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学术回顾
传统上认为，西南的范围是指中国的云南全省，以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贵州省贵阳以西的地方。[1]而本课题的西南，则是指包括广西在内的称为“大西南”的范围，即广西、云南、四川、贵州和西藏。由于该地区范围辽阔，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本课题只选择了西南边疆的广西与云南作为研究的对象。
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的广西、云南，其地理位置与周边国家越南、老挝、缅甸直接接壤，并邻近泰国和柬埔寨。中国广西省境内的国境线长达2307千米，而云南省境内的国境线更长达4060千米。在这漫长的国境线的中国广西、云南一侧居住着壮族、傣族、苗族、瑶族、彝族、景颇族、布依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阿昌族、独龙族、怒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和回族等民族，而在国境线的另一侧则居住着相同的民族，形成了中国西南边疆与周边国家边境地区独特的多民族共生疆界。这种状况的存在似乎由来已久，其除了由现代国家疆域的划分而导致外，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移民现象也是构成这种状况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国内的研究
有关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移民的情况，在中国的一些古籍和西南地方史料中都有记载。不过，这些史料所记载的大都是零散和粗线条的。而中国学者较系统地开展对西南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移民问题的研究，应该始于20世纪40年代。
从获得的资料来看，徐松石是较早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移民的学者。他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著作《泰族、僮族、粤族考》中认为，傣族、泰族、壮族原为同族，属于百越族，发源于中国的西南和东南部，即川滇两广，这也就是较早研究这些民族向外迁移的“川滇两广说”。[2]此外，徐松石也论述了百越人移居海外的经过。比如在《东南亚民族之中国血缘》中认为东南亚马来民族源于中国古越人，楚国时期，部分越人自东南沿海乘船到苏门答腊等地，征服当地小黑人，融合形成马来民族。除了徐松石外，罗香林也对越族的外迁进行了潜心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罗香林在《百越源流与文化》一文中提出越族是夏族的后裔，居住在中国西南和邻国的腾越、滇越、掸国等民族，均出自百越族。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关少数民族移民的研究基本上停滞下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关少数民族向外迁移的论著才逐渐增多起来。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中期，一些学者以比较的视角研究少数民族的移民问题。例如，罗美珍于1981年发表《从语言上看傣、泰、壮的族源和迁移问题》一文，将傣、泰、壮三族的语言进行了比较。她认为，从语言上来看，傣、泰、壮三族发源于中国，而且在文章中还引用徐松石先生对中国“两广”有许多以“那”“板”“百”“博”等字起首的地名考证，认为从“两广”沿着川、黔、滇直到老挝、越南、泰国都有傣、泰、壮三族语式的地名，这些地名留下了傣、泰族迁移路线的痕迹。[3]而一些学者则从族源或家谱入手来研究少数民族的向外迁移。王慧琴在《关于苗族的族源问题》的论文中认为，苗族是明清以来，从贵州或云南向中国境外的东南亚地区有所迁移，但人数不多，并且比较分散。由于亘古至今不断迁徙，形成了今日苗族的分布状况。[4]范宏贵在其论文《越南的瑶族》中，通过对越南瑶族保存下来的《过山榜》、家谱和流行的“信歌”等文献资料的研究，认为现在居住在越南北部的西北地区的瑶族，大约在13世纪，由陆路从中国的云南和广东转移到越南。而到18世纪，红瑶从云南迁移到越南的老街。钱瑶和另一部分红瑶于18世纪末从广东、广西迁入越南的高平、北太、河宣等地。[5]刘稚在《克木人源流考》中认为，克木人与中国云南省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崩龙等民族同源于古代中国西南地区的“百濮”族群，最早居住在云南省南部、西南部与老挝、缅甸交界的广大地区内。经长期发展、变迁，逐渐形成孟高棉语族的诸民族。大约在公元10～11世纪，傣族先民部落——金齿百夷的势力兴起，征服并统治了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在金齿百夷的强大压力下，包括克木人先民在内的一部分孟高棉语族的民族向南迁移到老挝北部，在以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这些克木人中又有一些逐渐移居到越南、泰国，形成了今天克木人在东南亚的分布状况。[6]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者有关西南少数民族向外迁移的论著逐渐增多，其研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探讨东南亚的许多山地民族是从中国迁移过来的。例如，1985年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出版了《民族研究集刊》（第2辑），其中刊登了东南亚民族研究的一组文章。在这组文章中，房英所撰写的《泰国山民简介》一文，较详细地介绍了泰国山民（克伦、苗、傈僳、瑶、哈尼、拉佤、钦、克木、泐等民族）的由来等情况。[7]程方在其《越南少数民族与中越跨境民族》一文中认为，越南的仡佬族是从中国云南境内迁移过去的。[8]费孝通在《瑶山调查五十年》中认为，全世界各地的瑶族的祖先，都是从中国迁出去的。[9]
二是分析西南少数民族向外迁移的路线与原因。范宏贵发表了《瑶族从中国迁入越南浅谈》一文，认为越南瑶族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从中国南方迁徙入居越南的，这不仅为越南和中国的史载所证明，而且也为民族学资料所印证。[10]而袁士伦在《越南的山瑶族》一文中认为，越南的山瑶是从中国广东迁移到越南谋生。他们进入越南的路线是：越过中国防城县的黄竹高山，经何桧万灵到先安，然后又沿海岸线往东走，从芒街到潭河、横菩、冒溪、东潮（广宁境内）。至此分成两路：一路（一小部分）到海阳的志灵；一路（大部分）循安子山脉进入陆岸、陆南、浪江、安世（河北），又再由河北逆流而上，进入太原（北太省）、永富和宣光。山瑶人至今仍然居住在这一带。[11]王军发表《傣族源流考》一文，认为傣族上古时代的先民原生活在现居地西双版纳北方，后为求生活命，才自发地逐渐向南迁移。这些南迁的傣族先民中，有的进入今被称为西双版纳的“阿腊维”地区，有的继续南下，进入今中南半岛各国，成为傣语支的各族先民。[12]刘稚在《东南亚泰佬族系民族源流初探》中认为，古代中国西南地区至中南半岛北部这一广大区域内百越系统的傣、泰、掸、佬诸民族的迁移情况是很复杂的，有自中国西南地区迁入中南半岛的；也有由中南半岛迁入中国西南地区的；还有在中南半岛地区范围内进行迁移的。引起迁移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因战争和动乱导致的迁移，也有因生产生活需要和人口的繁殖而引起的迁移，还有本民族自身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谋求更大发展而产生的自发性迁移。而引起迁移的战争的性质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各民族部落之间的战争、民族部落与本国封建统治王朝的战争以及外部势力的侵略战争等[13]。姜永兴在《国外瑶族及其研究简述》中认为，瑶族向国外迁徙，有两条主线可循：一条是在数百年中，瑶族自中国南下，向印支地区国家迁居，出境的瑶族进入各地的时间不一，路线也不相同，迁徙的支系主要是山子瑶、兰靛瑶，其迁徙时间是15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而其高峰期则是17世纪的明末清初。另一条是近十几年来，印支地区的瑶族向美、欧迁徙，因属近期的事，故脉络颇清晰。两次迁徙的基本原因相同，都是由于战乱、荒歉、抗暴，不甘忍受民族与阶级压迫，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求生图存的行动。[14]
