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对象与研究现状
（一）研究对象：“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共产党建立新秩序的法宝，新生的政权消灭了反动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成为中国大陆政权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和领导者，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取代了原来的“中华民国”，用天干纪年取代了原来的民国纪年。新中国政权必须借助国家机器建构自己的合法性依据，使民众了解“政权更迭”的必然性、有效性和优势性。这就要求一方面通过政治权力清剿“匪特”和“反革命”，形成和平稳定的环境来发展民生；另一方面，通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上层建筑的扩张，建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合法性话语，在文化、哲学、艺术、个体思想等领域进行一系列的“清理”与“改造”工程，使之走向文化政治的有效性统一。所谓“合法性”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的被承认”。[3]所以，为了奠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被认可的合法性价值基础，通过文学尤其是战争小说的意义诉求告诉民众新中国是如何诞生以及共产党自建立以来是如何为民请命和如何拯救民族的，并通过典型艺术形象向读者宣传、普及有关共产党及新政权从形成到建立的历史知识。于是，革命文艺工作者通过文学想象及虚构与革命历史重合，进行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推广，在文艺大众化的基础上实现文艺化大众的目的。
同时，作为通过武力对抗的战争不仅改写着历史的叙述和社会的变迁，而且改写着政治的角逐和个体命运的惶惑。战争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的动荡、生命的消失以及物质毁坏，更带来了人的心灵伤害、精神恐惧以及命运迷茫的无可归依感，笼罩在战争阴影中的个体生命及其悲欢离合的生命体验如同血色黄昏令人无法平静。随着革命起义夺取的新政权的诞生和战争的结束，战争文艺开始成为颂扬式宣教功能的号手。这些从生与死的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战士、军队随军记者和部队文艺工作者，甚至直接担任过军队指挥的干部，他们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也是战争的参与者。对战争中民众和战士的生活与情感有着深切的体验，也积蓄了大量的战争素材，特殊的战争经历使他们通过小说，把昨日战争的艰难和今日胜利的来之不易表达出来。不仅纪念那些还没有看到胜利就已经捐躯的战友，更反映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与优越性，也表达出自己对党的无限忠心，而且在精神心理学意义上满足了他们对于文化/文学的敬畏与梦想。于是，在政治的鼓励与暗示之下，他们通过自己对革命历史的回忆、记录、整理进入文本创作。正如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直截了当地呼吁作家：“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还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4]所以，以战争为主题的文艺蕴含着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怀、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对鼓舞人民建设新中国和教育下一代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就成为“十七年”文学出版业中最为显著的类型。在许多影响较大的文艺丛书中，战争文艺占了重头戏。如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文艺建设丛书”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出版编审处组织编写的“解放军文艺丛书”等，受到读者热捧，这对经历过战争但没有创作经历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更具有典范的作用。而《红旗飘飘》《志愿军一日》、纪念解放军建军30周年等革命回忆录以及其他各种文艺竞赛的大型文化工程无疑促进了战争小说的创作，产生了许多战争小说，如《新儿女英雄传》《风云初记》《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红日》《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烈火金刚》《苦菜花》《迎春花》《平原枪声》等[5]相继出现。
