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范与人格

——记樊骏先生

钱中文

我与樊骏先生共事有半个世纪之久，虽然在不同的研究室，但对他是有不少了解的。1959年秋，我到了文学研究所，以后所里政治运动不断，所里召开批判大会时是常常见到樊骏先生的。那时樊骏先生似乎总是靠壁而坐，沉默寡言，少有说笑。听到所里有关方面的传闻是，他对政治运动态度不很积极，在“拔白旗”运动中受到影响，单身主义，云云。20世纪60年代初，我知道他积极参与唐弢先生主编的《现代文学史》写作，是唐弢先生倚重的得力助手。“文化大革命”期间，樊骏先生在运动初期虽然受到一些冲击，但正是过去的那种“对政治运动不很积极”的态度，使他躲过了致命的一劫。后来想想，要是我也像他那样，对政治淡漠一些，不受宣传家们的蛊惑，就不致在后来吃足苦头了！但是在那时的政治氛围中，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

80年代以后，我对樊骏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时修改文学史、重写文学史十分热闹。樊骏先生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他看到了运动中写作文学史的所谓“以论带史”引起的各种弊端，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教训与经验。他认为文学史写作，要把对于学术性的追求置于第一位，论从史出，才能做到真正的史论结合，因此他能够抓住现代文学史写作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我记得80年代初，陈荒煤所长在一次会议上说：过去一篇文章只管用几天，管上几个月就不错了，现在写文章应管用它半年、一年、两年，如果做到这样，那就更不错了（大意）。在那政治正确、政治第一的年代，文章都是应政治的需要而作，而政治捏在几个人手里随时在变，一旦政治变了，文章岂得不变，岂能不遭到“作废”的命运！写作文学史也是如此，政治正确、政治第一的结果是提出以论带史，就是将历史塞进一个既定的理论框架，凡是塞不进这个框架的历史，也即曾是作为现实的过去，就要强行删除，当作不存在、不在场，而不是论从史出。这样来要求写作文学史，从领导来说，完全是强人所难，从写作者来说，只能是勉为其难。于是文学史写作，可以不顾史实，而按政治需求进行取舍，这必然会严重地割裂历史，以致歪曲历史。

有感于此，樊骏在治学方面，相当严肃、认真，十分重视史料的发掘，他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长文，从原则到方法，都有详情阐发与指点，是经验与理论相结合的精当之论，是深知文学史写作的理路之说。他自己写作文学史问题，总能在全面把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彻底的分析。如获得好评的《认识老舍》，对老舍的思想艺术进行了多角度的、缜密的层层剖析，指出老舍主要从“他的文化选择与道德评价”来描述他的主人公的。这“比之单纯的政治选择与简单的历史评价，文化的视角与道德的判断，有时反而能够在不怎么明确的认识中，甚至不无矛盾的心态中，把握住人生、社会的复杂的内涵；尤其是当涉及一些敏感的政治课题时，可以不受一时一地的是非利害的束缚，而更接近于客观的实际，也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一论点独到，很受同行推重。他提出观点，对现代文学总是心存全局、反复斟酌，力求圆融会通，所以立论公正、分量厚重，每有新说，令人信服。范伯群先生惠寄我他主编的两册《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该书将过去被现代文学界否定或忽视的通俗文学列为现代文学一翼，为现代文学找回另一只翅膀。这部文学史著作，极富挑战勇气与创新意义，事关重大，使我极为敬佩，读后很有收益。但我又觉得有些问题似乎还可以商讨深入，不过由于我未曾在这方面用过力，所以一时觉得不易说清。后来读到樊骏先生的《能否换个角度来看》一文，该文先辨析了“通俗”与“俗”的同和异，指出正是这同中之异，使得两者不能混用；随后谈到新文学与俗文学在后来各自发展中，实际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好截然分开。“换个角度看，是指从近现代中国文学演变的客观进程，比较先后出现的‘鸳蝴派’和新文学的同和异，再进而考察各自的历史位置和优劣得失。”这一观点，我觉得也很精彩，不知是否可以看作是对范先生主编的文学史的一个补充，从而使现代文学史的整合，更能深入而通向更高的新境地？

樊骏先生的写作，无急功近利的浮躁，所以思考缜密，而求其功到自然成。他的写作不仅是有感而发，到非发不可才动手写作，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又都是反复修改的结果，可算是惜墨如金。他的著述比起有的同行，可能在数量方面少了一些，但篇篇精练厚重，思想容量大，自成风格。

樊骏先生对于现代文学史界的王瑶、唐弢、陈瘦竹等几位前辈的研究，堪称是真正的知人论世之作。特别是他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的王瑶与唐弢，因工作关系过从甚密，对他们的著作反复阅读，观察精微，融汇了他平时的了解与对材料的全面把握，所以对这两位前辈，写得细致、中肯。对他们在历史进程中各自的选择，各人的才华与写作特征及治学态度，在全局与史实、史料与史识，以及指令与无奈、参与和疑虑、公式化与周旋、想写而又不能写、自由写作与应景应酬等矛盾方面，写得极为真实而动人。