三是一些学者开始深入早期移民的移居住地或迁出地进行田野调查。1987年，王国祥在《访泰国泰泐人村寨》一文中引用当地受访者的话：“现在泰国北部仍然生活着许多其祖先是从西双版纳迁去的人，他们在整个泰国北部人口中占50%。在南奔还有将近80%的人其祖先也是从西双版纳去的。”他在调查中还发现，从西双版纳来的傣仂人，其村寨大多数按他们过去居住地区的名称来命名。例如，流落清迈的景洪人建立的村寨叫“景洪寨”；西双版纳勐笼人迁来建立的村寨叫“勐笼寨”；勐腊人的村寨叫“勐腊寨”。[15]曾在老挝工作多年的姜庆云，回忆了其在老挝所访谈到的有关老挝苗族的来源情况。他认为，苗族移居老挝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老挝的苗族的祖先是从中国的北方而来的，很早的时候，从北方来到武汉，以后，有一部分从武汉到广西，先迁入越南，而后又从越南移居到老挝；[16]广西民族学院泰国瑶族考察团一行人员于1989年前往泰国北部的清莱、帕夭、难府、清迈四府23个瑶族居住地进行调查，较深入地了解了泰国瑶族的历史、文化、经济、教育、宗教、语言、民俗等情况。有关泰国瑶族的迁移问题，他们调查后认为，瑶族居民从中国迁入泰国最早是在150年前，迁入泰国的路线有三条：一条是由广西经越南、老挝到泰国；一条是从广西经云南、老挝进入泰国；一条是从云南经缅甸进入泰国。[17]除了前往周边国家进行调查，一些学者也深入少数民族移民的迁出地进行调研。范宏贵在《云南省勐腊县壮族情况调查》一文中对云南省勐腊县壮族来源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当地的壮人迁移路线大致是从广西—文山—元阳—江城—老挝—勐腊。如果从文山到老挝的迁移过程，平均每地停留四代人计算，再加上他们在勐腊的300多年，那么离开广西的原居住地已有700多年。[18]
四是运用多学科的资料分析少数民族移民的迁徙史。范宏贵在《壮族与泰国的泰族是孪生兄弟》一文中通过对壮族与泰国泰族的历史传说、历史文献和民族学资料等方面的分析后认为，壮族可以看到其演化过程，即这条迁移路线是广西—云南—泰国。越南的侬族、岱族的迁移路线或许是广西—越南—老挝，而布依族迁移的路线有几条，其中有一条是广西—贵州—云南—老挝。[19]姚舜安在其发表的《瑶族的历史分布与变迁考》一文中认为，“清代瑶族逐渐从中国的云南、广西向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迁移，今日瑶族已有200余万分布在全世界的十多个国家”。[20]向大有在《广西人移居国外原因初探》的论文中，探讨了广西少数民族向国外迁移的问题。他认为，越南在中国北宋时建立国家之后，广西仍然有许多壮、瑶、苗等民族居民迁移到越南，这种国家之间的居民迁移，不能不算为向国外移民之列。[21]范宏贵在其《我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侬族的古今关系》一文中认为，在越南的岱族和侬族是从中国的广西、云南迁移过去的。[22]赵和曼撰写的《广西籍华侨华人知多少》一文，认为在古代，广西籍的少数民族迁到越南北方的人员有不少。[23]
五是从生产或经济方式，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探讨少数民族移民。例如，康达君在其《泰国北部“山民”及其鸦片种植业》论文中认为，泰国“山民”的族源可分为东南亚原始部落族和近代刚从中国、缅甸、老挝迁移来的藏—缅语系部族和原中华族系两大类。从中国、缅甸、老挝迁移到泰北的藏—缅族系主要是从缅甸北部迁移来的；原中华族系的民族则是从中国西南各省区在一个多世纪前迁移来的。他们分成两支，一支经越南到老挝，再从老挝到泰北；另一支经缅甸直接进入泰国或经缅甸到老挝东北部，再从老挝到泰北。原中华族系的民族有苗族、瑶族、霍（华）族等。苗族分出三个支系，即黑苗、白苗、花苗。霍族是最近几十年才从中国云南省迁移到泰北的，主要聚居于清迈府和清莱府。[24]申旭的《东南亚苗族的生产方式》认为，东南亚各国的苗族是从中国迁去的，迁移原因多种多样，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环境。苗族离开中国以后，最早迁入的东南亚国家是越南。越南的苗族多数来自贵州，少数来自云南和广西，还有极少数是先从中国迁到老挝，而后又移居越南的清化和义安地区。由于迁到越南的苗族人数多，而且靠近老挝边界，因此，苗族迁入越南不久，就有部分立即又迁往老挝。苗族迁到老挝以后，不像在越南那样只作短暂停留，而是居住几十年之后，一部分才迁往泰国。[25]向大有的《试析广西迁移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一文，从身份的认同，迁移的时间、原因、人数的估计等方面，较深入地研究了广西壮（岱、侬）、瑶、苗少数民族迁移到越南的情况，并第一次将移居海外的广西少数民族移民称为桂籍少数民族华侨华人。[26]他认为，拥有1400万壮、瑶、苗等民族人口的广西，经过上千年的历史变迁，在其邻境（越南）有桂籍少数民族华人约130多万人，这种11∶1的数据，应该属于正常的事实。[27]范宏贵在《从云南迁入越南的民族》一文中认为，云南的傣、彝、哈尼、拉祜、汉等民族以及拉基人、布标人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路线迁移到越南。此外，还有一些贵州的苗、布依、仡佬等民族，迁移到云南后，再迁入越南。[28]
六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探讨少数民族移民史。申旭、刘稚在《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一书中，对中国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进行了较深入地研究，认为在今天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各国的跨境民族中，除苗、瑶、布依等几个民族进入这一地区较晚外，大多数是土著民族。[29]姜永兴在《我国南方的跨境民族研究》中认为，南方边界地区现今有20几个民族跨境而居，其跨居状况有三种：一是原先居住在中国境内，近五百年来，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迁徙出境，流入附近的国家，如苗族、瑶族；二是由国外迁居我国，成为我国的兄弟民族，如京族；三是历史上繁衍生息在同一片广袤地域内，形成了有共同族源的不同民族，或者是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如傣族。[30]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有关西南少数民族向外迁移的问题仍然成为热点，而且对该问题的探讨也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从地理学或地缘学的角度探讨少数民族的迁移史。