战争对永恒秩序进行强势整合，与和平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年轮，故成为文学的母题之一。透过战争，人可以发现生存的本相，从而审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终极性。因此，战争小说[6]是以两个或多个不同政治主张的武装派别直接进行对抗，以夺取胜利的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战争过程为载体，反映战争中人的命运、情感、道德、行为、意志的小说。但是，任何一个个体都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在事件与空间构建的时空场中生存，人、文学、战争都离不开政治的制约。这类小说遵循着战争文化惯性中累积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致使在主体建构和人性建构的层次上“一边倒”，消解了文学的复杂性。于是，战争小说成为政治权力背影下的单一化情节模式：“我方必胜，并代表正义；敌方必败，并代表邪恶”，其人物的心理变化，以及命运、情感等打上了阶级属性的烙印。此类小说传播迅捷、异常畅销。可以说，在“十七年”文学中，战争小说占了很大篇幅，而长篇战争小说又是其中的重头戏。一般而言，我们把不超过10万字的小说称为中篇小说，而10万字以上的称为长篇小说。两者最主要的区别还由小说容量和篇幅大小、结构复杂程度来决定。在“十七年”时期，同一个版本在1956年以前的繁体竖排印刷和1956年以后的横排印刷方面，其版权页字数往往不同。而且，有的小说十四五万字，在文学刊物连载或单行本印刷时仍然称为“中篇小说”，例如，任大星的13.8万字的《野妹子》，作者自己也认为是中篇小说。[7]因此，本论文统一把达到或超过10万字的小说都叫做长篇小说，虽然文学不是按数字推算，但还是按照常规进行规范，即使如9万多字的战争小说《松毛岭下》[8]依然是中篇小说。长篇战争小说的篇幅，更能细致、具体地传递出新中国诞生的艰难性和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必然性。
而长篇战争小说颇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革命的受众。当时社会主体主要是阅读水平较低的工农兵和有阅读水平的知识分子，他们迫切需要知道从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历史，以丰富自己原有的文化知识储备。前者大约是文盲或者半文盲的文化水准，他们在扫盲中开始速成识字，但也只能接受一种形象生动的故事讲述来植入相关革命记忆。后者包括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知识分子，前者掌管着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权力，在革命阅历和革命意志上与作家或者作品中的革命者达到精神同构。他们不仅愿意阅读革命同道写出的小说文本，而且更愿意以自身经历去构思文本创作，而对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来说，需要阅读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以自我改造，更需要弥补自己的革命知识。革命战争小说的出现无疑为这些读者提供了具象化的“精神食粮”和生动的“革命知识”。这种革命教育是必需的。
因此，在革命伦理的政治文化一体化规范下，生动又通俗的文学作品已经成为另一种“历史教科书”。“十七年”文学包括战争小说构成了具有“历史代述”功能的历史书，而新政权更是需要吻合政治变化的文学描述，于是两者产生重构。这种知识的生产、修改、改编与传播便维系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与运作过程。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想象，新民主主义革命重大历史事件通过文学的确认与传播使之成为确定的历史事实和知识构成，这就要求作家对历史记忆、现实体验的叙述与时代话语相一致。所以，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中，文学更多的是承担教育功能。当然，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功能。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源流》中说道，中国文学是由言志派和载道派构成，两者相互轮流替换。这说明“载道”自古以来一直是文学诉求的一种方式和目的。但这并不能否定文学的审美性、文学性以及启蒙性意义，或者说这两种功能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只是1949年以后的文学生产已经开始对文学审美性等进行祛魅，而建构起意识形态功能的意义所指，战争小说不仅是作家审视人生和世界的审美窗口，而且是能更好地承载阶级斗争和革命主题的“工具场”，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已经被政治启蒙性所替换。因此，以工农兵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英雄与反动派成为小说文本中意义诉求的两个象征符码。人性善恶的天性与战争的复杂在革命伦理的规训中走向简单和纯净，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战时共产主义文学规范是文学的逻辑起点。在文本中形成了陈思和所说的“我军”与“敌军”两大语言系统，人成为进步与落伍、光明与黑暗、抗争与挨打、解放与堕落的两极符号。而对这一时期战争小说而言，意识形态谋求对新生政权合法性的印证，读者则在咀嚼战争的固定程式中体验到快意恩仇。于是，战争小说也就成为“十七年”民众最为喜爱的一种文学诉求样式。
