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学术史回顾
有关东南亚妇女研究主要分为三大主题：婚姻家庭、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的经济起飞，妇女在工业化中的作用受到高度关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学术热点之一，其中有几本论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东南亚的劳动妇女：发展、依附和解放》[71]《亚洲妇女与工业化》[72]《工业的女儿》[73]等。本书不打算对东南亚妇女研究做全景式回顾，仅对东南亚女性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研究进行评述。
1.东南亚妇女运动研究
东南亚妇女运动与政治动员密切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争取选举权和参与民族独立运动。国内外学界对东南亚各国妇女运动有不少研究，主要见于论文集、专著和期刊论文中。
爱德华兹（Louise Edwards）和罗丝（Mina Roces）主编了多本有关亚洲妇女不同主题的论文集，一是《亚洲妇女争取选举权：性别、民族主义与民主》，[74]该书收入“二战”前菲律宾、印尼、越南和泰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四篇论文，分析菲律宾、印尼、越南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以及与殖民政府、男性民族主义者、宗主国女权运动的关系，也分析了泰国妇女取得选举权的独特性。该书强调亚洲语境下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丰富了关于世界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研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二是《亚洲妇女运动：女性主义和跨国行动主义》，[75]收入有关印尼、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国妇女运动的论文，该论文集强调从亚洲视角看亚洲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中国学界对东南亚妇女整体进行研究的有孙小迎主编的《东南亚妇女》，内容涉及东南亚妇女运动和参政问题，[76]但资料较为零散，分析不够深入。还有近年出版的《中国——东盟妇女理论与实践研究》，但此书算不上是对“妇女理论与实践研究”，严格说来只是资料汇编，且资料来源大都是中国国内出版的论文和专著，再加上网上文章。但该书资料欠丰，分析不深，且有不少错误。[77]
笔者在此主要按国别介绍关于东南亚各国从殖民地时代到当代对妇女运动的研究，前述论文集的内容将按国别进行介绍。
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和妇女组织在殖民地时代，在独立运动、国家建设和民主运动中十分活跃，与此相应，有关印尼妇女运动和政治参与的研究比较丰富，取得较高成就，主要体现在下述成果中：莎克亚·韦瑞卡（Saakia Wieringa）的专著《印度尼西亚的性政治》，主要研究印尼共产党妇女组织“格瓦尼”的历史。该书从20世纪初印尼妇女运动的兴起、发展及与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关系回溯起，探讨旧秩序时代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系，该书运用性别视角进行分析，关注的是印尼妇女运动及其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作者认为：“若要深刻理解印尼在1965年所陷入的那场危机，就不仅仅需要运用阶级分析，更需要性别分析。性别分析可以揭示迄今为止依然让很多研究者不能明白的印尼现代政治史上的事件，并对那些被严重忽视的事件提出质疑。”[78]该书资料丰富，分析深入。伊丽莎白·马亭（Elizabeth Martyn）的《后殖民时代印度尼西亚的妇女运动：新民主下的性别与国家》，在第一部分描述了1900～1949年印尼妇女运动的兴起，探讨民族主义与妇女权利的关系；第二部分分析20世纪50年代印尼国家层面的妇女动员，包括妇女组织的活动，妇女的政治参与，围绕婚姻法的斗争，探讨民族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紧张关系；第三部分探讨印尼这个新民族国家如何建构女性。[79]该书以性别为视角，分析论证较严谨。卡银·罗伯森（Kathryn Robinson）的《印尼的性别、伊斯兰与民主》是作者在印尼30多年人类学研究的结晶，该书资料丰富，论证扎实，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探讨了印尼妇女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妇女组织的起源和发展，分析旧秩序时代的性别政治，探讨新秩序时代的性别秩序，以及改革时代印尼妇女的活动和挑战。该书以性别为分析视角，其特色一是将性别关系置于体制框架中；二是将民主、伊斯兰与性别结合，探讨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性别因素，以及妇女与民主运动和民主转型的互动关系。