江应梁在《傣族在历史上的地理分布》一文中认为，分布于云南境内的傣族与广西的壮族，贵州的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以及海南岛的黎族与境外的掸族、泰族、老族都同属于一个民族语支。它们的族属源自古代的越人。[31]而王懿之则发表《再论傣、泰、掸民族的源流》一文，认为傣语民族共同源于中国西南的百越，即越人在云南的一支。秦汉之际，征南越，“越以此散”。原居两广的部分“南越”“骆越”“西瓯”之民西走进入云南，和世居云南的越人逐步融合，并分化为傣泐、傣那等支系。傣泐支系主要居于滇中、滇南，以后逐步南迁，进入西双版纳以及中南半岛诸国；傣那支系主要居于滇西和缅北，以后逐步南迁，分布于滇西南以及缅甸北部广大地区，形成近代的分布格局。[32]潘其旭在《从地名比较看壮族与泰族由同源走向异流》一文中认为，我们对泰国北部的泰语方言称为“交趾语”和操“交老语”的缘由的研究，就有可能找到较为合理的线索和答案：他们同属古代百越族群某支的后裔，可能是迟至秦汉时期由中国岭南先后向中南半岛迁移。迁移的路线，可能是一路朝西北线溯江而上，沿柳江、南盘江至贵州转云南，经老挝进入泰北；一路是沿西线郁江、邕江、左江，经越南、老挝移入泰北。[33]胡起望在《跨境民族探讨》一文中认为，居住于东南亚的寮族，汉文有时又译作“佬族”“老龙族”等。据1978年统计，他们在泰国有12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35%；在老挝有2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67%；其余70万人，分居越南、柬埔寨、缅甸诸国。他们在历史上与中国的壮族、傣族、布依族等出于同源，大约在两千年前陆续迁入东南亚。[34]而金春子、王建民在《中国跨界民族》一书中认为，中国西南部的跨界民族如越南的泰族和泰国的泐人，越南和老挝的倮倮人，越南和泰国的哈尼族，缅甸的阿卡族、克钦族、傈僳族，老挝的么舍族和拉祜族等民族是从中国的云南等地迁移去的，而在华南的跨界民族如越南的侬族、布依族，越南、老挝、泰国和缅甸的苗族和瑶族等民族是从中国的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迁移去的。[35]周建新、范宏贵发表《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一文，他们从跨国民族的角度探讨了老挝一些民族是从中国迁移去的。比如，老挝的赫蒙族，一条路线是从中国迁出后，经过越南奠边府一带，进入老挝的桑怒至川圹；另一条路线是从中国南方，经云南江城县，进入老挝乌都姆塞省、琅勃拉邦省至万象。瑶人是从中国迁出，经过越南，进入老挝丰沙里等省。瑶人是18～19世纪入居老挝的，有一部分是从中国直接进入老挝的，有一部分是经过越南进入老挝的。老挝的倮倮族是从中国经过越南迁入的。[36]向大有先后发表《清代广西向国外移民三大板块背景要素的比较研究》上、下篇，他认为历史上广西的壮、瑶、苗少数民族移居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国的人数众多，清代是移迁的主要时段，越南是主要迁徙的目的地。居住在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数量众多，已经位居世界各国少数民族华人之首。这些移居越南的少数民族是广西海外华侨华人中重要的特殊的群体，也是广西成为全国主要侨乡的重要依据。[37]
第二，从全球的视野来分析西南少数民族的向外迁移史。
1991年，黄海在其《瑶族的跨国分布与国际瑶学》一文中认为，越南的瑶族是13～20世纪初从中国迁入的，越南瑶族的支系，如白裤瑶、青衣瑶、红瑶和钱瑶、卢岗瑶，是分别从福建、广东经广西、云南陆续迁入越南的，而老挝的瑶族是17～18世纪由贵州经云南进入老挝。泰国瑶族源于中国，移入泰国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由中国经越南到老挝，再到泰国；二是由中国云南经老挝，然后到泰国；三是由中国云南经缅甸到泰国。缅甸瑶族先是从广东经广西到云南，再进入老挝，又从老挝返回云南，而后又从云南进入缅甸。至于欧美的瑶族，是因20世纪70年代，老挝局势发生变化，数以万计的瑶族同胞，举族南渡湄公河进入泰国北部山区。在泰国政府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安排和帮助下，部分瑶族作为印度支那难民被迁住欧美。[38]1995年谭天星发表《现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境外迁移初探——以新疆、云南为例》一文，认为云南的少数民族向外迁移的原因：一是经商，二是外国势力的影响。从迁移路线来看，首先主要是迁向沿边国家，几乎都是陆域上的迁移；其次是再度向欧美等国家移民。[39]同年，胡起望在《法兰西瑶族》一文中分析了法国瑶族的状况，认为法国的瑶族几乎全部是来自老挝的难民。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从东南亚的泰国难民营陆续移民法国，到80年代初期为止，共迁居到法国100多户，680人。他们刚到法国时大多被安置在巴黎的附近，但是后来他们逐渐发现法国南部的气候更接近于他们原来居住的东南亚气候，所以逐渐向法国南部迁移，慢慢定居在图卢兹市等地，形成了一个以图卢兹、阿维尼翁等城市为主的居住地。在瑶族居住的法国各城镇中，其居住得比较集中，所以居住在同一城镇中的瑶族似乎有过去那种几乎居住在同一农村中的感觉。[40]黄钰、黄方平在其《国际瑶族概述》一书中认为，瑶族是国际性民族，分布在中国、越南、泰国、缅甸、法国、美国、加拿大。此外，英国、瑞典、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还有少数散居。[41]黄海在《瑶族的跨国分布与国际瑶学》中认为，瑶族于17～18世纪由贵州经云南进入老挝。主要路线：一是从中国云南勐腊进入老挝南塔省和乌多姆塞省；二是从中国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进入老挝丰沙里省和琅勃拉邦省；三是从越南的莱州省和山箩省进入老挝丰沙里省、琅勃拉邦省和桑怒省。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老挝境内的瑶族人数比现在多，由于70年代老挝内战爆发，大批瑶族向泰国或欧美等国迁徙。[42]范宏贵发表《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概述》一文，较深入地分析了中越跨境民族的情况。他认为，从中国迁入越南的民族，在跨境民族中占大多数，若按中国的民族成分计算有壮、傣、布依、苗、瑶、仡佬、汉、哈尼、拉祜、彝10个民族，占跨境民族的83.3%。此外，从老挝移居越南的一些民族与中国的少数民族有关。比如，越南的西拉族在中国是哈尼族的一部分，16～17世纪时，他们从云南迁入老挝，19世纪初再从老挝移居越南。[43]范宏贵在《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一书中认为，越南的岱族、侬族、泰族、泐族、布依族、热侬族、山斋族、布标族、赫蒙（苗）族、瑶族、巴天族、拉基族、仡佬族、华（汉）族、艾族、山由族、拉祜族、哈尼族、倮倮族、普拉族和贡族等民族是从中国的广西、云南等地迁入的。[44]李安山发表《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迁移特点、辨识标准及人数统计》一文，较深入地探讨了少数民族向外移民的情况。他认为广西少数民族向外迁移的原因：一是少数民族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政治迫害迁移邻国；二是因外国势力干涉而随众迁移或被迫迁移；三是联合国难民署组织的难民迁移。[45]黄兴球在其《中老跨境民族的区分及其跨境特征论》中认为，中老跨境民族的成因：一是由于两国边境线划分之后才形成的，二是由于民族迁移才形成的。中老跨境民族包括藏缅、苗瑶、孟高棉语族的民族，他们不只是从中国迁入老挝，也有从越南迁入的。尽管中老跨境民族有名称不对应的情况，但他们的联系是密切的。[46]
