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落尽见真淳[1]
——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中文版序
李雪涛
一
2007年9月6日，95岁高龄的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在德国柏林女儿的寓所驾鹤西去。一句外国的谚语说：“失去一个老人，就等于失去一座图书馆。”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同时又跨越了中西文化的傅吾康，我认为他就是一座图书馆。傅吾康分别于1995和1999年出版了两卷本的自传《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2]，他在书中道出了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汉学生涯。一切都会离我们而去，而这部传记却为我们留住了一位汉学家真实而生动的一生，它所记载的是傅吾康一生的心路历程。
几年前我在主持编译《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一书的时候[3]，曾经对20世纪的德国汉学做过简短的概括：享誉世界的德国汉学随着德国历史的变迁经历了不同凡响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首先受到帝国扩张主义的影响。在希特勒的纳粹时代，部分学者被迫流亡。而二战后东西德的分裂，也使得双方汉学研究的路向南辕北辙：东德汉学为逃避政治的敏感而长期处于孤立地位，并遁入了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安全”研究课题中；西德汉学受到六七十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冲击，由于传统汉学过分强调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以至于使一场原本是反对权威的运动，形成了西德汉学对中国的误读。1990年东西德的意外统一，双方的汉学又重新接轨。由此看来，德国汉学发展史其实就是一幅百余年来现代德国的政治和人文科学演变的缩影图。除了20世纪初受到帝国扩张的一段汉学历史时期之外，傅吾康经历了后来所有的发展阶段。他的回忆录同时也是20世纪德国汉学史的一个缩影。
在论及20世纪德国汉学的辈分的时候，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认为：
自1905年以来德国汉学可以分为三代：一、“父亲”的一代，他们在1911年前后在中国生活过，他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古典中国。二、“儿子”的一代，这些人在1945年以后必须重建被纳粹摧毁的汉学，而在冷战时期没有机会到中国旅行。他们主要以中世纪和近代中国作为其研究的方向。三、“孙子”的一代，因为他们在1973年以后可以受邀到北京去了，因此也帮助建立起了一个现代的汉学专业[4]。
按照顾彬教授的说法，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显然属于“父亲”代，不过他在中国待的时间却大大早于1911年，同时他的研究领域也涉及古代和当代中国的各个方面。而傅吾康则属于“儿子”代，非常幸运的是，他曾躲过了德国的大部分浩劫和全部的战争，在中国待了13年之久。主要在北平的这些年，不仅使傅吾康打下了坚实的中国文化基础，同时也让他更加热爱这个民族及其文化。在北平由于他能有机会跟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交往，傅吾康也因此拥有了国际化的视野。此外，他也非常幸运地在40岁之前就获得了德国汉堡大学的汉学系的教席。由于冷战期间没有办法跟中国建立起联系，一直到1972年中国和西德建交之前，他根本不可能重新返回中国。他对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刻骨的爱，由于偶然的机会转到了东南亚华人那里。傅吾康建立了与东南亚华侨的关系，并且在这一方面他的建树亦颇丰。
傅吾康的文笔质朴深沉，十分感人，很少有多余的修饰成分。这样一部回忆录，除了记述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之外，更多地讲述了傅吾康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对家庭的认识，对爱情的解读，以及对汉学的热爱。上半部有一段段曲折离奇的故事，因为其中有13年（1937～1950）发生地是在中国，因此让中国读者读来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而下半部除了记载他在东南亚的有趣描写外，基本上是一本记载会议和访问的流水账。这一部分尽管枯燥，却能让人了解到很多鲜为人知的国际汉学界的人和事。
二
生于1912年7月24日的傅吾康是福兰阁教授的子女中唯一子承父业的汉学家。按照中国的说法，傅吾康可以算是出身于书香门弟了，福兰阁在当时为显赫一时的大汉学家。傅吾康实际上是在一个中国的氛围中长大的，作为汉学家之幼子，他的孩提时代的一切好像都是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正是由于受到这样的影响，1930年中学毕业之后，他毅然绝然地选择了汉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傅吾康在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师从颜复礼（Fritz Jäger，1886-1957）、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许勒（Wilhelm Schüler）等著名汉学家从事汉学方面的基础训练，并于1932年7月获得了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的翻译文凭资格。1935年他在佛尔克教授那里做了题为《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革新尝试》的博士论文，这篇后来发表在《东方语言学院通讯》上的论文[5]，赢得了众多的书评，甚至像莱顿的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1954）教授也亲自在《通报》（T’oung Pao）上撰文评论此书[6]，这对年轻的汉学家来讲无疑是莫大之鞭策。这篇论述中国保守派与西方改良主义思想论争的专著，后来也奠定了傅吾康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
1937年傅吾康只身来到中国，辗转上海、南京等地后到达了北平，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待就是整整13年（其间只有短期在日本逗留）。在北平，傅吾康主要参与了“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的组织、领导工作，先后在学会中担任秘书、总干事以及《中德学志》编辑主任等职。从1938年至1944年，共出版《中德学志》六卷（22期）、《汉学集刊》（Sinologische Arbeiten）三卷，同时组织出版了“德国文化丛书”等20余种。
1941年夏季傅吾康跟曾留学德国的胡万吉（雅卿）先生的千金胡隽吟（1910～1988）女士相爱，不过按照当时帝国的法律，日耳曼人是不能娶非雅利安人为妻的，否则的话傅吾康就会被迫辞去中德学会的职务。直到1944年9月他们才正式订婚，1945年3月在战争快要结束时，终于结为百年之好。
