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媒介与“泛文学时代”
20世纪80年代，毕竟是百废待兴、人人奋进的时代，“危机说”在“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氛围中自然不会引起太多关注。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众文化和现实生活中逐渐积累的种种矛盾与问题，似乎到了一个非有个“说法”不可的时候。值此之际，王晓明等人以极为低调的姿态引爆了一场极为高调的思想争鸣——人文精神大讨论。自此以后，有关“危机论”的讨论与反思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最早也最热烈的讨论出现在南方沿海城市，如上海和广州。上海作家协会理论组、上海《文汇报》文艺部和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合召开座谈会对此展开争论，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部分研究者举行“新时期文学危机讨论会”进行讨论。对于新时期文学是否存在危机，参与讨论的学者之间明显存在较大的分歧。否定者认为“危机”云云，危言耸听，但从理论上说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危机论最致命的缺陷是事实依据不够充分。文学是多元化、多层次的，而判断文学有否危机，不仅需要源于文学发展的宏观大势的“定性分析”，更重要的是要有实实在在的基于调研数据的“定量分析”。以作家创作观念保守、落后这种想当然的印象轻言危机，甚至涵盖整体，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关于创作中的理性和感性的关系问题也是文学危机论讨论中的热门话题。有些人认为今天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不是理性参与太多，而是严重缺乏理性。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方的文学艺术曾经过一个崇拜理性的历程，工业化使理性破灭了，才又提出非理性和感性，而中国自古以来就缺少对理性的尊重，理性思维贫弱。“文化大革命”，就是缺少理性的最好证明，8亿人口在感性的推动下盲目崇拜，愚昧成风。新时期以来，文坛上出现了一批以理性的冷峻目光透视历史、分析人生见长的哲理小说，文学与哲学结盟，哲学意识在创作中积极渗透、参与，这是我们文学面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良好开端。在我们目前的文学创作中，就是要大力提倡理性，而不是非理性。那种摒弃了理性的感性，只是一种低层次的感觉、感受，不可能产生伟大的艺术创造力，而缺少理性的作家，也绝不能够成为伟大的作家。[10]
今天看来，王晓明等人的上述对话所引发的“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讨论，不仅是当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且也是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这场时断时续的讨论中，多数人赞同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提法，认为它确实概括反映了文坛的现实，但也有一些持异议者。例如王蒙就不同意文学和人文精神出现了什么“危机”。他对“市场吞噬高雅的或严肃的文化事业”的说法表示怀疑。在他看来，市场不仅推出了大量趣味性、实用性的通俗出版物，也带来了诸多可喜的变化。例如，《中华读书报》《书与人》《大家》等一批严肃报刊的创刊；许多大型的、成龙配套的丛书、文库的出版；不少企业正在慷慨地资助演出及出版事业；对于文物保护的投入正在大幅度地增加；中国仍然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严肃文化期刊大国，《收获》《当代》《十月》《花城》《钟山》等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质量并正在做出新的努力。但如此乐观的似乎只有少数人。大多数人认为，新时期的文学及人文精神确实存在一定的危机，让人忧心忡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汤学智指出，当我们站在文学的今日放眼前瞻的时候，首先遇到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危机与危机感像一团不祥的阴影，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徘徊在文学工作者的心头；而且步入90年代以来，这阴影似乎变得愈益浓重，愈益可怕，以致搅得许多人神不守舍，心也慢慢地冷了。“危机首先直观地表现在物质层面。比如科研人员住房极度困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国家最高科研机构来说，至今还有一批相当知名的高级研究人员依然住着20几平方米的两居室；科研经费严重不足，许多重要学术刊物、学术会议不得不因此而压缩；工资低下，读到博士毕业，每月收入仅数百元；稿酬非常微薄，辛苦一年至数年写成一部书，要想出版还得自己拉‘赞助’筹资金，等等。知识分子这种自身的困境，再加上物价全面猛涨的社会经济环境，使他们感到格外窘迫，以至连急需的参考书也无力购买，供应子女读书更是倍觉吃力。此种境况令人难以理解。”[11]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危机固然首先表现为可见的物质层面的诸多窘迫，但更为深层的却是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痛苦。