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史料与框架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的移民，因此，本书的研究方法、史料的收集，以及写作的框架应有自己的特点，其主要如下。

（一）理论方法和文献资料

本书的目的在于以中国西南边疆的广西、云南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阐明这两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移民形成的背景或原由及其在中国移民史上的特殊定位，揭示广西与云南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移民的方式、地域分布的异同，以及移民网络在这些少数民族移民中的建构及运作机制。因此，本书的分析视角也只能是中国西南边疆广西、云南及其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这种视角主要强调的不仅仅是这些地区在地理上的紧密相连，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还存在历史人文的联系，以及许多民族之间的亲缘性。与此同时，作为历史学性质的选题，本书的论证方法只能也必须是实事求是，即在最充分地掌握资料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的解释范式较全面地阐述广西、云南少数民族的移民史。可以这样说，本书以中国西南边疆广西、云南及其周边的国家为视角，主要运用实证史学的方法以史料说明问题，史论结合揭示观点，并运用文化学理论和网络理论分析、探讨广西、云南少数民族移民文化，以及少数民族移民网络。此外，本书还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即前往靠近周边国家的广西和云南边界地区的村寨进行调研，目的是获得现当代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移民的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涉及中国西南边疆广西、云南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移民的历史问题，本书的研究以最大限度地占有中国古籍，广西、云南地区的地方史料和周边国家的原始资料为基本前提，同时尽可能地利用中国、欧美、日本等一些学者的论著等。其具体资料如下。

第一类为原始资料，首先是中国的古籍文献资料，如《宋史》《宋会要辑稿》《元史》《明史》《明正统实录》《明神宗万历实录》《清史稿》《清高宗实录》《续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其次是周边国家的史料，如《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越史略》等；再次是广西、云南的地方志史料，如《滇志》《南诏野史汇编》等。这些古籍和史料不仅是了解当时中国西南边疆与周边国家的疆域的状态，也是研究西南边疆向这些地区移民不可多得的史料。

第二类为调研报告和回忆录。这类资料是精选的，一般比较可靠。如以《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为例，收录了云南一些学者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田野调查报告。其中在《保山杜文秀起义历史调查》这篇报告中，访谈了邦隆（即现在缅甸的“班弄”）统治者杜文秀部下马二将军之子马美亭，以及其他有关杜文秀起义军失败者逃至缅甸的情况，这些资料对云南回民迁移周边国家的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类资料为中外学者撰写的论文和著作。在这些资料中，许多是从历史、文化等方面探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迁移到周边国家，以及少数民族移民及其后裔在居住国的历史与现状。虽然有许多论著属于第二手资料，但也具有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其中，许多学者的论著分析翔实，史料丰富，为本书提供了基本线索；不少中文、英文、日文的论著则在方法论和思想论方面别具一格，给本书许多建设性的启示，同时也给本书的基本立场给予很大帮助。

一言以蔽之。本书是在借鉴国内外诸多学者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运用原始材料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移民史进行的一项实证性研究。

（二）研究框架和基本观点

本书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移民的问题。就中国广西和云南两地来说，其无论是在地缘还是亲缘上都与周边国家有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在历史上，中国广西、云南两地的少数民族由于其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习惯，以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向周边国家迁移，从而形成了一些少数民族散布于这些国家的状况。这些少数民族在不断迁移的历史中，虽然其生活习惯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由于这些民族大都是聚族而居，所以其服饰、居住等方面大致都保持了原来的模式。居住在西南边疆周边国家边界线上的两地少数民族，虽然在向这些国家迁移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特征，但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移民特点和移民网络。

基于这种历史的实际，本书的框架共由六个部分组成，其主要如下。

第一部分是绪论，其内容主要是回顾中外学者有关中国西南边疆的广西、云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与此相关问题的一些论述。在学术回顾中，第一部分较多地梳理了中国国内学者有关西南边疆的广西、云南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移民问题的论述，并认为中国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特点是，对中国古籍和地方志的引述较为丰富，且能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手段进行研究，但由于经费等条件的限制却较少关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移出后的状况。第二部分是国外学者有关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移民的研究，认为国外一些学者虽然在研究中有一些主观上歪曲史实的倾向，但这些学者论著中的主要内容或引用的相关资料，特别是一些国外的学者依据海外的田野调查而获得的资料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绪论这部分，还介绍了本书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史料与框架，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及文化学理论和网络理论是本课题的主要分析理论和方法，而为了获得现当代西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移民的状况也采用了田野调查方法。引用的资料主要是中国古籍，广西、云南地区的地方史料和周边国家的原始资料，以及现当代中国、欧美、日本、东南亚等一些学者的论著。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第一章，其内容主要是论述西南边疆边界的历史变迁及民族分布状况，认为历史上中国西南边疆的广西、云南边界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边境线是不同的，即有过数次大的变化。因此，考察民族迁移活动是否构成对外移民，应该首先考察边界线的历史变迁和各族的分布情况。对于历史上广西、云南的民族分布，认为在两汉之前，西南地区就已经有名号繁多的部族在这里生活，即在西南边地的东南方向分布着百越族群的两个分支——西瓯、骆越。在今天的滇南地区，战国时就有句町、进桑等部族，而在西南的正南方向，则是称之为“百濮”的居住地。在两汉至南朝时期，今广西、玉林、南宁以北和以南，居住着西瓯人和骆越人，以及瑶人等，而在今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则分布着当时被称之为濮人、越人和僚人的民族。在隋唐至两宋时期，今广西西部地区居住着俚人、乌浒和僚人，今云南大部分地区居住着被称为朴子部族、望部族（又称望苴子、望蛮）、金齿部族、茫蛮部族（即今天西双版纳的傣族先民）、寻传部族和鹿茤部族（寻传的别支）等的民族。而苗族和瑶族也开始在广西和云南出现。苗族大约在唐朝初年以来即从黔、涪、巴一带迁入云南东南部的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居住，徭族则在这时期逐渐通过今广西境内到达云南东南部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在元明清时期，广西与云南的少数民族的分布地域格局已与现今的基本一致。云南居住着罗罗（彝族）、白族、金齿百夷（傣族）、末些（纳西）、蒲人（布朗族）、哈尼等族。此外，蒙古族和回族在元代开始进入西南地区。至明、清时期，蒙古族在西南的人口渐减而回族人口则剧增。

