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一）选题缘由

墓碑对于我们既熟悉又神秘。熟悉的是，它作为逝者的标识一直是丧葬的一部分，流传至今。神秘则在于我们对墓碑的起源、历史沿革、文化功用和设计审美等却是雾里看花，不甚了了。本书以中国传统墓碑的历史沿革、文化形态、艺术特征为核心，力求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对中国墓碑进行全面梳理、分析和深入研究，以期呈现它的肇始、演进、兴盛的整个过程，彰显它的文化价值、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并揭示和反思传统墓碑艺术在现代墓碑设计中的流失现象。

1.“墓碑”的界定

《中国民俗词典》中的“墓碑”条：“墓前所竖的条石，上刻死者姓名、言行、生平等，有子孙、弟子、友人等为之撰文，也有死者生前撰文自立者。”[1]

《中华传统文化粹典》解释得更为详细：“汉族及部分少数民族丧葬习俗。指立在墓前或墓后的石碑，上刻碑文，记载死者的姓名、年龄、生平事迹等。秦以前多为木制，汉以后改为石制，以垂久远。东汉立碑风盛行，有多种文体，有铭，亦有序。立碑之风历代沿袭，相传至今。民间立碑一般都为长方形青石，除刻有死者姓名及生卒年月，还刻有立碑的子女及孙辈姓名。立碑时还举行一定仪式。旧时也有死者生前撰文自立的。”[2]

赵超先生从石刻学的角度定义了墓碑：“立于死者墓前，书明死者履历、姓名、家族，赞颂死者生前功德业绩，是陵墓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3]

以上三例释名涉及中国墓碑的民俗文化、丧葬功用、形制材料、碑文体例、陵墓建筑等，却未提到墓碑的雕刻、装饰和铭文艺术等设计元素，实属约定俗成的解释。本书在其基础上，以墓碑自身的历史发展和中国传统丧葬文化为导向，综合性地发掘墓碑的文化形态和设计艺术特征。

2.与墓碑相关的几个概念

（1）墓碣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碣，特立之石。”“碣”为孤立的一块巨石。李贤在注释《后汉书·窦宪传》中“封神丘兮建隆嵑”一句时说：“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嵑亦碣也。”将碣的外形特征表述得非常清晰，即上小下大的圆石。

从碣的本意来讲，有标榜、标识的作用。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引载《周礼》：“凡金玉锡石，楬而玺之。”注云：“楬，如今题署物。”《汉书》云：“庵寺前，揭著其姓名。”注：“名揭，找也。”封演认为“揭杙于庵处，而书死者之姓名，楬音揭。然则物有标榜皆谓之揭。”又说：“其字本从木从曷，以石为墓碣，因变为碣。”

图1-1-1 战国《守丘刻石》

综合上述，所谓“墓碣”，是一种用来标识墓地，顶圆底平的天然大石头。现存最早的墓碣是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地发现的《守丘刻石》（战国，无纪年），外形为长方半圆首形，长90厘米、宽50厘米、厚40厘米。上刻篆书两行，共19字。据李学勤先生的释文大意是：“为国王监管捕鱼的池囿者公乘得，看守陵墓的旧将曼，敬告后来的贤者。”[4]（图1-1-1）从释文来看，虽然没有墓主姓名及生平，但守墓者人名、职业及立石目的已经具备了后世墓碑的某些内容。

其他较为著名的墓碣有西汉的《麃孝禹刻石》（河平三年，前26）、《莱子侯刻石》（天凤三年，16），东汉的《任尚刻石》（永元元年，89）、《焕彩沟刻石》（永和五年，140）[5]等。魏晋以后，墓碣的颂功纪事功能逐渐与墓碑无异，墓碣这一形式被墓碑所取代，较少见了。到了唐代，人们已经开始碑、碣不分，如《潘师尊碣》（圣历二年，699）是一个既大又方的碑，首行所题名称，仍自称为“唐默仙中岳玄先生太中大夫潘师尊碣文”。有些墓志铭标题也自称“碣”，显然此“碣”跟形制已无关，旨在功用上的引用。宋《营造法式》石作部分将“赑屃鳌坐碑”称为“碑”，而将素面无装饰的碑首和简单规整的石座或须弥座称为“笏头碣”。在大量实例中也确有造型复杂与简洁之分，但在名称上往往不严格区分而统称为“碑碣”，或简称为“碑”。

