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琐忆
张大明
我1963年到文学所。樊骏是文学所的元老，1953年文学所成立那年就有他。有一次聊天时，我对他说：“你比我高一辈。”他则坚决地摇手否定：“不，不，不！是同辈。”
樊骏的办公室兼卧室在七号楼二楼，上楼梯后的第一间房子。我到文学所后，挤进去一张桌子，算是我办公的地方。
但我和他交往不多，尤其是无私交。
我到文学所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到山东农村劳动实习，很快转为“四清”工作队。三年中，在山东黄县、安徽寿县、江西丰城县搞了三期“四清”，直到1966年6月4日晚，被急调回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文革”时，樊骏被打成“漏网右派”，以“黑帮分子”之身，接受无产阶级专政；不久，我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接受监督。两人虽同屋，但不能说话。形式上被解放后，整个学部又被一锅端到河南“五七干校”，先在罗山，后在息县，再到明港，近三年时间。在“干校”，我当排长，率领三个班，制砖，种棉花；樊骏被编在后勤排，在炊事班煮饭，并管记账。大家都累得要死，更无来往。“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和他又奉命派到顺义县牛栏山北京维尼纶厂劳动，并和“工人理论小组”联合“批林批孔”。但我和他不在一个班组，半年中，虽在同一个工厂劳动，却从来没有在厂里见过面。他倒是真和工人建立了友谊，其中还有师傅和他成为终生朋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有了家，他则四处流浪居住，先后在崇文门旅馆、陶然亭公园、劲松小区，最终落实政策，住进了安贞里“专家楼”，来往尤其不方便了。
总之，我不是樊骏那个圈子的人，我和他仅是一般同事关系。
樊骏一个人挣钱一人用，他不缺钱。他父亲过世后，他母亲由他赡养。
他过日子之精细、节约、克勤克俭，是有了名的。
那年月，在街上买物品，都是纸包装。这包装纸，白的、绿的、黄的、淡红色的，他一定一张一张地碾平，摞在一起，用以写字。他的发言稿（他是每发言必有稿子），全都写在这样五颜六色的纸上。捆商品的纸绳子，则不论长短，他都一根一根地绕成团，用盒子装起来备用，书架底层，放了满满几盒子。
有一次，我见他用香皂洗尼龙袜子，就好奇地顺便问他：怎么不用肥皂？他说：“肥皂碱性大，怕对袜子有伤害。香皂碱性弱，伤害小。”精细到这种程度！
樊骏有两大爱好：一是看电影，二是吃馆子。
他对我说过，他从小喜欢看电影。读中学时，那是教会学校，允许看电影，从那时起，就养成看电影的习惯。新中国的电影，每年没有多少部。他则一部不落，全都要看完，看全。根据各种信息，全年生产的影片，若是少看了一部，哪怕跑遍全北京城，也一定要补全。对于京剧、话剧，则没有这样高的兴趣。
他一辈子单身，但他烧饭的技术差。不过，他能品评哪儿的菜好，哪儿的不好。他喜欢上馆子，可以说，他也吃遍北京城。涨工资以前，我不知道樊骏每个月的收入到不到100元，但那时候物价低，十年二十年不变，他所吃又都是普通菜，他是吃得起的。他每个月孝顺老太太20元，老太太则管给他买衣服，其他方面他不乱花一分钱，他有财力吃馆子。他请客人吃饭，都是上馆子。文学所他最好的朋友，也被他拉去吃过馆子。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东单的益康饭馆、前门的力力餐厅，这三个川菜馆，是他常去的地方。
樊骏平生有两大怪：不结婚，不带研究生。
他在全室会上公开解释过，他为什么要坚守两个“不”。依稀记得他说的是怕麻烦。
他不结婚，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我不知道。但据我所见，他在文学所的好朋友中，女性却不少。
