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两晋时期“中国”认同的突出表现

两晋时期，认同“中国”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这在胡汉各族统治者身上，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突出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两晋时期胡汉各族政权，无论是偏居江东的东晋政权，还是入主中原的胡人政权，都争相自称“中国”，这是两晋胡汉各族认同“中国”的最为直接、典型的表现。东晋政权以及称藩于东晋的前凉、西凉等汉人所建政权，均以“中国”自居。咸康七年（341），慕容皝遣使至建康求封王，东晋尚书诸葛恢的言论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夷狄相攻，中国之利。惟器与名，不可轻许。”^[6]可见东晋朝臣视本政权为“中国”，将前燕、石赵归入“夷狄”之列。前秦苻生遣使欲迫使前凉称藩，前凉大臣张瓘答曰：“中国之风，诫在昔日，不足复论通和之事也。”^[7]这番话显示出张瓘将前凉自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西凉国君李歆在位时，主簿氾称上疏李歆曰：“日者太阳之精，中国之象，赤而无光，中国将为胡夷之所陵灭。……地者至阴，胡夷之象，当静而动，反乱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将震动中国，中国若不修德，将有宋襄之祸。”^[8]显然，氾称也认为西凉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周边的北凉、南凉等政权则是“胡夷”。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入主中原的胡人政权，也以“中国”自居。已有前辈学者指出，石赵政权开创了“夷狄”自称“中国”的先例，而此后的前秦政权更将其发扬光大，君臣上下多次将本政权自称为“中国”。^[9]例如石赵大臣徐光劝慰石勒曰：“陛下既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符箓不在陛下，竟欲安归？”^[10]这表明石勒政权已经坦然以“中国”自居。前秦苻坚在位时，君臣上下均将本政权自视为“中国”。例如前秦发兵攻打西域，临行前苻坚告诫总帅吕光曰：“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11]这表明无论是国君苻坚还是大臣吕光均将前秦视为“中国”。又如前秦太史令奏云：“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智入辅中国。”^[12]苻坚得知，认为这是天意暗示前秦应该迎请西域名僧鸠摩罗什，显然这里无论是太史令还是苻坚本人都自认为“中国”就是指前秦了。

两晋时期胡汉各族政权争相以“中国”自居的现象，表明胡汉各族的“中国”认同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国”观念深入人心。胡人政权争相以“中国”自居，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中国”作为政治概念、表达特定政权的用法，并不始自两晋，而是自秦汉以来便如此。但是，无论是秦汉还是三国时期，“中国”所指代的政权从来没有包含过胡人所建政权，石赵、前秦等入主中原的胡人政权以“中国”自居的现象，丰富了“中国”一词的含义，开启了“中国”包含胡人政权的先河；同时，入主中原的胡人政权以“中国”自居，显示出胡人群体对“中国”认同的加深，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两晋时期的不少边疆政权统治者，特别是边疆民族政权的统治者，纷纷表达尊奉或者向慕“中国”的愿望，不仅如此，大部分边疆政权还与中原政权建立了称藩纳贡的关系，这是两晋时期边疆政权统治者认同“中国”的重要表现。这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两晋时期位于西北边远地区的吐谷浑政权。吐谷浑政权虽然远在边陲，但是历代国君如叶延、视连等人均表达过对“中国”的强烈向慕之情和尊奉之意，鲜明地体现了他们认同“中国”的心理情感与政治、文化取向。例如，叶延为自己身处边疆、无缘于“中国”而抱憾终身，他对部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国，当高光之世，与韩、彭、吴、邓并驱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潜窜穷山，隔在殊俗，不闻礼教于上京，不得策名于天府，生与麋鹿同群，死作毡裘之鬼，虽偷观日月，独不愧于心乎！”^[13]由此可见，叶延强烈渴望到中原建功立业，对中原的“礼教”也怀着强烈的向慕之情。又如吐谷浑另一国君视连，他不仅同样对“中国”怀有强烈的认同感，而且表达了更加明确清晰的政治愿景，临终遗言曰：“我高祖吐谷浑公常言子孙必有兴者，永为中国之西藩，庆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见，当在汝之子孙辈耳。”^[14]视连为吐谷浑政权的未来定位是“中国之西藩”，反映了以视连为代表的吐谷浑政权希望成为“中国”即中原政权组成部分，从而与“中国”融为一体的强烈愿望。不仅如此，一旦时局变动，吐谷浑统治者也跃跃欲试，欲逐鹿中原，建功立业。例如吐谷浑国君视罴谓其谋臣骞苞曰：“今将秣马厉兵，争衡中国，先生以为何如？”这表明视罴已经不满足于先辈蹙守边疆的现状，而是要逐鹿中原。不久视罴拒绝了西秦的官爵封号，慨然表示：“方欲扫氛秦陇，清彼沙凉，然后饮马泾渭，戮问鼎之竖，以一丸尼封东关，闭燕赵之路，迎天子于西京，以尽遐藩之节。”^[15]这清晰地表明视罴有争夺中原的志向。视罴之子树洛干也表达过“观兵三秦，远朝天子”^[16]的宏大志向。这些言辞，既显示了吐谷浑历代统治者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强烈归宿感，又显示了吐谷浑统治者欲与中原政权建立“遐藩之节”即藩附臣属关系的愿望，是认同“中国”的重要表现。至于其他与中原政权建立称藩纳贡关系的边疆胡人政权，则更是数不胜数。较为典型的有前燕政权。