抗战胜利后，经萧公权（1897～1981）先生的推荐，傅吾康谋得了设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教授的位子，讲授“明史”和“德国历史”等课程，并在中国文化研究所负责汉学研究西文集刊《汉学研究》（Studia Serica）的编辑工作。在成都两年后，傅吾康又接受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冯至（1905～1993）教授的邀请，接替了由于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去了华盛顿大学而在北大空出的德语教授的位子。在北大期间，傅吾康与季羡林（1911～2009）等学者建立了终身的友谊。
战后的德国乃是一片百废待兴的局面，汉堡大学也在着手重新建立已遭破坏的汉学系。1949年6月傅吾康得到了汉堡大学的正式任命书，他于1950年回到汉堡，接替了自颜复礼被迫退休后已经空置两年的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一职。来北平时只是孤寂一身的傅吾康，此时携妻带子（已有一女一子）回到了阔别十三载的汉堡。
在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的位置上，傅吾康一直干到了1977年退休。二战之后德国汉学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傅吾康为首的北部汉学重镇汉堡当然占据着重要一席［其余的两个重镇分别是：以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2011）为首的南部汉学堡垒慕尼黑，以及地处东德的以叶乃度（Eduard Erkes，1891-1958）为首的莱比锡］。汉堡本来就是德国最早成立汉学系的大学，再加上傅吾康的研究领域为明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东南亚华人历史，因此汉堡学派的研究方向主要定位在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方面。
1963～1966年期间，利用大学和政府给他的三年学术假期，傅吾康接受了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的职位。除了学术研究工作之外，他还恢复了多年来没能够成立的中文系，也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尽量多地培养华文人才。退休之后，傅吾康又应聘到马来西亚做客座教授，以专门研究东南亚华人历史。
三
傅吾康教授可谓著作等身，早在1947年他就发表了用英文编写的《明代史籍会考（1368～1644）》[7]，自1950年回德国之后，他又出版了《中国的文化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8]、《1851～1949年——中国革命的百年》[9]、《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10]、《中国与西方》[11]等一系列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
作为历史学家，傅吾康一贯重视史料的运用，并将中文文献与西文资料并重，他的《明代史籍会考》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在方法运用方面，他总是力图以西方的学术思想为出发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欧洲学界尽可能多地理解远东的文明。在《中国与西方》一书中，傅吾康便称：“跟中国人的西方观相比较，在书中我更深入探讨的是西方人的中国观。因此这本小册子署为《中国与西方》而不是反过来的《西方与中国》。作者的首要任务是要让读者理解中国的立场以及面对西方时的中国态度。”[12]此外，在历史的梳理方面，傅吾康从其父福兰阁那里继承了中国历史乃是一个连续发展过程的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出现的运动和观念，他总是到中国历史中去寻找根据。在《中国革命的百年》（1980年修订版）一书中，傅吾康便强调要从中国历史的整体去看中国革命的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只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他从《易经》里“革命”的概念及孟子“君为轻”的思想出发，证明了“革命”并非到近代才突然出现的西方观念，作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手段，“革命”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着[13]。
跟将中国看成是一堆历史的古典文明这样的看法不同，傅吾康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古代、现代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与古典语文学派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教授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他认为，海尼士所认为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汉语口语不具备学术性的观点，尽管在第三帝国的时候使汉学免遭了政治的影响，但却割裂了中国历史的传承。在这一点上傅吾康依然秉承着他父亲的观点，亦即中国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14]。傅吾康对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现代汉语的重视，实际上也开启了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先河。
四
由于东南亚华侨史本身就是明清史、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1963～1966年傅吾康担任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以来，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历史的研究，也成了他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除了书本的考证之外，多年来他还利用一切机会进行田野调查，先后编成了《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萃编》、《泰国华人铭刻萃编》等碑文汇编。这些所谓“域外”华文碑铭的发现和整理，极大丰富了明清史研究的史料范围，使得明清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官方的文字资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傅吾康在东南亚华文碑铭史料搜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对明清史研究来讲是具有典范作用的。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于2000年6月出版了《庆贺傅吾康教授八秩晋六荣庆学术论文集》以表彰他对东南亚铭刻资料之搜集及编纂之功[15]。