[80]加克莱·阿基诺（Jacqueline Aquino Siapno）的《亚齐的性别、伊斯兰、民族主义和国家》是一本探讨亚齐妇女与民族主义、伊斯兰和国家关系的专著，作者是菲律宾裔美国人，在1992年、1993年和1996年先后三次到亚齐进行田野调查，作者分析族群冲突对各种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对性别关系的影响——妇女的身体和性如何被各种团体利用于战争和斗争。[81]除专著外，有关印尼妇女运动的研究还有一些极有价值的论文，如苏珊·布莱克勃（Susan Blackburn）的论文《印尼妇女与政治伊斯兰》主要探讨下列问题：伊斯兰女性在印尼过去如何展示她们的政治积极性？印尼妇女如何被政治伊斯兰所影响？以及她们又如何对伊斯兰政治产生影响？作者认为在对政治伊斯兰和印尼妇女政治活动的研究中没有关注这些问题，但是它们对于理解印尼的性别关系有重大意义。[82]她的另一篇论文《印尼妇女争取选举权和民主》指出：“印尼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历史几乎没有得到过关注……这种忽视与印尼历史上民族主义运动占主导地位有关，还与印尼公共生活中妇女议题的缺失有关，更与这个国家很少出现真正民主有关。”[83]作者以翔实的资料深入分析了宗主国荷兰的女权活动家、殖民地政府、印尼民族主义者对印尼本土妇女选举权的态度，以及妇女争取选举对于印尼历史、妇女运动的意义。她的《世界最大伊斯兰国家的女性主义与妇女运动》一文回顾了印尼妇女运动的历史。[84]克瑞斯蒂·波万达利（Kristi Poerwandari）主编的《变革社会中的印度尼西亚妇女》是一本论文集，收入玛丽琳·鲍特（Marilyn Porter）的论文《印尼妇女与当前政治：当代印尼妇女运动和未来的长征》，介绍印尼妇女在民主运动和民主建设中的作用，作者认为，非政府妇女组织的工作和成就提供了社会变革的动力，而且大部分印尼女活动家选择继续在正规政治之外奋斗，认为这对于实现她们的目标更有效。[85]中国学者郭又新的《“妇女与发展”：印尼的妇女非政府组织》探讨了新秩序时代和改革时代印尼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发展。[86]
菲律宾妇女运动一直十分活跃，妇女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居东南亚首位，相关研究也比较丰富。米娜·罗丝（Mina Roces）是菲律宾妇女研究的专家，独立撰写和主编了多部有关菲律宾妇女运动、女性政治参与的著作和论文集，她的论文《选举权活动家是美国殖民地构建的吗？定义殖民地菲律宾的“菲律宾妇女”》，探讨殖民地时代菲律宾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困境，美国殖民政府支持妇女选举权，而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反对，所以“对菲律宾男性来说，支持民族主义计划意味着主张立即从美国独立并为此目标而努力。而对于菲律宾女性来说，支持民族主义计划意味着为一个剥夺妇女公民权的政府游说。”[87]该文视角新颖，分析深入。她的《反思菲律宾妇女：菲律宾妇女行动主义的一个世纪（1905～2006）》一文对菲律宾妇女运动百年史进行回顾。[88]她的论文《菲律宾军管法时期有斗士修女：政治活动家和女性主义者》通过访谈和调查，分析修女在马科斯威权统治时期、民主运动和民主转型时期的作用，探讨修女如何运用道德权力，如何转向女性主义，如何卷入民主运动和权力政治。[89]该文资料丰富，分析深刻。她的新著《菲律宾和妇女运动（1986～2008）》主要探讨民主转型时期妇女运动及其对菲律宾的影响。[90]道拉斯·弗朗森（Dorothy Friesen）的论文《菲律宾的妇女运动》回顾了从马科斯到科·阿基诺时期菲律宾妇女运动的历程，用社会学访谈的方式进行研究，指出菲律宾妇女组织内部的分歧和妇女运动存在的问题。[91]卡洛琳·索瑞切（Carolyn Sobrichea）主编的《菲律宾妇女研究文选》收入多篇妇女运动论文，如《妇女真的能撑起半边天吗？菲律宾女权运动实录》探讨从殖民地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妇女运动的历史，《菲律宾女权运动的第二波以及女权政治的发展》探讨80年代以来菲律宾女权运动及其关注议题。[92]
马来西亚妇女运动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论文上。马来西亚妇女活动家和学者吴春心（Cecilia Ng）等人主编的《马来西亚的女性主义与妇女运动》“主要反映妇女组织在促进妇女权利的抗争中遭遇的复杂性”。[93]该书主要探讨当代马来西亚妇女运动中妇女组织围绕反对针对妇女的各种暴力展开活动，妇女组织推进政治民主化，穆斯林妇女组织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反对，指出未来马来西亚女性主义的机会和障碍。该书充满犀利的批判，还附有非政府妇女组织简介、妇女组织提出的多项宣言全文。邱依虹编的《生命如河流——新马泰十六位女性的生命故事》是一本口述历史，记载了马来西亚共产党游击队女成员反殖民、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经历和生活遭遇，这些女战士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既有华人，也有马来人，她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走进深山进行游击战。这本口述史对于研究新马革命女性的政治抱负、政治活动十分重要。[94]中国学界对马来西亚妇女运动的研究主要有范若兰的《伊斯兰女性主义探析：马来西亚伊斯兰姐妹的经验》，[95]探讨非政府组织伊斯兰姐妹如何从女性主义视角重新解读《古兰经》，回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追求民主和公正。