他不结婚，但有两个女性，却死死地追他、等他若干年。一个好像还是他北大读书时的同学。那位女性，隔不了多少天，就要到文学所七号楼办公室找他一次。大凡这位女性来，樊骏必托我们为他搪塞、敷衍，找借口抵挡，说他不在。连续几年，就这样，你追我躲，上演人间悲喜剧。另一位是他农村干爹为他物色的对象，一个贤淑的小学老师。听说那位灵魂工程师整整痴痴地等了他近十年。樊骏不结婚，难坏了老太太。老太太曾亲口对我说：张同志，你们劝劝樊骏，他不结婚，他的弟弟也不成家；他没有家，我想到北京玩玩，也去不成。
他不带研究生，他在会上说的是怕麻烦，会下他对我说过：研究生读过的书，我没有读过，他在文章中引用了，评论了，我怎么评？怎么鉴定？还有，现在有些年轻人的观点都怪，是生吞活剥从外国搬来的，我没有见过，不同意，又怎么办？他没有说出口的原因还有一个：他向来对人、对学术要求严格，若学生毕不了业，那怎么办？
本人不带研究生，实在说，全国的学生都是他的研究生。没有直接间接受过他的教诲的，恐怕很少。
樊骏真正做到了跟工人和农民交朋友。
1957年反右派运动，他受到严重冲击，被下放农村，是河北平山县吧？在劳动实践中，他和当地农民真真实实地交上朋友。他认认真真地改造自己，要向贫下中农学习，脱胎换骨。他拜一位后来当了支部书记的老农民为干爹，而且名副其实地认这位干爹到终老。差不多每年春节他都到干爹家过年。他把干爹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干爹有什么需要，他争着办理，着力解决。唯独一件事他没有服从干爹，那就是干爹要他娶妻成家。当地一位小学老师，就那个地区说，是美人，主要是贤惠、忠厚，干爹要做主叫他成亲，老师也含情脉脉地乐意嫁给他、伺候他。樊骏怎么说也不同意，他软磨硬抗，终于拖黄了婚事，也拖老了那位老师。
樊骏跟工人交朋友，是到北京维尼纶厂劳动时的事。一位工人，成了他终生的至交。我们赞扬樊骏，更称颂这位工人师傅（他后来是中学老师）。他们不是那种庸俗的你图我劳力、我图你有钱的俗众，而是品德高尚的精神关系。
樊骏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襄理），上教会学校，接受的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教育，他能够和劳动人民真实地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向工农交心，以心换心，从而获得工农的接纳，把他视为知己。樊骏走出了一条可供学习的、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
樊骏孝顺父母，父亲去世后，由他赡养母亲。他和姐姐、弟弟的关系，堪称楷模。
樊骏和他的姐姐、他的三个弟弟，手足情深。就我所见，他向母亲大人，他与他的姐姐、弟弟写信特别勤。那年月，没有电话，更没有网络，想说话，就只有写信。他不但写得勤，还写得长，总是密密麻麻几页。顺便说，樊骏写信，从来不用所里的公用信封信纸（或稿纸）。前面说过的，凡成片的包装纸片，他都用来写信；信封多是来信的信封的翻制。为要废物利用，拆信时，就不是随手一撕，而是反复照亮，寻找可启开的封口，再小心翼翼地启封、拆封、反拆，成一个改造过的“新”信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书信，如果能够收集起来，简直就会是一部社会生活史，一部他的心灵史。我虽然不知道他的任何一封信的内容，但他有时候会对我透露心境，对社会现象、人情世故、生活变迁、读书心得、电影评价，都有想法、看法。他不是“闷葫芦”，有事就想找人倾诉。而自己的亲人，是接受他倾诉的最好的对象。另一大内容是谈病，谈吃药。他天津的弟弟是制药的大专家，他上海的弟弟是儿科大权威，他们兄弟之间，说病谈药，各抒己见，不乏妙论。我有时就能从他的漫谈中享受几句。像樊骏这种感觉敏锐，长于思索的人，尽管他对国家忠心耿耿，对事业勤勤恳恳，但在表面受尊重的背后，总有特种眼睛在盯着他，要看穿他的五脏六腑，总想找出“反骨”，他的痛，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这种苦，只能对亲人述说。鉴于胡风事件（信件是定罪的根据），恐怕对亲人的倾诉，也要有所埋藏，或者说得曲折一些，隐晦一些。
