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蓝海战略”与国际困局
“蓝海战略”下，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得益于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吸纳能力、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及低廉的国际油价等结构性外部因素。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经济局势发生逆转，中国经济所依赖的外部结构性条件开始发生转变。首先，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世界发达国家/地区市场对于中国出口产品的吸纳能力开始减弱。其次，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蓝海战略”致使世界各国/地区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地区常年存在对华贸易逆差。当世界经济局势发生逆转时，各国/地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地区贸易摩擦不断。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也在不断提升。最后，近年来中国的崛起使得周边邻国感到危机，中国与周边国家领海摩擦不断，直接影响海运安全。
一 发达国家/地区对中国出口吸纳能力下降
“蓝海战略”下，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地区的进口市场。美国、欧盟、日本及中国香港地区作为中国内地主要出口市场，其进口总额占中国出口比重的58%左右。其中香港地区作为中国内地出口的主要转口地，其来源于中国内地转口的商品占总转口贸易的60%左右，而且其30%以上的产品转口至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33]因而中国出口主要依赖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的进口市场，这就使得中国出口总额受到发达国家/地区经济形势的严重影响。当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地区经济繁荣时，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吸纳能力较强；然而当发达国家经济一旦出现危机之时，其对中国出口的吸纳能力将明显减弱。如图1-16所示，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逆转，美国、欧盟、日本三大出口市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吸纳能力开始下降，对华进口增长率逐年下降。2009年3月中国首次出现月度外贸逆差，2010年2月再次出现逆差，时隔两年后2012年2月中国第三次出现月度贸易逆差，逆差额高达314.9亿美元，创9年来最高。
图1-16 美、日、欧对华进口增长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金融危机后，日益恶化的国债危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产业空洞化问题一直阻碍着美国经济的发展，随着世界主要评级机构对美国主权评级的下调，使得美国未来经济发展堪忧，直接影响其对华的进口吸纳能力。作为中国现今第一大进口市场的欧盟经济前景同样堪忧。2009年底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致使欧盟主要成员国经济发展滞缓，各成员国主权信用评级连遭下调，欧元区面临解体风险，欧盟未来对华进口前景同样堪忧。日本作为中国在亚洲的主要出口国，在经历了2011年的地震、海啸以及核泄漏等一系列灾害后，其经济发展遭受重创，未来对中国出口的吸纳能力必将大幅下降。由此看来，金融危机后，出口这一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出现严重问题，未来中国所奉行的“蓝海战略”面临来自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巨大挑战。
（一）美国：国债危机、失业率居高不下、产业空洞化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作为世界经济秩序的引领者，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的国际金融秩序使得美国成为世界的最终消费者。然而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发展一再受阻，GDP增长率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2011年主权债务危机所带来的政治分裂更增加了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34]
美国现今国债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100.8%，直逼“二战”时期的制高点121.7%。“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在2009年以后正式踏入高赤字时代，并且美国这一高赤字问题在可预测的时间内难以克服。CBO指出，美国的高赤字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9～2012年，此阶段的赤字是由于金融危机对财政造成的负面冲击产生的，因而是阶段性的。2012年以后的第二阶段则与金融危机无关，而是由于政府医疗和社保账户的‘盈余逆转为支出’造成的，是长期性的。”[35]美国进入高赤字时代必将带来财政支出的增加，2010年6月CBO发布的美国未来25年收支方案预测指出，预计2021年美国财政赤字增加至1.32万亿美元，2035年增加至3.99万亿美元。巨额的财政支出带来的将是美国国债利息负担的不断加重。2010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为4130亿美元，预计到2021年，国债利息支出将升至1.13万亿美元，而2021年预计美国的财政收入约为4.96万亿美元，利息支出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2%左右。[36]当一国的国债利息支出超过当年财政收入的20%，该国未来的经济将陷入危机。美国CBO的预测数据显示，未来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必将超过当年财政收入的20%，美国未来经济前景堪忧，对中国出口的吸纳能力必将受到影响。
随着美国国债利息支出的不断攀升，世界三大评级机构先后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预期。2011年8月5日，标普公司宣布下调美国国债信用评级，从AAA评级下调至AA+，同时决定把美国信用前景维持在“负面”，这是自1917年评级机构诞生以来美国国债信用等级首次被调降。2011年11月惠誉、穆迪两大评级机构先后将美国信用评级展望定为负面，并且惠誉指出如果未来美国预算赤字不予改善，其将于2013年下调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三大评级机构对美国国债评级的下调无疑是对惨淡的美国经济的雪上加霜。一方面，美国国债评级遭下调，美国未来融资将更加困难，这就使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问题难以得到缓解；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国债风险增加，国债收益率在未来将不断攀升，导致未来美国国债利息支付额度再次提升，这就使美国经济的前景愈加惨淡。面对这样庞大的债务压力，未来美国将难以长期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吸纳地。
