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圭查迪尼的《意大利史》
圭查迪尼是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年纪更轻，政治上更杰出。在政治和历史观点上，他与马基雅维利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像马基雅维利一样，对外敌入侵带来的灾难感受至深，对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意大利的前途抱悲观态度，不过他比马基雅维利眼界更广，具有更敏锐的历史洞察，不满马基雅维利匆忙下结论的倾向。他两次试图写佛罗伦萨史，最终把眼界放宽到整个意大利。他的《意大利史》开始于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的结束处，即美迪奇死后1494年的“意大利灾难”。他们都认为法国入侵是意大利毁灭的开始。这部著作所表现出来的作者洞察力的广度和研究的深度都是空前的，尤其是他对档案文献的大量利用，包括圭查迪尼家族的档案，使这部著作在西方史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因此，某些研究者认为他是塔西陀和吉本之间最伟大的历史家。
弗朗切斯科·圭查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年）1483年出生于佛罗伦萨。他来自显赫的贵族家庭，其父皮耶罗·圭查迪尼曾在著名人文主义哲学家马西利奥·费奇诺门下求学，所以他出生时由费奇诺带他到教堂受洗，并成为他的教父。据他的《回忆录》说，他祖上有许多人曾担任佛罗伦萨城邦的高官，在佛罗伦萨政坛具有很大影响，是美迪奇家族的支持者。在他完成文法和古典基础教育后，父亲将他送入费拉拉大学和帕多瓦大学深造，1505年他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到佛罗伦萨。与他潜心书斋生活的父亲不一样，圭查迪尼一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的第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不是担任共和国公职，而是在教会任职。当时，他的一位担任科尔托纳主教的叔叔去世，主教职位空缺，他一度想进入教会，谋取更快的升迁。然而，受过良好人文主义教育的皮耶罗不希望他的儿子出于世俗的目的而进入教会任职，他更愿意让他的儿子超越功利，成为一个真正的伟人。这样，雄心勃勃的圭查迪尼不得不专心于法律事务，逐渐确立起在佛罗伦萨的声誉。在23岁时，他被佛罗伦萨执政团任命为佛罗伦萨学院的法律教师。圭查迪尼在等待时机进入政坛，因为佛罗伦萨法律规定30岁的公民才享有充分的参政权利。于是，圭查迪尼从两个方面来为自己未来的发展铺平道路，一个是婚姻，另一个是写作。
1508年，他娶了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的女儿玛丽亚，他在《回忆录》中坦率地承认这是政治联姻。萨尔维亚蒂家族是佛罗伦萨显贵领袖，通过这门婚姻他在政治上就有了可靠的支持。同年，他依照商人编年纪事的传统，写作了《家族实录》，这可以说是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该书按照年代顺序记述圭查迪尼家族重要成员的生平，分别论述他们在佛罗伦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像许多家族编年纪事一样，这部著作是写来仅供家族成员阅读的，并告诫家族成员不要外传给陌生人。写作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颂扬自己的母邦和家族。[42]这一时期他写作的最重要的著作是《佛罗伦萨史》（Storie Fiorentine ），该书与他的《家族实录》密切相关，而且两部书都充分利用了家族档案材料。《佛罗伦萨史》与《家族实录》的编写方法和内容都非常一致，并有许多段落是彼此重复的。该书记述了1378年梳毛工人起义到1509年比萨战争的历史，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它是一部很好的城邦政治史著作。它的叙事范围局限于佛罗伦萨的城邦政治，具有浓厚的政治史色彩，并注意到法国入侵对意大利的现实影响，叙事的详略与作者从家族档案得到的资料的多少相关，如1455年以后的历史就写得较为详细。虽然年轻的作者缺乏深刻的政治洞察，叙事也不那么连贯生动，但是书中许多段落和旁逸笔墨仍不时有天才的闪光。这部著作不是一部突破传统，确立新标准的创新之作，也不是亦步亦趋依从旧传统的著作。《佛罗伦萨史》的不成熟恰好使我们可以据此评价《意大利史》所取得的成就。这一时期他开始写作的第三本书是《回忆录》（Ricordanze ），基本上是一部个人事务的编年纪录。
