存在的样态、所处的社会关系、主体间互动样态来解读网络意识形态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现实个体”和“虚拟个体”的有机融合、“虚拟社会关系”和“现实社会关系”的有机融合、“虚拟”与“现实”间自由“穿越”[36]。有学者从主客体实际的互动关系中把握网络意识形态的接受主体特征，即“脱域与在场交织的空间感受；接受与生产共担的参与角色；自我与拟像并存的实践体验；更加明显的价值冲击；民族界限凸显的归属意识”[37]。其三，从网络意识形态的内容来考察网络意识形态特征。有学者则认为，消费主义至上成为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38]，不同的利益诉求、理论体系、实践主体和网络话语是网络意识形态的显著特征。[39]有学者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彰显着泛政治性、实践性和解构性等特征。[40]其四，从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过程和动态传播中把握网络意识形态特征。如有的学者从网络意识形态“崛起”过程、传播中介和形式、话语格局等方面解读网络意识形态的特征，指出网络意识形态具有“草根崛起”带来主体多元化、数字化中介系统塑造形式感性化、比特化实现传播即时化与全球化、去中心格局凸显个体化、信息海量共振彰显复杂化等基本特征。[41]还有学者则侧重于关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扩散的动态过程，描述了网络舆论事件、网络意见领袖、知识精英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不同，由此揭示网络意识形态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鲜明特征在于政治意识形态生活化、网络舆论事件政治化、网络意见领袖平民化、知识精英思想大众化。[42]其五，有学者把网络作为意识形态生长的新场域，从这个角度来探寻意识形态网络生长的特点。如杨文华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网络社会的现实条件论证了意识形态在网络具有生存的可能性，认为意识形态网络生长的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普遍的社会变迁是意识形态网络生长的动力；其次，持续的技术创新是意识形态网络生长的手段；再次，广泛的文化认同是意识形态网络生长的路径；最后，泛区域的空间延伸是意识形态网络生长的趋势。”[43]由此可见，不同的学者关注的视角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就不一样，并未达成共识。
第三，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种类研究。当前学界对这一论题的探讨较少，仅在少量的文献里有涉及，划分的标准有依据国家性质来划分、依据所属地位来划分、依据互联网的政治属性来划分、依据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价值取向标准来划分，以及依据社会实践的存在形式划分五种。其中依据所属地位来划分是最大众的一种分法。具体而言，依据国家性质来划分，可以划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或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44]；依据所述地位来划分，可以划分为“主流网络意识形态”和 “非主流网络意识形态”[45]；根据互联网的多元性、自由平等性以及个人主义等政治属性来划分，相对应地可以把互联网意识形态划分为 “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及 “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等[46]；依据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价值取向标准来划分，可以划分为正向网络意识形态和负向网络意识形态，如王玉荣指出，多重网络力量消解着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原因在于网络信息的泛滥导致信息控制的失灵，网络技术的异化使技术控制逐渐形成，规模性、批判性的网络舆论的蔓延使传统时期的操纵舆论正在为现时期的舆论操纵所取代。[47]由此，多重网络力量以无形的方式渗透到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腐蚀着文化分子，使网络意识形态负向发展。依据社会实践的存在形式，可以划分为理性意识形态和感性意识形态。如刘少杰认为，“真实的意识形态形式一定是包含着理性思维，但主要以生动的感性形象表现出来的”[48]。陈联俊认为，移动互联网技术构建起的感性图像式立体化虚实交流场域，加速了感性意识形态的兴起，承认感性意识形态并且注重从图像叙事传播、社群思维导向、意识形态对话、理想愿景塑造等进行价值导引将有助于形成价值共识。[49]这种观点关注意识形态的感性内容和表现新式，关注生活实践中的非理论化的日常意识形态，在近年研究中愈发受到学者的关注，为人们审视网络意识形态种类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式。总而言之，就目前的研究来说，虽然网络意识形态的种类研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是关注度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需要进一步达成共识，尤其要厘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第四，网络意识形态的功能研究。在系统科学里面认为结构决定功能。当前学界尚未有对网络意识形态结构的探讨，因此对功能的定位也比较模糊。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学者沿着两条路径探讨：一是聚焦意识形态的功能，从意识形态的功能出发阐释网络意识形态的功能，如张瑞红等指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宣传教育、舆论导向、文化服务和民意反映等四项主要功能[50]；二是聚焦互联网的属性，从互联网自身的传播属性出发阐释网络意识形态的功能，如陈建波等从互联网自身的传播属性出发，指出网络意识形态具有信息传播、表达阐释、互动凝聚和监督纠错[51]四大功能。在研究视角方面，有学者从发挥作用的领域角度指出网络意识形态在引导网民的政治思想、指导网络经济的发展、整合网络文化思潮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正因为这些功能的发挥，才促进网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谐稳定发展。[52]有学者则从发挥作用的效度、“应然性”视角指出网络意识形态应该具备激励、整合、引导、维护等功能。[53]还有研究者认为功能是本质特征的外显，进而从本质特征的视角出发阐释其功能，网络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表现在不同的利益诉求、理论体系、实践主体和网络话语等方面，因此网络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表现在利益诉求上的批判与整合、理论体系上的解构与自建、对实践主体的异化与塑造、网络话语的弱化与主导。[54]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功能的认识，是网民参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动力，就目前的研究来说，该论题尚未研究充分，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第五，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机理研究。当前对这一论题的探讨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从发生学角度探讨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演化，如史献芝认为，“个体网民的‘任性’言说、意见领袖的话语引导和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对抗与竞争是推动网络意识形态生成和演化的基本动力”[55]；二是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从现实的社会出发，结合网络特质，从宏观、中观、微观不同维度探究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机理，如苗国厚认为，“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是多维动力协同作用的结果，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主要动力是网络人机、网络人际、网络人人三大互动机制，直接动力是线上催生机制、线上线下互动融合机制、线下催生形成机制、扩大渗透演变机制四大动力机制”[56]。