而且，“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借助版本修改、艺术改编与传播等受到不断推广，才在文学上表现出了洪子诚所概括的“当代文学一体化”现象和陈思和所论述的“共名”状态。例如《红日》，自1957年在《延河》等刊物上选载后，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审定，作为解放军文艺丛书之一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7月初版，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小说连播节目里播讲。初版后，先后于1959年、1964年作了重大的改动，其中1964年的二次修改本改动最大，1978年第20次印刷时，恢复了1964年版本。然而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1980年第21次印刷时，则放弃了1964年的版本，恢复了1959年的修订版，此后所有版本都是以1959年修订本为蓝本，总印数达200多万册。在艺术改编方面，《红日》经历了电影、连环画、电视等多种艺术改编，传播很广。
不仅小说《红日》如此，几乎所有的“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都经历了反复修改再出版和各种艺术样式改编的过程。1949～1966年被改编成电影、戏剧的小说还有《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苦菜花》《新儿女英雄传》等。这些作品也被改编成连环画（包括电影连环画、戏曲话剧连环画和绘画连环画），成为当时群众和少年儿童的主要阅读来源，其印刷数量惊人，大多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册。但是“文革”时期，“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几乎全部被贬成“毒草”，作家也受到批判，只剩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等极少数作品。但是，这种语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改变。随着“文革”的结束，在1976～1978年间，“两个凡是”的思想依然在文艺界中萦绕。此时大部分在“文革”中被贬成“毒草”的作品开始复出。在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代的革命文化相互激荡，不仅活跃了思想，也活跃了与社会和思想相融合的文学。五四思想启蒙传统被重新激活，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逐渐取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被赋予的工具性，而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十七年”文艺开始逐步淡出观众视野。读者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革命故事讲述，他们似乎需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以及充满人性张力的新文艺。所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读者更愿意关注具有思想启蒙传统的新时期文学。
随后，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全面复兴替代了20世纪50年代建构的革命价值体系和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精神启蒙传统，文艺逐渐走向边缘化。在外来文化和金钱诱惑下，人们原有的精神信仰和伦理价值体系开始被替换，金钱崇拜和消费文化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受众在欲望化、快餐化、读图化的时代更注重享受。同时，伴随而来的是民主价值的推进、国家文化机制的转轨、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价值多元体系的建立。在这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基础上，大众文化崛起并挑战着国家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的权威地位，欲望化泛滥叙事开始出现。而且视觉文化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作为视觉文化符号传播系统的影视契合了消费时代读者的视听需求，况且视觉享受比阅读思考更为快乐而轻松，文学被边缘化。于是，“十七年”小说的红色经典影视改编成为多方共赢的方式。红色题材影视剧本身就来源于具有革命意义和革命起源价值系统的长篇战争小说，所提供的图像符号和视听语言集娱乐性、思想性、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教育性于一体，具有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改造功能。不仅可以使受众了解新中国成立的艰辛历程和改革开放的来之不易，还可以通过革命者对崇高愿景的追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而树立起价值信仰中的一道丰碑。所以，“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获得了大量的影视改编的机会。演化出一场“红色经典”改编浪潮。在革命故事讲述中，日常生活与爱情人性成为影视改编中新的生长点。
所以，许多长篇战争小说从文本起点的初版本或初刊本便面临着被不断修改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经历了多次修改和多种艺术样式的改编与传播，这种现象在“十七年”非常普遍，笔者把它称为“文本发生学现象”[9]。也就是说，文本发生学现象是指小说文本传播过程的流变轨迹，即前文本成为出版的文本之后的后续发展和演变的动态过程。
