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阮文灵与越共六届中央领导
越共六大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阮文灵当选越共中央总记，越南的革新开放在组织领导上有了保证。阮文灵对越南革新路线和政策的设计作出了积极、有效的贡献，是越南党、国家、人民和军队的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
一 越共六届中央领导
越共六届中央委员会共173名委员，包括124名正式委员和49名候补委员，比上届有所增加。其中91人连任，82人新当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平均年龄为56岁，越共中央政治局由14人组成，包括阮文灵（总书记）、范雄（总理）、武志功（国务委员会主席）、杜梅（副总理）、武文杰（副总理）、黎德英（国防部部长）、阮德心（中央组织部部长）、阮基石（外交部部长）、童士元（副总理）、陈春柏（中央民运部部长）、阮升平、段奎（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梅志寿（公安部部长）、陶维松（中央宣传部部长）。长征、范文同和黎德寿作为党中央委员会的顾问（由长征负责）。中央书记处书记包括阮文灵、阮德心、陈春柏、陶维松、陈坚、黎福寿、阮决、谭光中、武莺、阮庆、陈决、陈国香、范世阅。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阮文灵、武志公、杜梅、武文杰4人长期搞经济或既负总责又搞经济，旗帜鲜明地主张进行改革。
二 阮文灵及其历史作用
阮文灵，又名阮文菊、阮十菊，1915年出生于越南北方兴安省，1930年投身革命，1936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即当今的越南共产党），并被派到海防市参加工作。1939年初被派往南方工作，任西贡市（今胡志明市）市委委员。1940年负责中圻各省重建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1941年初在荣市再次被捕，被判5年徒刑，流放到昆仑岛，直到1945年8月革命胜利后才获释。1945～1956年先后任西贡市市委书记，南部区党委委员、常务委员。1957～1960年任中央南方局书记；1960年在越共三大至六大被选为中央委员，1976年四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77年任越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78年5月至1980年8月，任越南总工会主席。1982年越共五大时被免去上述两职，只保留中央委员；同年4月再度出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1985年6月五届八中全会上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再次出任书记处书记，9月升任常务书记。1986年12月在越共六大上当选总书记[49]；1991年6月在越共七大上改任越共中央顾问。1998年4月27日病逝。
1998年4月29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在追悼阮文灵大会上致悼词。他回顾了阮文灵近70年的革命生涯。他强调指出，阮文灵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事业的伟大胜利有着巨大的功劳。在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和党中央顾问期间，阮文灵对越南革新路线和政策的设计作出了积极、有效的贡献。他提出并坚持实行“有原则的革新”，即“革新要牢牢坚持社会主义既定方向，坚持并加强党的领导，尊重并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黎可漂称颂阮文灵是“越南党、人民和军队的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50]。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电唁阮文灵逝世时认为，阮文灵同志是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他为越南革新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同时也为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在南方从事南方解放和祖国统一的革命斗争
1941年初阮文灵在荣市被捕并被判5年徒刑，流放到昆仑岛。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成功，阮文灵回到南部西贡-堤岸一带活动，先后以市委书记、西贡-堤岸特区书记的职务领导抗法战争。1947年参加南部党委会，1949年后任南部党委常委。1957～1960年他任南部党委代书记。1960年他在越南劳动党（越共前身）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被中央任命为南方局书记。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他任南方局副书记和党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副代表。
在阮文灵的整个革命生涯中，有一多半的时间在南方从事解放和统一祖国的事业。1954年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扶持吴庭艳政权。阮文灵说：“吴庭艳走狗政权立即发动诉共灭共战役，对共产党人、爱国者包括平民进行搜索、逮捕、监禁。到1959年10月，他们又颁布了一项法令，用铡刀到处残杀我们的同胞和战士。其残暴达到了顶点。这种危急情况，使我们更看清，不能只用口号和胳膊进行斗争，而必须用武装斗争。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对南越走狗政权，采取武装斗争同政治斗争及兵动工作相结合的方针。”[51]这是指他在1954～1959年越南南方抗战最艰难、最壮烈时期领导南方革命的情况。当时对南方的革命斗争形势存在争论，阮文灵主张使用武装斗争，最后，越党中央接受了这个意见，1959年初越共中央作出第15项决议，决定授权南方革命允许从政治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结合武装自卫和武装宣传。从此，革命运动势如破竹，到处揭竿而起，在南方抗美救国战争中造成历史性转折，改变了形势，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作为南部区党委代书记的阮文灵同志作出的贡献确实是巨大的[52]。
四 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75年越南全国统一，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和战争年代作风的影响，越南共产党在领导方式上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沿用了战争年代那种高度集权的领导模式，没有结合自己本国的实际，照搬苏联及中国的模式；在中心任务上，没有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上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在外交上，越南统一后妄图称霸东南亚，侵略柬埔寨，挑起中越边境战争，在国际上被孤立。越南经济、社会陷入了深重危机。阮文灵1976年在越共四大当选为越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面对这种形势他深为焦虑。