（2）墓阙

墓阙，西汉已出现，是树立在墓前的一种标志性建筑。由仿效“用来登高望远”的门阙而来。阙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对称的二阙无论形状，还是大小都完全相同。一般高4～6米，大多由石块垒砌而成，由阙顶、阙身和阙基三部分组成。阙身上往往有分层雕刻的各种浮雕画像或铭辞。

图1-1-2 东汉《武氏石阙》

东汉是墓阙发展的顶峰时期。保存至今的墓阙有20多座，主要分布在四川、山东等地。现存最早的墓阙是四川梓潼《李业阙》（建武十二年，36），阙上文字不多，上刻隶书“汉侍御史李公之阙”八字[6]。四川渠县《沈府君神道阙》（延光年间，122～125），右阙阙身题：“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左阙阙身题刻“汉新丰令交阯都尉沈府君神道”。简单地刻写了墓主朝代、官职和姓氏，这与墓碑的额题近似。山东嘉祥《武氏石阙》（建和元年，147）（图1-1-2）所刻铭文内容较多，曰：“建和元年，太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月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绥宗、景兴、开明使石工孟孚李、弟卯造此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师子，直四万。”如此刻铭，受时风影响，表明逝者家人的尽孝之举。

图1-1-3 东汉《高颐阙》

此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四川芦山《樊敏阙》（建安十年，205）和雅安《高颐阙》（建安十四年，209）（图1-1-3），山东莒南县孙仲阳阙[7]（元和二年，85）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数量和规模就远不如汉代了，并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3）神道柱和神道碑

神道柱是华表形状的圆形柱子，成双成对地树立在墓前神道两侧，用来标识神道的位置。墓阙自魏晋以后逐渐消失被神道柱代替。《水经注》中的“洛水”“清水”等条多有关于墓前石柱的记载。在东汉至隋唐的陵墓遗址中都有发现，一般由底座、柱身、方额和柱顶几个部分组成。上部的方额是用来刻写铭文的，铭文通常都是“某某之神道”。1978年12月，在河南省博爱县聂村出土一件晋代的墓地神道柱，存有柱身与底座2节，高3.1米，上部的方形碑版上刻有“晋故乐安相河内荀府君神道”的字样[8]（图1-1-4）。比较独特的是南朝梁时的一些神道柱，其中一柱方额上的文字为反书。如《太祖文皇帝神道柱》（天监元年，502），两柱的方额上各题“太祖文皇帝之神道”楷书八字。《萧景墓神道柱》（普通四年，523）柱额正书反刻“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

图1-1-4 西晋荀府君神道及柱额

神道碑，立于神道两侧相互对立之碑。南京现存的梁临川靖惠王萧宏、梁安成康王萧秀墓前均保留着左右对称的神道碑。并且与神道柱一并成为神道上重要的石刻组成部分，如萧融墓神道石刻（图1-1-5）。汉代至北朝时期将树立在冢墓正前方的碑刻称为“墓碑”，在神道两侧称为“神道碑”，两者区分明显。南朝以后，神道碑与墓碑渐渐混为一谈，不加区别。隋唐时期，墓冢前仅立一座墓碑，已无树立神道碑的习俗，但在墓碑的一些铭文中却往往还是自称神道碑。如《颜勤礼碑》（大历十四年，779），“唐故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君神道碑”。

图1-1-5 南朝梁萧融墓神道石刻

（4）墓志

墓志又叫“埋铭”“葬志”等，是封建社会重要的附葬品，随棺埋在墓穴中。记载死者生平事迹、卒年、葬期，一般多采用石、砖，少数亦有铁铸品、陶瓷品。墓志的形状大多是盝顶盒式，或称“覆斗形”，分为志身、志盖两部分（图1-1-6）。入葬时，志盖覆盖在志身之上，起到保护志身铭文的作用。志身一般是方形石板，边长30厘米至100厘米不等，用来铭刻墓主生平功绩，有些还刻有华丽的纹饰。志盖和志身大小相同，用来刻写墓志的题名，题名外侧斜面（四面）称为“杀”，“杀”上多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图，十二生肖图、天干地支、八卦符号等图案或花纹。少数墓志志盖上安装铁环铁链，固定在四角或斜对角上。