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我们可以用一条线索来显示战争小说的现象发生过程：作为原点的五六十年代战争小说文本——大众传播——版本修改——进入语文课本和文学史的入史教育——艺术样式的传播与改编。因此，本文的文本发生学现象研究[10]主要是研究战争小说的发生、发展、变化与变异的过程，即初刊初版的出现、版本的后续修改、各种艺术样式的传播和影视改编等在重述与转述过程中的差异。因为一个文本诞生以后，它并不是始终处于凝固的静止的状态，而是在各种内外压力之下由生产、流通、接受、反馈组合而成的运动变异的状态。这种状态包括版本修改（有作者自愿的修改，也有无奈的修改，还有编辑或他人代劳的修改）、艺术改编、传播推广（依托各种传播媒介进行文本传播，如印刷版本、报刊发表、民间曲艺、话剧、戏曲、绘画、音乐、连环画、影视宣传、广播连播、评书、大中小学教科书等进行宣传）等。因此，文本的后续发展和演变的动态过程是值得我们探究的。我们需要关注文本出现之后的发展变化与文本变异的历史过程，考察文本出现之后以怎样的样式与状态继续使文本发生各种变异？也就是说，文本发生学现象研究是考察文本生成以及围绕原文本发生的各种变异活动而形成的各种文本形态之间的版本间性和复调意义的研究，追寻的是“重述”与“转述”的意义生成的差异与缝隙。所以，作为一种系统的整体的研究路径，文本发生学现象研究就是对文本发生变异进行追踪考察。从版本修改、传播策略、影视艺术改编等层面对叙事文本（包括文字文本和图像文本）的版本间性和复调意义进行研究，而“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显然提供了这一研究的阐释空间。正如福柯所说：“为了弄清楚什么是文学，我不会去研究它的内在结构。我更愿去了解某种被遗忘、被忽视的非文学的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呢？什么东西被削除了？一种话语[11]被认作是文学的时候，它受到了怎样的修改。”[12]这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那么研究之前首先要了解和研究现状。
（二）研究现状
“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是已然的事实。然而，相关的研究却并未呈现，即使有战争小说的版本修改、传播策略与影视连环画改编的研究情况，也是非常零星的、分散的，没有从一种整体性和线性流动视角进行研究。尽管由于研究语境、方法的变化，出现了不少关于“十七年”文学重读并卓有成绩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如程光炜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黄子平的《“灰阑”中的叙述》、董之林的《追忆燃情岁月——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吴秀明主编的《“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郭冰茹的《“十七年”小说的叙事张力》、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13]、陈翠平的博士论文《身体、革命与性别——“十七年”小说中的女性书写》、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而在具体的战争小说研究方面则出现了刘为钦的博士论文《建国初期抗日战争题材长篇小说论（1949.7～1955.12）》及朱向前的《军旅文学史论》、陈思广的《战争本体的艺术转化——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战争小说创作论》、房福贤的《中国抗日战争小说史论》等。[14]另外，福建师范大学席扬教授及其指导的博士生和山东师范大学朱德发教授及其指导的博士生等也正在从事战争叙事和英雄形象研究。这些专著或论文试图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蔽、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揭示文本内部的叙事系统与意义系统所存在的裂隙与冲突，从而重新阐释这一特定时代的文本。应该说，对于推动“十七年”文学研究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
尽管“十七年”文学研究越来越热，重读经典和文本价值重估成为步入文学的途径。但是，不少研究重视的是在西方文论话语语境下的文本重读研究，在进入历史语境的视野中往往也有所遮蔽，虽然常读常新，但往往如过眼烟云。而且很多研究对作品的分析没有相对应的版本，以致引用文本张冠李戴，使得不少研究结论出现片面或者错讹。同时，他们也很少关注“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没有对文学的版本修改、艺术样式传播与故事改编进行系统研究，而只有零星的少数研究论文。
例如，在文学版本研究方面，现代文学一直有史料研究传统。而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较少，这与学科的沉淀有关，也与“十七年”文学的政治敏感性有关。虽然早在1962年，刚毅以《革命烈士诗抄》的初版本和增订本为例，提出了“十七年”文艺版本的重要性。认为应从两方面重视版本价值：“一方面是提高版本价值，即不断严格出书的标准，提高每版书的内容质量；另一方面是要尽力保持已版的版本价值。”[15]但被关注的非常少，只有李亦冰的《更上一层楼——从〈在茫茫的草原上〉到〈茫茫的草原〉》[16]谈到版本修改问题。当然不少作家在小说修改后再版时会在前言或者后记里进行版本修改说明，或者专门撰文解释。如李英儒的《关于〈野火春风斗古城〉——从创作到修改》、雪克的《〈战斗的青春〉作了哪些修改》、刘流的《为什么修改〈烈火金钢〉》、吴强的《〈红日〉二次修订本前言》、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的写作及其他——重印后记》等。