对新加坡妇女运动的研究不多。蓝龄（Jenny Lam Lin）的《声音与选择：新加坡妇女运动》是第一本有关新加坡妇女运动史的著作，作者认为新加坡妇女运动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妇女反对一夫多妻制的斗争和参与新加坡独立运动；二是80年代新加坡妇女参与“婚嫁大辩论”及成立新的妇女组织。[96]该书对新加坡妇女运动进行了梳理，但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新加坡妇女运动史的第一个高峰并不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而是20世纪30年代与抗日救亡运动相伴生的妇女运动。周锦莲（Phyllis Chim Lian Chew）的论文《新加坡妇女委员会与妇女运动》主要探讨1952～1961年新加坡妇女组织“妇女理事会”（SCW）的活动，该组织为《妇女宪章》的制定和通过立下汗马功劳。[97]该文是一篇精致的个案研究，资料丰富，线索清晰。勒诺·里沃斯（Lenore Lyons）的专著《一个矛盾的国度：新加坡的女权运动》主要研究新加坡著名非政府妇女组织“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的历史，探讨这个组织的产生、活动、关注议题，以及与政府的关系。[98]勒诺·里沃斯的论文《跨国网络和本土策略：新加坡妇女运动》探讨新加坡妇女组织“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如何将国际目标与新加坡妇女议题相结合，以及取得的成就和面对的问题。[99]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有范若兰的专著《移民、性别与华人社会：马来亚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这是一本研究新马华人妇女的力作，主要以新加坡华人妇女为重点，探讨了华人妇女移民、教育、劳动参与、社会参与、婚姻家庭的变化，尤其详细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到40年代初华人妇女如何通过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来进行妇女解放运动。[100]此外，范若兰的《移植与本土化：殖民地时期马来亚华人女权运动的发展进程》，探讨了新加坡殖民地时代华人女权运动的发展。[101]
越南妇女积极参加了独立斗争、抗法和抗美战争，以及国家建设，学界有关越南妇女的研究较为丰富，尤其是越南妇女参与革命和战争的研究最多。越南学者黎氏壬雪的《越南妇女》是一本较早的妇女史著作，由越南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该书第二集主要论述了殖民地时代、抗法战争、抗美战争中越南妇女的英勇事迹，还包括了妇女运动。[102]阿莱娜·埃森（Arlene Eisen）的《越南妇女与革命》是较早出版的专著，[103]作者描述了越南妇女在封建时代、殖民时代、民族解放时代以及实行革新开放后的作用，尤其对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妇女着墨最多，该书对越南妇女的家庭生活，政府的卫生及教育政策，以及妇女参政情况一一作了详细介绍。该书资料比较丰富，但也存在较大缺陷，一是作者对越南的田野调查是由当地妇女组织领导人或者政府官员陪同下完成的，因而她所接触的信息是政府希望她知道的，比较片面。二是作者对资料罗列多但分析少，研究不够深入。珊德拉·C.塔勒（Sandra C.Taylor）的《战争时期的越南妇女：为了胡志明与革命而战》是一本精彩的著作，[104]该书是作者于1999年在越南长时间调研的结晶，详细描述了越南妇女如何参与游击战、领导起义、参与正规作战部队，以及她们在战争中的经历，等等。卡伦·G.托纳尔（Karen Gottschang Turner）等人的《女性也要战斗：越南北部妇女的战争记忆》，通过访谈详细描述了几位越南妇女在战争中的战斗经历，既道出了越南妇女是如何被政治动员和组织起来的，也揭示出不同妇女对战争的理解。[105]阿斯丽·帕特图斯（Ashly Pettus）的《牺牲和欲望之间：国家认同与越南女性性别角色的管制》主要探讨了越南革新开放之后传统的妇女组织——越南妇联所遭受的冲击和调整，[106]作者详细分析了越南妇女是如何通过市场经济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来重新认识自己、婚姻家庭和妇联组织的，而这些变化成为重新定义“越南新女性”，审视政府的妇女政策和越南妇联转型的重要推动力。该书分析较为深入。米切莱·R.里萨德（Micheline R.Lessard）的论文《越南妇女争取选举权》探讨了殖民地时代妇女觉醒、妇女组织、越南共产党的妇女解放政策。作者指出：“对越南历史的研究，从最早的历史纪录到现在，制造了两种基本的，而且看上去矛盾的越南妇女的社会角色形象：一种是拿起武器对抗侵略者的爱国女英雄，另一种是被三从四德等儒家思想束缚的越南女性和母亲。”[107]亚历山大·查理科斯达（Alessandra Chiricosta）的论文《追随仙鹤的足迹：越南妇女运动独特性研究》着重探讨越南妇女运动的独特性。[108]中国学界对越南妇女运动研究较少，主要有邓耘的《试论越南历史上的女性主义》，吕亚军和金国兴的《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妇女地位的变化》等。[109]