由于他在法律业务上表现出来的非凡才华，1512年佛罗伦萨执政团委派他出使西班牙的阿拉贡宫廷，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出使西班牙使他能近距离观察对欧洲有重大影响的大国政治。在写给佛罗伦萨执政团的书信和外交报告中，他对西班牙的历史和现状给予了详尽的记述，评估了它的军事方法和军事实力，表现出对政治良好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在西班牙期间，他没有停止著述，《格言集》（Ricordi ）的写作就开始于1512年，同时还写作了重要的政治论文《罗格洛尼奥政论》（Discorso di Logrogno ）。1512年秋，美迪奇家族重新掌握了佛罗伦萨政权，这时滞留在西班牙的圭查迪尼曾写信给洛伦佐·德·美迪奇要求返回佛罗伦萨，参与新政权。1513年他回到佛罗伦萨，重操律师职业。次年，他成为“八人安全委员会”成员。1515年，他成为执政团成员，进入佛罗伦萨最高行政机关。1513年，乔万尼·德·美迪奇成为教皇，称利奥十世，这就为佛罗伦萨人进入教廷提供了机会。1516年，圭查迪尼被教皇任命为摩德纳总督，次年又被任命为雷乔和帕尔马总督。之后，他在利奥十世和克莱芒七世两任教皇时期，长期服务于教廷。尤其是在利奥十世时期，他于1521年指挥教皇军队在帕尔马抗击法国人。同年，他写作了《关于佛罗伦萨政体对话》（Dialogo del Reggimento di Firenze ）。就在这一时期他与马基雅维利相识，并成为朋友。1523年，教皇任命他为罗马尼阿的副摄政。在当时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争斗中，圭查迪尼建议教皇与法王结盟。1527年春，他虽然成功地使佛罗伦萨避免了皇帝军队的进攻，但却使罗马受到皇帝军队的进攻，并很快被攻陷，教皇克莱芒七世也一度被囚禁。
罗马被皇帝军队攻陷后，圭查迪尼很快回到了佛罗伦萨。然而，就在这一年佛罗伦萨的反美迪奇党驱逐了美迪奇家族，重建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由于与美迪奇家族的紧密关系，圭查迪尼受到共和国的怀疑，并于1530年3月被宣判为叛逆，财产被没收。同年，经过9个月的围城战后，短命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为皇帝军队所摧毁，美迪奇家族又掌握了政权。1531年，圭查迪尼被教皇任命为博洛尼亚总督。他担任该职一直到1534年克莱芒七世去世。之后，他回到故乡佛罗伦萨，成为亚历山德罗·德·美迪奇的顾问。在1537年，亚历山德罗遇刺身亡后，他支持科西莫·德·美迪奇为佛罗伦萨公爵。科西莫上台后，他并不被重用，于是隐居阿切特里，潜心写作《意大利史》（Storia d'Italia ），直到1540年去世。
圭查迪尼一生著述宏富，但没有一部是在他有生之年发表的。关于佛罗伦萨政治和历史，他写过三部著作，即《佛罗伦萨史》（1509年）、《关于佛罗伦萨政体的对话》（1524年），以及1528年到1531年写的《佛罗伦萨纪事》（Le cose fiorentine ）都是未完成之作。其实，早在写作《罗格洛尼奥政论》时，他就已经形成了政治现实主义思想观念。在随后的《格言集》中，他的这一思想得到发展，但表现出与马基雅维利不同的历史观点。他认为，人们不能无条件地效仿古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泥古不化是荒谬可笑的。1530年，他写作《论马基雅维利〈论李维〉》，是想重启他与已故老友的对话和争论，指出无条件效仿古人的错误。由此，我们看得出来，圭查迪尼和马基雅维利虽然在政治思想上有共同之处，但在对待历史事例的态度上有很大差异。二者都主张基于历史事实来对现实政治进行分析，但马基雅维利强调无条件效仿古人，而圭查迪尼则重视对具体事例和具体条件的考虑。在《关于佛罗伦萨政体对话》中，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混合政体，同时指出了现实政治考虑的重要性。他认为，佛罗伦萨应该追求适合佛罗伦萨实际的现实的政治体制，而不应该致力于实现想象的理想政体。现实的政治不应该囿于道德考虑。[43]他的第二部佛罗伦萨史，即《佛罗伦萨纪事》，是他在政治上受挫，退隐之后写的。全书共4卷，以佛罗伦萨的内部党争和对外战争为主线，头两卷概述佛罗伦萨建城到15世纪初的佛罗伦萨史，主要利用其他历史家编写的历史，既包括人文主义史家的著作，也有一些中古历史家的著作。当然，在使用这些材料时，他都进行了仔细的考证，以确认其可靠性。从第三卷开始，像写作第一部《佛罗伦萨史》一样，他开始大量利用了佛罗伦萨丰富的档案文献，尤其是圭查迪尼家族的档案。然而，他这次写作历史的方法与上一次不同，不仅对档案文献的利用更充分，而且对政治军事活动的分析也更透彻，有更多的细节描述、更深刻的政治洞察。在写作过程中，随着资料的增多，内容的细化，许多与佛罗伦萨无关的材料让他难以割舍，扰攘不宁的意大利的命运又随时牵动着他的心，他越来越难以维持仅以佛罗伦萨政治、军事为主线的叙事风格。最终，他不得不放弃该书的写作，转而计划写作一部视野更开阔，更适合他掌握的丰富资料，更有利于发挥他的历史叙述和政治分析能力，关注意大利乃至西欧的命运的历史著作。