第三部分是本书的第二章，其主要内容是叙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的移民情况，认为广西、云南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的移民群体主要有壮侗语族的壮族、傣族和布依族，孟高棉语族的佤族、布朗族、德昂（崩龙）族，藏缅语族的彝族、景颇族、哈尼族、傈僳族和拉祜族（包括苦聪人），苗瑶语族的苗族、瑶族，以及回族等民族。

第四部分是本书的第三章，其主要内容是分析和论述西南少数民族移民聚居地及社会结构，认为这些少数民族移民主要分布在周边国家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和印度等地，也有的远涉到欧美等一些国家。认为移居到周边国家的少数民族及其后裔具有一些自己的社会结构，其不仅保留了原迁出地所具有的一些文化和习俗，也由于年代的久远以及受到当地环境及其他民族的影响，其原有的文化习俗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第五部分是本书的第四章，其主要内容是以移民及其网络理论分析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移民模式及移民网络。认为广西和云南的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特点：一是国际性移民，二是集体性移民，三是陆路性移民。对广西和云南少数民族移民而言，集聚性移民、发散性移民、强制性移民和自发性移民是其移民的方式，而生计性迁移网络、亲缘性迁移网络、马帮性迁移网络则为其主要的移民网络模式。

第六部分是本书的结论，其主要内容是归纳各章节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相对于汉族移民而言，居住在国境线上的少数民族由于与邻国的同源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比大多数居于内地的汉族更有机会向周边国家移民，特别是受到国内一些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或在中国这一侧生活不如意时，则会投向邻国的亲友。换句话说，亲缘关系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移民链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从移民的历史来看，广西和云南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的移民虽表现出断断续续的特征，但移民潮流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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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独龙族简史》编写组、《独龙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独龙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第2页。

[90] 转引自谷家荣《国际视野下的中国边境民族生活史——“中国边境民族的迁徙、交流和文化动态国际研讨会”综述》，《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6辑。

[91] 转引自谷家荣《国际视野下的中国边境民族生活史——“中国边境民族的迁徙、交流和文化动态国际研讨会”综述》，《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6辑。

[92] 赵永胜：《泰北山地民族文化的变迁与延续》，《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

[93] 李建：《泰国瑶族概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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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姚继德：《云南回族向东南亚的迁移》，《回族研究》2003年第2期。

[98] 姚继德：《云南回族移居缅甸小考》，《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第398页。

[99] 马菁：《东南亚民族历史文化比较研究——以广西瑶族和泰国瑶族的民居结构为例》，《中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00] 玉时阶：《文化断裂与文化自觉：越南瑶族民间文献的保护与传承——以越南老街省沙巴县大坪乡撒祥村为例》，《世界民族》2010年第5期。

[101] 陈学礼：《中缅边境人口流动视野下的文化互动：以西盟大马散大寨为例》，转引自谷家荣《国际视野下的中国边境民族生活史——“中国边境民族的迁徙、交流和文化动态国际研讨会”综述》，《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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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奉恒高主编《瑶族通史》下卷，民族出版社，2007，第962页。

[105] 《傈僳族简史》编写组、《傈僳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傈僳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第18页。

[106] 《仡佬族简史》编写组、《仡佬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仡佬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第2页。

[107] 徐学初等：《佤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第9页。

[108] 此外，还有A.R.柯奈翁的《在掸族中》，T.D.拉古柏里的《掸族发源地》，P.L.邦德里的《泰族侵入印度支那》，等等。

[109] C.C.Lowis，The Tribes of Burma，Rangoon：Government Printing，1919，p.40.转引自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第24页。

[110] W.C.杜德出版的这部书被西方人推崇为研究泰族的“权威”著作，但遭到了陈吕范等中国学者的驳斥，说其提出的所谓哀老夷（泰族）的七次南迁，是子虚乌有的杜撰。

[111] F.M.Savina，Histoiry des Miao，Paris：Foreign Missions of Paris Press，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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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转引自胡起望《近代国外瑶族研究概述》，《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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