这批东南亚华文铭刻中在时间上最早的，应当是傅吾康与时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陈铁凡（1912～1992）在1972年3月在文莱一处回教古坟地中发现的一块墓碑[16]。经对此块碑上所刻文字的考证，傅吾康推论出早在公元1264年，中国和文莱（婆罗洲，古代作“勃泥”或“渤泥”）就有了密切的往来。傅吾康还依据中国的典籍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碑文中的“蒲公”做了考证，认为：“他（指）可能是他们（指蒲亚里和蒲卢歇）之中的一个人的后裔。他们的家属可能如同蒲寿庚的家属一样已中国化，但仍保持他们的穆斯林信仰，并已好几代继续从事与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海上贸易。我们可以推测这位蒲公已中国化，因为他是来自泉州的一个中国官员，而且他的墓碑完全是中国式的。”[17]这一南宋石碑的发现，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为研究古代中国和婆罗洲的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性文献。
在关注东南亚铭刻研究之前，傅吾康在汉学方面的兴趣主要是明清史的研究，他清楚地认识到，明代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已有的版图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由于战乱和其他原因逃亡到海外，其中在东南亚各地安家落户的华人数量尤其多。这些华人尽管生活在地理环境和文化相异的地区，但在很多方面依然保留着汉字文化的各方面特征，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华文碑铭。对于研究者来讲，傅吾康所发掘和出版的这些在当地出现的新史料，相对于源自中国传统的古典文献资料，可视为更直接的本土史料。对这些华文碑铭的搜集与整理，对于华文史料本来就非常缺乏的东南亚华人社会来讲，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对东南亚海外华人研究在史学、社会学、民俗和宗教学乃至语言学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代的学者有的甚至认为傅吾康所发掘的碑铭等文献史料跟中国传统的文献相比，应当称为“新史料”。在研究方法方面，傅吾康除了使用传统的对史料搜集、整理、归纳和论证的分析方法外，也格外注意引入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的各种社会学方法。
五
傅吾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快乐天性：随遇而安。我特别欣赏他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时的随和、开放的姿态。汉学的家庭背景，殷实的家境，父母有条件让他在汉学方面比同辈人更具有优势。父亲福兰阁尽管在德国驻中国公使馆做翻译13年之久（1888～1901），但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丝毫没有表现出趾高气扬的态度。正如福兰阁自己所描写的那样，早在他刚到中国的时候，他对中国便有一种非常开放、充满期待的态度：
从一开始我就日复一日地愈来愈明白，我来到的中国并不是像很多欧洲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度。这是在古代有着高度独立的文明的国家，并且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别处人们往往只能通过别的方式，如记述、出土或者从其他方面获得断篇残简，艰难且无法完整地予以修复，在这里却是生机勃勃的当下，人们可以有意识地认识和经历这一切[18]。
这样的一个立场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从福兰阁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再重复的对自然景观的迷恋和惊叹外，尽可能客观地杜绝了各种各样的偏见。傅吾康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成长的，因此他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抱有跟当时大多殖民主义者不同的态度。
傅吾康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柏林的另外一位汉学家海尼士（1932年10月他从莱比锡来柏林，接替福兰阁在柏林大学汉学系的教授一职），这除了跟他们上述的学术主张有关外，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海尼士对中国人的态度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自传上部记载了一则小故事，很说明问题：
另外一次经历也令我对海尼士保持距离。海尼士1932～1933年冬季学期来柏林上任以前，10月初，我们系要从法国大街（Französische Straße）搬到城堡附近一栋叫做“宫廷马厩”的古老楼房里。1930年从我父亲那儿获得博士学位的白乐日（Stefan/Etienne Balazs，1905-1963）和我负责中文书籍的打包和拆包。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海尼士，他想表示感谢，就请我们两人上餐馆。喝了一点啤酒后，海尼士开始讲他在中国的经历：1904～1911年，他在武昌（今天武汉的一部分）的军事学堂——武备学堂担任德语老师。此时此刻，当他谈到“中国人”时，与在中国通商口岸生活的外国人通常所做的一样，同样的无知和轻蔑。我深为震惊，我在父母家里从来没有听到过人们如此议论中国人，虽然我父母也在外国租界区，确切地说是在北京公使馆生活过。回家后，我极为愤怒地讲述了海尼士的观点，我父亲保持沉默——他不愿意说自己的同事兼接班人的坏话——但我发现，他是理解我的[19]。
1937年傅吾康到了中国之后，依然保持着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热爱。他在1943年8月12日，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与大部分欧洲人甚至是在北京的人包括汉学家相比，我大概与中国世界更为接近，与其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毫无疑问，我受到了最为强烈的影响，从而也具备从另一个视角审视西方世界的能力。我很清楚，如此透彻地认识这许多事物，以至于我大概不再能习惯充满偏见和片面的西方，如果是150年以前，那时的情况肯定比现在简单容易。另一方面，我也的确不会成为一个亚洲人。我和环境发生的联系越多，对其认识就越清楚，也看越明了我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我没有沉沦于这两个世界之间，变得彻底无根，失去立场——像有些人那样——而是意识到我所处的情况，这最终要归功于你们有意或无意教给我的东西：从种种小事到责任感、独立思考、在思想上探入探究周围的环境、为我的行为奠定了道德准则[20]。
尽管傅吾康热爱中国，熟悉中国，但他那欧洲人文、人类学的视角却从未改变过，对他来讲，有意思的是既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又不至于丧失自我的立场。