[17]当代文学的版本学研究真正开始出现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如吴恭俭的《谈〈武陵山下〉的两个版本》、郭文静的《〈红旗谱〉新旧版本的比较》、潘旭澜的《关于〈保卫延安〉重写刍议》、赵俊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的版本嬗变与情节典型化》、张羽的《关于〈红岩〉书稿的修改》、冯肖华的《新版〈创业史〉修改旨意初探》、胡光凡的《从手稿和版本看周立波对〈暴风骤雨〉的修改》、宋建新的《从比较看不同——评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的失误》、龚明德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等。[18]他们开始从版本校勘角度去考察“十七年”小说文本变异的内容、意义与原因。虽然关注的只是单一的小说文本，但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的思路。
到了21世纪，出现了一些当代文学版本学研究的新成果，如郭剑敏的博士论文《革命·历史·叙事——中国当代革命历史小说（1949～1966）的意义生成》专门有两章论述《红岩》的小说生成和《青春之歌》的文本修改，对革命意义的提纯进行了归纳。金宏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校评》主要是研究现代文学版本，其中也对《青春之歌》和《创业史》进行校对，发现洁化叙事是作家们在修改过程中对意识形态的主动皈依，并在《新文学的版本批评》中提出了“版本批评”新概念。其他如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版本问题》[19]等。他们就当代文学的版本修改问题进行了阐释。孙先科根据文本相关联的日记等各种侧面材料，首度以考古和索隐的方式重新解读《青春之歌》和江华的原型形象。笔者认为，《青春之歌》的创作、修改、续作以及江华形象的文本变更史“揭示的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下半期生存的历史，也是知识分子自我认知、自我成长的心灵的历史，一个知识分子主体的成长史，也是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被压抑、扭曲、存活、延伸的历史。通过这一文化文本，也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话语在当代的文学叙事中是如此复杂地纠缠在一起”。[20]这种考证式的版本研究方法值得从事当代文学史料学研究者学习。这些现有的研究成果告诫我们，研究者以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姿态、方法、模式进入作品，获取阐释的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
再如艺术改编，孟悦的《〈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给研究者带来一篇视角新颖、文笔精美的文章。该文主要考察《白毛女》从最初的民间故事到歌剧、到电影，再到芭蕾舞剧的发展演变过程及不同文本之间在情节模式上的变化，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与阐释。可以说，这是最早进行文本发生学研究的“雏形”，反响很大。从“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到延安鲁艺版的歌剧，再到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的过程，不仅讲述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白毛女的革命成长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资本如何被征用转型的过程。孟悦重点指出了在从歌剧到电影的过程中，《白毛女》内在的情节重心已发生了由民间伦理秩序的冲突向以“情”为主题的转移。而1964年上海舞蹈学校又将歌剧《白毛女》搬上了芭蕾舞台，舞剧《白毛女》大大地剔除了前两个文本中的非政治细节，将其“提纯”为一部直接表现阶级压迫与反阶级压迫的剧作。孟悦考察《白毛女》文本的演化过程后认为，它是“一部几经加工修改，从乡民之口，经文人之手，向政治文化中心流传迁移的作品”。[21]可以说，观察一个文本的生成与演变，对生产文学作品的权力话语机制进行考察，能清晰地呈现出文本内部意识形态话语的修辞功能，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经典文本所承载的革命历史生活内容真正地还原为叙事。孟悦的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