对泰国妇女运动的研究比较薄弱，主要研究有达玛拉·洛斯（Tamara Loos）的论文《泰国妇女选举权政治》指出泰国妇女并没有为选举权斗争过，却在1932年革命后就获得选举权，这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国家，也不同于印尼、菲律宾等殖民地国家，作者思考的重点在于：“我们怎样写一部关于非西方国家妇女争取选举权和权利的历史而不必暗示它是对西方政治现代化模式的一种模仿？”[110]该文对暹罗君主、1932年立宪政府与妇女解放的分析十分深刻。莫妮卡·林德伯格·伐克（Monica Lindberg Falk）的论文《泰国的女性主义、佛教和跨国妇女运动》探讨了泰国的性别秩序、妇女运动、妇女组织的跨国行动。[111]
其他东南亚国家有关妇女运动的研究更为薄弱。有关缅甸妇女研究的专著有米米康（Mi Mi Khaing）的《缅甸妇女世界》，描述了殖民地到20世纪60年代缅甸妇女的教育、经济和政治参与，但没有对妇女运动的分析。[112]对柬埔寨妇女运动的研究有茹蒂·加科伯森（Trudy Jacobsen）的一篇论文《“骑着水牛穿越泥泞”：柬埔寨女性主义研究》描述了柬埔寨妇女运动简史，指出：“柬埔寨的妇女运动在实现其目标时，遇到了巨大的障碍，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妇女运动就像骑着一头水牛穿过一片泥泞的田地一样。”[113]作者认为，传统性别观念和政治专制是妇女运动的主要障碍。此外，有关老挝和文莱妇女运动的研究基本为空白。
2.东南亚女性参政研究
对东南亚女性权力参与的研究比较丰富，尤其是近年有关几个民主转型的东南亚国家的女性权力参与的研究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
罗丝·J.李（Rose J.Lee）和卡尔·克拉克（Cal Clark）主编的《民主与东亚妇女地位》是一本高质量的论文集，探讨的中心问题是东亚民主化是否促进妇女权利？着重围绕两个议题展开讨论：（1）民主化开放了给妇女追求其目标和利益的空间吗？（2）如果妇女变得政治更活跃，她们能改善其地位吗？通过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的考察，该书得出结论：“民主化给妇女新的工具来改善她们的地位，如何使这些工具有效和更好，东亚国家有不同的实践。我们相信东亚地区朝妇女解放和赋权的长期征途已经开始了。”[114]
卡珇凯·伊瓦纳加（Kazuki Iwanaga）主编的《亚洲妇女政治参与和代表：障碍和挑战》是一本高学术水平的论文集，主要探讨民主化与妇女的政治参与，认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是否增加在议会中的女代表人数和比例，就能提高妇女权利和直接关注有关妇女的政策？论文集收入日本、韩国、中国、泰国、柬埔寨、菲律宾、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的研究论文。[115]
梅卓·马尼拉（Metro Manila）主编的《得到一席之地？政治和决策中的东南亚妇女》，[116]是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十年后对东南亚五个国家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情况的报告汇编，包括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这本报告集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东南亚五国妇女参与政治和决策的状况，指出存在的问题和障碍，探讨政府的责任，提出努力措施。该书资料丰富，分析深入。
德茹德·达勒茹（Drude Dahlerup）主编的《妇女、配额制与政治》是一本优秀的论文集，在对全球所有主要地区进行案例调查的基础上，比较研究了世界范围内的选举性别配额制，这是第一本比较研究妇女与配额制的著作。作者认为：“妇女政治代表权与妇女社会经济地位之间是存在联系的，而采用选举性别配额制则挑战了这样的观念与理论。因为配额制的采用可能导致女性代表数量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增长，但同时，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却并未发生变化。”[117]该书探讨了有关配额制的理论问题，分析了北欧国家、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巴尔干半岛、阿拉伯地区、西欧、北美、大洋洲等国家的配额制发展和特点，最后还探讨了冲突后国家重建中妇女争取配额制的问题，其中包括两个东南亚国家，即东帝汶和印尼。
爱德华兹（Louise Edwards）和罗丝（Mina Roces）主编的论文集《亚洲妇女：传统、现代性和全球化》，其中收入关于菲律宾、缅甸、越南妇女政治参与的三篇论文。[118]威尔·伯格胡（Wil Burghoorn）等人合编的《亚洲的性别政治：支配性别秩序中的妇女动员》也是一本论文集，资料丰富，视角独特，其中收入有关菲律宾和新加坡女性政治参与的两篇论文。[119]
笔者在本节主要按国别介绍关于东南亚各国独立以来女性权力参与的研究，前述论文集的内容分散按国别进行介绍。
