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蓝海战略”与国内困局

中国过去取得的成功，有赖于四个结构性条件的因素，但这四个因素面临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的可能。劳动力比较优势、出口导向、以投资驱动来拉动经济增长以及采取地区非均衡发展策略等，这些结构性条件是依赖于利用人口红利、以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为支撑、有一个庞大的欧美国家的市场和牺牲中西部地区发展为代价的。当这些依赖的因素逐步消失，“蓝海战略”的持续性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同时，随着“蓝海战略”的实施，自身的弊端越来越凸显。

一 实施“蓝海战略”的结构性条件面临的挑战

（一）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劳动力比较优势衰退

中国是人口大国，并不代表中国一直都有丰富的劳动力，也不代表中国的劳动人口会一直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人口迅速膨胀得益于政府鼓励人口生育政策、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和日益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但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并在1979年被确立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成本等各种因素导致的中国新生儿的锐减，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巨大转变，这些转变如今已有部分显现。

中国长期享受人口红利，使得国家的人力资源具有巨大优势，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使得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得以存在和发展，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出口商品都是低端的“代加工”，中国又被“冠以”“世界工厂”，这就印证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之一就是人口。然而，这样的人口红利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而不发生改变吗？蔡昉的研究发现，从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来看，中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已经开始快速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同时，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达国家的1.1%的年增长率，而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会一直升高。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亦然。蔡昉认为，届时，我国由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将不复存在。[16]蔡昉教授预测，中国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随后绝对值将减少。

201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情况体现为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少儿数量保持低位，劳动人口增量少于减量，经济将面临持续的劳动力供给问题。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这表现在：第一，从劳动力总量来看，中国劳动人口增速持续下降，劳动人口存量在2015年左右达到最高点，随后便下降，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将开始减少（见图1-8）。第二，从人口结构来看，少儿占比持续下降，老年占比逐渐上升，且老年人口增速超过少年人口减少，总抚养比将持续上升。联合国数据预测2015年中国少儿抚养比为27%，老年抚养比为13%，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儿抚养比为23.7%，老年抚养比为18.9%（见图1-9）。因此，实际情况比预测情况更为严重，中国将可能更早面临人口红利结束的现实。

图1-8 中国劳动人口总量及劳动人口增长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巴曙松《人口结构变化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走势》，http：//www.cf40.org.cn/html/CF40guandian/xingming4/201107/12-414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7月5日。

图1-9 中国抚养比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巴曙松《人口结构变化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走势》，http：//www.cf40.org.cn/html/CF40guandian/xingming4/201107/12-414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7月5日。

（二）民工荒日益加剧，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民工潮”成为描述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流动的专用名词，然而从2004年开始，“民工荒”现象开始出现在劳工市场。用工荒问题突出表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传统用工大区域，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4月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828万人，比上年增加18万人，增长0.3%，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072万人，比上年增加7.4万人，增长0.1%，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数量和增幅均明显低于2010年的水平。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分别占全国农民工的23.1%和20.1%，分别比2010年下降0.9和0.8个百分点。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工资水平趋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对农民工的就业吸引力在逐步下降。

2011年，在外出农民工中，在省内务工的农民工为8390万人，比上年增加772万人，增长10.1%，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2.9%（见表1-3）；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为7473万人，比上年减少244万人，下降3.2%，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47.1%。2011年，去省外务工人数减少，改变了多年来跨省外出农民工比重大于省内务工比重的格局。

表1-3 2011年与2010年农民工区域分布变动情况

报告显示，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049元，比2010年增加359元，增长21.2%。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053元，比2010年增加357元，增长21.0%；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006元，比2010年增加374元，增长22.9%；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1990元，比2010年增加347元，增长21.1%。近两年外出农民工的收入增速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增幅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缩小。

中西部地区受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拉动政策措施的影响，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加之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有了较大提高，与东部工资相差不多，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农民工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地区出现了“民工荒”。这对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东部地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灾难。

