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墓碑是国内外通用的丧葬用品。从整体而言，国内墓碑的研究呈现两个大的阶段，一是金石学研究阶段，二是考古和综合研究阶段。

（一）金石学研究阶段

由于历史的习惯，墓碑研究一直以来属于金石学中“石”的研究范畴，在石刻研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金石学对墓碑的研究首先在于提取史料佐证，如陆和九先生在《中国金石学讲义》一书中所言：“洪水时代无论，已由石器时代进而为玉器时代，于是乎镂石之法兴，欲考历代种族之区别，疆域之开拓，社会之习尚，文化之变迁，宗教之流传，均易取资金石以为佐证。”[14]其次是文字考释和欣赏书法，主要受清代考据之风和“碑学”的影响，使得一些古代墓碑备受关注，成为个案研究的对象。

有关金石的著录与研究，肇始于汉、魏。《史记》《后汉书》《洛阳记》《西征记》等，最先著录了秦代刻石。北朝郦道元《水经注》则比较详细地著录了汉魏碑刻120余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引有南朝梁元帝时编纂的《碑英》百二十卷，是集录碑文资料的第一部专门著作。此书虽早已亡佚，但是仍可说明，早有学者关注石刻上的文献价值。这些研究著录当为我国金石研究之滥觞。

从北宋开始，金石学形成了一定的研究体制和初具规模的理论构架。宋学者在金石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与贡献突出，如吕大临《考古图》、王楚《博古图》、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和洪适的《隶释》《隶续》等为历代金石著作的典型代表。其研究以史料校勘、文字考释与考证为主。墓碑散见其中。金、元、明三代，碑刻研究转入低潮，明代虽有陶宗仪、杨慎、都穆、赵崡、郭宗昌等人的努力，但终未跳出宋人窠臼。

进入清代以后，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金石学复兴。现今的金石著作大部分都是清人所作，对于宋以来的研究成果，不仅得以全面继承，且拓宽了原有的研究范围，补充了新的研究方法。著录较丰者，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王昶《金石萃编》、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孙星衍和邓澍《寰宇访碑录》、吴式芬《捃古录》、冯云鹏和冯云鹤《金石索》、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叶昌炽《语石》等。“其收录之皇皇，审定之详核，考察之精细，是前所未有的。”[15]清代中期，受清代乾嘉学派考据之风的影响，书家开始注意并重视汉魏六朝碑志书法，在钱大昕、桂馥、邓石如、黄易等人的实践和随后阮元、包世臣等人的理论支持下，遂形成了碑学书派。[16]对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重在考释勘补和书法鉴赏，偏重题榜铭刻文字，对纹饰则很少加以注意。大多学者甚至仅以收集的文字拓片为研究资料，并未穷涉墓碑的全部内容。

（二）考古和综合研究阶段

20世纪初，由于新文化、新思潮与新的学术研究方法不断被引进国内，以往传统的金石学研究方法随着考古调查和田野发掘的深入开展，新的石刻接连不断地被发掘出来，学术界逐渐将石刻研究与考古学方法结合起来。对于新发现的碑石，发掘单位一般都进行了有关碑石刊立时间、地点、有关人物以及碑石铭文内容涉及的史实等方面的考证与介绍，积累了很多石刻学方面的资料。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工作。各地对于碑刻材料都陆续进行了调查统计与保护工作。尤其是对明清以来的近代碑刻材料的收集工作，这是以往未曾做过的[17]。并出版了大量古代碑刻的图录与录文汇编，例如民国时期罗振玉著录的《昭陵碑录》（1914）、《汉晋石刻墨影》（1915）、《唐三家碑录》（1917）、《西陲石刻录》（1917）。新中国成立后有吴文良著《泉州伊斯兰教石刻》（1957）、广西民族研究所编《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1982）、孙太初著《云南古代石刻丛考》（1983）、山东省文物总店编《山东秦汉碑刻》（1984）、高文编著《汉碑集释》（1985）、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1989）、高文和高成刚合编《四川历代碑刻》（1990）、张沛编著《安康碑石》（1991）、谢佐等编著《青海金石录》（1993）、张沛编《昭陵碑石》（1993）、董国柱编著《高陵碑石》（1993）、张鸿杰主编《咸阳碑石》（1994）、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1995）、大理市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大理古碑存文录》（1996）、陈显远与吴钢合编《汉中碑石》（1999）、李楚荣主编《宜州碑刻集》（2000）等。

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除了沿用传统的金石学考据外，出现了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如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艺术学、碑刻学和宗教学等综合性研究。开始注重石刻的大环境、出土情况、石刻的形制特点、雕刻技法、图像内容的解释和考证、时代特点、文化特征等。诸多学者成绩斐然，如郭沫若、马衡、孙贯文、俞伟超、周绍良、徐萍芳、黄永兴、赵超、华人德、蒋英炬、吴文祺、徐自强、赖非等。

从网络搜索来看，全国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与墓碑相关的论文达1100多篇，主要侧重于书法、文字学、文学、文献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面。相比之下，与设计学有关的碑刻论文寥寥无几。金晖的《湖北利川民间墓碑石刻艺术的审美特点研究》（2004）、余继平的《乌江流域墓碑雕刻艺术研究》（2008）先后发表在《装饰》期刊上。还有5篇研究生毕业论文与墓碑有关：辽宁师范大学李贵银的《先唐纪功碑与墓碑的发展与演变》（2005）、贵州大学李德品的《东汉碑铭文研究》（2008）、北京大学张云燕的《墓碑的起源和早期建制》（2008），从专业方向看这三篇论文皆属文献学一类；山东艺术学院杨子墨《汉魏晋南北朝石碑形制研究》（2011）从石刻书法学的角度对汉魏晋南北朝的石碑形制与功用进行了分期研究，苏州大学王文广《中国古代碑之设计》（2012）对功德碑、纪事碑、造像碑、墓碑、方尖碑等碑类的形制、纹饰、空间、工艺进行了研究，但未曾涉及墓碑本身的历史沿革和丧葬文化特征。

国外墓碑属于雕塑一类，其研究也在雕塑研究范围之内。在设计方面，既往研究主要将墓碑作为墓园的组成部分，对墓园功能、构成要素、基本规划设计理论、生态设计手法和管理运营等方面都有较详尽的探讨。墓园规划设计理论研究在国外已经相当成熟。日本在1959年由政府发布了包括墓地配置、规模、设施等内容的墓园规划设计标准。在德国，大学里开设了墓园专业，学制三年，对其历史、文化、墓园设计进行研究。美国景观设计师阿多夫·斯卓驰（Adolph Strauch）于1887年创立了美国墓园管理协会，并通过F.J.汉斯（F.J.Haight）的《现代墓园》（Modern Cemetery）（1890）宣告墓园设计师的专业化[18]。

墓碑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除了受当时丧葬习俗的直接影响外，还受历史上各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孤立地、局部地、零散地研究它们，不做整体探讨和研究，就很难接近墓碑发展的事实。这要求客观地掌握以上各方面对墓碑的整个发展所起的作用，分析和考察墓碑与其全部联系后而形成对其设计规律的认识。也正是前贤及时贤的筚路蓝缕之功，为笔者的研究增添了底气和勇气。本书将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设计研究的角度综合地发掘墓碑的实用功能、审美功能和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