东南亚各国中菲律宾女性权力参与水平最高，与此相应，这方面的研究最多也最深入。米娜·罗丝（Mina Roces）的专著《女性、权力和家族：战后菲律宾的女政治家》是研究当代菲律宾女政治家与家族政治的经典之作。她认为，菲律宾政治并非男性独享，而是性别化的：男性行使政治权力，而女性则通过与男性政治家的关系——如妻子、母亲、姐妹、女儿甚至情妇——行使非正式权力。在菲律宾人看来，权力是被整个家族共同把持的，所以妇女——虽然在正式政治职务上被边缘化——可以作为家族的一分子行使权力。在家族政治中妇女作为支持系统而构成活跃的政治部分，作为男性政治家的妻子和亲属，妇女可通过男性亲属行使权力，这是菲律宾的政治常态。[120]米娜·罗斯的论文《协商现代性：1970-2000年的菲律宾妇女》集中探讨1970～2000年菲律宾妇女的权力参与，认为这一时期菲律宾妇女的权力参与达到高潮，既有以马科斯夫人为代表的非正式权力参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又有以科·阿基诺总统为代表的正式权力参与达到顶峰。她一再指出菲律宾家族政治传统导致妇女非正式权力参与的重要性，“对于菲律宾女性及女性主义来说，赋权女性的关键及挑战在于如何发掘行使非正式权力的巨大潜力，如何对传统的话语、实践以及家族政治的利用。”[121]她的另一篇论文《20世纪菲律宾的妇女、公民权与服装政治》一文视角独特，从服装的角度研究菲律宾妇女在三个时期的参政史，认为：“服饰反映了妇女运动中特定政治议题的转变，妇女有意识地为扩大政治空间，特别是增加正式权利而进行动员。……妇女已经能够利用西方服饰、菲律宾传统服饰和其他一些传统的女性服饰的对比来追求激进的议题。”[122]卢兹斯威米达·G.唐仓科（Luzviminda G.Tancangco）的论文《当代菲律宾妇女与政治》收入《菲律宾妇女的历史作用》论文集中，探讨菲律宾妇女参与选举及存在的问题。[123]玛丽亚·埃拉（Maria Ela L.Atienza）的《性别与菲律宾地方治理》一文详细探讨了菲律宾民主转型时期的法律变革和非政府组织如何赋权妇女，妇女如何参与地方治理，使得决策中的性别主流化和赋权妇女达到较高水平，促进民主转型。[124]劳尔德斯（Lourdes Veneracion-Rallonza）的论文《妇女与民主议程：菲律宾妇女政治参与》用大量数据描述政治转型时期菲律宾妇女在国家、省级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人数和比例，统计两院提出的有关妇女的议案，通过的有关妇女的立法，指出妇女掌权并不等于赋权妇女。[125]玛丽亚·P.穆纳兹（Marlea P.Munez）的论文《改革能抵制枪和金钱政治吗？》分析菲律宾民主转型时期妇女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提升，指出菲律宾妇女权利通过各种友善妇女的立法得以维护，但在选举中还存在许多障碍。[126]
对泰国妇女权力参与的研究虽然不多，但质量很高，尤以卡珇凯·伊瓦纳加（Kazuki Iwanaga）主编的论文集《泰国妇女与政治》为代表。[127]卡珇凯·伊瓦纳加目前是哈尔姆斯塔德大学（Halmstad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兼政治科学系系主任。他在2002年任泰国法政大学政治科学学院的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性别与政治、民主管理以及亚洲的妇女与政治，论文集的多位作者是学者和政治家。该书导论由主编撰写，从国际视角对泰国妇女参政进行理论梳理，引入性别分析。朱瑞（Juree Vichit-Vadakan）撰写的第二章分析了泰国妇女参政的社会文化环境，认为传统文化和性别观念是妇女在政治中面临的主要障碍。苏特拉（Suteera Vichitranonda）等人撰写的第三章《非政府组织对泰国政治中女性的支持》，认为非政府组织对女性参政的支持大于政党和政府。卡巴利亚（Cambria G.Hamburg）撰写的第四章是个案研究，着重探讨妇女非政府组织在泰国东北部最穷的伊桑地区的政治动员能力。朱瑞撰写的第五章主要分析了泰国地方政治中杰出的女政治家，她们的成长经历和从政成就。卡珇凯·伊瓦纳加撰写的第六章详细分析了泰国女议员的背景、在议会中的活动，以及所提议案及其效果，认为泰国女议员关注儿童、福利、妇女等提案，并与男议员一样能够成功促成议案通过。苏萍（Supin Kachacupt）撰写的第七章探讨泰国女公务员的平等权利与政治参与，而泰国重要女政治家苏帕达·马萨利（Supatra Masdit）撰写自己的从政经验的章节也十分引人入胜，她在1979～2000年先后七次当选议员，并曾进入内阁担任部长，她的经验和经历为我们研究泰国妇女政治参与提供了很好的个案。总之，该书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宏观视角与个案叙述、全国层面与地方经验于一书，资料翔实、分析精辟，是目前东南亚妇女政治参与研究中最优秀的几本著作之一。此外，詹姆斯·奥克（James Ockey）的专著《制造民主：泰国的领袖、阶级、性别和政治参与》，从性别视角探讨泰国的领袖、政党、权力和民主模式等议题，访问多个女政治家，分析了女政治家与佛教、家族、性别模式，以及民主的关系。[128]苏瓦纳·沙哈·阿楠（Suwanna Satha Anand）主编的论文集《泰国妇女研究：权力、知识与公正》，探讨近代泰国的性别关系，以及泰国宪法中妇女地位的变化，资料比较丰富。[129]卡珇凯·伊瓦纳加的论文《泰国政治中的妇女》研究了90年代以来泰国女议员的家庭背景，以及男女议员提出的议案，探讨为什么女议员不优先关注妇女议题？并从候选资格、推选过程和选举三个方面探讨女候选人要成功当选女议员的障碍。该文不仅资料丰富，分析深入，而且还注重结合泰国妇女参政实践对西方政治学进行理论探讨。[130]帕瓦德·通古沙（Pawadee Tonguthai）等人的论文《面对坚硬的玻璃天花板》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泰国妇女对各级立法、行政、司法的参与，认为泰国妇女面临的选举障碍主要是性别观念、庇护政治、金钱政治等。[131]
