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私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4]“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5]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没有任何私利的政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6]在这史无前例的、纯粹的和高尚的运动中，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7]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18]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19]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20]
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避免腐败、保证廉洁的先天基因。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人利益并不是否定在不损害“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前提下拥有自己的正当的私人利益。
作为一个无私利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代表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代表中国的公共利益。让全体人民生活得更好、更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的根本目的所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全心投入到为人民翻身解放和共同富裕的斗争中，为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
中共二大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二年到第三年，就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罢工100多次，罢工工人30多万，运动持续13个月之久。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全国性盛会，代表们来自110多个工会，代表34万有组织的工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此情此景，令孙中山感慨不已。他对追随者说：“我们的革命运动，黄花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200人；钦廉之役不过100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滦罢工、‘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尤不可侮！”
孙中山正是从这个斗争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因而下决心同它进行合作的。1923年，孙中山决定与中共进行政治合作。夫人宋庆龄问他，为什么作这样的决定，他回答：“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在与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马尔罗交谈时，马尔罗问：“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毛泽东回答：“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受到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21]
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地尊重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说：“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22]一个美国记者说：“不管共产党人距离完善的民主还有多么遥远，不管他们那些糊涂的朋友为他们捧场的话有多么夸张，但是共产党毕竟唤醒了千百万中国农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权选举官员，从而向民主迈进了巨大的一步。”[23]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大力促进民生建设、加强廉洁政治建设作为执政为民的根本落脚点。进入21世纪以来，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到“群众利益无小事”，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到“务必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的这些执政理念，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本情怀。
2002年12月5日，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就来到西柏坡，在一组被称为“赶考”的雕塑前久久凝望。在西柏坡，胡锦涛同志殷殷告诫：“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03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明确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十二五”规划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等目标，外国媒体由此感言，“改善民生已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民生进程不断加速，社会保障广泛覆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经济社会呈现全面发展、协调推进的良好态势。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改革成果人民共享。
作为一个毫无私利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1945年7月，毛泽东回答国民参政员黄炎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一个重要方面是接受大众舆论监督。朱德同志在论述新闻监督的重要性时曾指出：“有人受了处分，只要不公布出来，那他还是满不在乎的。如果我们把它公布出来，在报纸上一登，到处都传遍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再也隐蔽不起来了。”[24]一些干部不怕处分上告，就怕广播登报。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抗战时，中共中央要求在政府工作的党员“以艰苦奋斗接近民众、保护民众利益的模范作用，改造过去时代腐败的政治机构，实行政府的民选，澄清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民对立的管理制度，肃清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衙门恶习……使边区各级政府真正成为民众自己的政府，真正成为全民族需要的、抗日的、民主的、廉洁的政府。”
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允许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对党和政府机关不良现象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了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党中央特地规定：凡在报纸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改变过去把批评党和政府的组织与人员的稿件送给被批评的组织和人员阅看，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加以发表的做法。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立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改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并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有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为了发挥新闻媒介的导向作用，毛泽东在1953年1月发出要报纸刊物上揭发坏人坏事、表扬好人好事的指示，要求在宣传上要在公开揭发坏人坏事的同时，还要对坚持原则、勇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好人好事给予大力的宣传和表扬，使正气压倒邪气。因此，新闻舆论在20世纪50年代树立良好的风气和政治思想教育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后来这一制度没有坚持继续完善下来。这在当前应该继续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对化解“四个危险”起到积极作用。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不正之风他们也最痛恨。贪污蜕化分子再隐蔽再狡猾，也逃不出群众的眼睛。发动群众进行检举，是20世纪50年代群众性监督的主要形式。薄一波同志曾说过：“只有充分地开展了检举运动，才能使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失去隐蔽的地方。也只有在全国人民中、在所有工作人员中培养检举的习惯，才能使具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的人们有所戒惧。”[25]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26]
作为一个无私利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保持着革命精神。
党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精神，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共产党人的重要标志。在和平建设时期，共产党人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要求的，“我们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27]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发、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28]
江泽民同志说过：“我们今日为之奋斗的建设事业，是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续。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何时候都不能涣散革命意志，懈怠奋斗精神。”[29]
作为一个无私利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一个法宝，也是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只想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上坐享其成，贪图享乐，不图进取，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政党，是毫无希望的，没有不走向衰落的。