晚年的王瑶先生对自己过去的工作有所不满、有所质疑，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有所蔽”。樊骏先生十分中肯地指出，“从理论上看，他所指出的这种偏向，与其说是历史研究……的共同缺陷，不如说是把时代对文学、史学等的作用、影响绝对化了以后，容易产生的弊病……而忽略了它们自身的发展规律与特征，一般属性与普遍意义，来自各个方面的联系与制约，忽略了从其他方面对它们进行剖析，从而导致‘有所蔽’的问题。”同时樊骏先生认为，如果过多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问题，为了特定的现实需要，而“让历史告诉未来”，由此对于历史与现实的评介，也难以避免“有所蔽”的。文学史前辈回顾以往的文学史工作中的“有所蔽”，正是对原先的思想的超越，显示了不懈的探索精神，同时也酝酿着新的变化。但也不无惋惜，人已进入暮年，这只能是看作“最后的光彩有力的一笔”了。

对于唐弢先生的论述，同样极为精辟。樊骏先生抓住了唐弢先生最为鲜明的几个特征，即作为作家和学者的唐弢，具有极好的艺术感觉，“书话”尽显先生的艺术特色，对于人事、作品随时可以做出精美的“审美评价”。唐弢先生认为，写作“要紧的是‘言之有物’。如果‘无物’……最好一个字也不写”。在治文学史方面，我们都知道唐弢先生藏书极富，包括旧时的杂志在内，从收集到整理，做了大量史料工作。唐弢先生提出，写作者应有史识，即要有自己的观点，对于各种文学现象不仅要提出具体的观点，同时也应善于从总体上把握所研究的那段文学的全局，梳理出历史进程中主要轨迹和线索，在概括中把握规律性现象和经验教训，形成自己的系统观点。在史观方面，樊骏先生指出，唐弢先生是“主张‘论从史出’的……有了理论可以帮助更好地清理史实，但重要的还是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主”。遵照这些条件、观念与原则，唐弢领导了一批很有才华的青年学者写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是唐弢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表示不满了，在新时期的反思中尤其如此，觉得自己的论著中，时代的烙印太强了。如果写起书话来，他的材料独特，文采飞扬，得心应手；而写起论文来却往往奉命作应景之作，纪念这人，颂扬那人，可又十分投入。唐弢先生自称，如果无物，最好一字不写，但又得偏偏要写，于是要他写的他不想写，自己要想写的又不能写，以致在文学史的写作中，碰上有些所谓问题作家的评述稿子，不得不被他改得“七零八落、吞吞吐吐”。可是来到新时期，遇到这些脱去了政治迫害外衣的作家，唐弢先生只好一一道歉，说明原委，这是多么尴尬的事啊。大概使唐弢先生最为遗憾的是，竟未能实现自己觉得完全可以写出个人特色来的、以风格流派为主导线索的现代文学史和鲁迅传的计划，最终是“赍志以没”，成了“死者与生者共有的遗憾”。我们知道，唐弢先生在这些方面，是花了一生的精力与思考的！樊骏先生说，这就是唐弢先生研究工作中发生的“错位”，而且是双重的“错位”，这是时代时尚的驱使，而且也是他主观的“不以为苦，不以为非”的结局。直到20世纪80年代，当唐弢先生终于挣脱了这种“错位”时，才找到自己，而欣悦于自己已有了写得“顺手”的感觉，但是已是身处夕阳无限好的暮景了！读着樊骏先生的这些文字，我觉得这真是带着敬爱又带着泪痕的透彻的分析了！它们在学术史上给了王瑶先生、唐弢先生以确当的评价和精确的定位。樊骏的这些文章，其实也可看作对他自己的反思，一群与同他年龄相仿的人，何尝没有王瑶先生、唐弢先生式的命运与苦恼啊，只是程度深浅不同罢了！在承前启后这点上，樊骏先生的文章是极有启迪意义的。

樊骏先生为人认真、真诚、正直、公正。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到90年代上半期十多年间，我与樊骏在所学术委员会评定职称的工作中接触较多。那时邓绍基、樊骏与我，在所学术委员会负责职称评定工作。回想起来，我们都从全局出发，没有私人情绪，对所里参与评定的人的情况，都很了解，心里有数，评价大体一致。在每年的评定工作中，讨论问题，根据材料，讲出理由，相互比较，体现了公正的原则。樊骏先生的特点是，每次讨论，总会认真准备，一如写作论文一般，列出详细的提纲，说得有根有据。遇到棘手的问题，以大局为重，总能想出办法，还以公正，所以我们合作得很好。

樊骏先生恪守着做人的道德底线，即血性与良心、怜悯与同情。作为一个学者，他淡泊名利，不像有的人，追名逐利，一有奖励，先给自己锦上添花。他极富同情心，遇到同行家里困难，就会托人送些资助，帮助他人渡过难关，并且要求保密，不透露他的姓名。他去世前把全部遗产捐献给了文学所。樊骏先生对世情理解透彻，有着一颗大悲大悯之心，是位高尚的人。

樊骏先生在学术、为人等方面的表现，都是文学所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继承这种财富，爱护这种财富。不久前，文学所就制作所徽征求意见，在我看来，有了所徽，固然很好，但是更需要的是一种精神，即樊骏先生式的做人的正直和学术正气的弘扬。当社会生活践踏了诚信，因此社会生活也就普遍地失去了诚信，于是人们奉行着“百事可为”的原则。正因为如此，所以樊骏先生的精神，就值得我们更加珍惜了！

2011年3月，5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