对印尼女性权力参与的研究不多，但质量较高。前文提到的卡银·罗伯森的《印尼的性别、伊斯兰与民主》除了探讨印尼妇女运动，也探讨了女性的权力参与。苏加·威彻仑（Sonja Van Wichelen）的《印度尼西亚的宗教、政治和性别》主要探讨苏哈托倒台后印尼政治话语空间的变化，在民主的气氛下，伊斯兰学者、女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有较充分的言论空间，该书对围绕女性能否当总统的争论展开讨论，探讨伊斯兰、父权制与性别的关系。[132]卡银·罗柏森等人主编的《印度尼西亚妇女：性别、平等与发展》是一本论文集，收入探讨女性权力政治参与的多篇论文，对梅加瓦蒂执政初期的政治活动有中肯的评价。[133]爱德华·阿斯彼诺（Edward Aspinall）等人主编的论文集《印度尼西亚民主化问题：选举、机制和社会》收入两篇与女性权力参与有关的论文，探讨女国会议员的机会、障碍和挑战，以及女性在地方长官选举中的障碍和成绩。[134]瓦哈德（Wahidah Zein Br.Siregar）的论文《印度尼西亚女议员争取配额制的斗争》极有价值，作者于2004年访问了雅加达、泗水、希多阿乔的24位女活动家（包括政党候选人、妇女组织和NGO成员），考察印尼的国家、省和地区三级妇女的政治参与，论文有丰富的统计资料和访谈资料。[135]阿妮·威亚妮（Ani Widyani Soetjipto）的论文《大党政治——仍然是男人的世界》分析印尼民主转型以来妇女参与国家、省、市三级立法、行政、司法的人数，以及各政党的女候选人情况，认为选民并不反对妇女参与政治，愿意投票给女候选人，但政党体系和选举制使女候选人处于不利地位。[136]
对马来西亚女性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本书和数篇论文上。弗吉尼亚·H·坦兹（Virginia H.Dancz）的《马来西亚妇女与政党政治》是研究妇女政治参与的经典著作，[137]该书简单回顾了独立前马来亚各种族妇女的政治参与，主要探讨从国家独立到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各政党妇女组的构成、活动、与父党关系，以及女选民动员等问题，资料丰富，分析深入。勒努·曼德森（Lenore Manderson）的《妇女、政治和变革：巫统妇女组（1945～1972）》专门研究巫统妇女组的活动，资料丰富。[138]马赫夫扎·穆斯塔法（Mahfudzah binti Mustafa）的论文《马来西亚妇女的政治参与：非土著视角》是作者于1995年和1997年两次调查研究的产物，作者对100多位参加竞选的女候选人、印度国大党女党员和马华公会女党员进行访谈，研究华族和印度族女性参与选举的情况，她们的优势及障碍和挑战。作者认为性别刻板印象妨碍了华族和印度族女性的政治参与意愿。[139]玛丽亚陈（Maria Chin Abdullah）的论文《扩大民主，扩大妇女的空间》研究了90年代末以来马来西亚妇女参与国、州两级立法、行政、司法机构的人数和比例，认为文化因素、政党政治、缺乏地方选举委员会阻碍了妇女政治参与的扩大。[140]
对新加坡妇女权力参与的研究不多也不够深入。吴德耀（Wu Teh-yao）主编的《新加坡政治和社会变化》是一本出版较早的论文集，收入论文“动员妇女进入新加坡经济和政治”，简单介绍了20世纪50～70年代新加坡妇女的政治参与。[141]简丽中（Aline K.Wong）等人主编的《新加坡妇女：变革的三十年》第八章是介绍新加坡妇女政治参与，内容包括人民行动党的妇女政策、女性参与国会选举，以及女议员等。但这一章只是简单罗列，甚至没有对新加坡女议员的比例如此之低进行分析。[142]周锦莲的论文《新加坡妇女的政治作用》回顾了新加坡妇女的政治参与，并探讨了低政治参与的原因。[143]哈彻·M（Haque M.Shamsul）的论文《新加坡管理机构中的女代表》探讨了影响女议员的因素，包括政府理念、立法、社会观念和女性自我认知。[144]
对越南妇女权力参与的研究并不多。前述越南学者黎氏壬雪的《越南妇女》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越南妇女政治参与。[145]琼·穆诺（Jean Munro）的论文《越南领导层中的女代表》主要梳理了越南革新开放后女性权力参与的情况。[146]阿妮达·万德伯德（Anita Vandenbeld）等人的论文《越南国会中的女代表：前进之路》则探讨了越南女国会代表的变化。[147]
对柬埔寨妇女权力参与的研究很少，但质量较高。如毛娜·利加（Mona Lilja）的《柬埔寨的权力、抵制和女政治家：解放的话语》，这是作者1995～2007年多次到柬埔寨进行田野研究的结果，作者访问了农村妇女、政治家、非政府组织成员和女活动家，将妇女参政置于民主政治和父权制框架下进行考察，分析女政治家所遇到的障碍，作者认为柬埔寨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排斥妇女的政治参与。[148]茹蒂·加科伯森（Trudy Jacobsen）的论文《超越apsara：柬埔寨政治中的女性、传统以及路径》描述了90年代以来柬埔寨政府的妇女政策、妇女在重建中的作用、妇女的政治参与，作者认为柬埔寨的文化传统、男性主导的政治、经济发展缓慢等因素是柬埔寨性别不平等的根源。[149]希达·C.胡斯（Thida C.Khus）的论文《妇女的位置仍然是在家里？》分析了柬埔寨妇女政治参与不足的障碍是社会文化因素和政治体制因素，前者导致人们认为妇女不适合担任公职，许多妇女自己也认为没有资格担任公职，后者则包括政治完全由男性控制，以及金钱政治、政党推举候选人不透明等。[150]