冷战期间他保持着跟意识形态化的中国以及所谓“自由中国”——台湾的距离。在得知有机会可以陪政府代表团来中国的时候，他在1972年第一时间成为德国外交代表团的一员，回到了他22年来日思梦想的中国。之后他在“四人帮”倒台后的1977年5～6月与慕尼黑的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Leander Bauer，1930-1997）跟随联邦德国大学的汉学家和东亚艺术史学家代表团来到中国。傅吾康对这一片土地的热爱体现在他的报告之中：
对于理解传统和现代中国，这次旅行所提供的内容和收获远远超过了我的期待……人们在一个贫穷、落后、紊乱和腐败的国度里做的事情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为保证大多数人的最低生活水平而采取的行动，仅此一项就是巨大的成就。鉴于人口总数，今天的生活水平比过去还低的人已为数不多了？……
……至于老百姓，虽然在团体旅行时与他们轻松交谈的机会有限，但还是能得到足够的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了全面的结构性变化，然而，中国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没有根本的改变。这一感觉令我很欣慰：中国仍然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中国人既非天使也非魔鬼——在外国，批评家经常根据自己的立场如此描写中国人——而是与其他所有人一样，拥有程度不一的令人喜爱的秉性。在这次短暂的旅行中，我和中国人有多次令人高兴的相遇和交谈，日常生活的气氛令我愉快。因此，对我来说，告别中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21]。
27年后再对自己曾生活过13年的“家乡”做细致的考察，让他有别于一般的记者或旅行者对中国的认识，傅吾康可以跟之前他亲历的中国相比较，尽管依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他明显地看到了中国的进步以及中国传统的延续。他对中国的热爱，可谓是跨越了种族、宗教、政治等因素。他在报告的最后说告别中国对他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他一辈子都没有真正告别过中国。
傅吾康对中国的爱还表现在他对妻子胡隽吟的爱上。我在他去世后的纪念文章中提到，由于跟胡隽吟结合，本来将中国作为朋友和研究对象的汉学家，成了中国的亲戚。胡隽吟去世后两年（1991年），傅吾康曾经亲自用中文撰写过胡隽吟的事略：“对一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为职志之西方汉学者而言，具有才智德行如隽吟者，实为其最理想之终身伴侣。吾康得之，不啻于书本之外寻获一知识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吾康初在中国时，人生地疏，得其引导协助，了解环境，克服困难，建立信心。其后数十年，辗转各地，更无时不赖其助。读古籍每有疑义辄以请教，获益良多。朝夕聚首，时相讨论各种问题，自天下大局至于生活琐事，常能彼此启迪，互相砥砺。儿女在德国长成，受德国教育，但更承受母教，对汉文化亦均有相当认识。……呜呼！逝者已矣，生者何堪！”他们夫妻几十年相濡以沫，字里行间表达了傅吾康对亡妻至深的情感。在全文的最后，傅吾康写道：“亡妻胡隽吟女士逝世二周年谨以此文奉寄亲友们以资纪念。一九九一年一月傅吾康拜上。”傅吾康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表达了对亡妻的惓惓之忱。
六
傅吾康首先是一个好人，他待人宽容、热情，他不仅是一位事业有成者，更是一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中国对于傅吾康来讲一直是他生命的意义所在，他也因此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之余有机会欣赏和创造生命之美：购置了四合院，娶了胡隽吟，买了很多的古书和古画，与很多中国人交上了朋友，女儿復生（Renata）、儿子新生（Peter）的出生……这些也让他在晚年拥有无数的美好回忆。
傅吾康曾谈到，他一生几乎没遇到过特别窘迫的时刻，除了父亲的人脉和家庭的殷实之外，更多的是由于他洒脱、不执著的性格。王阳明说：“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着，只是一无我而已。”我想这种超然于物外的性格除了天生的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与他接触到中国文化也有着关联。“大器行天下”，豁达、包容、大度、淡泊得失心，我想这些性格特征既是傅吾康“成功”的秘诀，同时也是他让人欣赏和仰望的气质。
傅吾康热情，兴趣广泛，他对中国很多的方面均具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并且积极介入各类汉学事物之中。他政治立场中庸，很少过于偏激，他也因此在处理与周边的关系上，善于化解大多数的冲突。我有时想，傅吾康就像是一个杠杆的中心，为西方汉学与中国乃至东南亚华人世界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傅吾康的长寿与他爱运动有关，不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中国，抑或是在东南亚，只要有可能他便会去骑马、爬山、远足。我看到过一张30、40年代他在北平骑马的照片，照片中的傅吾康神采奕奕、踌躇满志的样子。骑马是欧洲贵族传统的体育项目，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曾跟着同学去过几次骑马俱乐部。后来我还专门买过一本1760年Johann Elias Ridinger出版的《赛马教程》（Vorstellung und Beschreibung derer Schul- und Campagne-Pferden nach ihren Lektionen，Augsburg 1760），有一段时间我对书中的64幅异常漂亮的铜版画很是着迷，着实研究过一番，知道看似简单的运动，实际上要经过长期的训练。
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1999）在《为中国着迷》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傅吾康以其对汉语出神入化的掌握程度，长年来获得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和文化的坚实根基，每每令吾辈折服。因为这些能力对我们战后一代的汉学家来讲是望尘莫及的。他同样令人信服地有多年来在北平所铸就的一位历史学家的国际视野，正是这样的国际视野决定了他的《中国手册》（China Handbuch）的编撰方案[22]。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国际视野，才使得傅吾康继承并发展了其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成就。如果说福兰阁所研究的是19世纪以前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东亚文化圈内发展的中国的话，那么傅吾康所研究的明清以及近代历史，特别是对中国通过种种决裂和危机走向现代化过程的探索，正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眼光的体现。因为明清以降的中国历史，再也离不开世界了。
