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寻找大洋两岸休闲价值的共同所在

宋瑞和戈德比教授合作的这本书，以“交谈”的方式“寻找中国的休闲”，令人充满好奇，也充满期待。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以何种方式“交谈”，“谈了什么问题”，“谈论中是否有交锋、有冲突”，“交谈的结局如何”……书稿尚未打开，我的脑海里便冒出了这些问题。戈德比教授发来邮件邀我作序，我欣然应允。

戈德比教授是我的老朋友，1998年我作为第一位受邀的中国学者访问了他。在他的助力下，我于当年组织翻译的中国第一套“西方休闲研究译丛”五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其中有他的两本专著以及与他人合作的一本。这套“译丛”很快在中国售罄，并连续再版。随后戈德比教授便成为刚刚兴起的中国休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并与中国休闲学界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六年来，他成为中国学者们的良师益友，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护花使者。

戈德比教授在美国休闲研究领域是受人尊敬的资深教授，《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产业》、与托马斯·古德尔合作的《人类文化思想史中的休闲》、与约翰·P.罗宾逊合作的《时间分配的社会学调查与方法》都是他的代表著，对国内外学界影响很大。他善于科学分析当今世界的各种变化，并始终把休闲问题置于人类未来发展的背景下加以观察与瞭望。这已经成了他的学术特色，并独树一帜于美国休闲研究学界。我始终记得16年前接受他邀请时，他在电子邮件中给我提出了若干问题，希望与我讨论，诸如：中国老龄化、城市垃圾处理、留守儿童、移民问题、互联网时代的劳动用工问题等等。当时，我很是不解——这些问题与休闲有什么关系呢？他对中国问题的高瞻远瞩，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完全理解。由此可见他学术研究的独到之处，以及对中国问题的深远思虑。这么多年以来，他倾心于研究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休闲问题，倾心于对中国休闲研究的扶助及人才的培养。他的良苦用心在这本书中处处可见。

我与宋瑞也相识十余年，亦是朋友。她多年来从事旅游与休闲的交叉研究，近些年一直主编“休闲绿皮书”系列，在业界、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三年前赴美国访学，并师从戈德比教授。这本《寻找中国的休闲：跨越太平洋的交谈》可以看作是她此次访问的重要收获。我想，这首先得益于宋瑞的勤奋与刻苦，其次是她良好的英语优势为这次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书虽为二人合作，却是在同一主题下各抒己见，在体例上似乎有些“另类”。因为是“交谈”，所以尽显灵活、轻松，显得形散而神聚；因为要“寻找中国的休闲”，所以二人纵横捭阖，不乏真知灼见。

书中，他们共同关注了休闲与日常生活、休闲与城市、休闲与自由选择、休闲与承载力、休闲与街道、休闲与环境、休闲与未来等话题。这种内容设计很符合戈德比教授一贯的学术追求和学术风格——在务实中延展战略思想，而战略思想却又实实在在地扎根于现实与生活之中。在过去16年中，戈德比教授数十次来访中国，多个城市与乡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更留下了他对中国人休闲生活方式、休闲与可持续发展、休闲与人文关怀的深切思考。

在北京、上海、杭州这样的大城市，他眼见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忧虑城市居民的游憩空间严重不足。因此，他以美国为例，提出“核心性休闲活动”的建设，甚至提出可以提供“可移动”休闲服务，比如邀请艺术家到社区表演等形式，不仅丰富市民生活，减少社会冲突，还可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社会形象。他对中国城市居民的休闲生活很感兴趣。一次在北京，我带他到附近的公园，看见很多人在跳交际舞，我们驻足观看，他也受舞者之邀，与人共舞。他感受到了北京人的热情、奔放。然后，他对我说，北京作为特大城市，休闲场所不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民众因地制宜创造了各种休闲形式，并愉悦了自己的生活，这是很好的休闲方式，以“非正式的市民团体协助解决了休闲制约问题”，“就休闲、娱乐、公园、文化生活、运动和相关领域而言，中国必须创造出自己的变革模式。这种变革模式会让中国变得更美丽，因为它扩展了闲暇时间人类得到成长和愉快的机会”。（见《休闲与日常生活》一章）

再比如，关于休闲与城市的关系问题，他对中国“休闲城市”的评定另有看法。他认为，“目前中国难有真正的休闲城市，这个概念在中国很难付诸实施”（见“休闲与城市”一章）。他的坦诚是一贯的，他从不附庸某些时髦或功利的噱头。作为学者，他喜欢调查、观察、体验、获得第一手资料，然后建言献策。这些细微之处，足见他的人品与学品。