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下调使得外部投资难以成为美国经济的救生圈，然而，金融危机以来高企的失业率使得内需也难以改善美国经济惨淡的前景。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美国的GDP中70%来源于个人消费，然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致使美国人均消费能力减弱，难以实现对GDP的拉动。[37]另外，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金融、保险等虚拟经济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支柱。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60年间，美国制造业占GDP总值的比例从1947年的25.6%下降为2009年的11.2%，然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则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从1947年占GDP的10.5%上升为2009年的21.5%。美国这样一种产业结构比例，导致美国制造业的空洞化，2009年制造业对美国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仅为10%左右，整个美国对就业的吸纳主要来自金融、房产等虚拟经济行业。[38]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的虚拟经济受到了重创，华尔街大量员工面临失业压力，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行业短期内将难以再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就使得美国未来失业人口数量将会不断攀升，本国个人消费能力不断下降，未来美国经济前景堪忧，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吸纳能力必将下降。
（二）欧盟：主权债务危机
相比于美国，欧盟作为中国出口第一大市场，其经济前景更为堪忧。2009年底开始于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迅速波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致使欧元区面临解体或重组的威胁。2009年11月希腊财长宣布该年希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13.7%，远远超过之前6%的市场预期。2010年第一季度，希腊国债占GDP的比重高达115%，引发投资者大量抛售希腊国债，希腊筹资困难，最终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危机迅速波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一时间受主权债务影响国家的GDP占整个欧元区GDP比重的37%左右，严重影响到欧元区的经济发展。
如图1-17所示，2011年第四季度欧元区高负债成员国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萎缩，相比于第三季度，整体欧元区GDP下降1.3%，其中除法国在第四季度GDP有所回升以外，德国、西班牙相比于第三季度GDP均下降1%左右，意大利则下降近3%，葡萄牙GDP降幅超过5%，而希腊则下降18%。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希腊已经进入第五个衰退年头，全年经济收缩6.8%，而作为欧元区的第三大经济体的意大利也正式步入衰退期，西班牙23%的失业率高居欧元区之首，使其也难逃经济衰退的厄运。[39]
图1-17 2011年第四季度欧元区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Brian Blackstone，“Germany，Others Saw Fourth-Quarter Decline but Drops Were Smaller than Expected”，Europe News，2012。
面对欧元区日益深化的主权债务危机，世界三大评级机构先后下调欧元区主要高负债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2011年12月标普公司将欧元区17个成员中的15个国家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并于2012年初下调了法国在内的9个国家的信用评级（见图1-18）。至此，德国成为欧元区内唯一保留优质评级的国家。欧元区各成员国先后遭降级，致使其本国融资更加困难，未来欧元区面临解体或重组的高风险。欧盟各成员国经济萎缩致使欧盟对中国进口吸纳能力下降。
图1-18 标普公司下调欧元区九国主权信用评级
资料来源：方利平等《标普投“炸弹”金价骤跌1%》，《广州日报》2012年1月16日。
图1-19 日本GDP增长率（2000～2011年）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Eurostat）。
（三）日本：经济发展滞缓，企业债务增加
2011年日本先后经历了三重磨难，首先是9级的大地震致使日本多地一夜之间成为废墟，其次是“千年一遇”的海啸吞噬了日本，最后则是“前所未有”的核泄漏致使日本几乎成为一座死城，经过三重灾难的日本其未来经济发展不容乐观。如图1-19所示，刚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开始复苏的日本经济在经历了2011年的灾难之后再次呈现下降趋势，未来难以乐观的日本经济增长态势致使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吸纳能力难以提升。
另外，日本高企的国家债务也是其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复苏的原因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数据显示，日本国家债务总额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29%，位列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之首。由于这一高企的国家债务，标普、穆迪以及日本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先后下调日本的主权信用评级。一方面，灾难过后的日本未来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灾后重建，致使日本财政赤字难以降低；另一方面，各大评级机构对日本主权评级的下调，使得日本未来融资更加困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日本国债平均收益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就可能要多付至少相当于日本经济总量2%的债务利息。”[40]现今的日本在自然灾害和巨额债务的双重压力下，政府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未来日本经济难以在短期内重现昔日的繁荣。随着日本经济发展的停滞，未来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吸纳能力也必将下降。