他说过，在战争年代他就发现北方农业管理方式不对。他不理解为什么北方农民只关心5%的自留地，而对农业合作社的大片土地无动于衷；也不理解为什么像胡志明市这样拥有经济实力的城市，却无法养活自己。在困难面前，他一方面向中央建议推迟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大胆支持各阶层群众采取灵活的生产、经营方式以改善生活，并允许胡志明市一些企业在完成计划后，到市场上寻求原料，并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这种做法调动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改善了生活，受到热烈欢迎，却遭到了越共中央某些领导人的非议，认为这种松绑背离了社会主义经营管理原则，是为资本主义“开绿灯”。一些人甚至说，从河内到胡志明市，一下飞机便可以闻到资本主义气味。为此，阮文灵在1982年越共五大上只当选为中央委员，而被排挤出政治局，直至1985年6月才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但阮文灵并未因遭受不公正待遇而退缩，他继续在胡志明市进行试点，逐步探索，积累经验，不断取得新的进展。1986年7月，阮文灵邀请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南方，直接听取试点企业家的报告。结果，阮文灵的革新做法和思路终于得到了在场领导人的认可[53]。
五 阮文灵关于革新的主要思想
阮文灵在越共六大前后就越南革新开放发表了大量评论，对越共制定改革开放路线作出了重大贡献，对革新开放事业取得初步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越南今后革新开放取得更大胜利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政治改革
阮文灵在越共七大上所作的《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新事业》的报告中，提出关于经济政策发展的大方向，同时指出，越共要懂得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问题是必须找到改革的内容、形式和适当的步骤。在第一阶段，常把经济改革作为重点，发展一切潜在能量解放生产力、创造大量的商品，满足人民生活的迫切要求。他强调，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要逐步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是极其复杂的领域。必要的前提尚未准备就绪，就匆忙地加速政治改革或改革得不对头，将导致政治上不稳定的局面，将使改革工作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这是从越南实际和一些兄弟国家进行改组和改革中得出的重大教训。
阮文灵认为，改革和健全越南政治体制的实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民主既是越南社会改革事业的目标，又是其动力。他批评越共个别人提出的只有反对党存在的多元化政治机制才有民主。他指出，实际上民主与否并不取决于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在以前西贡的伪政权制度下，存在数十个政治党派，但没有人认为在那里有多少民主。在当今越南具体历史条件下，客观上没有必要建立多元化、多党对立的政治体制[54]。
（二）关于经济革新
阮文灵在1987年4月召开的越共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他的经济革新的思想：一是正确运用经济规律革新分配、流通组织的政策机制，以计划化为中心，改善商品货币关系，完全转向社会主义经营核算，并将之与管理机制各环节的革新联系起来。二是步骤要符合实际条件，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立即执行已经明白必须采取的措施；避免急躁、简单、一刀切、仓促，引起经济和社会的大变动，造成恶劣后果。每个步骤，都必须有配套的政策措施和组织，同时必须集中解决关键问题，以扭转形势。三是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效果，大力发挥各单位、地方和部门的能力和创造性。在解决分配流通的紧迫问题上形成群众的革命运动，将运动与纯洁党组织和国家机构、建立良好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四是有效使用和扩大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为解决紧迫的经济问题创造条件作贡献。
他在越共七大上所作的题为《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新事业》的报告中谈及关于经济政策发展的大方向时指出：“在我国沿着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来发展经济的过程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过程，挖掘一切潜力，动员每一个越南人发扬自力自强的精神并为他们创造条件，勤俭建设和保卫祖国，努力使个人和国家富足起来。发展经济的事业要把人置于中心位置，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和进步统一起来。”[55]
（三）关于越共本身的改革
阮文灵在1988年6月召开的越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越共要革新思维，革新组织，革新干部队伍，革新领导工作风格；提高革命觉悟；培养干部、党员的理想、品质、政治领导能力；扩大党内民主，加强纪律；加强党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保证党能担当起新的任务。他提出，党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亲自领导，直接做好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党组织、干部和党员完全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保持党的纪律，巩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党员的质量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
1990年3月，阮文灵主持召开越共六届八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绝不接受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在这次会议上，阮文灵对主张自由化、多党制的越共领导成员陈春柏给予撤销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委员职务的处分。