第三，苗族、瑶族、回族和壮傣移民研究成为热点。
在苗族移民研究方面，王慧琴在《跨越太平洋的苗族大迁移》中认为，苗族及其先民在延绵数千年的历史年代中，始终因袭最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因而迁移频繁，其足迹遍及中国中原、中南、西南诸省，并跨出国境，进入东南亚半岛，甚至时至今日仍在一些国家中继续迁移不止。[47]萧德浩主编的《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中认为，在法国殖民时期的越南北方和南方有一些来自中国的伊斯兰教徒，还有来自广西和贵州的苗族（苗子）。[48]赵庆莲在《美国苗族印象》中认为，美国苗族最初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老挝移民到美国的，在这之后不断有新的移民到美国，也有一些是从泰国移民到美国的。这些苗族移民到美国后居住相对集中，形成自己的社区。[49]而谭厚锋发表《中国境外苗族的分布与变迁》一文，认为苗族离开中国以后，最早迁入的东南亚国家是越南。越南的苗族绝大多数是从中国迁入，其中一部分是先行到老挝，后又迁到越南的清化和义安地区。中国苗族迁移到越南最多的有三个时期，即第一次迁移时期是距今十四五代人期间（约300年前），第二次迁移时期距今九代至十代人期间（200年前），第三次迁移时期在距今六七代人期间（约100～140年前）。[50]王慧琴发表《苗族迁移原因新探》，较深入地探讨了苗族迁移的原因。她认为，在迁入东南亚的苗民中，就有从中国四川经云南，再迁入越南和泰国的，与这些迁移有关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刀耕火种的耕作技术所引起的不断迁移。也就是说，苗族人民的迁移原因，主要出自经济原因，而非政治原因。[51]刘向阳在《美国苗族人研究》一文中认为，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苗族人由中国移民到东南亚国家，越南战争后又由东南亚国家移民到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法属圭亚那、英国等。这样，苗族人的足迹遍布了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成为一个典型的世界性民族。[52]
在瑶族移民研究方面。张有隽在《关于瑶族迁入越南的几个问题》中认为，在元代中期，即14世纪前、中期，瑶族中一部分人迁入越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瑶族乘船渡海进入越南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53]玉时阶在《泰国瑶族的历史和文化》中认为，泰国瑶族现在有3万余人，属讲“勉”语的盘瑶，主要分布在泰国北部的清莱府、难府、帕夭府、南邦府、甘烹碧府、素可泰府、清迈府、达府。大约在至今150年前，有部分瑶族从中国广西、云南等地经越南、老挝、缅甸进入泰国北部山区，此后迁入人数逐渐增加。考查其迁移路线，主要有三条：一是从中国广西经越南、老挝进入泰国；二是从中国云南经老挝进入泰国；三是从中国云南经缅甸进入泰国。[54]玉时阶在《泰国瑶族的丧葬习俗》中认为，泰国瑶族从中国迁入泰国虽然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而且近二三十年来，泰国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地理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其丧葬习俗的变化不大，基本上和中国瑶族的丧葬习俗相同，其变化程度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进程。[55]玉时阶在《泰国瑶族的婚姻家庭制度》中认为，泰国瑶族从中国迁出去后，已在泰国居住了一二百年，但从整个婚姻家庭制度来看，和中国的盘瑶族仍无太大的差别。[56]玉时阶又在《泰国瑶族的“招郎入赘”》中认为，大约在两百年前，瑶族开始陆续从中国进入泰国。由于种种原因，进入泰国的瑶族最初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族而居，且基本上居住于泰北的崇山峻岭之中，其社会的发展与中国瑶族相差不大。历史上，瑶族有“招郎入赘”的婚俗。瑶族从中国迁入泰国后，也将这一婚俗带入泰国。迄今为止，在泰国瑶族社会中，“招郎入赘”仍是一种缔结婚姻的主要方式。[57]张有隽在《瑶族向海外迁徙的原因、过程、方向和路线》中认为，瑶族自发向海外迁徙，约起于明朝中叶，明末清初加快了速度。迁徙的路线大体是由广东进入广西、云南后再迁入东南亚。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南亚由于战乱，不少瑶人以难民身份迁入欧美各国。瑶族向海外迁徙的原因，大体有人口压力、生计使然，因征调、天灾人祸等而迁徙。瑶族的迁徙是群体行为，事先有过商议，有人先去探寻地点，认为条件可以，才写信歌回原居地动员迁徙。[58]张有隽在《越老泰缅各国瑶族人口分布、来源和称谓》中认为，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四国瑶族均来源于中国，他们与中国瑶族有着共同的起源。迁居到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四国的瑶族，最晚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止，仍保持着文化上的迁移特性。这种文化特点之所以仍被保留，与他们的生计方式和处境不无关系。[59]李默在《关于瑶族迁移和漂洋过海史事的探讨》中认为，各地瑶人过海的传说虽有不同，然均有过海遇狂风暴雨恶浪之险，祈求盘王拯救，到达目的地。它不但表现其宗教信仰的继承性，也表现其民族性与群众性的特点，成为其民族的文化共识，起着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它促使近年来海外瑶人回中华寻根访祖。[60]玉时阶在《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移》中认为，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刀耕火种游耕生产方式、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瑶族被迫从湖南及湘、粤、桂边界大规模向西南边疆及东南亚一带迁移，并由此而引起瑶族人口和其文化中心的转移，形成新的文化特征，瑶族亦由此而成为跨境民族。[61]