前燕政权创始人慕容廆在与西晋政权的长期接触、摩擦中，逐渐认同了“中国”，对西晋政权的态度由敌对转为友好与归顺，慕容廆曰：“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17]这一认识上的转变，促使慕容廆遣使降晋，成为西晋藩臣，前燕政权由此长期称藩于两晋王朝，直到前燕政权攻灭石赵、占据了中原地区以后，才正式结束这种藩附关系。整个两晋时期，虽然中原地区只在石赵、前秦统治时期实现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无论是石赵、前秦还是仅据有过中原一部分地区的前燕、后秦、后燕诸政权，它们都以“中国”的名义，与边疆政权建立了称藩纳贡的政治隶属关系，称藩于石赵的有拓跋代、前凉，称藩于后秦的有南凉、西秦，高句丽政权与两晋时期的所有中原政权都建立过藩附关系。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东晋政权虽然偏居一隅，但是仍然与北凉、高句丽等不少边疆政权建立了藩附关系。这当然与东晋政权仍然自视为“中国”，同时也被边疆政权视为“中国”有着密切关系。

总之，两晋时期，虽然中原战乱不断，四分五裂，但是众多周边的边疆政权分别与中原地区的各个不同政权建立起称藩纳贡的政治隶属关系，从而呈现出混乱林立的诸多边疆政权以中原政权为核心和纽带而有序连接起来的状貌，显示出“中国”这个政治概念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将边疆政权牢牢吸附在自己的周边。事实上，两晋时期的诸多边疆政权中，除去最早建立的成汉政权之外，其他政权的统治者均未自称皇帝或天王，以完全独立而自外于“中国”的政治面目出现。^[18]这种不约而同的默契，是边疆政权统治者集体认同“中国”的重要表现。而其中尤为值得重视的是边疆民族政权统治者对“中国”的认同。因为除去前凉、西凉外，两晋时期的其余众多边疆政权均为胡人所建政权，因此，这也是两晋时期边疆民族政权统治者集体认同“中国”的体现。

两晋时期边疆政权统治者，特别是边疆民族政权统治者对“中国”的认同，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从历史上来看，边疆政权统治者认同中原政权、与中原政权建立具有政治隶属意义的藩附关系，并不始自两晋时期，而是由来已久。但是在中原地区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情况下，边疆政权与中原政权的藩附关系仍然得到延续与发展，中原与边疆的政治联系得到维系和巩固，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综上所述，尽管两晋胡汉各政权统治者认同“中国”的表现形式不同，显示出其认同“中国”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入主中原者以“中国”自居，这是认同“中国”最强烈的表现，边疆政权统治者通过与“中国”建立藩附关系或者表达尊奉、向慕之情而显示的“中国”认同，相比于前者，认同程度相对更浅。但是上述状况足以表明，两晋时期的胡汉各族政权统治者——不论是中原政权统治者，还是边疆政权统治者；不论是华夏统治者，还是胡人统治者，都已形成一定的“中国”认同，具有显著的“中国情结”。在政局混乱、政权林立的状况下，两晋时期胡汉各政权统治者对“中国”一致认同的现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颇为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