从上述，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圭查迪尼像马基雅维利一样，非常热爱自己的母邦佛罗伦萨，但随着阅历的增长，研究的深入，他日益意识到必须把佛罗伦萨置于整个意大利的背景中来考察，而意大利事务的解释又不得不牵连到整个欧洲的事务。这样一来，一个城邦就不足以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佛罗伦萨的历史只能作为整个意大利场景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理解”。[44]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的转变是我们理解圭查迪尼晚年倾其全部精力写作《意大利史》的关键。《意大利史》撰写于1538年到1540年，即圭查迪尼去世前两年，是他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著作。《意大利史》全书共20卷，涵盖1494年至1534年之间40多年的历史。对他来说，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是意大利历史的转折点，从此，“国家倾覆了，统治国家的方法改变了，战争艺术也变了……法国的入侵像一场风暴把一切变得面目全非”。每个国家以前对公共事务的审慎和耐心不复存在，强权武力决定着国家的命运。[45]正是这种变化激发圭查迪尼和马基雅维利等人去探究政治变迁的根本问题。1494年法国的入侵是圭查迪尼的《意大利史》的起点，他对这一灾难做了全面解释。
《意大利史》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历史著作的典范，其著作形式具有浓厚的崇古仿古倾向。圭查迪尼倾注其晚年的全部精力，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力求符合人文主义者所追求的古典文学标准，试图通过该书写作来获得文学地位。他甚至把西塞罗的名言抄录在《意大利史》手稿的背面，以此作为历史叙事的规则。[46]那段名言是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一书中关于历史写作的论述，他说：“叙述事件要求有时间顺序，有地点描写。由于人们对重大的和值得记忆的事件要求的首先是计划，其次是行动，最后是结局，因此，在叙述计划时需要指出作者赞成什么，在叙述发生过的事件时不仅要说明发生了什么和说过什么，而且还要说明是怎样发生的和怎样说的，在说明事件结局时要阐明清楚所有的原因，不管是偶然的，或是符合理智的，或是轻率的行为，最后在谈到声誉、名望都很昭著的人物时不仅要说明他们的业绩，而且要说明他们的生活和性格。最后，词语特色和语言风格要通顺流畅，轻松平稳如涌溢的流水，没有审判语言的严厉，没有诉讼语言惯有的尖刻。”[47]圭查迪尼认为，他的《意大利史》只有满足了古代历史写作的标准，才会被人们看作一部文学作品。他要写一部真正的人文主义历史著作，所以他把人文主义编史方法视作历史编撰的法则。他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以政治、军事事件为主线来叙述历史，只要行文中涉及非政治或非军事内容，他就会为自己没遵循这些法则而道歉。他经常使用古代历史家的虚构演讲词的文学手法，用它来呈现论辩双方的观点，强调与政府决策密切相关的事件，描述各社会集团的态度和目的，分析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际执行情况。在结构上，《意大利史》完全遵循人文主义者的编史方法，全书分为若干卷，卷下则按年代划分。他最初计划分全书为九卷，后来他认为二十是一个更完美的数字，于是，他重新调整了书稿，分全书为二十卷。[48]在语言风格上，《意大利史》与其早年的佛罗伦萨史形成鲜明对照，前者行文措辞非常典雅，竭力效仿古典语言风格，后者则清新质朴，不过分雕琢。然而，这种竭力仿古的做法实际效果并不好，“他那些煞费苦心的措辞，他那些过分西塞罗化的表达方式，使读者头痛厌烦。”[49]