东帝汶独立不久，有关女性政治参与的研究很少，只有数篇论文。米琳·帕瑞斯（Milean Pires）的论文《东帝汶的配额制争论》介绍了东帝汶独立后妇女组织和国际组织为设立配额制的努力及遇到的障碍。[151]妮娜·哈尔（Nina Hall）等人的论文《冲突后国家的性别主流化：帝汶走向民主和平》主要探讨了东帝汶的妇女运动及妇女组织争取权力参与的努力。[152]
有关缅甸女性权力参与的研究更少，笔者只看到一篇论文，即加尼尔·米尔斯（Janell Mills）的《军人政权，内战以及女性的地位：对缅甸的研究》，探讨军政权对妇女参政和生活的影响。[153]
3.东南亚女领袖研究
伴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东南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出一批女领袖，即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缅甸的昂山素季、印尼的梅加瓦蒂、马来西亚的旺·阿兹莎。进入21世纪，东南亚的女领袖又添加几位，即菲律宾的阿罗约总统和泰国的英拉·西那瓦总理。
有关东南亚女政治领袖的学术研究是随着女领袖人数的增加而增多的，以世纪之交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
前一时期有关东南亚女领袖的学术研究较少，主流政治学研究几乎不关注女领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涌现出众多女领袖，但一般民主化研究很少探讨这一现象，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其名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轻描淡写地谈道：“还存在着一种寡妇女儿的现象。性质不同的反对派团体围绕在已成为烈士的国民英雄的那些仍然活着的女性亲属周围：如科拉松·阿基诺、贝娜齐尔·布托、微奥莱塔·查莫罗、昂山素季。这些领袖以戏剧般的手法展现了善的义举和现行政权之恶，同时提供了一种具有磁力般的象征和人格。而围绕着这种人格，各种持不同意见的团体能够团结起来。”[154]亨廷顿敏锐地抓住女领袖的一些关键变量，但仅此而已，没有展开分析。
国外女性研究界学者最早关注并研究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女领袖现象，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亚洲涌现出多个女领袖，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是这一时期出现少量学术研究成果。林达·K.瑞彻特（Linda K.Richter）的《对南亚和东南亚女领袖的理论探讨》主要分析亚洲妇女政治领袖现象的一些关键变量，如父权理念、家族纽带、殉难、阶级、女性生活方式、文化、个人经历、选举制度等因素对女领袖的影响，评价女性作为南亚和东南亚女领袖的优势和劣势等问题。[155]米切尔·A.格诺维斯（Michael A.Genovese）主编的《作为国家领袖的女性》是一本高质量的论文集，收入《动荡时代的柔性治理：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贝娜齐尔·布托与家族政治：父亲的女儿，人民的姐妹》《英迪拉·甘地与运用权力》等个案分析论文，还收入《妇女作为国家领袖，我们知道什么》和《女性作为国家领袖：模式和前景》等宏观分析和理论探讨论文，提出女领袖的模式，形成初步的研究范式。[156]20年后，这本书又以《作为政治领袖的女性：性别与治理研究》为名出版了修订本，除原样收入研究科拉松·阿基诺、英迪科·甘地、贝娜齐尔·布托等女政治家的论文外，还收入几篇新论文。[157]弗朗塞·阿米考（Francine D’ Amico）等人主编的论文集《世界政治中的妇女：导论》收入《女性国家领导人》《英迪拉·甘地：社会性别与外交政策》《科拉松·阿基诺：社会性别、阶级和人民力量总统》等论文，提出女领袖的三种类型。[158]罗伯特·里德（Robert H.Reid）和艾琳·格雷罗（Eileen Guerrenro）的专著《科拉松·阿基诺与小规模战争》详述了菲律宾传统文化、军方和西方民主在菲律宾的碰撞，以及阿基诺夫人的执政表现和采取的措施，作者对科·阿基诺多有批评。[159]牛瑷瑜（Greta Ai-Yu Niu）的论文《妻子、孀妇和工人：科拉松·阿基诺、伊梅尔达·马科斯和菲律宾的“他者”》描述了民主化对各阶层女性的影响，认为西方将阿基诺夫人当作“菲律宾民主”的象征，却忽略大部分菲律宾妇女仍受到剥削和压迫的现实。[160]美国记者巴巴拉·维克多（Barbara Victor）的《昂山素季：诺贝尔奖得主和缅甸囚犯》一书，通过大量访谈，勾勒出昂山素季追求民主和人权的形象。[161]
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东南亚女领袖研究极少，只有少数女领袖的个人研究，[162]没有理论探讨，更没有引入性别分析视角，因而只流于现象描述。