（三）能源和原材料需求巨大，难以持续

拥有大批廉价、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于是中国需要源源不断地输入原材料特别是能源材料才能“堪此大任”，确保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跳跃式发展，我国的能源消费也巨幅增长。《中国统计年鉴（2010）》显示，我们国家年能源消费总量从1978年的57144万吨标准煤增长至2009年的306647万吨标准煤，是改革开放之初的5.37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也是如此，尤其是对于矿产品的需求，进出口总额呈一路上升趋势（见图1-10）。矿产品进出口总额也一直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0%～27%，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1000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近10000亿美元，矿产品成为重要的进出口货物。

图1-10 2001年来中国矿产品进出口总额及占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2011中国国土资源公报》，http：//www.mlr.gov.cn，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4月3日。

图1-11 2001～2011年石油与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2011中国国土资源公报》，http：//www.mlr.gov.cn，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4月3日。

《2011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目前我国大宗矿产品对外依存度居于高位。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均达56%以上，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为56.7%，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56.4%，从图1-11可以看出，石油对外依存度增长了一倍，有超过一半的石油消耗依赖进口，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也一直在高位徘徊，略有浮动。2011年，全国矿产品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9571亿美元，同比增长34.3%。其中，进口额同比增长34.5%；出口额同比增长33.9%。原油、煤炭、铁矿石、铝土、锰、铬铁、镍等矿产品进口量较2010年均有不同幅度增长。特别是煤炭，继2009年净进口之后，2011年进口量达22228万吨，较2010年增长20.3%。

另据《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11）》显示，2006～2010年，石油进口由1.82亿吨增至2.76亿吨，年均增长10.3%；铁矿石由3.25亿吨增至6.19亿吨，年均增长17.4%。2010年，中国铜、铝和钾等大宗矿产对外依存度分别为71.0%、52.9%和52.4%。2006年以来，受矿产资源需求旺盛等因素影响，重要矿产品价格高位运行，石油和黄金价格大幅攀升，铁、铜、铝、铅、锌、镍等重要矿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尽管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矿产品价格一度大幅回落，但在短期内迅速弹回至高位，经济发展的资源成本进一步加大。

2009年中国消耗了1537.4百万吨标准石油的煤，占世界所有煤消耗的将近一半，西方国家在大幅减少使用煤作为能源的同时，中国却“逆势”同比增长了9.34%；在2009年中国共消耗2177百万吨标准石油的能源，其中煤占总能源消耗的70.62%，石油占18.59%，两者合计为89.21%，而天然气和核能两种清洁能源所占比仅为4.40%。相比于日本，2009年日本全年仅消耗了463.9百万吨标准石油的能源，为中国全年消耗量的21%，其中煤的使用量占总体使用量的23.45%，天然气和核能两种清洁能源占比为30.35%，比例远远高于中国；美国全年使用的能源中，煤的使用量占22.82%，天然气和核能两种清洁能源所占比为35.70%。（见表1-4）

表1-4 中国能源消耗国际比较

（四）东部发展瓶颈凸显

东部地区引领中国“赶超世界”赶了30多年，固然取得相当成就，尤其是各种经济上的成就，成绩喜人。但这种依靠廉价劳动力、投资驱动经济增长，并以大进大出的贸易为支撑的“蓝海战略”带来的不仅是成绩，也有各种问题。如今东部地区遭遇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发展遭遇到了瓶颈。

截至2006年，中国东部十个省市中已有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六个省市GDP破万亿元，2008年又有北京市和福建省加入“万亿俱乐部”，2011年天津市GDP总值也过万亿元。至此，除了海南省外，东部九省市GDP已达万亿元。

这些地区人均GDP都已超过4000美元，根据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的“国际经验”，在跨越4000美元这个“坎”后，将迎来一个非常痛苦的时期，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东部地区除了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人均GDP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并接近富裕国家水平，其他的省市都处于中等或中下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将是一段“阵痛期”。在这期间，我国东部地区已经面临困难局面，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此时单靠传统制造业生产、大量投资拉动已难以支撑经济的再增长，这就要求新的价值创造和新产业的出现，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在经历了长期的快速发展之后，东部地区GDP增速明显放缓，2011年实际增长速度普遍低于10%，中西部地区2011年实际增速和2012年预期增幅都不低于10%，甚至有15%和16%的，远高于东部平均水平的增幅。对于2012年GDP预期增幅，预期最高的是陕西、重庆、贵州、内蒙古和海南，除海南外，其余四个省市均为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京、沪、浙、粤、鲁、苏等省市2012年GDP预期增速均不高于10%。可以说这与东部地方政府淡化单纯的GDP数字，“故意放慢脚步”有关，意图转方向、调结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持续，东部地区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还没有彻底改变，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大的冲击。此外，东部地区目前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传统产业不断向其他地区转移，增速放缓，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发展还不成熟，没有接续起来。