除了历史著作风格外，人文主义历史观念也以一种更深刻、更基本的方式反映在《意大利史》中。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历史的目的是要为人们提供政治、道德教训。然而，由于人们逐渐意识到政治有它自己的规范和法则，所以对历史的垂训作用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对于许多人来说，历史主要是政治成功指南。那些使一切人类算计归于无用的政治灾难也是对这种实用主义历史观的致命打击。因此，在《意大利史》中，圭查迪尼似乎不承认历史有什么意义，该书给人的印象是历史没有任何目的。它的主题可以说是人类反抗命运的斗争和人类的悲惨境况。它能提供教训似乎是人类的无能，人类既绝望无助又狂妄自大。尽管人类无力掌控外部世界，但他依然是自身理智世界的统治者。理性使人类有力量去抵抗虚假之神的诱惑，看清自身抱负的虚妄，领悟世俗事物的真实价值。因此，虽然圭查迪尼不像其他人文主义者那样认为历史是用事例证明一般道德法则，从而为人们提供行为指导，但是他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了历史的道德价值的人文主义观念。他坚信，历史有助于人类对自身内在价值的领悟。圭查迪尼超越了人文主义者从古人那里继承得来的关于历史意义的思想观念，从此，历史研究不再是用事例讲授道德哲学，历史家没有必要去追寻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则。这样，历史家就能够集中注意力去描述独特的历史现象，致力于历史事实的考证，探究事物的不断变化。因此，历史家就具有了独特的作用，历史学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学科，历史的意义不再取决于外在的规定，其自身具有了真正意义。历史家既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解释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圭查迪尼的《意大利史》是古典历史学的最后一部伟大著作，又是近代历史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50]
圭查迪尼要记录他的时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时要证明事件理性解释的范围和限度，这就要求事件叙述的准确性。他像大多数分析事件因果关系的历史家一样，非常注重过去事件的准确记述。圭查迪尼的《意大利史》以叙事真实可靠而享有崇高的评价，然而，不完全是因为他叙事的真实性和深刻的政治洞察力才使现代学者称颂他的这部著作为“近代史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赞扬他这个人为“塔西陀与吉本之间最伟大的历史家”。他之所以得到后世赞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具体的写作历史的方法。他之前的历史家写作历史很大程度上依靠更早的历史的著述来叙述遥远的过去，依靠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证者的转述来记述当代事件。他们只是偶尔使用像档案或官方文件等非叙事资料，就是在使用这些资料时，他们也往往会添加其他资料。圭查迪尼颠覆了前人的做法，从第一部《佛罗伦萨史》到《意大利史》，他都主要根据周密的档案文献研究来写作历史，并用自己的观察和其他见证人提供的直接证据充实叙述。如前所述，布鲁尼、马基雅维利等人文主义历史家都注意到了城邦档案的重要性，并在写作历史时使用档案文献，但他们对档案的使用都不像圭查迪尼那样充分和审慎。他使用时，既不像布鲁尼那样受制于古典文学标准的制约，也没有马基雅维利的为我所用的独断。他是根据档案文献来重建历史，而不是利用档案文献来讲述关于过去的故事。
除了他根据档案文献来重建历史外，他的《意大利史》还像古代作家一样强调命运的作用。中世纪的历史家认为历史是上帝宏大计划的一部分，强调神意对人类事务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家以人为历史的主体，写作人的历史，突出人的因素对历史的作用，然而，他们并不否认在特殊时候命运的作用，把命运看作历史解释的补充因素。当然，在历史叙事和分析中融入对现实政治的反思和政治原则的阐释是圭查迪尼治史方法的重要特征。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基雅维利的历史方法相一致，重视现实经验和历史经验的价值，不过他对效仿古人，以及根据过去之事预测未来并不那么自信。原因在于他严格的法学训练使他既重视规则又不轻忽变化，苦难的经历使他看到人性的变化无常和突发事件的作用，进而领悟到命运的力量。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命运的打击是人生的现实，依靠人的坚强意志，学会恰当的理解，人类是可以战胜命运的。而对于出生显赫，早年仕途一帆风顺的圭查迪尼来说，命运变幻无常，逆境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更愿意把理性的解释与命运的支配作用结合起来，于是，更细致的人类动机的心理解释、把历史事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以及对历史批判方法更广泛的应用成为《意大利史》的突出特点。