在中国的13年使傅吾康幸运地躲过了德国的诘难，他又很幸运地在不到40岁的时候成为汉堡大学汉学系的教授。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但却在汉学领域，特别是汉堡乃至德国汉学的战后重建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读完这部自传，掩卷思考，傅吾康完成的诸多汉学事业、充实而精彩的人生，很多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促成的：在中国一待就是13年，接手中德学会，认识并娶了胡隽吟，在汉堡做教授，与马来亚大学乃至与东南亚华人结缘……有时我想，人生伟业的建立，并不在于完美的计划，而在于随遇而安，灵活地抓住每次的机遇，去行动，并坚持。同时，通过老人近一个世纪的回忆，也让我读懂了没有什么是不能放手的。几十年后，当你再次回忆起当时以为不可能丢下的事时，你会发现很有可能那其实仅仅是你生命里的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
七
作为一位汉学家，傅吾康除了在汉学研究方面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外，他一生都在教书育人。1942年他在中德学会的夜校教授德语时，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王光美（1921～2006，她后来成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也曾是他的学生[23]。后来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多年，傅吾康在中国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回到德国之后，他在汉堡大学从事汉学教学27年，仅经他指导的博士就有26位之多，他们之中的很多位又成了新一代的汉学家。1953年他的第一个博士林懋（Tilemann Grimm，1922-2002）毕业，多年担任傅吾康的助手，后来担任过明斯特大学、波鸿大学、蒂宾根大学的汉学教授。林懋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自明代以来中国思想的发展以及社会制度的历史。1968年在傅吾康那里博士毕业的斯泰格（Brunhild Staiger）长期以来一直担任汉堡亚洲学研究所所长一职，1974年她与傅吾康共同主编了《中国手册》[24]，2003年她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将此书扩展成为《中国大辞典》[25]。1968年在傅吾康那里获得博士学位的余蓓荷（Monika Übelhör）后来成为马堡大学的汉学系教授。此外跟他读博士的华裔学者有商唐文顺（Lily Shang，1974）、邱然（Maria Yen，1975）、刘仁凯（Liu Jenkai，1975）、关愚谦（Kuan Yü-chien，1977）。自1977年从汉堡大学的主任教授的位子上退下来后，傅教授于次年又应马来亚大学的邀请，在吉隆坡指导研究生。
在不同时期的学生的心目中，傅教授有着不同的形象：北平时期他是一位和善寡言、英俊潇洒的年轻教授；从汉堡时期的一开始他就是一位有着丰富阅历、满腹经纶而又每每面带笑容的学者；而在吉隆坡，傅吾康已经成了一位循循善诱的长者。我常想，对傅吾康来讲，孟子的理想——“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是否也就是他的追求？
八
在论及他这一代与其父之间的差别以及自己的秉性时，傅吾康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外交官，政治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使在家里他也穿戴整齐，仪表庄重威严，不过绝不傲慢；他自信，又要求他人的尊重，从不失态。他非常符合19世纪后期人们理想中的绅士形象。而我的情况正好相反，对我来说，政治是个陌生的世界。我更向往无拘无束，经常不修边幅，举止亦笨拙不堪，也很少考虑什么是体面，而是顺其自然，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26]。
不修边幅、率真自信、淡泊为人，这差不多是傅吾康性格最好的写照。他在自传中所透露的另外一件事情，也充分说明了他的“非政治”的天性。1972年秋天他陪当时的联邦德国的外长谢尔（Walter Scheel，1919-，1974至1979年谢尔出任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统）访华，在回德国途经香港时他听传闻说外交部希望任命他为联邦德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大使，他写道：“只有对我本人不了解的人，才会有这一想法，因为我过去和现在都完全不适合外交工作。”[27]
此外，他们父子在对待传教士以及美国汉学的态度方面截然不同，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父子之间的差别有多大！
福兰阁是通过他的同事佛尔克以及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认识到美国及其汉学的，当然从这两位曾长期在美国生活的汉学家所得到的印象完全是负面的。同时，在北京期间，福兰阁也结识过一些美国的传教士，对他们也完全没有好感[28]。对于美国汉学，傅吾康却有着跟他父亲完全不同的态度。他在北平的十余年间跟许多的美国学者都有过交往，他在自传中提到的有：哈佛大学教授叶理绥（Serge Elisséef，1889-1975）、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1911-1995）、贾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1900-1966）、柯睿哲（Edward Augustus Kracke Jr.，1908-1976）、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1915-2006）、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1913-1976）和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1917-1970）夫妇、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和他夫人费蔚梅（Wilma Canon Fairbank，1909-2002）以及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美国汉学界的中坚力量。因此，傅吾康通过他们对美国汉学的了解是非常全面的。待到傅吾康于1957年9月至1958年5月在费正清研究中心工作过半年，并且利用这半年的时间对美国的东亚研究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他对美国汉学得出了跟他父亲完全不同的结论：
特别是在东亚研究领域，美国人远比我们有优势，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设备和物质条件，而且也是因为他们更为强烈的合作意愿和更迫切的开放思想。在德国高校，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仍然在各个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欧洲以外的文化只是顺带得到关注；而在美国，可以说是从两扇敞开的窗户往外看，一扇是穿过大西洋望向欧洲，另一扇是穿过太平洋望向亚洲。人们早就认识到，对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及其文化的研究不能只在单一的学科内开展，而应该与欧洲的语言文化划分方法一样，在语言、文化、历史、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进行。就组织机构而言，大多数的美国大学也考虑到这一认识，并为有关科目招揽相应的专业人员。众多的东亚学者融入到美国高校，对美国高校的成就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29]。