还有学者聚焦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从内在逻辑和外在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探讨其生成，“言语符号是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的本质，互联网技术是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的关键，话语需求是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生成发展的动力源泉，主流意识形态是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的核心”[57]。
（二）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研究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学界主要是从以下视角展开。第一，从大数据视角探讨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问题，指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必须要抓住国家大数据的战略机遇，运用大数据方法。如付安玲、张耀灿等学者通过挖掘大数据特点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契合点，从大数据战略、大数据预警机制、大数据网络舆情应急机制、大数据保障体系以及借助大数据创新话语等方面探讨了治理的对策。[58]张瑜以大数据背景下网络意识形态发展状况为切入点，揭示了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紧迫问题，从增强大数据意识、提升大数据能力、建设大数据平台等方面探讨了治理对策。[59]第二，从系统论的视角探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问题。从这一视角对网络意识和形态治理问题进行研究，主要是把网络意识形态当作一个生态系统，从系统要素的构成来思考治理的方案。持这一观点的有赵惜群等。[60]第三，从大宣传格局的视角来探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大宣传格局理念是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方向，在网络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应该把这种理念融合在原则、方法和路径中。[61]第四，从网络文化建设的视角来探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如有学者从网络文化的生成特质入手，揭示了网络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机遇和挑战，为网络空间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文化实践指向。[62]还有学者指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络文化软实力的灵魂”[63]。第五，从网络营销的角度探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如有学者从负面营销的操作方式入手，揭示了它的危害，提出了提升理论研究水平、提高传播的高效性、增强辨识力、精心培养管理人才、科学制定管理法规和流程等治理措施。[64]第六，从算法技术的视角探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治理。当前，我们在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移动终端浏览过某一主题的信息后，总是会有相类似信息的推荐，让我们轻松地进入该主题的“信息圈”。这都源于一种重要的、具有时代性的技术——算法推荐，它自动为我们识别和推送相关信息。算法推荐的产生日益影响着网络信息的生产方式、网络信息的传播渠道以及用户信息消费模式等方面，进而影响着人们的关注程度和价值共识。为此，算法在近年研究中愈发受到学者的关注，为人们重新审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和治理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蒋成贵认为，算法技术的应用主要是通过转移新闻“把关权”、加剧传统媒体被边缘化的危机、使用户坠入“信息茧房”、放大“后真相”问题等来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力和凝聚力，弱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为此，要用主流价值观对算法推荐进行引导，国家层面要加强对推荐算法的监管，网络传播平台自身也要自觉遵从新闻传播伦理的约束，此外还要积极把算法推荐应用到正能量传播内容中去。[65]屠淑洁也指出，算法新闻正加速新闻业生态格局的重构。在人工智能驱动下，算法分发模式正逐渐成为数字媒体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在信息筛选方面体现出它的快速、便捷等巨大优势，有利于推动新闻业向自动化、智能化升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有弊端，它为网民搭建的是一个允许同质信息进来、阻隔异质信息的封闭的信息体系，这将使网民无法冲破“信息茧房”的樊篱。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算法主导的信息分发模式的积极作用，规避其消极作用，需要人工监管审核，更需要注入新闻价值观”[66]。
（三）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一个方面，因此离不开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考察和梳理。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过程中，学界重点围绕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某一领域或视域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共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意识形态话语权国际竞争等议题展开了研究。
第一，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研究。近年来，学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逐渐深入，其概念研究也随之深入，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视角。有学者从权力的角度阐述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之间的关系，强调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思想和精神上的统治权[67]，是意识形态思想领导权的实现方式[68]；有学者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过程来界定，强调它是通过话语体系传播其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观念，以获得思想意识层面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过程[69]；有学者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要素结构来界定，强调它是意识形态领域话语主题、话语主体和话语载体的集中体现[70]；有学者关注意识形态话语权与文化的关联，强调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以文化话语权为基础，融合政治话语权后的成果[71]，强调意识形态话语权直接反映文化软实力的强弱[72]；还有学者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阐释意识形态话语权，认为“现代意义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73]。