但客观现实是，20世纪70年代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这是这些“中等发达”省市的前车之鉴。东部地区正在进入一个“自我升华”时期，同时也意味着这些省市在经历发展的“瓶颈”和“阵痛”。

当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不再，老年人代表社会保障成本日益增加，能源和原材料减少带来的生产成本增高，欧美市场又因金融危机等原因不再那么庞大，国内消费市场尚未完全培育完成，东部地区代表着的中国“蓝海战略”发展遭遇瓶颈。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在慢慢消失，中国正面临一场形势严峻的强大挑战。

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使得劳动力优势渐渐丧失，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巨大而难以继续，东部地区经过30多年的发展也遭遇了“升级的痛苦”和各种发展受限，“蓝海战略”的施行所依赖的几个结构性条件都开始面临挑战。所幸的是，这些挑战现在只是初露端倪，尚未到完全发挥破坏性作用的时候。

二 “蓝海战略”的弊端凸显

“蓝海战略”作为中国发展经济、试图与国际接轨的一条道路选择，自身就存在许多弊端。过去，人们一直关注“蓝海战略”取得的骄人成绩，却忽视了“蓝海战略”发展路径的本身缺陷。当一波疯狂的增长趋势渐行渐远，“蓝海战略”以前为成绩所掩盖的弊端也开始显现。

（一）处于全球价值低端，缺乏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后，我国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中大部分企业是为跨国公司进行贴牌生产，或者是自行生产一些低附加值的衣服鞋帽类的小商品，或者是承接国际订单进行生产，所有的这些企业嵌入的只是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低端环节。实践证明，定位于“GVC低端”的增长战略是具有高度成效的，它有利于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发展要素的积累，逐步形成经济起飞的基础，这也被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经验所支持。

但这种发展模式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显然的。一方面，容易陷入“低端锁定”的局面，收益的分配、产业发展方向等受GVC主导国控制，发达国家主导的这条全球价值链，会设计各种参数来控制以代工者身份参与其价值链体系的中国企业的技术赶超和价值攀升过程。[17]国内企业则由于路径依赖而陷入低端锁定的不利局面。当下游市场出现萎缩或受到冲击时，代工企业无法自我消化这种外部冲击，或者无法向控制品牌和销售终端的国际大买家和发包商传导生产成本上涨的压力，结果在危机爆发后以国际代工为主的行业受到了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以切片式融入GVC弱化了地区间产业联系和区域一体化的动力。代工企业与国际主导企业在GVC纵向上进行分工，但与国内其他产业内企业形成了横向分工，它们之间形成的竞争关系强于合作关系，同时“两头在外”的生产网络造成国内市场和先进服务业投入的双重脱节，这些问题反映在区域经济活动上，地区间“产业同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现象便比比皆是。[18]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显示。

第一，我国出口国际竞争力强的产品，主要是初级资源、鞋类、服装、玩具、家具、消费类电子等传统的劳动密集的产品。这些企业多为外资企业的加工企业，即为外企简单的代加工，制成品在世界市场销售。

加工贸易又是我国贸易失衡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1999年以后，占我国贸易失衡的绝大部分，一般贸易的失衡经过了2001～2004年的逆差之后，在2005年转为顺差，但这种趋势在2009年又进入逆差模式，其他两种贸易方式的失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9]从我国从事贸易的主体结构来看，国有企业的比重下降较快，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均在稳中攀升，但不同的是，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自2000年开始一直占据“半壁江山”，这些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多为原材料、能源输入和代加工产品输出。