记得有一次我陪他去河南的路上，火车途经河北一带时，他指着窗外散落的农舍问我，这一带农户家的厕所怎么解决？我如实地告诉了他。他说，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休闲问题不是学者笔下所谈那么轻松、那么单纯。我们可以从本书多个篇章中看到，对事物的细心观察带给他的或欣慰或忧虑的情绪。中国犹如他的第二故乡，让他充满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休闲与街道”一章中，他说，汽车，不仅是一个交通问题，更像一个哲学问题；汽车正在终结中国作为一个高度集体化的社会的历史。同样，汽车造成的大气污染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中国，情况更为严峻。不仅如此，街道作为社区和人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却因交通对街道的扩张，给行人带来安全隐患，让孩子们没有了玩耍的空间……

他在书中还直言不讳地讨论了中国的环境问题。他说得很干脆——“中国的污染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其他事情都免谈！”“中国环境污染程度之深令人难以置信”。他查阅和引证了中国权威部门的大量文献和数据，比中国学者搜集到的还多。可见他是花了大功夫的。16年前，当他与我谈到城市垃圾问题时，他手头就有一份“垃圾包围中国城市”的资料。那份忧心，犹如对待自己的家。正如宋瑞所言：戈德比教授擅长从广阔的视角和人类长期社会发展进程出发去研究休闲、展望未来，他运用想象力带领我们去拥抱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宋瑞在与戈德比教授对谈这些话题时，也表现出了“对话”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其特点正如宋瑞自己所言：“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践措施；既有宏观发展背景，也有个体微观体验；既有理性思考，也有强烈感情；既具有数据，也有感触。”（见第一章“发现休闲”）在某些观点上他们有共识，但似乎也有“冲突”。也正是因为如此，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多元“对谈”场景。在休闲理念、休闲赋权、休闲与日常生活、休闲与城市、休闲与自由选择、休闲与承载力、休闲与街道、休闲与环境、休闲与未来等问题的对谈中，宋瑞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对戈德比教授以及众多的西方读者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文化传统、中国当代社会都有重要帮助。戈德比教授说：“她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显然，她能够引导我理解中国的休闲。”（见第一章“发现休闲”）宋瑞在一年的访学时间里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也听了许多课程，这使她眼界大开。在这本书里，她把相关文献、资料、数据有机地穿插在文中，每个细心的读者都会从中获益。书的后面还附录了“世界怎样看待中国：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和“休闲服务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两个文本。这些对于中国研究者和相关决策部门都会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人的休闲在哪里？戈德比教授说：每一种文化都发明着休闲，每一个时代也都如此。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休闲生活方式，这并不是文化的优劣，而是他们有各自的传统。作者希望让中国人明白——你们应该相信自己，展望你们的未来，找到改善生活的现实道路。这并不意味着摒弃所有的外来事物，只是想提醒一下，好点子来自全世界，当然包括中国自己。宋瑞说：预测总是有风险的，没人能准确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憧憬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那里，人们更加自由、有效、平等地享受休闲。

作为两位作者共同的朋友，我对他们的作品有幸先睹，并从中受益。感念戈德比教授在古稀之年，依据他几十年的教学智慧、咨询经验和多种文化阅历为当代中国发展出谋划策。我想，无论是学界、业界乃至各级决策者都应当倾听他的声音，分享他的思想。宋瑞作为年轻才俊正在步入事业的盛年，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说小一点是为中国人休闲生活方式寻找最佳路径而尽学者之责；说大一点如果能在休闲理论上有所突破，那么对正在转型的中国——无论是社会生态、政治生态、律法生态、人文生态还是文化生态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而现实的影响。

毕竟，中美两国，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在很多方面没有可比性，当然很多方面也不用比。但是，休闲发展终究是有“准星”的，这个“准星”应当是——休闲：文化的基础（皮普尔）。休闲，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的理念；休闲能成全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文明，亦能拖累甚至毁坏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谈论休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无论在历史上、当代还是将来。“寻找中国的休闲”仍然任重而道远，希冀二位矢志不渝，在中美文化交流的互动中，找到大洋两岸休闲价值的共同所在。

中国休闲研究中心主任

马惠娣

2014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