在回族移民研究方面。何平在其《云南回族与滇缅贸易》一文中认为，在历史上，云南与缅甸之间很早就有了贸易往来，尤其是近代以来，这种贸易关系更为密切。而在这种贸易交往中，居住在云南各地的广大回族人民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各种原因，云南回族中还有一些人后来移居到了缅甸，而移居缅甸的这些人仍多继续以传统的滇缅贸易为业。[62]申旭的《回族商帮与历史上的云南对外贸易》着重论述了近代云南回族商帮的兴起及发展状况，指出一些回族定居缅甸、泰国、老挝等国山区的史实。[63]何平在其《移居缅甸的云南回族》一文中认为，在云南与缅甸的交往过程中，有一部分云南回族因各种历史原因，主要是经商和躲避战乱，移居邻国缅甸。这些云南籍穆斯林在当地生活奋斗，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和联结云南与缅甸的交往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个民族群体，这些回族虽然还保持着本民族的许多传统特征，但由于环境的影响，其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又发生了一些与他们故乡同胞不同的变化。[64]张佐发表《云南回族穆斯林跨境东南亚探究》一文，认为云南回族进入东南亚的原因：一是随军居留，即元明清时期有许多将士或因征战等其他原因而进入周边国家未归；二是经商开矿，进入东南亚落籍；三是马帮贸易移居他国；四是起义失败后流亡到他国而避难入籍；五是在境外开设商号而就地留居他乡；六是因政治和其他原因而移居他国的。[65]姚继德在《云南回族马帮的组织与分布》一文中，认为马帮是一个集货物运输与商业贸易为一体的商旅组织，肇始于古代云南边疆地区，流行于云南三迤各族群及毗邻的东南亚泰国、缅甸、老挝、越南各山地民族社会，以及中国西南的川、黔、桂、藏和印度、尼泊尔等的广阔区域里。云南有回、汉、白、彝、藏5个族群从事马帮营运活动，但以回族马帮规模最大、历史最久。这些马帮不仅发展了中国与东南亚的陆地贸易，而且有许多从事马帮的经营者也移居东南亚一些国家。比如，据云南施甸县西山村1982年的统计，流寓缅甸、泰国等国的该村侨户多达200户，比现在定居村中的人家数还多。[66]黄素芳在《对云南腾冲人出国的历史考察》一文中认为，在19世纪中叶之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云南回民商人移居东南亚的移民浪潮。云南回民大规模移居东南亚是在1873年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失败后，许多回民为了逃避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和迫害，纷纷逃亡境外。[67]1996年，何平在《泰国北部的云南人》中认为，今日泰国北部地区居住着许多从中国云南迁去的人，从广义上讲，在较晚时期从云南迁到泰国北部的人应包括多个民族，人数较多的有苗、瑶、傣（拗）、汉、回等民族。不过，泰国的“云南人”应该是指从云南迁到当地的操汉语的汉族和回族居民。[68]牛鸿宾的《近代云南的外迁移民》分析了近代云南华侨迁移到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是经商、务工及突发性政治动乱所导致。[69]何平的《移居东南亚的云南人》对分布于缅甸和泰国的云南人的历史和现状做了概要论述，并对云南人移居缅甸和泰国的原因、过程、人数、称谓、社区生活、现状等予以专门考述，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侨居缅甸和泰国北部云南人的历史及生产生活现状。[70]钱江的《从马来文〈三宝垄纪年〉与〈井里汶纪年〉看郑和下西洋与印尼华人穆斯林社会》则着重介绍和解读了马来文《三宝垄纪年》与《井里汶纪年》两部早期华人留下的文献，首次提出在郑和的鼓励与推动下，云南的穆斯林曾在明初大批经由印支（中南）半岛进入印尼群岛侨居下来并传播伊斯兰教的史实。[71]何平在《移居东南亚的云南回民》一文中认为，云南与东南亚地区山水相连，历史上，一些居住在云南的操汉语云南方言的居民沿着陆路进入东南亚。而在移居东南亚地区的云南人这个群体中，有一些来自云南的回民。从目前的分布情况来看，移居东南亚地区的云南回民也主要分布在缅甸和老挝以及与云南有密切的民族历史文化渊源关系的泰国。他们为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一直在云南与东南亚的交往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72]
在壮傣族移民研究方面。范宏贵发表《壮侗语诸族民族与东南亚相关民族的渊源与迁徙》一文认为，西瓯人在南迁的过程中，在云南文山地区、贵州停留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再继续向云南西双版纳、越南奠边府一带、老挝、泰国移动。西双版纳对中国的傣族来说，是迁移的终点站，但对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龙族来说，是中转站。他们在中越边境停留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向毗邻国家转移。此外，范宏贵在《缅甸掸族与中国德宏傣族的渊源关系》一文中认为，缅甸掸族与中国德宏傣族有历史、文化渊源关系。在现代云南德宏的一些傣族，仍有由于一些原因而迁居到缅甸掸族所居住的地区。[73]范宏贵在《壮族与老挝老龙族、泰族的渊源关系》一文中认为，老挝的老龙族是从中国的云南、贵州等地迁去的，时间大约是在10世纪，老龙族迁入老挝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出发地点、不同路线、数量多寡不一地逐渐迁入的。普泰人从中国南方进入越南的西北地区，然后再转入老挝。[74]范宏贵在《壮、泰、老、傣族的渊源研究》一文中认为，壮族、泰族、老龙族在古代是同一人们共同体，后来才迁移、分化成不同民族。[75]刘稚在《越南泰族历史与文化述略》中认为，越南泰族是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途径从中国西南地区迁入越南的。迁移的时间：一是滇中百越分布区大动荡的西汉时期；二是南诏强大的军事行动，迫使滇南、滇西南的一部分傣族部落南迁进入中南半岛。[76]王国祥在《从南平僚（渝州蛮）探索僚人与壮傣老泰诸族的族属渊源关系》中认为，一些僚人从四川省经过贵州迁入广西。有的留下来，有的停滞一段时间后继续迁移。第一路朝西北线，溯江而上，沿柳江、南盘江至贵州转云南，经老挝进入泰国北部；第二路是沿西线郁江、邕江、左江，经越南、老挝前往泰国北部；第三路是沿右江经云南文山进入老挝达泰北。[77]郑晓云在《傣泰民族先民从云南向东南亚的迁移与傣泰文化圈的形成》中认为，今天分布于缅甸、老挝、越南、泰国、印度的泰人都有史可考与云南的傣族有明确的渊源关系。[78]罗美珍在《傣泰民族起源和迁移问题补证》一文中认为，傣泰族（即操侗—泰语族语言的广义“泰人”）的先民属于原始马来人种的一支，即古书记载的中国上古时期东南沿海的“东夷”。古书上说，这支马来人好冒险，喜迁移。在那时他们就有一部分人从海路迁移，经过台湾（留居下来的成了高山族）、海南岛（留居下来的成了黎族）直到南洋群岛，成了印度尼西亚土著的来源；有一部分人则居住在“两广”，成了后来古书上记载的“百越”（瓯越、骆越、俚、僚等）；后来又有一部分人从广西出发经过贵州（留居下来的成了布依族、侗族、水族）、云南（留居下来的成了傣族），直到东南亚诸地，成了掸族、泰族、老族等，而留在广西的成了壮族。[79]何平在《傣泰民族起源再探》一文中认为，傣泰民族主要是从今天的广西、云南和越南交界一带即今天壮族以及他们的支系聚居的地区辗转迁移到今天他们居住的这一地区的。今天壮族以及他们的支系聚居的这一地区才是傣泰民族的发祥地。今天的傣泰民族是从这一地区迁移出去的古越人群体与当时居住在今天傣泰民族分布地区的土著居民融合以后才逐渐形成的。[80]赵和曼发表《再谈广西籍华侨华人知多少》的文章，认为广西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数目之多已成为广西侨史的一大特点。因为在260多万海外桂籍华侨华人之中，少数民族达100余万人，占40%，几乎有“半边天”之势。他们虽是华侨华人社会的组成部分，迁移国外年代已久，绝大多数变成华人，在广西祖籍地有亲人的已很少，与家乡的联系也稀少，但其历史、经济、文化、习俗、宗教、变迁等方面有着与汉族华侨华人不同的特点。[81]
第四，一些相对较少移民的少数民族得到重视。
