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五六十年代的詩歌（大陸）

第一節 五六十年代詩歌概述

五六十年代詩歌是在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時代語境影響下起步發展的。在十幾年的發展歷程中，受“二為”方向及詩學之外其他因素的影響，走了很多彎路，有很多詩人詩作在政治強力的制約下付出九牛二虎力，寫作七拼八湊詩，或者緊跟政治運動寫作，圖解政策條文；或者政治表態，勉強抒情，言不由衷；或者筆力向外，用工農兵喜聞樂見的的語言形式表現勞動人民的生活和鬥争，寫身外之事，代他人抒情。這些都影響著詩歌藝術的發展完善，影響著詩歌創作的品質，出現“詩多好的少”的現象。但泱泱大國，煌煌詩人，五六十年代也取得很大成就，收穫了不少好的詩作。

中國当代诗歌是在新中國成立的歡呼聲中産生的。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上昇起，標誌著中華民族結束了長期以來戰争動蕩黑暗落後的舊時代，建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新社會新時代，這是開天闢地的變革。當五星紅旗昇起、革命領袖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時候，诗人們無不熱血沸騰歡欣歌唱，由此形成當代詩歌的第一個主題思潮，而推動這一詩潮的卻是從舊中國走來的诗人們。他們經歷了戰亂和黑暗，目睹了貧窮和落後，為祖國新生付出了心血和勞動，對於共和國新生意義的理解和感受更為深切。他們放聲歌唱，歌唱新中國，歌唱五星紅旗，歌唱社會主義祖國。影響較大的有郭沫若的《新華頌》，何其芳的《我們最偉大的節日》和胡風的長詩《時間開始了》，艾青的《國旗》、《我想念我的祖國》，馮至的《我的感謝》，柯仲平的《我們的快馬》，田間的《天安門》，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天安門廣場上》，王莘的《歌唱祖國》，石方禹的長篇抒情詩《和平的最強音》，阮章競的《祖國的早晨》等。詩人用不同的語言形式歌唱歡呼，表達激動的心情，抒发了共和國成立之初億萬人民的熱烈情緒，反映了共和國在風雨中成立、中國人民為之付出巨大努力的悲壯現實。對於新中國的歌唱主題具有巨大的生命力，伴隨著當代詩歌走了很長很長的路。

何其芳

柯仲平

郭沫若

與歌頌共和國成立密切關聯的詩歌主題是揭露旧社會黑暗罪惡，控訴國民黨反動派對於人民的剝削和壓迫，表現勞動人民在舊社會的悲慘生活和悲劇命運。诗人以不同的笔墨寫道，旧社會勞動人民當牛做馬，吃不飽穿不暖，新社會人民當家做主；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勞動人民翻身做主人；舊社會拆散有情人，新社會使有情人終成眷屬，諸如此類的詩歌内容是衆多詩人萬變不離的主題内核。如馮至的《韓波砍柴》，寫了一個窮苦出身的勞動者旧社會被逼死，只能在夜裏出現；阮章競的《漳河水》，則寫三個女性新舊社會不同的婚姻和命運，通過對比揭露舊社會的罪惡，歌頌新社會的優越；田間的《趕車傳》，則以史詩般的規模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上歌頌了時代變革和人民生活命運的變化。這些都是較為有影響的作品。

當代詩歌第二個主題詩潮是歌唱抗美援朝的偉大鬥争。根据当时宣傳，新中國成立引起世界資本主義陣營的恐慌，美國在朝鮮半島發動戰争，戰火燒到鴨綠江畔，嚴重地威脅著新中國的安全。儘管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國力薄弱，但為保家衛國，保衛世界和平，毅然出兵朝鮮。抗美援朝是新中國成立後的重大事件，舉全國之力，牽全國之心；詩人更是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创作了很多表達抗美援朝志向，闡述抗美援朝意義，維護世界和平，歌頌志願軍戰士和朝鮮人民軍英勇戰鬥事蹟，歌頌中朝人民友誼，歡呼抗美援朝勝利的詩歌。抗美援朝題材的詩作中，未央的《槍給我吧》、《祖國，我回來了》是廣為傳誦的名作。李瑛的《在朝鮮戰場上有這樣一個人》、田間的《給一位女郎》、張永枚的《新春》等熱情歌頌了中華兒女的獻身精神和中朝人民的戰鬥友誼。《志願軍讚》、《英雄讚歌》等是那個時代頗有影響的作品。