写到这儿，不得不说樊骏这位学术大权威、全国政协委员之安装电话。自从电话可以普及到普通家庭的时候起，樊骏是反对装电话的。理由简单：接电话麻烦，怕电话扰人。中午要午眠，来了电话咋办？晚上该就寝了，电话铃响咋办？不想跟他说话的人来电话，甚至纠缠不休又该咋办？等一些朋友都有了电话以后，他才同意安装私人电话。可是，那时电话还是稀缺商品，装电话不管怎么说还是身份的象征，所以，这“安”的过程可把他烦透了。具体是小李帮他办。开证明，跑西单电话局，交钱……一会儿证明不对，一会儿手续不全，小李就这样一趟一趟地来回跑。一次不成，他等，二次不成，他不怨谁，三次还不成，他就想发火。可这火，又不能发在小李身上，把他气得够呛。
他想静心做学问，可是社会就是要折磨人。
樊骏善于思考问题，更是勤于思考。
这是搞研究工作的人必备的品格，必修的课程。
有一天晚饭后，我们两人，还有王善忠，爬在七号楼他办公室外的栏杆上聊天，他对我和王说：“你们每天都要思考一两个问题。若是一天脑袋不思考问题，尽管你这一天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忙得很，那你这一天也不算有收获，甚至是白活了。搞研究的人，时时脑子里要装着问题。”
我到文学所已经48年。其间，受惠于樊骏的地方特多，而这一句指导，我终身受益，也终生难忘。我把它视为是最重要的，最带实质性的，最有助于提高我的研究成果质量的指导。
一个研究人员，能不能提出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不是带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会不会思考这些问题，从而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这是基本素质。樊骏所以能始终抓住现代文学研究的牛鼻子，深入思考，并在理论层面上回答学科提出的问题，就因为他首先能发现问题，抓住问题，独立思考，并从理论高度，从学科发展，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等方面，清晰地回答，做出令人信服的阐释。
晚年，樊骏不止一次对我说起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比如，所谓“何其芳现象”，即何其芳在20世纪40年代，到延安以后，政治思想进步了，再不是写《画梦录》的何其芳了的时候，艺术表现力却退步了。学术界提出这个问题，各有各的解说，人言人殊。但樊骏认为都回答得不完全，不准确，甚至没有搔到痒处。樊骏来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有许多别人所不具备的长处：他对现代文学的全局烂熟于心；他与何其芳同事十多年，并得到何其芳手把手的指教，可以说没有另外的谁有他这样的先天性的有利条件。所以我听他讲所谓“何其芳现象”，就远比刘再复等的文章挖到了根本。
又比如，为什么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这样的大家，新中国成立后通通写不出作品？他说他思考了若干时间，抓住了若干实例，他的回答显然比学术界一般的解说要深刻得多，准确得多，有说服力得多。其中的老舍研究，他发表《认识老舍》以后，智慧者断言：老舍研究要超过樊骏，没有相当的时日，是不会出现的。樊骏自己，已经又在老舍性格、心态、时代关系与创作的关系等方面，有所突破，他在自己超越自己。
再如，他答应过《新文学史料》编辑部，要就《新文学史料》创刊100期，写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就现代文学史的资料建设，再建构像他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那样的体系性的宏文。他思考再三，已经成竹在胸，相当有把握地说要提出些根本性的问题，让学术界再思考，再研究，再回答。
这些经过多年思考，反复推敲，成熟在案，而又比同人深刻一层的学术问题，他没有来得及写出来，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损失。