图1-1-6 唐《大唐故杨府君墓志》

关于它的产生，华人德先生在《谈墓志》[9]中详细地论述了墓志起于“铭旌”[10]，铭旌早在周代就产生了。汉代属于墓志性质的刻石数量多，形式杂，如刑徒葬砖、石棺石椁名、墓室题记等各具特色，并逐渐稀少。魏晋时期由于碑禁、动乱、好名成风等诸多因素，墓志单设石质流行于世。这一时期受墓碑的影响，形同墓碑，如西晋《徐夫人菅洛碑》（永平元年，291）、《成晃墓志》（元康元年，291）、《张郎墓志》（永康元年，300）和北魏早期《韩显宗墓志》（延昌三年，514）等，不仅具碑形，而且自名为“碑”。

（5）墓表

墓表实际上与前面提到的神道柱和墓志有同类之属，只是称谓不同而已。“两个不同的名称用于同一件事物，只是由于作者的认识和习惯的不同，而随意选用罢了。”[11]

据文献记载，墓表应始于先秦，《太平御览》即载有“燕昭王墓前华表”。西汉墓表有了进一步发展。《汉书·淮南厉王长传》云：“葬之肥陵……又附聚土，树表其上，曰：‘开章死，葬此下。’”颜师古注：“表者，竖木为之，若柱形也。”又《汉书·原涉传》云：“初，武帝时，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谓其道为京兆仟。涉慕之，乃买地开道，立表署曰南阳仟。”以上提及的墓表是立于墓前，具有标志墓地的作用，一般书有墓主的人名和葬地，有一个初以木制，后改石制柱形的过程。其作用、形制与神道柱无异。如南朝萧景墓神道柱也叫萧景墓表。

图1-1-7 后秦《吕他墓表》

十六国时期，墓志的独特作用得到了进一步肯定，这一时期的墓志多题为“墓表”，如《吕他墓表》（弘始四年，403）（图1-1-7）、《梁舒墓表》（太元元年，376），额题“墓表”二字。有专家认为这里的“表”不是“表颂”，而是“标帜、标记”的意思，“墓表”，也就是“墓之标记”。它的作用正像马衡先生所说，“盖墓志之作，本以陵谷变迁，使后人识其墓处”，而不像墓碑立于地上，“与人以共见”。

（6）墓塔和塔铭

“塔”又称“浮屠”或“浮图”，是一种古印度佛教建筑形式，最初专门用来埋存佛祖的骨灰、舍利、牙、发等，成为佛教徒崇拜的对象。墓塔通常称为葬塔或灰塔，当名僧或高僧圆寂后，教徒们建塔安葬其遗骨。其外形从印度的覆钵形转变为中国的楼阁式、亭阁式、密檐式等。

一般墓塔正面都有塔额，上刻铭文，称为“塔铭”，又名“塔下铭”“灵塔铭”“身塔铭”等。塔铭的文体、内容及埋设目的均与世俗墓碑相近。清人叶昌炽说：“释氏之葬，起塔而系以铭，由世法之有墓志也。然不尽埋于土中，或建碑，或树幢，其纳诸圹者，或用横石，修一之，广倍之；或方，径不逾尺。其通称为功德塔。”[12]由此可见佛门专用的“塔铭”，是介于世俗墓碑与墓志之间的一种形式。

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塔铭如欧阳询书《化度寺碑》（贞观五年，631，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基公塔铭》（永淳元年，682，全称《大慈恩寺大法师基公塔铭》）以及《玄奘法师塔铭》（开成四年，839）等。此外，有些在家修行的居士死后也有建塔刻铭的，如唐代《王居士砖塔铭》（显庆三年，658）。

（二）墓碑研究的意义

墓碑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如文物价值、文献价值、艺术价值等，为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宗教史和书法史等研究提供了原始的文字资料和图像记录。但从艺术设计学的角度研究墓碑，在学术之林中显得较为冷寂。本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收获。

其一，墓碑作为墓葬文化的物质体现，其形制体例、铭文装饰、材质选用、刻工技法等，无不折射出人们在丧葬上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照，也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本书对已有的墓葬文化、宗教文化和设计艺术研究可以做点微薄的补充说明。

其二，当代立碑的复兴与重建的再认识。中国人有着缅怀祖德，慎终追远，以孝为先，寻根祭扫的意识，如以墓碑作为祭祖的物质依托，使“民德归厚”，也将有利于促进族姓谱系、宗亲文化的发展。

其三，对当代墓园设计的人文关怀。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最近10年，中国大陆死亡人数逐年上升，平均死亡人数为850万人……”[13]留恋生命，恐惧死亡，可以说是生者的一种很自然的原始本能。正如东晋陶渊明言：“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研究墓碑文化可窥探、了解、解读人的生死大义，礼遇生命的最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