施荣华在其《跨境而居的哈尼族》一文中认为，居住在境外的哈尼族的人数已达25万人，他们是逐步由西双版纳地区游耕南下东南亚各国的。哈尼族这种迁居活动大约发生在公元8世纪，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82]吴金福等人在《怒江中游的傈僳族》一书中认为，19世纪初有部分傈僳族人南迁到老挝、泰国境内。清代中晚期，还有成批的傈僳族人越过高黎贡山，进入缅甸的八莫、葡萄、景栋等广大地域，并在那里定居，甚至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1960年，也还继续有人越过高黎贡山迁至缅甸，但这些迁移从人数、规模上来说都比较少，没有发生如第三次、第四次那样的举族大规模迁移的现象。当代分布于其他东南亚、南亚国家以及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国的傈僳族，大多是从后来陆续迁移到泰国、老挝、缅甸等国的傈僳族中分散出去的。[83]范宏贵在《中国彝族进入越南后一分为二》一文中认为，从中国迁入越南的彝族被称为倮倮族和普拉族，他们大约是在10～17世纪逐渐从云南迁移到越南的。[84]2004年，范宏贵在《中国民族报》发表一系列文章认为，越南的布依族与热依族来源于中国。越南的布依族有两个支系，一个叫都匀人，另一个叫布依人。这个民族是在18世纪时，从中国贵州省的都匀府逐渐向南迁移，先迁至云南。据都匀人的家谱记载，到了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0年），他们向南的迁移还在继续着。1925年，云南省发生黄水舟事变，遭到国民党政府军队的镇压，抓兵拉夫，增加税收，又有一批都匀人被迫从马关县、河口县迁入越南。而越南热依人的祖先是在18世纪初叶从中国贵州经过云南，然后迁入越南。[85]越南的泰族来源于中国。越南的泰族分为黑泰、白泰、红泰、青泰，其祖先大多数居住在西双版纳，因遭“帕刀”官吏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被迫迁移他乡。他们迁移到勐腊捏时，有一支留下来，此地才开始叫勐腊根，后来改叫勐腊，也就是现在中国西双版纳的勐腊。有一支来到现今越南的封土，才开始有了勐梭（即勐信）的地名。还有一支来到巡教，即现今勐罗地方，一部分定居在这里，这个地方有了勐腊豆的地名，另外还有一部分转到老挝和泰国。[86]越南泐族人的祖先迁入越南的时间，大约是11～14世纪。有的是从西双版纳直接进入越南的西北部，有的从西双版纳先移居到老挝勐乌、丰沙里（位于中国、老挝、越南三国交界地带），然后再转入越南的西北部。迁到越南最晚的是距今七八代人，他们定居莱州省封土县和笙湖县。[87]越南的西拉族原来居住在中国云南省，大约17世纪时迁入老挝。19世纪初，从老挝上寮丰沙里省的莫巫（勐巫）、莫利（勐腊）迁到越南。有胡、杨、李、白、华、王等姓氏。在胡扎华的带领下，西拉人先落脚越南莱州省溪源头，再迁到勐碟县勐莫、南下、南罗，几十年前搬到肖克，有一部分迁到西淘寨、南兴寨。[88]居住在缅甸北部的独龙族人，估计约八九万人，他们自称是由“出太阳的地方”，即由中国迁去的，其语言、传说、原始信仰、体型、生活方式与中国的独龙族完全相同。[89]同年，高志英在其《“藏彝走廊”西端中缅北界傈僳族历史文化变迁研究：兼论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一文里认为，早在元代以前，云南省怒江州碧落雪山以外的缅甸北部地区就开始有傈僳族的足迹。明末清初，傈僳族已经在中国云南西北部和缅甸北部的广大地区居住。[90]桑耀华在其《克仑族：巂昆明的融合体》一文里，详细阐释了克仑族的历史渊源后认为，在两汉、三国时，昆明族居住的地区战争频繁。到元朝统治时期，由于战争和政治因素，很多克仑人开始跨出国境进入缅甸，逐渐成为缅甸境内的第二大民族，其人口仅次于缅族。[91]赵永胜在《泰北山地民族文化的变迁与延续》中认为，泰国山民大多从中国、缅甸、老挝、越南迁移而来。其中，最早进入泰国的有16世纪开始从湄公河东岸迁入泰东北地区的老族和300多年前从缅甸迁入泰北地区的克伦人。[92]
第五，一些学者前往国内外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成为潮流。
李建于1999年前往泰国北部的清莱（Chiang Rai）、清迈（ChiangMai）、难（Nan）、帕夭（Phayao）和南邦（Lampang）五府的瑶族聚居区进行了六个月的宏观考察和微观调查。他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和其田野调查认为，高度的迁移性是瑶民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特点。目前，居住在泰国北部的瑶族部落是在18世纪中叶从中国的广西、广东、云南等省区首先进入越南。越南的一部分瑶族部落继续向西移动，19世纪上半期逐渐迁入寮国（今老挝）。而瑶族迁入泰国则大致分先后三次完成。前两次均是由寮西直接入泰北，第三次则是由缅甸南部进入泰国。[93]一些学者在越南的河江省南明县南达屯、南民屯瑶族村寨调查中了解道，这两个村寨的瑶族、泰族和苗族大都是由于历史上的社会动乱以及民族压迫等原因，从中国云南分批次于不同时间迁入越南并定居于当地的，最初主要过着游耕游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后逐渐实现定耕定居的生活。[94]姚继德在其《泰国北部的云南穆斯林——秦和人》一文中认为，移居泰北的云南人最早的是回族马帮商人，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从清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原金三角国民党残军最终归化泰王国的历史时期里，一直是整个泰北地区云南人的主要群体，并且在历代泰国政府和社会中充当着泰北云南人的政治经济领导群地位。[95]何平在《移居泰国云南人的过去和现在》中认为，在泰国的北部地区居住着许多从中国云南迁过去的人口，而这些在较晚时期从云南迁到泰国北部的人应该包括多个民族，人数较多的有苗、瑶、傣（傣泐）、汉、回等民族。[96]姚继德在《云南回族向东南亚的迁移》一文中认为，从明末清初开始，由于战争、起义及逃避政治改革等诸多原因，云南回族穆斯林曾先后多次由开辟已久的西南丝绸之路通道迁入缅甸、泰国北部等地，并进而形成两个定居境外的回族穆斯林派生族群——“潘塞人”和“秦和人”穆斯林。云南回族穆斯林向东南亚的迁移历史，发生在明末清初时期，进入民国后，则达到了一个高潮，迁移的时间跨越了近400年。移民的成分，总的可分为政治难民与马帮商人两大类，而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回族移民进入缅甸和泰国的通道，就是西南丝绸之路网络上的南部马帮交易网络。[97]姚继德还在其《云南回族移居缅甸小考》中认为，南明永历皇帝退守云南继而亡命缅甸，大批云南回族进入缅甸，成为最初进入缅甸的政治难民。清廷以来，云南回族与缅甸的马帮商贸往来进入高潮，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伴随大规模马帮商贸活动的开展，有部分云南回族陆续定居缅甸各地。在清末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族反清大起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中，形成了几次大规模的回族政治难民潮，一些云南回族商人和难民先后进入缅甸佤邦、掸邦等地。[98]马菁发表《东南亚民族历史文化比较研究——以广西瑶族和泰国瑶族的民居结构为例》一文，认为瑶族迁移的方向，在元、明以前，主要由北往南迁移。元、明以后，主要向南、西南迁移，大迁移中也有些倒流。其迁移路线有：一条自湖南入广东上广西，经广西北部、中部进入云南、越南；一条自湖南入广西进入贵州、云南、越南；一条自福建入广东上广西，经广西中部、南部，进入越南、云南。也有经江西进入湖南，再往桂北。[99]2010年，玉时阶在《文化断裂与文化自觉：越南瑶族民间文献的保护与传承——以越南老街省沙巴县大坪乡撒祥村为例》中认为，瑶族从中国迁移到越南时，也把《过山榜》、盘王大歌、祖图、家先单、经书等民间文献带到了越南。[100]陈学礼在他的论文《中缅边境人口流动视野下的文化互动：以西盟县大马散大寨为例》里，以云南西盟县大马散大寨为例，分析论述了大马散人口流动的原因。他认为，历史和政治因素是导致该村人口流动的第一要因。其次，经济因素也是村民外流的不绝动力。[101]