傅吾康对美国汉学的清楚认识，其中有两点值得欧洲汉学界好好思考：其一是美国学者开放的心态，他们既关注欧洲，同时也重视亚洲，众多的东亚（主要是中国）学者融入美国汉学界，不仅使美国汉学从中国移民的知识中获益，这些东亚学者进入美国学界之后，自然也成为美国汉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界以如此宽阔的胸怀接纳东亚的学者，这是欧洲大部分国家所不具备的。其二是美国汉学专业化、学科化的趋势，使得汉学能够真正随着其他学科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学术显然不能作为一个小的学科来看待，应当是一个大的领域，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经济等应分别进入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等学科中去，同时注意保持这些专业间横向的关联。
九
1944年9月22日傅吾康与胡隽吟正式订婚，傅吾康在自传中写道：“订婚当然也在德国人圈中传开，结果，党支部书记、德华银行的白迟客（Petschke）先生好心好意地对我说，和一个中国女性订婚与党章不符，请我收回自己的入党申请。我当然很乐意照办！”[30]早在40年代初，当时德国在战争中节节得胜的时候，傅吾康在胡隽吟等人的劝导下也想加入纳粹：
在各个前线的巨大军事成功之后，看起来德国人可能赢得战争而纳粹仍会执政。那么，可以预见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如果不是党员，不管能力和成绩如何，就只能满足于高校中一个下层的终身职位。另一方面，我感到自己也胜任不了反抗斗争。我和中德朋友们谈及此事，他们多数人建议我入党，特别是胡隽吟认为，这不是太原则性的事情，仅仅是一个形式，只需从实用的角度来对待。所以我和有同样想法的罗越（Max Loehr，1903-1988）一起，勉强到当时的北京支部，即德国大使馆管理部门的领事秘书沃布斯尔（Wobser）那里提出了入党的申请。他非常欢迎而且立刻登记我们作为候补党员的党籍。登记材料必须寄到德国的主管部门，由那里来决定是否最终吸收我们入党。对我们两人都幸运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这样的回复，很有可能是因为相关的邮件遗失了[31]。
从本质上来讲，傅吾康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从来不关心政治。诚如他自己开诚布公地写道的那样，当时也只是希望顺便投机一下而已，跟信念并没有什么关系。值得庆幸的是，战争期间，这份寄往德国的入党申请书不知去向，否则的话必定会给他以后的生活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早在中德学会时期，为了学会的利益，傅吾康不得不做一些表面上的妥协：“当然，由德国方面提供资金的学会不能反对德国的政治领导者而必须作出某种妥协，比如悬挂希特勒的肖像等。”[32]他同时指出，实际上德国使馆并不关心学会内部的具体事务[33]。尽管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我们和大使馆基本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共识，即政治宣传可以不是中德学会的任务，学会是与中国人而不是与日本占领者合作。中德学会由于缺乏与日本人合作，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德国极端纳粹分子的批评和贬低[34]。
上面已经提到，傅吾康并不把政治看做其自身生命的部分。当时傅吾康在日本侵占统治的政局下，在北平所从事的研究基本上不涉及日本、德国和中国三方面的政治和军事[35]。当时中德学会图书馆也有一些被纳粹明令禁止的书籍，对此，这些书也只是被放在特别的地方而已。在学会1940年底印制的德文图书目录中，这批书被印在附页上。在邮寄这些图书目录的时候，学会根据不同的收件人而决定是否将附页也一并寄去。晚年的傅吾康依然记得一件惊心动魄的往事：1943年德国公使科德特（Erich Kordt，1903-1969）——当时是南京德国使馆的二号人物，并且德国政府已于1941年7月承认了汪伪南京政府——来北平访问时，也到了中德学会参观。在查看图书馆的中文图书时，科德特随手抽出了一本本来不应当放在那里的译本，那是在德国早已被禁止的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的《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1929）的中译本。公使很平静地将书放回了原处，没有说什么。傅吾康当然很是担心，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后来什么也没发生，傅吾康所不知道的是，科德特此时已是反纳粹运动的成员。1950年他们在德国再次见面时，科德特又提到这次在北平的小小插曲，并告诉了傅吾康其中的内幕[36]。
十
近来我在研究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与中国学术之间的互动时发现，从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革，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经学在中国的彻底解体，到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真正形成，域外汉学（特别是德国汉学）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来自欧洲的汉学家们对中国的重要影响并不在汉学方面，而是在各不同学科。这些汉学家在本国都受到过不同学科系统的专业训练，他们来到中国之后，跟中国的学者相比他们的强项显然不在经史子集诸方面。1933年纳粹上台后，大批的德国学者来到中国，他们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就要接受在大学中的有关德国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课程。他们的优势在于，这些往往是从西方事例出发总结出来的元理论，经汉学家结合中国的事例的讲授，更容易让中国学生和学界接受。
