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科举之路与拜师康有为
一 家庭教育及追求科举功名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县一个乡村士绅家庭，他自小受学于祖父及父亲，由于天资聪颖，他颇受祖父宠爱，除了接受蒙学教育，还常听祖父谈论古代豪杰哲人的名言轶事，尤其是宋明灭亡的国难之事，这种家学的熏陶对他日后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感应产生了重要影响。6岁后，他随父亲梁宝瑛（字莲涧）学习中国经史，梁父慈祥又严厉，由于对梁启超寄予较高的期望，因而对其读书及言行举止都严格要求，而梁启超也不忘父教，学习刻苦，“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表现出极高的资质。其母赵氏的慈教和言行，也是影响梁启超一生立身行事的一大动力。可见，梁启超的人格形成、为人行事等诸方面，与其自小所受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光绪十年（1884年）12岁的梁启超即中秀才，但视野非常狭窄，只是日治帖括，“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3]。1887年，梁启超入广州学海堂，治训诂辞章之学，几年苦读奠定了扎实的经学基础。1889年，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中举人第8名，也因获得主考官李端棻的赏识，而收获了一段美好姻缘，1891年冬十月，他与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1869—1924）在北京喜结连理。
自1890年至1895年，梁启超曾三次入京参加会试，皆不中。最后一次是在1895年春天，他与康有为（1858—1927）同时入京会试，由于主考官徐桐是守旧派，反对变法维新，谓广东省考卷中有才气者必为康有为，不予录取，在阅卷时他误以梁启超卷为康有为卷，故弃置不用，最后康有为高中进士，梁启超却名落孙山。但副考官李文田对梁启超的文采十分赞赏，在卷末题“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梁启超这次虽落榜，但无论是主考官的张冠李戴，还是副考官的惋惜，都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他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是年三月，《马关条约》签订，消息传来，康有为联名公车3000人上书拒绝议和，请求变法。“公车上书”是梁启超参与实际政治活动的起点，从此，他告别学堂生活，走上了变法图强、经画国运的道路。
二 师从康有为及维新思想之形成
在梁启超的求学经历中，最重要、也最应着笔墨的是万木草堂时期，这是他从学于康有为、奠定一生学问基石的阶段。
1890年，梁启超赴京会试，落第之后取道上海南归，购得徐继畲编的《瀛环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眼界大开。这一年也是梁启超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他通过同学陈千秋的引荐结识了康有为，被康氏博大恢宏的气象和学识所深深折服，很快退出学海堂转投康门。
在见康有为之前，梁启超因自己少年及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辞章学，颇有所知，故内心不免有几分自得，且当时康氏不过是一个监生，连举人都不是，所以梁启超对于陈千秋谓康有为之学“为吾与子所未梦及”这样的评价还稍持怀疑态度。及见到康氏本人，听其言，则振聋发聩，受到极大震撼。梁启超这样描述他初见康有为时的情景：“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4]短短十几个小时的交谈，便使梁启超这个年轻人大脑被洗了一遍，决心舍去旧学而追随康氏，足见康有为之人格魅力和感染力。徇梁启超和陈千秋之请，康有为于1891年讲学于广州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5]
万木草堂的教育旨趣、内容和方法，从《长兴学记》可窥一斑。康有为“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6]。康氏有感于宋明学者太重讲学、流弊遂成只讲学而不读书，清代学者只知读书而不讲学，以致“读书之博而风俗之坏”，所以万木草堂的教学形式，以读书和讲学相结合，以防有所偏弊。本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学术纲领，康有为对于学生的要求主要在三个层面：一是要树立高远志向，“志于为仁义之道”，如此方能不受高科美官、货贿什器等外物欲望的诱惑，克己慎独，养心厉节，“成金刚不坏身”。二是既要培养自身的良好品质，敦行孝悌，又要广宣教惠，推行仁道，改变社会风气，以尽士人之责任。三是学要广博并能致用。除了义理、考据、辞章，还有经世之学；除了科举之学，还要适应时代需要，掌握图谱之学和枪械的使用之法，以备缓急之用。总而言之，万木草堂的教育，是对学生德与智、学识与能力等全方位素质的培养，也为后来的变法维新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和人才。
万木草堂的求学生涯，不仅奠定了梁启超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而且开启了他改良政治的意识，形成了变法维新的思想。这就不能不提到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学自东汉以后便逐渐湮没无闻，至清朝乾隆年间，庄存与首先倡导，经刘逢禄、宋祥凤和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努力，终于开创了今文经学复兴的局面。今文学派推崇《公羊》之学，故称为“公羊学派”。钱穆评论庄存与说：“庄氏为学，既不屑于考据，故不能如乾嘉之笃实，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寻求义理于语言文字之表，而徒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又往往比附以汉儒之迂怪，故其学乃有苏州惠氏好诞之风而益肆。”[7]阮元也曾谓其“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又谓其“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8]。可见今文经学在学术性格上具有异端色彩，但就是晚清今文经学的这种异端性格，在龚自珍（1792—1841）那里超脱了传统经学的藩篱，产生了富有近代特色的社会批判意识，在对摧残个性的专制制度的痛斥中唤醒了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9]经学传统在晚清的流变，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通经致用”“以经术饰政术”，且因其实践指向终至因转型而终结。[10]这一特征到康有为这里，表现为将今文经学与变法改制联系在一起，由此，今文经学成为中国近代维新派之变法思想的一块重要理论基石。