第二，产业的附加价值不断下降。1981～1987年，增加值率为0.44～0.48，相当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比率一直保持着下降的趋势，2003年已下降到0.3384。[20]在外贸产业结构方面，我国三次产业产品结构比例不合理，贸易出口主要是以货物贸易为主，在外贸总额中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比例严重失衡。我国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比货物贸易低6个百分点，货物贸易出口与服务贸易出口的比例为10.2∶1，远远高于世界平均4.2∶1的水平，而且服务贸易逆差很大，服务业附加值高。服务贸易代表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层次的高低，而我国服务贸易却在世界第十位左右，远落后于其他贸易大国，表明我国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21]

第三，我国利用的外资从1995年的3145个项目、102.69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41473个项目、1982.16亿美元，项目增长了12倍，利用金额总额增长了18倍。外商直接投资从1995年的63亿美元到2006年增长将近30倍，达到1937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从1995年的61.7%增长到2006年的97.7%，增长了36个百分点左右。截至2007年，有50多万家外资企业在中国制造产品，大部分在中国沿海地区加工组装的产品，是以满足国外订单的出口为主，主要涉及技术水平较高的生产中需要大量利用密集劳动的生产作业部分，如电子产品的装配等。[22]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接受了大量的FDI（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信息产业成为我国第一大工业部门；相应的，出口结构中以IT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产品比重2006年达29%，超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国家平均水平。[23]

由于处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低端被动地位，中国企业处于高度的竞争状态；同时东欧、中南美洲与亚洲特别是印度等许多后进国家与地区也开始加入国际代工的行列，它们也都在积极地寻求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争夺国际外包订单的市场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利润也必然越来越薄。一旦当同类产业出口竞争者急剧进入导致贸易下降的时候，它们反而会日益遭受报酬持续下降的损失，这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生产者必须长期面对的现实问题[24]。

（二）劳动报酬占GDP比例逐年下降，劳动者弱势地位凸显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劳动力作为商品的特殊性、劳动力供给的绝对剩余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劳动者在市场交换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劳动者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大量劳动者长期忍受恶劣的劳动环境和极其低廉的劳动报酬。国际经验告诉中国内需的重要性，尤其在经历了2008年蔓延开来的金融危机后，学界和政府都经常将扩大内需作为重要的“谈资对象”，却依然不见我国经济发展动力由出口向内需的转变，对外贸易依旧成为贡献GDP的重要增长量。内需是指国内需求，既包含国内的消费需求，也包含国内的投资需求，国内投资同样占据GDP总量的较大部分，只有消费算是“未完全开发领域”。

图1-12 1978年以来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绘制而成。

2010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显示，从1983年开始，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连续22年下滑。张建国称，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1978～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网站文章继续指出，中华全国总工会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25]在2010年初，陈志武教授发表文章《把失去的财富效应归还给百姓》，文章指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总体上，中国居民消费（即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在持续明显下降：1952年这一比例为69%，到1978年改革开放初已下滑到45%，2004年缩减至35%；与之相对照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持续上涨，从1952年的16%攀升至2004年的30%左右。[26]

中华全国总工会官员称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这引起人们的质疑和不满，这些人声称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被低估，但可能的原因在于，把不同参照系、不同口径、不同分配层次的数据放在一起，只会引起认识的混乱，当下的一个明显事实就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过低，经济增长的成果正在向资本家、政府和权力阶层过度倾斜。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也指出，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症结不是老百姓热衷储蓄不愿花钱，而是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有数字显示，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要素收入占比是稳定的”，并把它视为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之一，但中国的数据却推翻了这个结论。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否是劳动力谈判力量被地区间竞争弱化的结果。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这与金融市场一体化时代，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流动性更大、谈判力量更强有关。然而，中国的情况稍有不同，它每年吸引的FDI流入量达到了500亿～700亿美元。按道理，外资源源不断地流入，资本稀缺性得以降低，劳动力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劳动收入占比应有所改善。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这可能与中国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所激起的地方政府间的GDP“竞赛”有关。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要素价格和环境保护方面不惜“竞争到底”。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这种竞争引起劳动力谈判力量被弱化的结果。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广阔的市场、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优质的基础实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重要目的地。在中国，外资的主体是从事加工贸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它们将这里作为组装基地和出口平台。伴随供给的不断增长，这类企业面临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为了维持已经摊薄的利润，它们会进一步压低劳动力成本。可见，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具有两面性，在加速外资流入的同时，也使中国丧失了很多福利改善的机会，劳动收入占比恶化便是其中之一。