如果说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在异常紧迫的政治形势下对西学作了应急式的接受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之后，正是借助汉学家的方法和理论，中国传统学术才完全融入到了现代西方学术体系之中去。而曾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在北京大学担任西语系德语教授的傅吾康，自然也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和完善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们仅是从上述的一个方面来理解德国汉学家的话，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实际上，汉学在以自己母语的形式进入西方学术思想之中以后，马上就为其自身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来自异域文明的新的参照系。正是借助于德国汉学家对中国思想的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成就才为德国的主流思想界所了解。傅吾康曾翻译过胡适的《说“儒”》，发表在1935年和1936年由卫礼贤创办的《汉学特刊》（Sinica - Sonderausgabe）上。胡适所持的孔子不仅不是一个复辟的保守者，而是革新家、革命者的看法，直接影响了诸如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这样的德国哲学巨擘。正是在30年代的后期，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的印度学家齐默尔（Heinrich Zimmer，1890-1943）的帮助下开始研究中国思想，而在《孔子》一文中，他无疑是接受了胡适的观点。雅斯贝尔斯认为，孔子所谓的复兴古代，实际上是希望借此建立一个新世界。想要恢复周礼的孔子，是要将外在的礼建立在内在的礼（仁）的基础之上，只有拥有了“仁”，才能证明人之真正为人。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孔子并非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想复辟周礼的守旧派，而是一个由于对礼崩乐坏感到失望，希望建立一个新世界的革新家。如果没有傅吾康的介绍，我们真的很难想象，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Achsenzeit）的观念是否会真的出现。
十一
2007年10月的一天，我还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任职的时候，突然接到傅復生（Renata Fu-Sheng Franke）女士发来的致亲朋的一封信，说父亲傅吾康教授已于9月6日在柏林溘然长逝了。傅女士在信中说：“我父亲漫长的一生，精彩充实，富有尊严而令人敬佩，留给我们宁静祥和的最后回忆。”我想，凡是在近年来接触过傅教授的人，对他女儿的这一说法，是应予以首肯的。当时我马上想到了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诗中的一句：“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飞鸟集》第82首）。我以为，这句诗用在傅吾康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早在2006年夏天的时候，我跟张西平教授还专程到柏林拜会过傅吾康，当时他尽管已经是94岁的高龄，却依然精神矍铄。记得当我们跟他谈及准备在中国翻译出版他父亲福兰阁和他本人的著作和回忆录时，他异常兴奋，两眼熠熠生辉。他还向我们介绍了他父亲几本鲜为人知的著作。但当时的傅吾康毕竟是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者，说过一阵话，我们明显地感到他有些体力不支。合影留念之后，我们很快便告辞了。没想到，这次的见面，竟成了永别。唐人王勃尝言：“人之百年，犹如一瞬。”信夫！随着这位一个世纪中德历史见证者的离去，带走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同时也带走了整整的一个时代。
感谢柏林自由大学的欧阳甦女士将傅吾康教授两卷本的自传翻译成了中文，我在校阅的过程中，仿佛重又亲历了傅吾康不同凡响的一生。由于组织福兰阁和傅吾康著作的翻译工作，我跟傅復生博士常有联系：在德国，她路过杜塞尔多夫的时候也会在我那里停留一下，在北京她也会骑车从双榆树到北外来看我。2009年4月10日我还专门为她和欧阳甦在北外安排了“德国著名汉学家福兰阁（1863～1946）——《两个世界的回忆》[37]中德文朗诵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由于经费等原因，我跟多家出版社联系后，最后将这套丛书放在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现在终于在马来亚大学的支持下，其中之一的《为中国着迷》就要出版了，我也倍感欣慰！
两周前欧阳甦来到我的办公室，将几大信封傅吾康的照片、证书、书信等放在我面前时，一张张泛黄的纸张，仿佛让我看到了历史之中的活生生的傅吾康。看着一堆的照片，好像每一张都有他满足的微笑。如果说在中国的他还有些稚嫩的话，那回到汉堡做教授后，他那成熟的风采和智慧的神韵常常显现在他的脸上。
我认为，西方汉学传统的延续，既靠书本，同时也靠那些奉持着中国文化传统而生活的汉学家们的实践。对这些人来讲，汉学研究不仅仅满足他们的研究愿望，中国文化更给他们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今天这样的传统能得以延续，这真的要感谢像傅吾康一样的汉学家毕生的努力。
祝贺傅吾康教授的《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中文版出版！
2012年9月2日于北京
[1] 本文参考了笔者以前已经发表的三篇文章：《斯人虽已没，后世有馀情——写在德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教授去世之际》（《中华读书报》2007年10月24日第18版“国际文化”），《清水一片光照人——追忆傅吾康教授》（《汉学研究通讯》2008年2月号），以及《此心安处即吾乡——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在中国的十三年（1937～1950）》（《東ァズァ文化交涉研究（別冊4）》，2009年3月），特此说明。
[2] 两卷本《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1912～1950）》以及《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1950～1998）》：Wolfgang Franke，Im Banne Chinas.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12-1950. Dortmund：projekt verlag，1995，2.Bearb. Aufl.1997；Ders.，Im Banne Chinas.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50-1998. Dortmund：projekt verlag，1999。
[3] 马汉茂（Helmut Martin）等编，李雪涛等译《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4] 李雪涛：《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顾序”第2页。
[5] Wolfgang Franke，“Die Staatspolitischen Reformversuche K’ang Yuwei’s und seiner Schule. Ein Beitrag zur geistigen Auseinandersetzung Chinas mit dem Abendland”，in：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38（1935），S.1-83（Dissertation）.