面对社会转型期的新的经济现实和文化现实，他们深感自己习惯了的传统理论和价值系统已失去统摄能力，正处在调整更新的“蜕变”期。旧的已经失灵，新的尚未建立，有心举步探索，又觉迷茫困惑，于是许多人跌入精神的低谷。他们发现，在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践中，很难找到满意的理论与理想的支撑点；面对一套又一套话语的众声喧哗，就是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本位话语，因此有人惊呼中国文论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这是一个理论上“多元”，却又很难找到自我、实现自我的时代。在中国现当代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如此众多知识分子心态失衡、精神彷徨的现象。[12]
就文学创作而言，市场经济冲击的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开始露出不少苗头。以王朔为例，他的小说表现出一种玩世不恭、随心所欲的人生态度，完全颠覆了“寓教于乐”和“教化”的传统文学观。“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这类貌似新潮实则腐朽的及时行乐意识，以幽默鲜活的北京话说出来，确乎令人印象深刻，但问题是王朔的本意究竟是认同还是反讽往往令人无法分辨。但有一点是他毫不避讳的，那就是以“码字赚钱”为荣，以“躲避崇高”自命。他笔下人物，好人不多，坏人不少。有人坑蒙拐骗竟然心安理得，有人吃喝嫖赌只图快活逍遥，“我是流氓我怕谁？”“千万别把我当人！”这些“艺术创意”与“文学主张”固然包含着愤世嫉俗的叛逆成分，但也不排除故作惊人之语的哗众取宠心态。
在后来结集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一书中，作者坦言：“如果不是为了几个钱，我是不在乎这几本书印不印的。……小说文体本来就不老实，动机就是取巧，可见会有多少矫情、吹嘘和虚饰在里面。青年作家总是可疑的，也无非是揭疤、自渎，摆明反抗一切，高调入世，看似特立独行，骨子里却难逃代代相传的文人梦谈。……世世代代高唱的人类赞歌指的是我们吗？如果是，为什么我总是感到羞愧和一次次堕落而不是心安理得和渐次归位？为什么会有小说这样合法的精妙的被推崇的虚构，还有那么多人从中获得安慰。”“关于文学，我越来越确定这是个人的事。这个世界很单纯，人和人之间需要的其实不多，相互了解只能横生误会。公众是个陷阱，为别人活着即便出自真诚也在技术上做不到。没有比想在别人记忆中不朽更自欺的。几千年算永恒吗？写作是一条狗，你不变心它就陪着你，也是一面镜，照着你自己，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13]王朔小说无疑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他的某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惊人之语，后来居然纷纷戏语成谶，由此不难看出，在王朔愤世嫉俗、痞里痞气的京片子故事背后，隐含着某些极为深刻却不易觉察的东西。王朔刚出道的时候就有人断言，“痞子文学”走红是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进入“速生速朽”时代的标志，不久之后，网络文学的崛起，是否进一步验证了这一预言的正确性？
在王朔作品玩世不恭的表象背后，不管是否真的隐藏着一些人文主义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立场，但它们的走红和畅销，恰逢人文精神失落和传统道德塌方却是不争的事实。王朔的成功并非偶然，也不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一不留神”就弄出了像《红楼梦》一样的好东西。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作品刺激了许多期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文学青年。不少人从中窥探到商业投机的可能性。于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就出现了“雪米莉”的“女”字系列小说，这是一个流水线作业的写作集团，几个人轮流24小时不间断写作，几十本粗糙而庸俗的“女”字系列出笼后，这几个人成了中国作家中第一批买车买房的人。这种被称作“雪米莉现象”的分工合作模式，在后来网络文学写作及其IP开发过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借鉴和发扬，并产生了非同小可的产业化影响。有些评论者将产业化特色太明显的作家作品排斥在纯文学之外，并摆出“纯文学之外存而不论”的架势，这倒恰好成全了文学市场运作者暗中保守“商业机密”的心愿。
其实，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纯文学”。以纯文学相标榜的贾平凹，在文人“下海”风头正旺的那阵子出版了《废都》，但图书策划者打出“现代版《金瓶梅》”的广告时，无论作者怎样掩饰，其写作动机和出版效果都无法逃脱“商业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批评。当然，《废都》并非作家“为稻粱谋”的个别现象，事实上这类以情色情节吸引读者的小说有如过江之鲫，其中还不乏名家名作。在《废都》前后，引起过轰动与争议的类似名作就有数十部之多。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贾平凹的《黑狗》《远山野情》、马健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老村的《骚土》、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等。必须指出的是，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商业化写作而言，“情色系列”小说只不过是其冰山的一角而已。
