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两晋时期“中国”认同的历史意义
两晋时期的“中国”认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考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历程时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特别是这一时期北方胡人统治者的“中国”认同，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民族、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两晋时期的“中国”认同，推动了中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发展进程。两晋时期胡汉各族政权统治者普遍认同“中国”的表现表明，大部分胡人统治者认为“中国”与中原地域因素紧密相连而与夷夏民族因素无关，只要占据中原，就可以称“中国”，这与先秦两汉以来的状况具有较大区别，显示了“中国”认同在历史上不断丰富发展的一面。两晋胡人统治者的“中国”观丰富、扩展了“中国”的内涵，使得“中国”所包含的代表华夏民族的民族特征减弱，民族包容性增强。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后，“中国”最终在清朝前期演变成国家名称，成为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共同名称，并且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两晋时期的“中国”认同，由于实现了“中国”包含夷夏各族政权这一重大演变，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显示出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其次，两晋时期的“中国”认同促进了民族融合。由于两晋时期人们所理解的“中国”含义，既包括地域含义和政治含义，也包含民族含义，而且多层含义互相渗透、密不可分，因此，“中国”认同的发展，整体带动了两晋时期胡汉各族的地域认同、政治认同和民族认同，它一方面促使当时的胡人统治者跨越夷夏藩篱，认准以占据中原为“中国”的基本准则，另一方面又促使胡人统治者努力改变“夷狄”形象，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华夏化，到十六国后期，部分入主中原的胡人统治者的民族认同发生了变化，逐渐以华夏民族自居。在这方面，南燕国君慕容德、后秦国君姚兴的言行颇有代表性。慕容德曰：“自顷数缠百六，宏纲暂弛，遂令奸逆乱华，旧京墟秽，每寻否运，愤慨兼怀。”[19]“奸逆乱华”之语，表达出鲜明的政治立场与民族感情，显示出慕容德对华夏民族的认同。只有自居于华夏民族中的一员，才会有如此充满感情色彩的言语。后秦凉州人士胡威面见国君姚兴时，将姚兴任命秃发傉檀为凉州刺史的行为称作“违天人之心，以华土资狄”，“以一方委此奸胡”，“以五郡之地资之
狁，忠诚华族弃之虐虏”。[20]这些明显具有华夷优劣论的言辞，不但没有引起姚兴的反感，反而促使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胡威的建议，改变了任命秃发傉檀的决定。这说明姚兴已经不再自视为“夷狄”，而是以华夏自居了。这种民族认同上的变化，是两晋时期入主中原的胡人政权以“中国”自居后逐渐衍生出来的结果。可见两晋时期的“中国”认同推动了民族融合，加快了北方胡人主动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对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再次，两晋时期的“中国”认同，作为古代“中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近现代中国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是近现代中国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赖以形成的重要的精神文化源泉之一。两晋时期的“中国”含义，与今日“中国”含义不尽相同，但是二者也有着一脉相承的密切联系；同样，两晋时期的“中国”认同，尽管与今日的中国认同有较大区别，但是二者也有着清晰而牢固的渊源关系。以两晋时期“中国”一词的中原地区、中原政权、华夏政权等含义为基础，两晋时期的“中国”认同包含了对中原地区的认同，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对华夏民族的认同，拥有地域认同、政治认同、民族认同等多种性质。此后中国历史上的“中国”认同的发展过程，就是上述多种认同演变、扩展、不断丰富和深化的过程，对中原地域、中原政权的认同，逐渐扩展成对历代统一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和对统一疆域的地理认同。“中华”这一与“中国”含义相同的新名词概念的产生，标志着“中华”意识的萌芽。此后，“中华”意识的发展、民族融合的深入以及对华夏民族的认同逐渐融合在一起，演变为“中华民族”意识，成为近现代中华民族认同意识赖以形成的重要精神源泉之一。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近现代的中国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
总之，两晋时期的“中国”认同现象，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并且充分表明，在两晋时期政局分裂动荡的情况下，“中国”仍然是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与凝聚力的符号，胡汉各族政权统治下的人们仍然具有共同的社会心理、政治信念与精神追求，政治上虽然是分裂局面，但是社会意识形态上则是日趋统一的。可见，今日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并不仅仅是历史上政治、军事活动的结果，更是历史上各民族共同主动选择的结果，是历史上社会心理与思想文化发展演绎的结果，具有牢固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悠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1] 彭丰文，女，汉，1972年生，湖南浏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2]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6期。
[3] 分别载于《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2008年第3期。
[4] 载《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5] 关于“中国”的含义，学术界曾经展开过热烈、深入的讨论，尤其是1981年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之后，白寿彝、翁独健、杜荣坤等不少学术前辈就“中国”的内涵与演变发文进行探讨，详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此外，还有胡阿祥《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于省吾：《释中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陈连开：《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一个内在联系发展被认识的过程》，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赵永春：《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4期。
[6] 《资治通鉴》卷96，晋成帝咸康七年（341）。
[7] 《晋书》卷112《苻生载记》。
[8] 《晋书》卷87《李玄盛传附李士业传》。
[9] 参见李方《前秦苻坚的中国观与民族观》，《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10]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11]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12] 《晋书》卷95《鸠摩罗什传》。
[13] 《晋书》卷97《四夷传·吐谷浑传》。
[14] 《晋书》卷97《四夷传·吐谷浑传》。
[15] 《晋书》卷97《四夷传·吐谷浑传》。
[16] 《晋书》卷97《四夷传·吐谷浑传》。
[17]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18] 前燕统治者自慕容俊即位后称帝，但此时前燕已经入主中原，则不应再视之为边疆政权。
[19]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20]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