姚丹的北京大学博士论文《从小说〈林海雪原〉到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对当代一个文学现象的个案考察》[22]，给笔者提供了一个参照的窗口。她在这篇论文中专门考察不同艺术门类对同一题材进行改编后的变化及原因，并由此探讨这种变化，与时代思潮和艺术门类自身特性及拟想读者（观众）期待之间的关系。姚丹通过版本史料考证发现在《林海雪原》的传播、改编过程中，作品的个性越来越稀薄，人物身上的“杂质”越来越被“净化”，群体对之改造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越来越强化。为论证编辑批评的权力，姚丹对该小说责任编辑龙世辉修改的第二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9月版）版本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因为题材选择的原因并没有对第三版（作家出版社1962年9月出版）、第四版等各种版本的修改进行比较和分析。而且她在版本考察过程中，更多的是使用第二手资料即李频的传记文学《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的编审历程》，来考察第二个版本（即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编辑龙世辉在没有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而自行修改的修订本《林海雪原》，随后曲波批评并状告了龙世辉，在以后的《林海雪原》的版本印行中，再没有使用龙世辉修改的这个版本。当然，这是有点遗憾，作者与编辑的一段美好佳话最后不得不破裂）的编辑修改过程，从而忽视了作者曲波的个体能动性和主观意愿的修改诉求。诚然，“十七年”小说有很多业余作者和革命作者，他们的文化水准、创作积累、个人素养可能存在不足，他们的作品出版无法离开出版社编辑的修改和推介，甚至可以说作品中的不少内容就是以编辑的想法和编辑与作者的商量结果来修改的。但是，我们并不能以编辑的自身语言来看待问题，更何况编辑龙世辉与曲波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单纯去采用李频引用的龙世辉的说法就显得不太客观。因为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叙述话语随着自身所处立场的变化而变化，传记作者或者研究者往往会对自己的传主或研究对象进行美化和拔高，从而忽视或者掩盖一些客观情况，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李频的这本书也有此通病，因此姚丹在没有他证的情况下对李频研究内容的引用是比较冒险的。因为李频的研究只是一个孤证，这就需要采纳原始资料即龙世辉和曲波自身的说法，并综合李频等第三者或第四者的研究内容进行相互印证，如此可能就会更加准确周全。同时，姚丹重点考察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原则以及推广、传播方式，即1967年版本是如何在矛盾中，尤其是在江青的指示下修改成型的。由于该戏是逐渐建构起来的动态艺术文本，上海京剧团进行了反复改编，形成了5个定稿版本，即1958年版本、1964年版本、1967年版本、1969年《红旗》刊载本、1970年最后定稿版本。它们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姚丹没有全面地对1958年京剧对小说的修改和随后京剧到1970年样板戏定稿本之间的版本修改进行分析，缺少了一种动态的考察，即小说是如何改编成1958年的京剧，并何以一步步走向并最后完全成为“革命样板戏”的。这种经典化过程与其版本修改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纠葛。但是，姚丹因为研究的需要简化了“丰富”的复杂性，也可能出于研究的侧重，使得论文的逻辑严密性出现了一定的不足。但毋庸置疑，姚丹的研究对本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90年代以来的影视怎样改编，成了时下讨论的热点。2004年5月23日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中国影协、中国视协共同召开了改编“红色经典”创作座谈会，与会者反对解构和戏说红色经典。广电总局连续下文《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严审红色经典改编的影视剧，防止恶搞、情欲化和戏说化影视的出现。《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发表了苗棣主持的一组以电视剧《林海雪原》等作品为主要参照文本的笔谈文章，其中熊文泉发现文艺生产中存在泾渭分明的三种调节系统：国家调控、艺术自律和市场调节系统，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冲突与共荣的关系。戴清等从《林海雪原》原著与电视剧改编文本的叙事差异入手进行分析，认为电视剧《林海雪原》赋予了经典文本以新的叙事形态，显示了不同艺术媒介相应的艺术思维与审美规律。从“十七年”文艺的“英雄崇拜”到新世纪的“消费革命”，呈现出中国一元政治意识形态到大众文化消费逻辑占统治地位的多元文化格局的重大变迁，“红色改编”正是多种话语交织、对话、博弈的重要领地。对此持不同意见的青年学者赵勇则在《南方文坛》发表文章《谁在守护红色经典》，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颇有启示意义。
从上述研究现状来看，“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研究，目前还没有学者进行综合性的整体性研究，大多是不成体系的单篇论文，无法获知文本与历史之间博弈的复杂全貌。这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创新性的契机和视角。
众所周知，“十七年”文学的版本修改之大、传播推广样式之丰、艺术样式改编之广，确实是从古到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所以，对此进行研究是比较富有新意且阐释空间颇大的课题，笔者试图借鉴孟悦、金宏宇、孙先科、姚丹等研究者提供的研究理论和学术成果去思考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从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较为独立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