金融危机后，美国、欧盟和日本都面临巨大的债务违约风险，世界三大评级机构对其评级等级的下调使这些国家未来融资更加困难。昔日全球经济的领军国家正在面临经济萎缩甚至停滞的风险。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一场大的逆转。全球经济神话的破灭致使中国“蓝海战略”下出口市场的主要支柱相继衰退，未来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吸纳能力逐渐减弱，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蓝海战略”将难以为继。
二 人民币升值与油价高企使出口与外资优势减弱
自中国推行“蓝海战略”以来，出口与外资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然而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局势发生逆转，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出口的吸纳能力大幅下降，直接威胁着中国未来的发展。与此同时，保障出口与外资的两大结构性因素——汇率与油价也先后发生变动，人民币的大幅升值与国际油价的高涨，致使中国原有优势减弱，出口与外资两大经济引擎受到威胁。
（一）人民币升值，出口优势减弱
如图1-20所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头五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直平稳地保持在一个相对低位的水平，这为中国“蓝海战略”下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有力保障。然而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近五年来，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增幅达31%，[41]2006年、2007年、2008年和2011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先后突破8元、7.6元、7元和6.5元大关。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国内企业的出口产品价格提升，降低了中国制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
图1-20 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图（1994～2010年）
资料来源：根据1994～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自推行“蓝海战略”以来，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然而这使得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对华贸易逆差常年居高不下。由于中国贸易顺差的常年存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一致认为人民币长期存在低估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华2011年第四条款（Article IV）指出，人民币汇率低估幅度在3%～23%之间。随着IMF报告的公布，世界各发达国家先后对人民币升值施压，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再度提升。众所周知，中国自推行“蓝海战略”以来，依托加工贸易出口创造高额利润，然而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中国出口企业将受到严重影响，出口优势减弱。另外，由于中国出口主要集中于加工贸易，而全国加工贸易出口企业中85%来源于外商直接投资。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所带来的出口优势减弱，外商对华投资也将出现衰退。“蓝海战略”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在人民币升值后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致使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堪忧。
（二）国际油价上涨，航运成本增加
“蓝海战略”所依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丰富的海运资源。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优先发展东部地区，依托东部航运的便利条件实现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在东部海运便利条件的驱使下，截至2010年东部吸引外商投资总额占全国的82.75%，远远超过中西部的总和。然而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动荡，世界主要产油国内外冲突不断，国际油价受到严重影响。如图1-21所示，2005年前国际油价一直维持在50美元/桶的平稳价格区间，此时航运成本较为低廉，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以及作为临海国家的海运优势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进入中国东部地区。但是金融危机后，国际原油价格直线上涨，尤其近两年来海湾及北非地区的主要产油国相继出现政治危机，致使国际原油供应量减少，国际油价上升，海运燃油成本上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开始下降。中国商务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2011年11月开始，中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已经连续6个月出现下降，2012年1至4月实际利用外资额下降2.38%。[42]
图1-21 WTI原油价格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情报署（EIA）。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推行“蓝海战略”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稳定的汇率以及国际低廉的原油价格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保障。中国本土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以及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的制造产业，并且通过汇率优势将中国制造的产品大量出口至发达国家市场，以此赚取丰厚的利润。但金融危机后，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蓝海战略”下的出口价格优势和低廉航运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再加之中国国内人口红利的降低，大量外资开始撤出中国，转向劳动力优势更加突出的国家，如越南、泰国等南亚国家。随着外商投资额的不断减少，“蓝海战略”下拉动中国经济的两大引擎面临挑战。
三 国际贸易新格局制约中国经济发展