由此可见，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学者对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的界定也各有不同，未达成一致，因此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某一领域或视域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其中，主要研究领域有高校、军队、企业等。如郑永廷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的分析，强调坚持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与话语权，必须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具而言之，要加强对高校重要部门、课堂、互联网络等的管理和制度建设。[74]王海威、王艳指出，新时代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应遵循构建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和价值逻辑三重逻辑链条，强化制度供给、制度执行和制度保障，强化教材话语、学术话语和网络话语。[75]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巩固重心应着力于解决问题、应对挑战、强化意识、坚定信念，在把握时代脉搏、立足国情世情、聚焦高校场域的基础上构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表达方式之新思维、教育模式与话语平台之新路径、言行相依与实践笃行之新要求、思想信念与理想信仰之新展望。[76]除此之外，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还涉及机遇和挑战、建构的目标、原则、机制等内容。杨浩博、郭启东立足于加强军队网络舆论引导法治建设的意义，阐述了军队网络舆论引导法治建设应遵循维护国家和军队意识形态安全、加强自律与依法引导相结合、权责分明及程序正义等基本原则，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四个方面提出加快军队法治化建设水平、加强新时代背景下军队对网络涉军舆论的引导与管控。[77]
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主要研究视域有全球化视域、自媒体视域、新媒体视域、网络化视域、微空间视域等。如井永杰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失语的主要原因和提升对策。[78]文大山探讨了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提出更新理念、调整话语方式、创新话语体系、精准把握话语对象、培养大量传播正能量的意见领袖、净化话语环境是应对新挑战的重要举措，同时强调意识形态的性质在新媒体时代没有改变，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使主流意识形态为群众所信服，仍然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对现实的解释力。[79]李江静基于对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关键问题的探讨，指出了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批判性和包容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宏观性与微观性相统一、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学术性与战斗性相统一七个原则。[80]
第三，中共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如杨帆探讨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客体等方面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经验。[81]李莉探讨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中的主体地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题，更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方式，从根本上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82]刘琳琳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结构性要素出发，指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需要经过话语生产、话语说服和话语认同三个环节，其建构机制主要包括生产机制、说服机制和评价机制。[83]张传泉则从指导思想、战略地位、现实挑战、建设主体、实践基础、价值导向、重点任务等方面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84]除此之外，这一议题的研究还涉及重要时间节点（如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等）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历程回顾、历史经验总结、规律探寻等内容。
第四，意识形态话语权与对外关系研究。对于这一议题研究，学界充分地关注了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以及提升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等内容。如陈昌兴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话语权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自身特定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内在逻辑。为此，应从增强话语自信，培育话语主体，拓展话语平台，提升话语质量，重视话语内容和表达方式的选择等方面建构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话语权的实现策略。[85]张建英、徐亚宁则强调坚持“四个自信”有利于增强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86]张志丹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意识形态话语创新问题的论述，指出要从实然层面提升中国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就要超越“传播学研究范式”，以“实践学研究范式”优先[87]，即以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实践为抓手推进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实现。
（四）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
当前，学界已经开始从话语权的角度关注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特征、功能、生成、机遇、挑战和路径等论题。