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另一理论依据是改制说。在任教于万木草堂期间，他著有《新学伪经考》（1891年刊行）和《孔子改制考》（1897年问世）二书，《新学伪经考》认为西汉经学没有所谓古文，凡古文皆刘歆所伪作，目的是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以佐王莽篡汉。此书一出，在当时中国政治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梁启超评之说：“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11]如果说《新学伪经考》是飓风的话，那么《孔子改制考》则是火山大喷发、大地震。《孔子改制考》谓《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又言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不过是孔子所托之人，其盛德大业都是孔子所虚构的；不惟孔子，周秦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康有为喜言“通三统”“张三世”，所谓“三统”，指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所谓“三世”，指人类历史要经过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发展过程，并且是愈改而愈进。改制说是康有为维新变法主张的理论依据，其意义同时也在于，既然六经都不过是孔子的托古之作，那么数千年来所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都是值得怀疑的，由此就“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其次，康有为虽然推崇孔子，但是既然孔子创学派和诸子创学派之目的和手段并无二致，则孔子与诸子实际上处于同等的地位。由此，“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12]。
梁启超接受了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也逐渐形成了变法维新思想。他在1896年通过严复的《天演论》译稿接触了西方的进化论之后，就将“三世说”和进化论有机融合，作为其变法思想的理论基础。阅读梁启超的著作，不难发现，他非常习惯于在进化论的理论框架中论述社会政治问题。
从学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识可谓突飞猛进，连载于《时务报》、颇显才华的《变法通议》便足见他在万木草堂收获巨大。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四五年间，其治学实现了三大历史性转变：“在学习内容上，由治帖括之学、训诂之学向治经世致用之学的转变；在治学方法上，讲求‘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故能突破传统的‘经学家法’，借助西方学术来改造和建设中国学术；在学术精神上，不再走‘我注六经’汉学家之旧路，而是以‘六经注我’陆王学派之精神，努力把中国旧学向洋溢着近代精神的新学‘提升’‘推进’。”[13]这一时期梁启超是否已经达到借助西方学术来改造和建设中国学术的高度，或还有待商榷，但康有为对于梁启超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梁启超曾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14]，此言可能含有表达对恩师的尊重和感激的成分，但也说出了部分事实。
康有为是个颇自负又执着的人。当时有人认为康有为取字“长素”，乃是自觉超过素王孔子，故用“狂悖”二字来形容康氏及其弟子；章太炎也对于康有为门下弟子视其老师为“南海圣人”且将有符命等语颇不以为然，以为“此病狂语，不值一笑”[15]。不过作为士人，康有为无疑又是值得尊重的，他有着极强的忧国忧民意识和使命感。正是自负执着的性格和忧天下的情怀，使他有勇气向皇帝上书直谏，并且即便上书不达也一而再、再而三上书。他一方面坚持直谏于君主，另一方面从事着培育人才、传播维新思想的工作，以图来日，“直线”与“曲线”两种救国路径，在他这里并行不悖地进行着。
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关系很微妙，与其说康有为“亦师亦友”，不如说二人是师徒更合适，因为康氏素来重师道尊严，虽然他看重和欣赏梁启超这高足之才，却总希望徒弟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行事，比如在听闻梁启超与孙中山私下往来且有革命之倾向时，便怒呵徒弟如斥小儿，命令其即刻赴檀香山以远离孙中山。早已成年的梁启超，很多时候却还是只能奉师命而为，恐怕他也有太多无奈吧。由于康有为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戊戌变法之前的梁启超，具有了双重角色和属性：一方面，康有为的教导和感召，使他成长为一个不可小觑的、具备未来思想大家潜质的青年才俊；另一方面，由于康有为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梁启超还无法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思想家，他只是“康有为的弟子”，甚至是“影子”，换句话说，那时的他一直是生活在康有为的光环之下。虽然走出万木草堂后，他的活动大致是自由的，但思想上还是受康有为的影响和支配，他自己也说过，1896年的变法之议也都是闻之于南海。如果不是变法失败逃亡日本，他在人们印象中的这一角色和身份定位，可能很长时间都难以改变。
尽管梁启超在行动上是康有为的追随者，在思想上当时也与康有为一脉相承，但其实二人在观念上有不少扞格之处。实际上，康、梁之间的学术分歧，在1895年便已露端倪，此可以梁氏本人所言为据，他说：“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16]所以他在30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也不甚谈“改制”，对于康有为的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也时时予以辩驳。此外，他因为受黄公度（1848—1905）和严复的影响，渐渐放弃保教主张，后来甚至因为反对保教，与康有为发生意见冲突。至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不久，二人更是由于对“自由”等问题的态度不同而思想走向分途。
二人的分歧，按梁启超的分析，首先源于性格上的差异。他这样评价康有为和自己：“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17]“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18]这种性格差异，当然不是二人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但却是他们在政治和思想学术上走向分途的心理基础。从中国近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歧未尝不是好事，以梁启超的学术地位，他作为学生对于老师的超越，恰恰为中国政治思想的近代转型提供了更多的思想动力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