虽然圭查迪尼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响，但是他证明命运的作用的方法是要准确探究历史事件的理性解释的限度，而且他直接关注的是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的理性解释。因此，政治领袖人物的心理和动机分析就成为历史家的重要任务。原来历史家不仅要描述事件的发生，还要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而在《意大利史》中，事件原因的解释则优先于事件过程的描述。圭查迪尼认为，人总是有个人利益的考虑，每个人的利益关注各不相同，满足个人利益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人的私利取决于各种因素，其本身变动不居。历史家通常是根据公认的善恶观来判别个人行为，而圭查迪尼在其《意大利史》中则将维护私利看作基本人性，是唯一不变的因素。人物性格不是固定不变的，不能简单以善恶来分别。他认为，人的品性只会表现于一系列事件中，并且为事件所改变和塑造。“圭查迪尼根据人物看得到的涉世行为来勾勒人物性格，其性格刻画达到了非常高的心理现实主义水平。”[51]敏锐的心理分析是他历史叙事的一大特点，书中描述了查理八世、阿拉贡的斐迪南和卢多维科·斯福扎等重要人物的性格，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尔虞我诈的残酷斗争对意大利人的影响。
圭查迪尼认为，人根据对实际情势的判断来做出决策，但行为结果并不总是如人所意料，因而人最终会根据出乎意料的结果来改变其意图。他探究了从事件发生到引起行为者心理反应的过程，他认为这一心理反应会使行为者产生新的意图，从而施行进一步的行为。于是，《意大利史》的叙事既有实际事件描述，又有历史人物的动机分析。圭查迪尼试图表现历史事件和人物动机是如何相互作用和反作用的过程。人的实际行为并不总是如理性分析的那样导致它应有的结果，相反，其结果往往为人的意愿和欲念所扭曲。因此，人的妄想和谬见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圭查迪尼要说明政治事件的理性解释的限度，这一企图使他的《意大利史》有了又一个创新，即他的历史著作的地理空间和编年框架不同于其他历史著作。我们称圭查迪尼的这部著作为《意大利史》，但他本人从没有用过这个书名。他提到这部著作时称其为“关于意大利事务的历史”。[52]圭查迪尼承认意大利因其文化上的优越性而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然而，他并不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坚信意大利会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因此，《意大利史》的主题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意大利，而是发生在意大利半岛上的事件。意大利的各种势力并不适宜于分别作为各城邦历史的主题来叙述，因为各城邦内部的发展与其他城邦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发生在意大利的所有事件又与发生在欧洲其他地区的事件密切相关。圭查迪尼认为，他必须要讨论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事情，“因为那里发生的事件常常与这里发生的事件相互关联”。[53]
