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模型的应用：劳动力市场结构与实际工资函数的分析

前文一部分的分析，显然是长期最优均衡分析，即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时间0是指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民工潮开始，时间T则是指2002年左右。因此图3-1和图3-3则是指这两种市场工资的长期最优均衡趋势，明确这一点很重要，表明这里的分析并不是工资的短期波动。

刘易斯认为工人只能得到比生存工资高30%的劳动工资，这多出的30%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到城市的费用，即转移成本。事实上，刘易斯分析的只是我们模型中的第一种市场，即便是第一种市场在我们中国仍然有不同的特点。笔者先分析第一种市场。

一 非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

这种市场对应无限弹性的水平供给曲线。在无限弹性劳动供给曲线的劳动力市场，影响劳动力工资水平决定的主要因素包括：机会成本、转移成本、生活成本和心理成本、城市物价水平四大部分。我们来逐个分析影响其劳动工资的这四个主要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机会成本，以OC表示，是指这些低技能的非熟练劳动力在农业或农村部门就业能够获得的收入水平，这是无限弹性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决定的基础。第二个因素是转移成本，即刘易斯所说的转移成本（显性成本的一部分，用TC表示），是工人劳动工资的一个构成部分，但不是主要部分。第三个因素是生活成本和心理成本，生活成本（显性成本的另一个部分）包括工人在城市的基本生活费用，以DC表示。而心理成本是一种隐性成本，是这些非熟练的劳动力从农业和农村迁移到城市部门就业要承受许多生活上的压力，以PC表示。赵耀辉的研究（Zhao，1999a）认为，低技能劳动力的个人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以及远离家人使得他们迁移到城市就业存在很大的心理成本。比方说迁移和返乡路程中人身安全问题，在城市由于缺少政府强制实施的一些证件，人身安全也难以保障；另外，由于多方面的城市歧视，使得其家人不能随同迁移，因此无法照应家人。第四个因素是城市的物价水平，这是决定低技能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决定指的是实际工资的决定，也就是货币工资能够实际购买的商品数量和质量，因此必须剔除物价水平的影响。所以，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导致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物价水平以消费物价指数来表示，即CPI。经过以上分析，非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方程为：W₀=OC+TC+DC+PC-CPI。

由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低，而且由于城市的生活费用高昂以及人身安全难以保障，这种劳动力的返乡率非常高，极少数人会把迁移到城市作为长久打算（Zhao，1999b），因此这种工人的更新率很高，即刚刚积累了一些经验就又返乡了，后续迁移过来的又是一些缺乏技能的新劳动力。所以笔者认为工人的边际生产率无法影响工人与老板的谈判，因而无法成为工资的有力影响因素，影响工人货币工资的主要因素是劳动需求一方。我们用一个参数——盲从指标θ（≥1）来分析供给要远远大于需求的合理性。盲从指标是指由于劳动力缺乏有关城市工作的必要信息，难以判断城市的就业和工资收入情况，再加上返乡劳动力的示范效应，使得其迁移决策显得比较盲目而缺乏理性。本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就很庞大，这种非理性的迁移决策更加重了这种劳动供给的压力。这样，在第一个模型中，劳动需求和供给的差额（L_D-L_S）就与盲从指标θ的大小呈负相关关系，当θ下降到等于1时，劳动力是理性决策。此时如果以上分析的费用太高以至于生存工资高于实际工资，也可能使得劳动力的有效供给短时期小于需求，从而使工资也会短时期上升。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给出劳动工资率函数形式：W=f（TC，DC，θ，EI），EI为预期收入，EI越高迁移动力越大，劳动供给压力越大，对工资谈判越不利。工资曲线如图3-4所示，由初始工资W（0）逐渐收敛到均衡水平W₀。

图3-4 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收敛曲线

二 熟练劳动力/技术工人的工资决定

从前文一部分分析我们知道，由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初期非理性以及流动性很高，使得其难以经过长时期的经验积累转变为熟练劳动力或者技术工人，或者只有其中的极少数才能转变为具有一定人力资本的技术工人。因此，技术工人的供给必然比较缺乏，而不再像非熟练劳动力市场那样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当然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需求。