《志願軍贊》

與抗美援朝同時出現的主題詩潮是，詩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描寫經濟建設成就，歌頌在勞動中湧現出來的英雄人物，讚揚忘我勞動的精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的成就吸引著詩人的目光，鼓舞著詩人們的情緒，他們懷著建設祖國、獻身祖國的熱情，投入火熱的經濟建設，謳歌人民群衆生産勞動的熱情。李季到玉門油田，表現石油工人的勞動熱情和建設祖國的精神；阮章競離開他所熟悉的漳河两岸，到内蒙古草原鋼城，寫煉鋼工人為摘掉落後帽子、支援農業建設大煉鋼鐵的沖天幹勁；馮至歌頌鞍鋼工人；戈壁舟寫秦嶺高原的築路英雄；聞捷则写新疆少數民族人民生産勞動的場景和美好的愛情；邵燕祥、梁上泉、顧工、雁翼等青年詩人都以極大熱情描繪社會主義建設的動人情景。勘探隊的井架和帳篷、開山的炮聲、高高的煙囱、馬達的轟鳴……都成為詩人描寫和歌頌的對象。隨著時代的前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全面鋪開，詩歌描寫和讚頌的内容也不斷擴大，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卻始终如一。

1956年“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頒佈之後，詩歌的取材領域比較開闊，描寫内容豐富多樣，且表現深度有所加強，藝術形式的嘗試也有新的起色。郭小川在創作《向困難進軍》表現熱烈的革命詩情的同時，也寫了《致大海》、《雪與山谷》等情緒深沉而複雜的詩歌；流沙河的《草木篇》對於生活中的陰暗面予以揭露和抨擊，表現手法也超越簡單直白而運用隱喻象徵的手法；穆旦的詩寫出了新我與舊我、感情和理智的矛盾鬥争；邵燕祥為青年女工的死鳴不平，探究死的原因（《賈桂香》），均顯示出值得稱道的創新精神。其他詩人如公劉、呂劍、蘇金傘、白樺、梁南、孫敬軒、昌耀、髙平……也都喊出了自己的聲音，為單調而高亢的詩壇增加了新鮮的音符。但這些詩人隨後都因此罹難，被打成右派，逐出詩壇。

《紅旗歌謠》

1957年之後，詩歌與現實的關係更加直接，服務時代政治的功能得到强化。先是“大躍進”新民歌對詩人詩作産生了重大影響，《紅旗歌謠》（郭沫若、周揚主編）成為詩歌的樣板，新民歌則被視為中國新詩發展的方向。全民詩歌運動轟轟烈烈，反映了大躍進年代诗歌的荒唐，也配合了荒唐的大躍進運動。“大躍進”民歌在語言形式上簡單直白，缺少藝術含量。全民寫詩違背了藝術規律，卻被樹為樣板，號召學習，照樣創作，對文人詩歌創作也産生了很大影響，很多詩人“改了洋腔唱土調”，“改寫民歌體”，失去了創作個性和藝術風格。

大躍進之後，詩歌緊緊地綁在時代政治的戰車上，在表現内容和藝術形式兩個方面受到限制。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因為大躍進的後遺症和自然災害嚴重，政策得到調整，詩國天空陽光一现，詩人的創作個性和才氣得到發揮，郭小川創作了《林區三唱》、《甘蔗林——青紗帳》，李瑛寫了一些反映戰士生活的詩歌，張志民用白描的手法寫人民公社社員生活勞動的場景。但好景不長，階級鬥争理論成為時代輿論的綱領，對詩人詩作産生了很大影響，詩歌表現空間驟然縮小，表現形式也受到諸多限制。豪言壯語代替了抒情，圖解政策代替了生活描寫，最後淪為假大空。此後，雖然也有詩人堅持個性寫作，但十分有限。

總之，五六十年代詩人與時代同步前進，詩歌反映了社會前進的腳步，表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取得了很大成就，也走過坎坷道路，積累了豐富經驗，也留下深刻教訓。无論怎麽説，那都是詩歌發展史上難忘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