圭查迪尼的著作的主题是由一个内在逻辑来规定的，其范围延伸到西欧其他国家是确定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必然要求。在讨论意大利事件时，他把德国、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发展囊括进来，从而证实了整个西欧密切联系。他对广阔政治场景的关注无疑与他担任佛罗伦萨外交官、教廷行政官员和教皇顾问的从政生涯分不开。他在其著作中融入自己的政治经验，这有助于使同时代和后世的人们意识到一个相互关联的国家体系的存在。在圭查迪尼看来，历史能够，而且必须划分为时期，而历史时期的划分应该取决于历史过程的内在性，而不是根据哲学或神学的假设。在1535年，圭查迪尼打算写一部回忆录来记述他担任教皇顾问，以及在科涅克同盟战争期间担任教廷军队指挥官的经历，其著作体裁准备效仿恺撒的《战记》。然而，到写《意大利史》时，他将回忆录的内容用到了这部著作中，作为第16卷和第17卷。圭查迪尼从写作恺撒式的评注转而撰写历史著作，或许是因为他试图通过写作历史来赢得更大的声誉。这部历史著作之所以要从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开始写，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追溯到因果链的起点，才能真正使那些事件真正得到解释。尽管《意大利史》非常冗长，但它是一个整体，其时空范围都取决于因果关联的原则。
圭查迪尼对繁多的细节和故事线索有非凡的把握能力，他描述和分析了1494年开始的意大利战争的前四年，呈现了“野蛮人”（法国人）的政策和野心，以及他的同胞的软弱和优势的逐渐丧失。这是一个开创性的综合历史叙述，其中有广泛的政治分析、人物刻画、谈判等事务的描述，而且充分利用了人文主义编史方法。虽然他毫无顾忌地诉诸超自然因素和事件来增强意大利灾难的戏剧性，但是他的焦点始终是人类心理和相互作用，以及人类历史的不断变化。像马基雅维利一样，他清楚地认识到，狐狸的方法最终会让位于狮子的方法，暴力和不义会得逞，他从自己的观察和探究中得出的结论比马基雅维利还悲观。或许正是因为其缺乏理想主义色彩，而又与其按照人文主义方式，准确和详尽的叙述相关联，所以，圭查迪尼被某些人认为是塔西陀和吉本之间最伟大的历史家。
马基雅维利和圭查迪尼开创的分析政治史风格从16世纪起在佛罗伦萨一直有人追随，在其他国家也有人效仿：德国有斯莱丹；法国有雅克-奥古斯特·德·图；英国是威廉·卡姆登，这仅仅是举其最著名者。历史和政治学的关系则为其他学者所加强，如与马基雅维利有同样思想倾向的克劳德·德·塞瑟尔，这位也是94年代的产物。他受人文主义的影响，相信所有古代文学中，“历史是最有益的”，所以，他曾经从事了一系列历史翻译，包括翻译修昔底德（从拉丁译本翻译），写作了路易十二时代的历史，最著名的是《法兰西君主国》。《法兰西君主国》是一部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同类的著作，其中有更多的历史比较，主要来自威尼斯史和罗马史。像马基雅维利和圭查迪尼一样，塞瑟尔认为历史研究的第一目的是“理解原因和结果”，这始终是政治分析的前提。
[1]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姚鹏、陶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2] 王挺之、徐波、刘耀春：《新世纪的曙光：文艺复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44页。
[3] Donald R. Kelley，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Law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7，I，p.236.
[4] Donald R. Kelley，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Law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7，I，p.238.
[5]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长老会议，其下有两个辅助班子，一个是12人的“贤人团”，另一个是16人的“正义棋手团”。这三个机构是共和国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十人军事委员会则是成立于1384年的一个特殊机构，最初只是在战时和备战期间的临时委员会，后来逐渐成为常设机构，权力越来越大。15世纪前期，它的职权范围包括对外宣战、媾和、结盟；对外派遣间谍和使节，雇佣并在战时指挥和管理军队等，有时也协助政府其他部门处理国内行政事务。由于十人军事委员会权力重大，其成员入选资格也非常严格，进入该委员会是佛罗伦萨公民的一种荣耀。参阅王挺之、徐波、刘耀春《新世纪的曙光：文艺复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6] Gary Ianziti，Writing History in Renaissance Italy： Leonardo Bruni and the Use of the Past ，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p.5.