[6] Duyvendak，in：T’oung Pao 33（1937），S.95-100.
[7]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Important Literary Sources fort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1938-1644）”，Chung-guo wen-hua hui-k’an，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VII，（Chengtu-Nanking），7（1947/48），S.107-224；Studia Serica，Monogr. Ser. A，No.2，Chengtu 1948，118 S.
[8] Chinas kulturelle Revolution. Die Bewegung vom 4. Mai 1919，München：Oldenbourg，Janus-Bücher，1957，89 S.
[9] Das Jahrhunder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1851-1949，München：Oldenbourg，1958，297 S.（engl.Übers.：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1851-1949，Oxford：Blackwell 1970）.
[10]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Harvard Univ. Press，1960，100 S.
[11] China und das Abendland，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62，140 S.（Engl.Übers.：China and the West，Oxford：Blackwell，1967；China and the West. The Cultural Encounter，13th to 20th Centuries，New York and Evanston：Harper Torchbooks，1967）.
[12] Wolfgang Franke，China und das Abendland，Göttingen 1962，S.3.
[13] 亦请参考傅吾康1956年的一篇演讲稿：“Die historische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von 1851 bis 1948）”［《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1851～1948）》］，in：Dialog，Düsseldorf 1956，S.53-66。
[14] 请参考：上揭《为中国着迷》（下部）德文版，第8～9页。
[15] 苏庆华（Soo Khin Wah）主编《庆贺傅吾康教授八秩晋六荣庆学术论文集》（Professor Wolfgang Franke，Felicitation. Essays in honour of his 86th birthday），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出版，2000。本书由季羡林题写书名。几年前我在网上购得的一本，系苏庆华教授送给林国平的，上面的题字为：“林国平教授斧政。弟苏庆华敬呈。2000年8月19日吉隆坡”。
[16] 1973年傅吾康和陈铁凡将这一重大发现公之于众，见：“A Chinese Tomb Inscription of A.D.1264，discovered recently in Brunei，A Preliminary Report”，The Brunei Museum Journal 3/1（1973），pp.91-99（togerther with Ch’en T’ieh-fan）。温广益的中文译文《最近在汶莱发现的一块公元1264年的中文墓碑》见：《泉州文史》（第9期），1986年，第150～154页。
[17] 1973年傅吾康和陈铁凡将这一重大发现公之于众，见：“A Chinese Tomb Inscription of A.D.1264，discovered recently in Brunei，A Preliminary Report”，The Brunei Museum Journal 3/1（1973），pp.91-99（togerther with Ch’en T’ieh-fan）。温广益的中文译文《最近在汶莱发现的一块公元1264年的中文墓碑》见：《泉州文史》（第9期），1986年，第153页。
[18] 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 - Randglossen zur eigenen Lebensgeschichte.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 Co.，1954. S.52.
[19] 上揭：《为中国着迷》（上部）德文版，第38～39页。
[20] 上揭：《为中国着迷》（上部）德文版，第129页。
[21] 上揭《为中国着迷》（下部）德文版，第180～181页。
[22] Helmut Martin，“Der Graben und die Einebnungsbestrebungen”，in：Wolfgang Franke，Im Banne Chinas：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12-1950. 2.，bearb. Aufl.- Dortmund：Projekt-Verl.，1997（Edition Cathay；Bd.11）. S.iii.
[23] 上揭《为中国着迷》（上部）德文版，第116页。
[24] Wolfgang Franke u. Brunhild Staiger（Hrsg.），China Handbuch. Düsseldorf：Bertelsmann，1974.
[25] Brunhild Staiger，Stefan Friedrich u. Hans-Wilm Schütte（Hrsg.），Das große China-Lexikon. Darmstadt：Primus Verlag，2003.
[26] 上揭《为中国着迷》（上部）德文版，第1页。
[27] 上揭《为中国着迷》（下部）德文版，第178页。
[28] 请参考李雪涛《德国汉学对美国汉学之批判举隅》一文的第二部分，此文收入朱政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一书，于2012年11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29] 上揭《为中国着迷》（下部）德文版，第71～72页。
[30] 上揭《为中国着迷》（上部）德文版，第139页。
[31] 上揭《为中国着迷》（上部）德文版，第123页。
[32] 上揭《为中国着迷》（上部）德文版，第66页。
[33] 上揭《为中国着迷》（上部）德文版，第111页。
[34] 上揭《为中国着迷》（上部）德文版，第111页。
[35] 詹森（Thomas Jansen）对傅吾康所认为的中德学会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提出质疑，他认为：“作为一个接受纳粹政府经济资助的组织，尤其是在1940年正式成为德意志学院的分支机构后，它起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宣传的作用。不过，由于该学会远离纳粹政治中心，相比当时德国国内的文化机构而言，拥有更多的自主决定的空间，在一些情况下，德国和中国的学者也因此受益。”詹森：《北京中德学会在1933年至1945年间所从事工作的几点说明与质疑》，载马汉茂等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第176～193页，此处引文见第190页。
[36] 《为中国着迷》（上部）德文版，第111页。
[37] 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 - Randglossen zur eigenen Lebensgeschichte.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 Co.，1954. S.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