樊骏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所以能够把准脉搏，高举帅旗，引领航向，除了他的天赋，他的勤奋，他会思考，他根底深厚等以外，还与他对哲学的学习和掌握有关。如果我的观察不错，在文学所，他那一辈人，若论对哲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养，其他人是无法比拟的。他对经典作品的娴熟，他写文章的理论框架，缜密思维，严谨逻辑，足可以做我此说的注脚。
我最钦佩的是樊骏在学术上的无私，他的奉献精神，他的牺牲品格。
先说看得见的，是他舍得花时间帮忙看论文。简单罗列即有：《文学评论》遇到拿不准的文章，都请他帮忙看看，把把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每一期的文章，都由他定稿，尤其是那些有疑点、有难点的文章，必得由他定夺；学术界他的好朋友的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他必参与，学生不止一人，几万字、几十万字的论文，就不止一篇两篇，他看，他参加答辩；他所重点扶助的学校的老师评职称，他帮忙看选交的论文；出版社的两难书稿，也有人请他拿主意，确定出与不出；再者，好朋友的论文在发表前，也有请他“提提意见”的。用简单的加法，不难算出，他一年花在这方面的时间要多少，花在这方面的心血有几多。照我看，一年中起码有一半的时间，是花在“人家”身上的，即是花在为他人做嫁妆的。关键还在于，他看文章，从来就不会是敷衍塞责，一目十行，草草了事。他必是：头一遍初看，对原稿不着一字，求得初步印象；第二遍细看，说出一二三四，子丑寅卯；第三遍帮忙查证，补充材料，并写出意见。有些文章，不但不是他的研究领域，他不但不熟悉，还相当生僻，他花的时间就更多，不弄懂，他是不会轻易说三道四的。
举现代室的工作为例：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前50年）：这是现代室的集体项目。据说，起初他并不同意我们搞这个项目，理由是它太难，不容易搞好。这种体式的文学史，任何一点错误都可能是硬伤。但是，当我们搞到一定阶段了，出了第一批样条了，他却答应主编的要求，为我们看提供的卡片（条目草稿）。主编所提供的卡片是全方位的，不限于一个方面：时间跨度50年，大小作家（作者）千余人，内容涵盖作家作品、思潮流派、运动论争、社团刊物、理论批评、翻译出版等。樊骏每一条都看得细，都有批语，各个指点之外，更有重点的总体指导。他不但鼓舞我们的信心，更引领大家如何继续努力。
《阳翰笙评传》：这是陈涌同志主持、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项目，樊骏和吴子敏协助陈涌看稿。我和潘光武将初稿呈上以后，主编请樊骏初审。20多万字的初稿，樊骏审读了两个来月，每一页都写有意见，都挂满胡须，若细数，总在千条以上。然后再用两三个小时，逐一讲给我们听，一一指明错在何处，应该怎么写。总的意见是：我们的初稿要么有评无传，要么有传无评，评和传没有处理好。
以上这些，已经不是一个常人所能做得到的。更被人称赞，表现了无私的奉献精神的，是他在看稿、审稿的过程中，会心甘情愿地，不留任何做着痕迹，将他的多年研究、长期思索的理论成果、还未写成论文之所得，毫无保留地拿出来，贡献给你，让你写进自己的文稿、著作，成为你的研究成果。这种无私的精神、奉献的品格、为了学术的敬业心态，至今我没有见到、没有遇到第二个人。比方说，张三研究茅盾，他也研究茅盾；张三将研究茅盾的、尚未发表（出版）的论文（著作）请他看看；根据论文（著作）需要，他会把他研究茅盾之所得（新看法，新观点），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张三，让张三写进自己的论文（著作）里，成为张三的论点，他就不再写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了。樊骏这样做，不是一例二例，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常常这样，乐意的，自觉自愿的，不求报答和索取的。这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没有低级趣味的人。
2011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