第一，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研究。概念是做研究应该搞清楚的最基础的问题。当前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个视角。一是从国家管控的角度来界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话语权的主体指向国家，话语权的内容指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是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体现。如有学者在论述中把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特指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强调加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88]二是从话语权力的角度来界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如齐俊斌认为高校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话语者凭借网络媒介载体，通过形成话语机制和话语影响效果的方式来提高主流思想的引导能力和把控能力，以此掌控话语权力。[89]三是从权力、权利和权威三重维度来界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如李江静认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不仅指在网络空间中说话的‘权力’和‘权利’，更侧重‘权威’意义，表现为对网络舆论的持续稳定的影响力、支配力和凝聚力”[90]。四是从话语生产、话语调控、话语实现三个维度阐释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认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主要包括借助网络平台具有话语生产的资格和权力、网络空间中具备引导调控意识形态话语的自由和能力以及借助网络平台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目标的效力和权益。[91]五是从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空间中发挥作用的角度界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认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空间中发挥作用的延伸。如谭九生等指出：“从本质上说，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传统意识形态各要素在网络虚拟空间的延伸和再现，是一种对社会价值观、信仰以及思想意识等的支配与影响。”[92]六是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界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如赵欢春基于对网络空间安全界分的思考，指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大致可以纳入“内容性安全”的范畴，“主要指国家的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环境不受干扰和破坏；人们的思想、道德、伦理、价值观等观念领域不被误导和失序”[93]。到目前为止，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性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界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与政治权力、主流文化影响力、国家安全等密切相关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还未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内涵达成一致，因此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第二，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特征研究。学界对这一话题的探讨主要有三种视角。其一，话语权要素的视角。有学者从话语主题、内容、环境、主体、载体等方面宏观地分析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与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不同特征，即虚拟性、自由性、非理性和交互性。[94]还有学者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其要素的具体变化，即话语主题从“阵地争夺”变为“话题抢夺”[95]，话语内容由“政治权威”变为“理论权威”[96]、由“崇高”走向 “现实”，话语环境由“分立”走向“融合”[97]、由现实世界转向现实与虚拟世界的结合[98]，话语主体由“权威”转向“民主”[99]、由国家垄断信息转向网络信息多元[100]，话语载体由唯一性转为多样性[101]。其二，综合的视角。有学者将网络的特点和话语传播要素相结合，指出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环境下的新特征表现为虚拟与现实相统一、超时空渗透、自由交互和多元化等。[102]其三，资本逻辑的视角。张改凤、林伯海从资本逻辑出发，指出“网络空间权利的平等性一定程度遮蔽了权力的不平等”[103]，即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一定的不平等性。显然，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特征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挖掘。
第三，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功能研究。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当前学界讨论的焦点多侧重于它的“应然”层面。有学者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特征入手，揭示了这种特征带来的社会混乱和价值目标偏离的后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或者把坏影响降到最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发挥维护与批判功能、引导与整合功能、动员和激励功能。[104]有学者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出发，指出其功能主要表现在树立国际形象、维护政权稳定、协调社会关系、引导思想文化、规范个体行为五个方面。[105]有学者从国家、社会、个体三个维度来阐释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功能，如葛亚坤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发挥政治权力、引导社会主流思想文化、规制群众个体精神生活三大功能。[106]还有学者从政治、社会、文化等发挥作用的领域来概括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功能，如谭九生、杨建武认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通过引导和辩护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政治功能，有整合社会资源、规范社会发展轨迹的社会功能，还有支配价值观、信仰、思想观念的文化功能。[107]以上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功能的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思路，但也还有继续追问的空间。