（三）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代价，生态失衡加剧

中国只有一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纳下13亿人口，过去粗放型的“两高一低”增长方式——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带来的环境破坏日益严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据16席，首都北京也名列其中；2009年，我国酸雨面积、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均居世界第一，虽然也做了大量环境整治工作，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但我国环境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阶段，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2008年我国环境损失占当年GDP总量的3%，如果不改变发展方式，2020年将上升到13%以上。[27]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针对生态环境恶化状况而公布的报告指出，2008年因泄漏污染、土壤恶化、湿地消失及其他影响造成的损失已增加到1.3万亿元人民币（约1300亿英镑）。这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9%。这些损失大多没有出现在公司资产负债表或政府预算中，但是的确是在年复一年地积累，最终成为环境赤字，威胁到国家的长期繁荣。中央政府已经加大了治理污染的力度，但是报告指出，在截至2008年的5年间，泄漏污染及其他环境损害增加了74.8%。实际数字甚至可能更高，因为报告作者承认他们的统计数字是不全面的。

我国稀土资源约占全球总量的36%，却长期承担着全球90%以上的稀土供应。[28]长期以来，我国稀土资源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大，目前已处于严重超负荷状态，特别是在环境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从国外稀土资源勘探反馈的信息看，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的稀土储量分别占世界的13%、19%和5.4%。但受制于环境压力，这3个国家2009年的稀土产量都为零。目前，我国的稀土储量正以惊人速度下滑。同时，在稀土资源的开采和生产过程中，稀土元素开发过程中的废渣、废水、废气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要对此进行修复，则要付出高昂的治理成本。专家估算，在赣南，如果要对开采稀土等矿产破坏的土地进行生态修复，资金投入预计在380亿元以上。

图1-13 2008年部分国家环境退化和自然资源的损耗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世界银行报告专刊》，安邦集团研究总部译，2012年3月15日。

由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组织实施，耗时15个月完成的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在2008年环境退化和自然资源的损耗占国民总收入（GNI）的近9%，是各个国家里相当高的一个数据，相比较韩国、日本和德国，这三个国家的比例还不及1%，中国为发展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实在太大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近岸海域298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62.8%，比上年下降10.1个百分点；三类海水占14.1%，上升8.1个百分点；四类、劣四类海水占23.2%，上升2.1个百分点。2002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调查表明，西部地区每年因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500亿元，占到当地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3%；西部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62.5%，土地沙化面积超过16000万公顷，占全国沙化面积的90%。[29]

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其中，水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862.8亿元，占总成本的55.9%；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198.0亿元，占总成本的42.9%；固体废物和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7.4亿元，占总成本的1.2%。根据《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8》（公众版），2008年的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12745.7亿元，其中环境退化成本8947.5亿元，生态破坏损失（森林、湿地、草地和矿产开发）3798.2亿元，分别占生态环境总损失的70.2%和29.8%。2008年，生态环境退化成本占当年GDP的3.9%。2008年，利用污染损失法核算的环境退化成本为8947.5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613.5亿元，增长了22.0%，增幅略高于2007年。2008年，环境退化成本分别占地区合计GDP和行业合计GDP的2.73%和2.98%。[30]

（四）东西差距依然巨大，西部陷入依附性发展陷阱

改革开放发展之初，我国根据区域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形式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除了台湾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东部有12个省市，中部有9个，西部有10个省市。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东中西地区在现阶段无论是GDP总量、人均GDP数据、经济结构还是经济环境都呈现巨大差距，正如孙立平教授所言，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断裂的社会：不同人群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等，犹如一场马拉松，每跑一段，都有人会掉队，被甩出队伍之外。如今，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已经断裂，在东西部的发展之路程中，西部已经“掉队”了。