（四）关于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阮文灵在越共七大上所作的《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新事业》的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他说，社会主义是越南的必然选择：“对于我国来说，除此（社会主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道路能够带来真正的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必须强调的是，这是历史的选择。”“我国人民在党的旗帜下，高度发扬民族不屈的英雄传统，持续几十年的战斗牺牲，基本完成民族—人民民主革命任务，继而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目标，没有任何理由，现在又转到与这一既定目标背道而驰的道路上去。难道我们要将多少代越南人流血牺牲取得的无数革命成果拱手交给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不会给大多数人民带来真正自由民主道路的势力手中？同样，也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倒退’到人民民主阶段，从头复制过去历史的轨迹。如果有些事尚未完成或没有做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将继续彻底解决。正因为如此，除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人民绝不接受其他任何道路。”[56]
他说：“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跨过资本主义制度，直接从原来的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力水平低的社会过渡。国家经过几十年的战争，遗留的问题还很严重。殖民、封建遗留很多。各种敌对势力经常设法破坏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独立。”“我们人民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如下这样的一个社会：劳动人民作主；依靠现代生产力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发展的经济；具有浓厚的民族本色的先进文化；人能够从压迫、剥削和不公中解放出来，按能力劳动，按劳动取酬，拥有温饱、自由、幸福的生活，有条件获得个人的全面发展；国内各民族平等、团结，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与世界各国人民建立友好合作关系。”[57]
（五）关于反腐倡廉
阮文灵非常重视在革新开放的同时进行反腐败斗争。他在越共七大上所作的《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新事业》的报告中提出：“提高党员质量是一项紧迫的要求。必须坚决处理蜕化变质的党员。”[58]
他在越共七大作的总报告中说：“完成紧迫的经济社会任务要同反腐败、反走私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此举“旨在纯洁国家机器，使各种关系健康化”。阮文灵不但号召群众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而且亲自挥戈上阵。革新开放之初，阮文灵1987年5月25日开始在党报《人民报》头版开辟了《当务之急》的专栏，用固定笔名N.V.L发表文章，专门揭露党内外腐败现象，要求有关方面迅速查清与处理，然后把情况公诸报端，以满足群众愿望。他的短文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59]。
（六）关于对外开放
阮文灵在越共七大上所作的《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新事业》的报告中谈到外交任务时提出：“今后一段时间的对外任务是维护和平，扩大友好合作关系，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祖国的事业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积极为世界人民为和平、独立、民族、社会民主和进步的斗争事业作贡献。”[60]“本着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宣布：越南希望成为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朋友，为和平、独立和发展而奋斗。”[61]
阮文灵主张改善对华关系，他在越共七大上所作的《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新事业》的报告中谈到对华关系时说：“推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逐步扩大越中合作，通过谈判解决两国存在的问题。”[62]他推动越南国会于1988年12月22日通过宪法修正案，删去了宪法序言中对中国不友好的词句。“1989年他宣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之后他又排除内部阻力，于1990年9月与部长会议主席杜梅和政府前总理范文同一道前往中国成都，同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和李鹏举行内部磋商，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扫清了道路。在阮文灵任期内，越南还调整了对华人的政策，决定归还没收的华人财产，并逐步改善了华人的生存和经营环境。”[63]
六 领导革新取得初步成效
阮文灵1986年12月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后，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做法，逐步在全国推进革新政策，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内深化改革，对外实行开放，集中力量发展粮食食品、日用消费品和出口商品，从越共六大到七大，越南经过四年多的奋斗，在革新开放事业中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初步成就。“阮文灵在总书记岗位上政绩十分显著。”[64]
最为突出的是解决了粮食问题。1989年粮食产量达2140万吨，人均为332公斤，到1989年和1990年两年出口达150万吨。越南农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1989年比1986年人均收入增长15.5%[65]。
工业方面，鼓励发展私营、个体工业和小手工业的方针初步得到落实，扩大了生产规模，吸收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1986～1989年，私营企业从565个增至1284个，就业人数从5600人增至21000人；个体户1988年约有4000户，1989年达到82000户；私营企业与个体户的总投资1988年约为1000亿盾，1989年约为1500亿盾；私营和个体工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85年的17.5%增至1986～1990年的27%[66]。
对外贸易方面，1986～1990年，出口商品价值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1988～1990年，旅游、航空、邮电、劳务输出、侨汇等外汇收入增长较快。越南1986～1990年5年计划的出口指标是比前5年增长1.7倍，执行结果大大超过计划，增长了1.4倍[67]。基本建设投资增加，1986～1990年越南国家财政5年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为698亿盾（1982年不变价），包括用于引进成套设备的借债。
在阮文灵的领导下，越共六大后，越南在经济社会建设、发展方向的观点和路线以及对外等方面的许多大政方针都有了方向性的转变，整个社会的习惯和思维方式也正随之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