当然，作家也是劳动者，为稻粱谋本也无可厚非，但正如瓜农果贩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给瓜果喷洒毒药一样，作家不能为了稿酬或版税而在作品中贩卖腐蚀读者的东西。20世纪末，日渐商业化的中国文学，进入了所谓的“利益投机主义时代”，“隐私文学”“官场小说”“反腐文学”“网络文学”“另类写作”“美女作家”“妓女作家”相继出笼，纯文学期刊订数一落千丈，纯文学写作举步维艰，作家队伍日渐萎缩，整个文学领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少文学刊物在“关停并转”的整改过程退出了“市场”，不少艰难坚守的纯文学刊物也不得不祭出“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文化”的“旗号”，像地摊小报一样刊登更有新闻性和刺激性的纪实作品。作家队伍快速分化，或下海经商，或谋求仕进，或改写电视剧以图赚快钱，有些所谓的“作家”甚至投靠书商专营以抢劫、强奸、杀人、贩毒等为内容的“地摊文学”。一时间“快快发财”成为不少人生活的主要目标，某些“作家”“艺术家”居然毅然决然地要与“人类灵魂工程师”称号“划清界限”，一时之间，“渴望平庸”“躲避崇高”甚至“自甘堕落”，几乎成了一种“文化时尚”。
有批评家不无遗憾地指出：“即使一些评论界长期肯定的作家们，有些实际上也放弃了责任，开始了商业化的写作，他们把文学看成是一次性的筷子。贾平凹在《废都》之后又写出了变态情感的《病相报告》，先锋作家皮皮写出了《遭遇激情》《比如女人》，王海瓴写出了《牵手》，方方写出了《空镜子》。最过分的还是池莉，利用人们对她的良好名声，毫不节制地写出了《来来往往》《口红》《小姐你早》《有了快感你就喊》之类的通俗小说并改成影视，赚了个盆满钵满。这些写作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本操控，利润至上，而且在放弃个性、放弃社会责任的前提下，以迎合大众口味为创作方针，要么是影视、小说同时进行，要么是先写影视，然后再将影视剧本改编成长篇小说。由此，长篇小说就变成了对话台本，这种功利化方式严重地伤害了文学的品格，也使文学的名声一落千丈。”[14]
长篇小说的蜕变对当代文学而言是一种极为严重的危机。顾彬说过，当今世界文学的主流是长篇小说。他甚至认为“长篇小说就等于文学，文学就等于长篇小说”。在他看来，“现代诗在诗坛之外已无足轻重，当代戏剧也很少为了表演而创作”。“导致这种状况的与其说是发端于1989年的政局变化，还不如说是1992年以来持续繁荣并不断变化的自由市场，这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商业利益和对娱乐功能片刻不停的需求，决定了文学的命运。在此方面，读者、作者和出版商都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这对任何一种文类都不是好事，长篇小说作为其中最严肃的一种文类，受到的伤害也最严重。到最后，好的作品会被边缘化，只能藏在抽屉里或私下流传。”[15]顾彬的这些并不新鲜的说法，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视角看，市场实利原则与文学审美精神的矛盾与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但从积极的方面看，作家艺术家在经历市场经济的洗礼之后，不再徒劳无益地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们在充当“城市拾垃圾者”的角色的同时，也渐渐学会了市场实利原则下的各种生存技能，一些人在进取与退让之间暂时获得了心理平衡，一些人在妥协与抵抗之间守住了做人的底线。当作家艺术家终于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并调整好应对社会转型的心态之后，市场化的最大效益原则就开始释放出催人奋进的巨大能量，物质生产领域公平竞争机制被引入精神生产领域，极大地解放了文学生产力，并深入而持久地激发出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在这种背景下，当代文学的市场化危机似乎就要被克服了，但真正的文学危机似乎不在市场，大多数人认为，给21世纪的文学带来更大的危机与挑战的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媒介转向。
诚然，市场转向只是文学危机的一个侧面，科学技术带来的严峻挑战才是文学生存与发展所遭遇的最根本性的危机。当前文学最不容回避的困境与危机是媒介的革命性大转向问题。但不少传统文学批评家只是一味地沉浸于文学的“昔日繁华”，对媒介时代的文学困境与危机视而不见，这种“九斤老太”式的批评家即将被时代彻底淘汰，有研究者指出，我们可把精神的栖居之所寄寓于“文学乌托邦”，但终究不能把文学“乌托邦化”。“从整体上说，媒介时代的文学已进入一个‘泛文学的时代’。……具体地说，媒介时代的文学场景已是斗转星移、面目全非，如小说、诗歌等‘纯文学’的衰微，文学的产业化与商品化，虚构的游戏，文学的转移或‘滥用’等。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传播及其传播媒介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生存手段。”[16]