[7] Eric Cochrane，Historians Historiography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p.15-19.
[8] On the problems of Bruni's age，see Donald Wilcox，The Development of Florentine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chap.3. 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9] Donald R. Kelley，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Law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7，I，p.239.
[10] Arn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66.
[11] Donald R. Kelley，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Law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7，I，p.239.
[12] Eric Cochrane，Historians Historiography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8。
[13] Eric Cochrane，Historians Historiography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p.8-9.
[14] Angelo Mazzocco & Marc Laureys （ed.），A New Sense of the Past： The Scholarship of Biondo Flavio （1392-1460），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2016，pp.180-181.
[15] Eric Cochrane，Historians Historiography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35.
[16] 关于比昂多的生平，参阅比昂多的《意大利详述》英译者序言，见Biondo Flavio，Italia illustrata ，Binghamton，New York： Global Academic Publishing，2005，xiv-xviii。
[17] Donald R. Kelley，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Law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7，I，p.243.
[18]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4页。
[19] Wallace K. Ferguson，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6，p.13.
[20] Donald R. Kelley，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Law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7，I，p.243.
[21] Beatrice R. Reynolds，“Latin Historiography： A Survey，1400-1600，”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Vol. 2，（1955），p.11.
[22] Beatrice R. Reynolds，“Latin Historiography： A Survey，1400-1600”，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Vol. 2，（1955），p.12.
[23] Paul F. Grendler，（editor in chief），Encyclopedia of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9，Vol.1，p.231.
[24] 关于《意大利详述》的内容，参阅比昂多的《意大利详述》英译者序言，见Biondo Flavio，Italia illustrata ，Binghamton，New York： Global Academic Publishing，2005。
[25] 参阅比昂多的《意大利详述》英译者序言，见Biondo Flavio，Italia illustrata ，Binghamton，New York： Global Academic Publishing，2005，xxx。
[26] Christiane L. Joost-Gaugier，“Book Review，”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37，No. 4 （Winter，2006），pp.1153-1154.
[27]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世俗祖国”理论，参阅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以及William J. Landon，Politics，Patriotism and Language： Niccolo Machiavelli's “Secular Patria” and the Creation of an Italian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Inc.，2005。
[28] Pasquale Villari，The Life and Times of Niccolo Machiavelli ，New York： Haskell House Publishers，1969，p.2.
[29] Pasquale Villari，The Life and Times of Niccolo Machiavelli ，New York： Haskell House Publishers，1969，p.45.
[30] Quentin Skinner，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153.
[31] 利奥·斯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32] 参阅马基雅维利《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2页。
[33] 昆廷·斯金纳：《马基雅维利》，王锐生、张阳译，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34]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页。
[35]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页。
[36]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2页。
[37]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8页。
[38]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6页。
[39] Felix Gilbert，History： Choice and Commitment . Cambridge，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51.
[40]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2页。
[41] William J. Landon，Politics，Patriotism and Language： Niccolo Machiavelli's “Secular Patria” and the Creation of an Italian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Inc.，2005，p.6.
[42] Mark Phillips，Francesco Guicciardini： The Historian's Craft，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7，p.4.
[43] Mark Phillips，Francesco Guicciardini： The Historian's Craft，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7，pp.32-33.
[44] Felix Gilbert，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New York： W.W.Nort & Company，1984，p.247.
[45] 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1页。
[46] Felix Gilbert，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New York： W.W.Nort & Company，1984，p.272.
[47] 西塞罗：《论演说家》，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251页。
[48] Felix Gilbert，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New York： W.W.Nort & Company，1984，p.274.
[49]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19页。
[50] Felix Gilbert，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New York： W.W.Nort & Company，1984，p.301.
[51] Felix Gilbert，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New York： W.W.Nort & Company，1984，p.292.
[52] Felix Gilbert，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New York： W.W.Nort & Company，1984，p.294.
[53] Felix Gilbert，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New York： W.W.Nort & Company，1984，p.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