虽然技术工人对于自己的边际生产率较高的信息显然要多于劳动雇用者，因为雇佣者缺乏关于工人的有效信号和/或特性来判断其生产率。这是信息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阿卡洛夫（Akerlof，1970）关于柠檬市场的理论正可以用于分析这种劳动力市场。正如阿卡洛夫分析的旧车市场一样，由于雇佣者无法判断劳动力的质量（即其边际生产率），他很可能会以这种技术工人在与他谈判中提出的工资要求的高低来判断其质量——雇佣者会自然地认为敢于提出更高工资要求的工人应该也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劳动雇佣者的这种逆向选择行为使得其劳动需求曲线在一定范围内向右上倾斜，然后再转变为正常的向右下倾斜。如图3-5所示，L_S为劳动供给，L_D为向后弯曲的劳动需求，我们假定L_S较L_D更缺乏弹性（为W₂以下部分）。

图3-5 技术工人的工资决定

由于技术工人也具有一定的讨价还价能力，同时雇佣者又不具有关于工人生产率的充分信息，从而使工人提出的工资要求被雇佣者作为其劳动力质量的主要信号。这样，当工人提出的工资大于W₁（可以把W₁作为技术工人的某种水平的保留工资，低于这个水平的工资的工人将不再愿意提供劳动）时，由于劳动需求大于供给使得工资率不断上升直到W_m的工资水平。W_m是使得雇佣者雇佣这种劳动力所能获得的最大价值（参见斯蒂格利茨《经济学》，1997，第19章），工资大于W_m水平的劳动需求曲线变为正常的向右下倾斜。由于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在工资大于W_m的情况下，工资仍然会继续上升一小段时间，而劳动力需求则稍有下降直到W₂的工资水平达到均衡状态，决定均衡工资水平为W₂。

由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工资不断从W₁上升到W₂的同时劳动雇佣量则先从L₁增加到L_m然后又减少到L₂。而这个过程是由这种市场特定的工资谈判机制决定的。

三 两个市场的统一

表面上看来，这两个市场是分割的，正如狄更斯和郎等人的研究所论证的。狄更斯和郎等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即我们这里的熟练劳动力或技术工人的市场）中的工资由企业工会进行谈判的议价机制和企业提供的效率工资两方面的原因决定，因而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竞争性的。同时，传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次要劳动力市场（即这里的非熟练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公司、小工厂，这种小公司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实力来雇佣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事实上它们的生产性质决定了它们只需要这种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因此这种市场的工资主要由劳动力需求来决定，工资也大大低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参见葛苏勤《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最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12期）。同时，存在非经济壁垒阻碍劳动力从次要向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流动。

事实上，中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主要理论前提假设，即主要劳动力市场是由企业和工会谈判决定的，因为中国并不存在发挥工资谈判作用的工会组织，即便是外资企业的工会也无此职能，更别说国有企业的工会了。因此，无论是主要市场还是次要市场，工人工资主要还是由工人个人和雇佣者谈判决定的。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基本上还是竞争性的，本课题的理论模型分析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当然，熟练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只是影响这个市场的工资决定，而不会影响非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

另外，虽然本文中的非熟练劳动力市场与分割理论所分析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基本上相同，但是笔者认为劳动力从非熟练市场到熟练市场的流动并没有非经济壁垒，这与Wang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Wang，et al.，2000）。在中国，除了国有企业、国有部门存在户籍、档案、单位等非经济壁垒，其他类型的企业并没有这些制度限制，它们可以自由雇佣所需的劳动力而并不需要这些人事关系。从前文分析我们知道，除了劳动需求的因素之外，决定工人在哪个市场就业的关键因素是其边际生产率，即劳动力这种产品的质量，这种分割只是不同质量的产品分属不同市场而已。

综上所述，中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仍然是竞争性的统一市场；同时，除劳动需求的因素之外，两种市场的分割主要还是由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的不同造成的。因此，从劳动力的流动性角度来看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