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未了的心愿

王信

2003年3月，樊骏突然发病住院，病愈后却留下了语言障碍后遗症。说话很难顺畅表达，特别是要讲人名、地名、机构单位名称时，他的脑子里有那个形象，就是讲不出语言符号。如果两个人对谈，倒也能解决：按着当时说话的内容，你主动提示了可能的名字，如张三、李四……文学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他立即反应过来，继续说他要说的话。除了语言交流上有了这样问题，我觉得他的阅读能力、思维能力受的影响还不太严重。那时他正在研究何其芳问题，已经读了很多材料，也写了不少笔记或草稿。他手边有《何其芳文集》（那时还没有出版全集），还是从我这里借去单行本原版《关于现实主义》。樊骏写东西的手稿和提纲是不给人看的（他说过他的字别人不认得），已经进行到什么地步，我也不太清楚。

1987年，是何其芳逝世10周年。《文学评论》发表了一些纪念文章和研究文章，研究文章是关于何其芳的诗歌、散文、文艺理论和批评。文学所还编辑了一本纪念集《衷心感谢他》。有所外很多人的文章，也有所内很多人的文章。这里却没有樊骏的文章。当时还流行了一个提法——“何其芳现象”，指的是“思想进步了，艺术退步了”这种现象，是很多作家都存在的问题。对这种提法也有不同的理解。也许是从这时开始，樊骏想研究何其芳问题。

到了1997年10月，《文学评论》举行创刊40周年纪念大会，这时樊骏有一个发言，题为《何其芳，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何其芳是一个有好多问题可以研究也需要研究的作家。第一，何其芳有多方面成就，他是诗人、散文家，又是理论家、批评家、学者。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直到逝世，他都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积极宣传者和阐释者。把他作为整体看，从唯美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其中包含很多值得研究的题目。第二，从30年代中期成名以来，何其芳就一直是个有不同理解、不同评价的人物，到现在仍然如此……第三，熟悉他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共识，他有一种书呆子式的认真和坦率，一点也不世故，几乎不知道如何来保护自己。他把自己的隐秘（包括健康的和不健康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随时都表露出来。这表现出他的自信和固执，也表现出他的直率、袒露的性格……（《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关于第二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记得很早以前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事：夏衍或者是艾青，看到何其芳写的批判文章后，颇不以为然，说“我们参加革命的时候，何其芳还在写《画梦录》呢”。另外还说过，吴组缃和北大有些老师对何其芳也有意见，说何其芳对很多学术讨论问题总喜欢当最后的裁判者和总结者。

关于第三点，何其芳的性格和为人，我觉得这是经过“文革”之后，樊骏逐渐形成的印象。在“文革”前何其芳是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文艺界、学术界的理论权威，也是文学所所有青年研究人员的指导者，那时何其芳对樊骏很看重、很欣赏，很多作为文学所的“任务”都让樊骏承担，二人在业务关系上是很亲密的。我想那时樊骏也像文学所的其他青年人一样，对何其芳是一种“仰视”态度，而学术工作之外的了解却不会很多。到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时期，何其芳的身份、地位、处境完全不一样了，很长时间里他被迫失去尊严。从前文章中所表现出的居高临下，从容自信，智慧文采，都没有了。被批斗时常常狼狈不堪。对政治形势的认识和理解也很幼稚。这种不正常的环境和压力既是对何其芳性格的扭曲，也是对他性格的伤害。“文革”中的批斗会，有时常常是“黑帮过水”，按惯例喊喊口号，伸伸拳头，其实人们心中还是很不忍的，觉得何其芳可怜。有人说，在“文革”中精神最痛苦的，倒不是那些罪名和“帽子”，而是被孤立。文学所在“文革”初期被揪斗的人很多，连樊骏也在其中。随着运动的进展，有些次要人物、边缘人物都陆陆续续“下楼”了。（文学所被揪斗的人都集中在三楼一间大会议室，“下楼”也就是解放，回到群众中去。）“文革”过去多年以后，樊骏有一次对我说，当三楼上的人好几个都“下楼”了，何其芳对毛星说，“哎呀，不能都下去呀，总得有人陪陪我。”而毛星却说：“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下去，就留我一个人在这里。”樊骏说，在整个“文革”期间都可以看出何其芳与毛星性格和表现大不相同。我也想到“文革”初期的一个例子：何其芳被批斗时恐惧感很明显，说他是“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毛泽东思想”，何其芳不敢辩驳。而毛星就不承认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毫不含糊地说：“我是犯了错误的共产党员。”在“文革”初期，人们看何其芳都是一种“俯视”的眼光。后来到干校不被当作敌人来对待，而是和大家一起生活和劳动，人们也就以“平视”的眼光看待他。对他的性格的方方面面也就有了更多的直接印象，直接的了解。我想樊骏所以那样描述何其芳的性格，也是对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各种印象的综合。在他的思考里，何其芳从《画梦录》作者转变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信奉者，和何其芳的性格是很有关系的。

有一次我和樊骏闲聊，设想何其芳不是那么早去世，而是活到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年代，他的文艺思想会不会变化。我说，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会改变甚至于自我否定（如批判《早春二月》之类），但他仍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信奉者，这点不会改变。樊骏似乎也同意，但没有多说什么。这原是个架空的问题，也就没有多讨论。

樊骏的语言障碍没有好转，后几年好像变得更严重了，阅读能力、思维能力也逐渐下降。他说学术性的文章他都看不懂。有一次还说，他连自己的文章也看不懂了。语调平平淡淡，心情却是无可奈何。这时他大概意识到自己不可能继续研究何其芳问题了。有一期《新文学史料》上刊载了牛汉一篇文章，其中有一部分谈到何其芳，他还特意告诉我，让我看看。

2005年，当他的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编定之后，并且请严家炎先生写序的事已答应，我和他商量要不要写个“后记”。我说你可以说个大概意思，我来记录和整理，如何？他想了一下却说：“这个问题太复杂。何其芳问题太复杂，我没法说清楚，不写了，不写了。”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写个“后记”一定谈何其芳呢？但他既然决心不写，这个话题也就放下了。这几天我重新想了一下他的话，好像有点理解了。他大概觉得要写“后记”没有必要讲一些一般性的话，要讲就讲一下这些年来研究何其芳所思考的问题和想法，介绍出来。而现在没有能力做到这点了。我又想起有时一些青年学者来探望他，聊到学术研究话题时，他很认真地鼓励他们好好研究一下何其芳。他希望未了的心愿，有后来者能完成。我想会有人来做的。

2011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