第六，一些有描述少数民族移民内容的专著陆续出版。
1995年范宏贵出版了《同根生的民族》一书，认为同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中国8个少数民族与东南亚的泰国、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的十几个民族，或称壮泰系列民族都起源于中国南方。居住在中国岭南一带的古代百越西瓯人，或因战争，或因寻找肥沃土地，在不同时期迁移到别处。向南迁移的一支先到云南西双版纳、老挝，再转入越南西北、泰国。向西迁移的一支到云南元谋、德宏，并进入缅甸、泰国，然后向西迁移，进入印度阿萨姆。[102]黄兴球在其《老挝族群论》一书中认为，老挝的泰央族、哈尼族、倮倮族、贺族、拉祜族、阿卡族、瑶族和巴拿族等少数民族是在不同的时期从中国的云南等地迁移过去的。[103]2007年，奉恒高主编的《瑶族通史》认为，瑶人是从13～14世纪开始进入越南的。原因：一是明朝时广西已逐渐成为瑶族聚居中心；二是明永乐四年（1406年）广西瑶族已有奉调进入越南的事例发生。从现在掌握的越南瑶人族谱看，他们进入越南最多的只有16代，约400年时间。[104]2008年，国家民委重新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其中有许多书记载了西南少数民族向外迁移的情况。例如，居住在云南的傈僳族于18、19世纪成批地向西越过高黎贡山，进入缅甸。另外，有几批向南迁移，沿澜沧江、怒江经镇康、耿马进入沧源、孟连，然后抵达老挝、泰国。[105]仡佬族从18世纪开始，第一批由贵州经云南转入越南，至19世纪中叶，最后一批迁移越南完毕。目前，越南的仡佬族主要分布于河江省，有1400多人，有红仡佬、白仡佬、青仡佬三个支系。[106]云南的傣族自元、明以来，一方面从德宏地区南迁镇康、孟定、耿马、双江、沧源以及孟连、勐遮；另一方面从东南一线北迁澜沧、孟连、西盟以及缅甸景栋一带。[107]
（二）国外的研究
据资料显示，国外有关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始于16世纪。自明清以来，外国传教士、旅行者、探险家、商人等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从语言、人种特征或其他方面对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做了一些调查，并发表了一些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论著。在一些国外学者的论著中，也涉及了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移民的情况。比如，H.R.戴维斯的《云南：印度和扬子江之间的链环》、杰恩斯的《法属印度支那的民族》、麦卡锡的《在暹罗的测量和勘探》和比戈的《法属印度支那民族概况》等论著在分析当地的苗族、傣族等民族时，虽然其中有些主观臆断，但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东南亚地区的许多民族都是从中国的贵州、云南等地迁去的。[108]
至20世纪初，德、英、法等国的传教士和学者，先后到华南及东南亚一带做过调查。法国巴黎对外传教会的传教士萨维那曾在老挝北部及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教，著有《苗族史》等书籍，其中也涉及苗族的一些迁移情况。
1919年，英国的东方学者罗维斯在《缅甸各部族》一书中谈到缅甸的“苗”，他认为缅甸的苗族是由中国迁入的。当时，缅甸的苗族人并不多，只有几个村庄才有，且多为白苗。[109]
1923年，美国人杜德在其《泰族》书中认为，公元前6～13世纪，哀老夷从中国长江、汉水、川西北、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先后七次大迁移，分批进入缅甸掸邦和中印半岛北部。[110]
1924年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萨维那在其《苗族史》中，涉及东南亚苗族与中国苗族之间的迁移关系和印度支那苗族的来源，其中对越南和老挝的苗人的研究与记录非常深入和宝贵。[111]
1932年英国东南亚民族学者薛登化登等人在泰国的民族地区调查以后，写有《泰国境内的泰族》等文章，把瑶、苗、格良等民族列为“未分类的民族”，指出“瑶人的大本营乃在中国的西南部，主要是在广西”。[112]
1961年，越南学者琳心在《苗族的迁移史及其族称》中认为，越南的苗族是源于中国南方古代的“三苗”，开始在长江中下游以东，随后又移到湖南、贵州、广西、云南等地，最后迁入越南。[113]
1963年，越南的吕文卢在《关于高兰人历史起源的研究》一文中认为，越南高兰人的故乡是在广东、广西地区，主要是在十万大山的钦州、上思两个县，也可能包括属广东的雷州地区。他们大约在明末清初时，为避免战乱而移居越南。[114]
1969年12月日本上智大学白鸟芳郎教授曾单身到泰国西北部进行探视，回国后就着手组织“泰国西北部历史文化调查团”到泰国北部瑶族等地区调查，前后延续四年多。参加调查团的有江上波夫、竹村卓二、常见纯一、量博满、比嘉政夫、中缘发夫、上原宏一郎等人。调查内容包括有山地民族史、民族宗教与礼仪、社会结构、民族经济形态与技术等。除了调查瑶族以外，还涉及苗、傈僳、阿卡（拉祜）等族。调查的主要成果是出版了《东南亚山地民族志》和《瑶人文书》两本巨著，为研究东南亚诸山地民族的系谱关系、迁徙路线、传统与文化的演变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976年澳大利亚学者格迪斯在《山地的移民——泰国青苗的文化生态》中，探讨了苗族的起源，泰国苗族的人口、社会关系与社群、家户与村寨等。[115]
1978年，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越南北方少数民族》一书。该书介绍了越南北方的36个少数民族，其中有23个民族是中越两国都有的跨境的民族。该书认为，这些民族中绝大多数是从中国迁移到越南的。[116]
1980年，日本学者常见纯一在《瑶族的迁移和村落的形成》中研究了瑶族迁移的原因、经过和村落的选择；[117]老挝学者昭坎曼·翁谷达拉纳在其《丰沙里的民族》中认为，老挝的泐族（泰族）、泰诺族、瑶族和苗族等是从中国的云南等地迁入的。[118]
1982年，日本学者竹村卓二曾前往广西民族学院讲学，发表了有关泰国北部瑶族的研究情况的演讲，他认为泰国的瑶族一般住在泰国北部的昌莱县和难县。他们的祖先都在老挝住过，在这以前，他们的一部分住在云南省。除此以外，他们的大部分住在越南。到云南之前，他们住在中国的广西。更早以前，他们住在中国的广东省。瑶族之所以这样频繁地搬迁到越南，是受他们自身的生计方式——刀耕火种所决定的。[119]美国学者福赛思写了《现代瑶族服饰工艺》，这是他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瑶族中进行调查访问的成果。文章说现居美国的瑶族大约是在1850年离开广东，从广西或云南进入越南、老挝和泰国的；在老挝战争中，他们渡过湄公河到了泰国的难民营，然后再迁来美国。[120]
英国学者福布斯于1976～1985年在缅甸及泰国北部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写成《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秦霍人》，他说，“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民族，绝大多数都是伊斯兰化的中国回族，是近几个世纪以来从中国西南边省云南迁去的”。[121]