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美国国内高企的失业率以及产业空洞化现象致使其不得不通过开发外部新市场来转嫁本国矛盾。亚太市场在过去的十年间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美国出口市场的前19位中有9位来自亚太市场，其中印度、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六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十年间美国出口市场增长速率前六的国家和地区。[43]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自2001年以来，美国在亚太市场的出口率增长了89%，这些增长主要来自双边贸易协定的拉动。以越南为例，在美越双边贸易协定的推动下，美国越南的出口率增长了七倍以上。
美国在亚太市场表现优异的同时，欧洲的出口市场却表现平平。数据显示，自2001年以来的十年间，美国向欧洲市场的出口量累计增长了48%，仅为亚太市场的一半。美国在亚太市场的出口量增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经济分析署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4月美国的贸易赤字降低了11%，其中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分别出现了贸易顺差。这一贸易平衡的逆转得益于20亿美元的出口增长量。另外，美国政府同时注意到对于亚太市场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国内的就业压力，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复苏。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2011年6月的国情咨文报告中指出，美国如果想降低高企的失业率，推动美国经济的快速平稳复苏，就需要开拓更多的国外市场，将美国的产品送往世界各地。亚太市场已经成为美国出口市场中增速最快的市场。在未来的发展中，亚太市场将必然成为美国开拓市场的重点。因而，美国重返亚太，与环太平洋国家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也就成为必然。
但是美国重返亚太后，首先是将越南、澳大利亚、文莱、秘鲁、日本等环太平洋国家邀请加入TPP谈判，却一直没有邀请中国加入。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缓和国内压力，降低国际贸易过程中大幅的贸易逆差。2010年美国贸易在亚洲市场的贸易逆差高达3700亿美元。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指出，在从1985年至2010年间，美国在亚太市场的贸易逆差占全美GDP的2%～3%，2010年亚太市场的贸易逆差占全美GDP的2.5%。然而在所有亚太市场中，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最主要的来源国，2010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2730.7亿美元，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74%，创造了美国历史贸易逆差的最大值。在近十年间，美国在亚洲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逆差额均有所下降，在日本、韩国等国家还相继出现了贸易顺差，然而唯独中国例外，贸易鸿沟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迅速扩大。
美国重返亚太后形成的TPP协议组织与中国在太平洋领域主导的东盟组织直接形成对冲格局。TPP形成后在环太平洋国家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环太平洋经济整合模式，该模式以美国为主导，通过双边贸易协定加强太平洋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关系。这种经济新格局的形成直接影响中国在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地位，同时威胁到中国“蓝海战略”下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
美国重返亚太后，中国在亚太地区国际贸易受阻。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中国在“蓝海战略”下一直依托出口拉动经济的发展，因而常年存在高额的贸易顺差，这使得中国与世界主要进口国家贸易摩擦不断。据WTO统计，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被发起反倾销次数最多的成员。仅在2008年全球新发起的208起反倾销调查和14起反补贴调查中，涉及中国的分别占总数的35%和71%。[44]仅2012年第一季度就有11个国家和地区对华发起19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90%左右。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抬头，中国“蓝海战略”下拉动经济的出口引擎不断受阻，未来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奉行“蓝海战略”，依托本国廉价劳动力优势以及沿海便利的海运航线，形成了出口与外资两大经济增长引擎。改革开放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繁荣的经济前景、人民币稳定的汇率以及国际油价的稳定成为中国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可靠保障。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逆转，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出现萎缩，中国主要出口市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对华产品吸纳能力下降的现象。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前景黯淡的同时，中国本身也面临自身经济发展优势减弱的问题。一方面，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不断繁荣，贸易顺差常年存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致使出口优势减弱；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局势动荡，世界主要产油国相继出现危机，国际油价一路飙升，致使“蓝海战略”所依托的海运成本上涨，降低外商对华投资。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为了转嫁本国危机，缓解国内矛盾，正式重返亚太，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新的经济贸易格局，对冲原有中国主导的东盟10+3模式。同时，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中国在出口贸易方面频遭反倾销调查，严重阻碍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
现今全球经济环境开始发生逆转，原有“蓝海战略”所依托的出口与外资两大支柱随着外部结构性条件的恶化，其优势开始消失。在外部结构性条件恶化的同时，中国内部的结构性条件也在发生转变，内需难以成为未来拉动经济的新增长极。因此中国现今迫切需要提出一种全新的战略用于应对“蓝海战略”未来所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