清贫，是革命者的阶级本色，无论在革命成功前的清贫生活中，还是在革命成功后比较富裕的生活中，清贫思想都是革命者纯洁革命品德和保持革命精神的原动力。当然，清贫生活本身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的目的是追求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富裕生活。但是，革命者追求的富裕，是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否则革命就失去了意义，革命者就失去了生活的理想。共产党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应该先让群众富裕起来，自己先行致富也是为了带动和帮助群众致富。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号召全党：“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30]。同年8月23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提出：要“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概括地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31]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整顿领导班子，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作风整顿好。各级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深入实际的问题。”“要雷厉风行，艰苦奋斗，紧张快干。”“艰苦奋斗，也要高级干部带头。”“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32]“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3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中华民族自尊、自主、自强的基本立足点。共产党人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坚持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反对浪费，坚决抵制铺张排场、奢侈挥霍、纸醉金迷。
作为一个无私利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注意防止党内特权。
在共产党内，任何人都不得有任何特权。特权思想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是一种侮辱。”[34]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有一部分有功劳有职位的党员正是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受约束的，这是他们的‘特权’。并且有一部分党的组织，也正是默认了他们的这种想法。事实上，任何抱有这种想法或者支持这种想法的人，就是帮助党的敌人腐蚀我们的党。任何以‘老爷’自居的人，都以为党是少不了他们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党不但不需要，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在遵守党员义务方面与众不同的老爷。”[35]
1956年11月中旬，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根据波匈事件暴露出来的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提出了防止各级领导人特殊化，防止产生“特权阶层”的重要思想和主张。刘少奇在会上所作的《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有可能（也不一定有）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产生。”[36]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中国还有中国的特点，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37]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了防止“特权现象”和“特权阶层”的具体办法。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一些办法，采取一些措施，要引起注意，在党内、在人民中间进行教育。此外，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接近人民群众。”对“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我们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最高工资同最低工资不要相差过大，过分悬殊，经验证明这是不好的，会脱离群众。”“一些特殊的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38]毛泽东在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号召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反对铺张浪费现象，用整风的方法，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斗争。
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也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39]。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这篇讲话中指出：“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带坏了。”“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40]
邓小平还指出：“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41]
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十一条规定：“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保持和发扬我党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
作为一个无私利的政党，为了防止党员谋私利，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始终注意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党的纪律是铁一般的纪律”[42]，“一切党员不分上下都必须全部和无条件承认党的纪律！”[43]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和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根源所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建立了严密组织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就十分重视革命队伍的拒腐防变问题，注意革命政府的廉洁，防止自身的官僚化，把党内不合格的党员和腐败变质分子及时地清理出去，维护了党的纯洁性。新中国成立初期，从1950年5月开始在全党范围进行了大规模整风，克服党政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从1951年到1954年的整党，对党员开展了在执政情况下怎样做合格共产党员的教育，清理了党员队伍中的不纯分子和消极落后分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的八大从加强思想教育、健全制度、加强监督等方面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我们党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方针认真加以实施，开展了整党和一系列集中的学习教育活动。这些举措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92年的实践证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坚持从严治党、从严管党，必先严格按照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必须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必须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弘扬正气，反对歪风；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从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不断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居安思危、勇于进取，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中国共产党人：
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
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反映群众呼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的理想和夙愿。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责任更大、担子更重，必须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顽强的努力，继续承担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
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中国共产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必须增强创新意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必须增强宗旨意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必须增强使命意识，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中国共产党除了党费以外，从来没有自己的资产；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的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作为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管理好人民的财产，实现人民财产的安全完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任务，也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要利用人民托付的国有资产，更多地发挥党员的奉献精神，维护好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政治永远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