1986年，美国学者路易莎·斯肯在其《变迁中的苗族》中认为，今天有500多万苗族（据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绝大多数仍然居住在他们祖辈已经生活了数几个世纪的中国南部和西南部。根据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苗族的看法，中国南部和西南部一直被认为是苗家历来的祖籍地，那里有众多的古老文化形态。[122]
1988年美国学者昆西在《苗族的民族史》中首先追溯了苗人的祖源以及他们在中国、中南半岛的历史，然后更多地涉及了老挝苗人的历史。[123]
1991年，英国学者福布斯在《泰国清迈城的穆斯林》一文中认为，云南回族穆斯林来到泰北经商已有数个世纪的历史。在清迈形成一个小定居点的时间，至少在19世纪的中叶，现今清迈的云南回侨定居点正在逐渐扩大。[124]
1992年，越南的阮维超在其《老挝的泰人》一文中认为，越南泰人进入老挝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自然迁移而来，目的是为了寻找耕地。他们首先从中国南部沿红河而下到越南的西北部地区，再从越南到老挝。另一种是因逃避社会动乱而来，例如，18世纪末至19世纪，越南从清、义、靖山区到西北地区连年发生战争，许多越南泰人被迫从越南逃到老挝；印度支那抗法战争末期，特别是1952～1954年西北部大战期间，又有大批泰人逃往老挝；1959～1965年，还有一些泰人逃到老挝。[125]
1995年，美国的安·马克斯韦尔·希尔在其《泰国北部的中国云南人》中认为，大批的云南人离开故土定居云南境外的泰国，是以19世纪70年代中国回民起义失败和20世纪50年代初云南的解放这两次政治动乱引起的移民高潮为标志。在19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移民浪潮中移居泰国的绝大多数人是回民。他们主要从事马帮贸易，即长途贩运，来往于包括缅甸、泰国、老挝以及中国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自治区在内的广大地区。[126]
2000年，美国学者昆西在《收获巴斋的小麦——老挝苗人与美国的秘密战争》中，分析了老挝的苗人因参与美国的秘密战争，被迫大规模逃离老挝，进入泰国，后移民美国的历史。[127]
2008年，吉松久美子在《云南回族入缅商路与移居点考——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中心》一文中认为，移居缅甸的滇籍回族是沿着从云南到缅甸的贸易道路逐渐地形成聚居区的。他们移居缅甸的时间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使用的贸易道路主要有五条，即孟拱商道、八莫商道、畹町商道、邦隆商道和景栋商道。他们刚开始是沿着贸易道路到各个终点站地，或者沿着边境线的避难地到移居地。进入英国占领期后，贸易道路沿线、终点站以及中转站逐渐出现了聚居区。[128]
综上所述，自19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就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的移民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研究。不过，比较中外学者对该对象的研究，两者无论是在研究的起始时间，还是在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是有所不同的。
就中国学者而言，较系统地开展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移民问题的研究，应该始于20世纪40年代。从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学者主要是从周边国家出版的论著中翻译和介绍，以及从中国古籍中挖掘有关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移民的历史情况。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西南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移民论著的研究内涵和学术性大大增强了，一些学者还结合实地调查开展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
不过，从整个中国学者研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移民的论著来看，其较多关注傣族、瑶族、苗族、壮族和回族的移民，而对其他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移民较少涉及。此外，由于经费等原因，大多数中国学者只注重从中国古籍、地方史料的挖掘和翻译来介绍他国的资料，而较少开展对少数民族移居地的田野调查，从而未能充分利用第一手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
就国外的学者来说，在他们研究中国周边国家的瑶族、苗族、回族等民族时，也往往会将中国西南边疆的同类民族联合起来进行考察。纵观国外学者对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移民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这个阶段主要是一些西方的传教士、探险家、商人等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从语言、人种特征或其他方面对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做了一些调查，并发表了一些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论著。此外，他们也深入到东南亚等地区进行传教或实地调研，写了一些有关当地山地民族的论著，在这些论著中也涉及了有关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移民的情况。
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除了一些西方的学者深入到东南亚一些国家进行田野调查外，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民族学者也开始探讨当地有关瑶族、苗族等山地民族的现状和迁移史情况，产生一些较高水平的论著。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现在，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大量的以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而撰写的论著问世；二是重点研究东南亚与欧美的苗族迁移史，以及云南回族的向外迁移和移居地的文化情况。
因国外学者的政治目的不尽相同，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向周边国家移民的情况，往往会带有一些主观的色彩。不过，国外学者利用其经济条件或以自身所处国家的优势而深入所研究的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的举措，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