第四，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研究。一是从新媒体视角探究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逻辑，包括前提、原则遵循、模式运行、构建路径、价值旨归等多维内容。如饶苗苗、何小春指出，新媒体视角下的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的内在逻辑是“以确保意识形态安全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逻辑前提，以厘清话语网络议题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原则遵循，以把握工具交往理性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模式运行，以契合社会现实诉求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路径，以维护国家利益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价值旨归”[108]。二是从发生学的视角紧紧围绕话语如何产生权力的链条来探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如李江静指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需要从话语生产开始，经由传播与扩散、聚焦与整合等过程，实现广大网民对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普遍认同和自觉支持，进一步使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网民思想和行为产生引领力和控制力。”[109]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问题，直接关系到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对策的把握，当前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逻辑、生成条件已有关注。但是，在生成条件方面更多关注的是内生性条件，对话语权生成的保障性条件、机制性条件、生成过程环节等关注较少，因此这些议题仍需进一步深化研究。
第五，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机遇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网络信息化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在：网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提供了重要载体和新技术手段，拓宽了意识形态工作时空，提高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效率[110]；网络创新了意识形态工作形式和方法，为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吸引力提供了新的契机[111]；网络信息传播快捷、共享、交互等特征有利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交融，为世界文化的交流交融提供了新平台[112]，也搭建了借鉴各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经验的新平台[113]；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的交融交锋有利于在批判和借鉴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认同[114]。其二，大数据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在它能够精准分析话语主体、话语主题、话语表达，促使人们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有目的地引导话语方向、迅速找出最受欢迎的表达方式；它能够创新话语载体、扩展话语范围，促使人们提高主流话语的传播效果、增强内外双向的话语印象力。[115]
第六，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挑战研究。虽然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受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交织缠绕的影响，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学界对挑战话题的探讨主要涉及两个论域。其一，话语权削弱的影响因素。主要观点有四个。一是西方的技术优势和文化渗透削弱了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如有学者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网络信息霸权、网络文化帝国主义是导致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削弱的重要原因。[116]网络舆论赋权方式、低质量信息传播、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陷阱给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带来新挑战[117]，影响着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二是多样的社会思潮冲击着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影响比较大的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118]。此外，落后腐朽的意识形态、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也是弱化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的重要因素。[119]三是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不足所带来的挑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足，不能对复杂的现实问题及时做出有力的解释和回答，进而影响了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服和认同[120]；另一方面，话语主体认识不足也影响着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服和认同。有学者从主体认识误区的角度分析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削弱的原因，指出当前“网络价值中立论”“网络自由论”以及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伪命题”论、“附属论”“技术决定论”等认识误区的存在导致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的不稳固。[121]四是网络场域或网络信息技术特有的属性所带来的挑战。有学者从网络场域的特征出发分析话语权削弱的影响因素。持这一视角的学者从网络的去中心化、资本化、自由化等特点分析了网络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力、影响力和整合力三个方面的挑战。[122]此外，由于网络技术改变了意识形态传播的路径与方式，使传统工作机制的效能被削弱，再加上互联网传播与社会风险泛化的共生效应显现，小事件在某一议题的牵引下容易变成强大的关注和围观力量，致使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干扰增多[123]，这也是削弱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有学者从“受众本位”的视角分析了“受众本位”如何影响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124]杜鹃从大数据视角分析了构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挑战，主要表现在理论创新滞后、硬件核心技术缺失、应对管理能力不足、对外话语构建艰难等方面。[125]其二，话语权削弱的具体表现。有学者指出在信息网络技术存在的虚拟社会下，党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建构的话语环境、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传播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话语权威的挑战、多元话语的整合和传统话语的失色。[126]有学者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探讨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当代挑战在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空间的缩小和话语影响力、控制力的降低。[127]还有学者从“三力”的现实状况出发，指出当前我国网络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传播力受到很大限制、控制力受到严重削弱、主导力受到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消解、话语权受到西方“话语霸权”的挤压和冲击等方面。[128]