单就新媒介语境下文学存在形态而言，作家创作和读者阅读的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人们不像传统社会的读者那样拥有大量闲余时间，可以反复细读文学作品。对现代读者来说，精细地鉴赏已被类似信息搜集的方法所代替。‘文化快餐’的现象越来越风行。严肃文学似乎陷入生存的窘境。”[17]当然，也有一批生命力顽强的纯文学作家，面对市场和媒介的双重冲击，仍然能做到发奋图强，与时俱进，不断创作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来。一个看似矛盾却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尽管文学危机、文学边缘化甚至文学消亡的惊世之论都持之有故，有理有据，不容怀疑。但与此同时，当代文学领域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内涵深刻、思想深邃、情感浓烈、技艺精湛的优秀作品，这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我们所说的“文学危机”，是文学面临市场冲击与媒介转向时所遭遇的一种“危”“机”并存的境况。“危”是“危险”的“危”；“机”是“机遇”的“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试图在“生存危局”中寻求“发展机遇”，在“发展机遇”中拯救“生存危局”。这当然只是一种美好的主观愿望，究竟如何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或许我们首先应确定看待文学市场化危机和新媒介转向的立场与方法。
在上述种种相互矛盾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当前文学的危机，说到底不过是传统文学面临“市场竞争”与“技术挑战”的考验时所呈现的种种变局与表象。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当前文学所面临的“生存危局”与“发展机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看，我们的基本方法是——秉持主流意识考察历史流变，坚持大局观念审视当下问题，坚守发展理念，放眼文学未来。
让该腐烂的尽快腐烂吧，网络时代必将拥有一个全新的文学世界。
[1] 谢冕：《辉煌而悲壮的历程——〈百年中国文学〉总序》，《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2] 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3] 朱向前：《1993：卷入市场以后的文学流变》，《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93年第2期。
[4] 公刘：《九三年》，《文汇报》1994年9月1日；又见《公刘随笔》，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950页。
[5] 这一论题，可参见《北京青年报》1994年3月6日的相关讨论。
[6] 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7] 吴德利：《阐释与批评——文本阅读的立场和方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页。
[8] 许苏民：《人文精神论纲》，《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5期。
[9] 相关论题更详细的评介可参见《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第3版，《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10] 冯丽容：《关于〈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讨论动态》，《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11] 汤学智：《危机与生机并存——对文学的前瞻》，《文艺评论》1997年第1期。
[12] 韦伟主编：《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前沿若干重大问题》，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13] 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4] 韦伟主编：《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前沿若干重大问题》，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15] [德]顾彬：《高行健与莫言：再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危机》，陶磊译，载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3（秋冬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页。
[16] 张邦卫：《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17] 苏瞻红：《文人“下海”·文学的危机与生机》，《探求》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