后一时期有关东南亚女领袖的学术研究较多，也较深入，这与女政治领袖增多有关，也与前期的学术积累有关。麦克·R.汤普森（Mark R.Thompson）的《亚洲民主转型时的女领袖》探讨南亚和东南亚民主转型时期女领袖与父权制的关系，以及她们掌权后面临的问题，分析较为深入。[163]安翠·弗莱斯成伯格（Andrea Fleschenberg）的《亚洲顶层女政治家：怒吼母虎还是温顺小猫》分析南亚和东南亚女政治领袖的产生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制度的关系，分析比较全面。[164]达格玛·赫曼（Dagmar Hellmann-Rajanayagam）等人主编的《女神、英雄、奉献：亚洲女领袖》是一本高质量的论文集，收入多篇探讨亚洲女政治领袖的论文，如《差异性造成何种差异？——亚洲顶级女领袖的政治领导类型》《神化我的姐妹：政治约束中的女领袖》《圣人还是罪人？道德资本与亚洲女领袖》，这些论文引入主流政治领袖研究的类型分析、道德资本等分析工具，从新的视角深入探讨亚洲女领袖。[165]阿扎·阿亚兹（Aazar Ayaz）等人主编的论文集《亚洲政治的性别面相》研究亚洲妇女权力参与，其中包括研究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夫人处于危机时的表现，还收入对昂山素季评价的论文。[166]卡伦·奥·丛诺（Karen O’Connor）主编的《社会性别与女领袖：参考手册》（第1卷）收入女性主义关于领袖的理论、全球环境中的女领袖、联合国中的女领袖、各大洲的女领袖等论文，该书对美国女领袖研究较多，对亚洲女领袖的研究比较空泛。[167]
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东南亚女领袖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升，主要有陈文的《东南亚南亚为何频出女首脑？》，[168]孙小迎的《亚洲水文化承载着的两位女总统》从文化角度对梅加瓦蒂和阿基诺夫人进行了对比分析。[169]范若兰和陈妍的《东南亚民主化浪潮中的女领袖现象探析》及《掌权之后：东南亚女总统与民主转型的性别分析》两篇论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对东南亚女领袖上台原因和执政后面临的双重困境进行了深入探讨。[170]范若兰的《政治替代者与党内攀登者：东南亚和大洋洲女首脑比较研究》从女首脑的不同类型入手，比较东南亚三国和大洋洲两国不同的经济、政治发展阶段、政治文化对女首脑上台路径和面临问题的影响。[171]陈妍的硕士学位论文《科拉松·阿基诺和菲律宾民主化——基于女性主义视角的分析》探讨了女领袖与民主化和父权制的关系。[172]此外还有一些人物研究，[173]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一套由国内学者撰写的“世界女首脑传记丛书”，其中包括《阿罗约夫人》《梅加瓦蒂：千岛之国的名门女杰》等，[174]但这些传记的学术研究价值不高。
4.问题与评价
对东南亚妇女政治参与研究的学术回顾表明，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尤其是21世纪后，不论是研究数量还是质量都有较大提升。但是，有关这一议题的学术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注意。
一是对东南亚女性参政研究存在不平衡问题，有些国家研究较多也较深入，有些国家研究较少，有些国家几乎没有涉及。从已有研究来看，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的女性政治参与研究较多，质量较高，新加坡、缅甸、柬埔寨和东帝汶研究较少，文莱和老挝几乎没有研究。这种不平衡对于全面、整体、深入研究东南亚妇女政治参与十分不利，因此，未来应该加强对文莱和老挝妇女的研究。
二是存在国别研究多，综合、整体和对比研究少的问题。除女领袖研究外，学界研究东南亚妇女运动和女性政治参与的专著、论文集、论文大都是国别研究，这对于深入探讨东南亚各国妇女政治参与实属必要，但东南亚做为一个区域整体，各国妇女政治参与既有共性，也有差异，还有互动，因此，对东南亚妇女参政做整体和综合探讨有助深化相关议题的研究，此外，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有异，形成妇女政治参与的不同模式，因此，对比研究也有助于深入探讨相关议题。
三是存在研究内容不平衡问题。学界对东南亚妇女运动、女性权力参与和女领袖研究较多，但对普通妇女政治活动、女选民的投票行为、女战士的革命活动研究较少，其实这些都是妇女大众政治参与的组成部分。
四是对女领袖的共性研究多，差异研究少，对比研究少。东南亚女领袖被归入“政治替代者”类型，但她们实际上有所不同。她们中的一些“替代”对象已经去世，有些尚健在，所以女领袖不仅仅是“继承”他们，有时还要与他们“切割”，不得不处于“继承”和“切割”的两难中，如英拉。东南亚女领袖的执政风格也有很大差异，如“柔性”的科·阿基诺与“铁娘子”阿罗约夫人不同的执政方式。此外，东南亚女领袖与其他地区女领袖的对比研究也十分重要，学界多将亚洲女领袖放在一起探讨，重点研究其共性，而忽略了差异。其实南亚、东南亚、东亚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民主发展水平有所不同，因此女领袖的产生方式和面临困境并不是完全同一的。所以，加强对亚洲女政治领袖的对比研究，不仅可以探讨女领袖的共性，更重要的是探讨她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从而能够更深入地分析女领袖与不同的父权制、政治机制、经济发展、文化模式的关系。
五是中国学界对东南亚妇女参政研究较少。中国学界对国外妇女参政研究一直都较薄弱，少有的几本论著也主要聚焦欧美，因此，加强对东南亚妇女政治参与研究，不仅能丰富中国学界的东南亚政治研究，而且有助于加强中国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女性政治参与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