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古已有之，秦汉至隋唐，关中地区是我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安史之乱”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向东、南转移。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国家采取均衡发展战略，区域差异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改革开放后，为了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国家开始实施区域非均衡战略。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的思想指导下，东部地区占尽改革发展的先机，经济迅猛发展，造成地区差异总体扩大趋势。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开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先后启动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收到一些效果，但整体差距还是很明显，甚至有扩大趋势。

2011年，中国统计学会根据《综合发展指数编制方案》，对2000～2010年各地区综合发展指数（CDI）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表明，2000～2010年各地区综合发展指数稳步提升，但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31]

如图1-14所示，各个地区在2000～2010年综合发展指数都有明显提高，但是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综合发展指数差距反而拉大了。2000年，西部地区综合发展指数为34，东部地区为45，差值为11；而到了2010年，西部地区综合发展指数增长为52，东部地区增长为66左右，差值为14，两者水平差距明显增大了。

图1-14 2000～2010年中国四大区域综合发展指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0年地区综合发展指数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11222_402774765.htm，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4月10日。

细分来看，综合发展指数由“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和“科技创新”五大类分项指数组成。

除了“社会发展”这一指标，“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建设”和“科技创新”这四个指标数据，东部地区都领先西部地区至少15个百分点（见图1-15）。在31个省（区、市）综合发展指数单独看来，排名前十的地区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福建、辽宁、山东和重庆，东部地区占据9席，重庆作为直辖市，之前发展指数一直都不怎么高，而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

图1-15 2010年四大区域综合发展分项指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0年地区综合发展指数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11222_402774765.htm，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4月10日。

从直观数据来说，2000～2008年，东部与西部人均GDP绝对值差距从6105元扩大到21213元，GDP总量差距从4833亿元扩大到27109亿元。另外，在人均受教育年限、卫生医疗、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2008年，西部地区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0.4%，比东部地区高3.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仅为东部地区的73.5%；西部地区农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覆盖率不到5%，仅为东部地区的1/10，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0%；目前全国4007万低收入以下贫困人口中，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高达94.1%。[32]

另外，西部可能面临的一个危险就是陷于拉美国家式的依附性发展。依附发展理论是对古典依附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同古典依附理论不同的是，后来者将前人的“不发达的发展”修改为“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依附发展理论认为拉美国家虽然依附，但发展也是存在的，并且是以比被占领及半殖民的情况更有活力的依附形式存在。尽管比以前有更有活力的形式存在，依附中存在着发展，但依附发展依然存在鲜明的剥削性、单向性和被动性，使得附属国在国际竞争中存在明显的劣势。中国之于欧美，西部之于东部，就有依附发展的痕迹。欧美从中国进口大量原材料，利用廉价劳动力和特殊优惠政策在中国开设代工厂，从事简单低级的加工，然后将成品返销欧美市场，中国从中只赚取低廉的加工费，却要从欧美进口昂贵的设备和其他工业制成品。中国东西部的关系亦然，东部的廉价劳动力和一些必要的原材料以及能源来自广大的西部地区，西部却要从东部引进技术和设备。中国在世界市场中处于价值链低端，西部在国家内部市场中亦处于低端位置；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西部则正在承接东部产业的转移，不正是当年东部从东亚和欧美引进外资的同一发展道路吗？因此可以说，西部就是改革初期的中国，如处理不当，如今的西部有依附东部发展的可能。

因为处于GVC底端而缺乏竞争优势，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又逐渐显现并被社会关注，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危机和治理生态的巨大成本影响着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以非均衡发展为策略果然造成东西部差距巨大。这些危险信号都是“蓝海战略”自身弊端开始显现的标志，相比外部结构性条件的变化，这是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它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去的发展道路。

得益于外向型的“蓝海战略”，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随着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渐渐消失，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巨大而难以为继，以及后投资时代的增长动力不足和东部发达地区的瓶颈凸显，使得持续了30多年之久的“蓝海战略”面临严峻挑战。而之前实施的“蓝海战略”造成一些问题：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缺乏竞争优势并始终难以突破、劳动者弱势地位没有改变、生态环境的破坏情况严重、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的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扩大而未有减小趋势等，这些问题伴随着“蓝海战略”的践行愈加突出，已然渐渐成为中国发展不可承受之重，中国应该寻求新的出路，改变“蓝海战略”下国内的发展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