第七，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路径研究。学界对这一话题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种视角。其一，自媒体舆论场建设的视角。有学者从自媒体舆论场建设的视角指出，应从培养意见领袖、培养全民把关人、发挥设置议程主导功能、用法律手段限定行为边界、扩大群众基础等途径，营造话语平台等方面来解决。[129]还有学者从微媒体环境建设的视角指出微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要结合微博媒体环境下的传播特点，利用意见领袖规范“影响流”、建立媒体传播职责制度管制“噪音流”、利用网站“把关人”规范“信息流”。[130]其二，高校的视角。有学者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视角探讨固守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应对之策，认为需要在高校构建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格局，高校立德树人宗旨和职能要永久固化，同时也要顺应时代发展需要，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长效机制。[131]其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有学者指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国家安全的“内容性安全”范畴，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应对挑战的实践指向。[132]还有学者认为，网上空间也是国家的安全空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133]他们从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如何应对西方“网络自由”的安全威胁，指出了“网络自由”的意识形态渗透本质。其四，话语要素的视角。持这一视角的研究主要观点是从创新话语体系、做大做强话语平台、转换话语传播模式、拓展话语空间来解决问题。[134]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的网络素养，增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工作的胜任力；增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说服力和战斗力；丰富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增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渗透力和感染力；净化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环境，强化网络环境监管力度，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竞争力和公信力”[135]。其五，内容的视角。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主要是通过解剖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包含的内容，各个内容存在的薄弱点来提出解决方案。如有学者指出，要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就要从网络技术主控权、网络议题设置权、网络舆论引导权、网络交锋主动权等方面入手。[136]其六，大数据的视角。有学者指出，在大数据时代建构具有权威性、说服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工具和大数据思维，直面挑战，从“软、硬、内、外”四个方面下功夫[137]。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特征、功能、生成、机遇、挑战和路径等论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研究视角多样，有一定的成果，并且近年来都开始关注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对于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国家安全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作用，这些都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和逻辑起点。但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仍存在不足。第一，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把“网络环境”和“意识形态”二者分开来研究，研究话语指向的是从网络环境的视角来看意识形态的新变化，而从“人的网络化存在方式”这一视角整体研究“网络意识形态”概念，研究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和发展的论文比较少。第二，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化。梳理文献时不难发现，当前学界关注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论域，也关注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许多论文都回避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这一问题，直接谈特征、功能、挑战、对策等问题。笔者认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只有把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界定清楚，才能深刻地剖析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与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权不同的特征、功能以及面临的挑战所在。也有些学者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但当前的研究成果多数是从管控的角度来界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网络空间中每个人都是发声筒，每个人都是治理主体，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体应该指向多元，话语权的内容既有主流意识形态，也有非主流意识形态，仅仅从国家管控的角度来界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显然已经无法适应网络社会发展的实际，当前迫切需要更广阔的视角来探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问题。第三，特征、功能、生成条件、建构策略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挖掘和全面揭示。这些研究都是随着概念、内涵的深入剖析而深入推进，越接近、越清晰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质内涵，就越能够深入揭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特征、功能、生成条件，从而全面掌握它的建构策略。第四，目前学界学者初步探讨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特征、功能、生成、机遇、挑战和提升对策，而关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类型、结构、矛盾和规律、建设历程、域外借鉴等重要话题尚未涉及，缺乏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系统性研究，这给本书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也验证了本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