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蒙

大约是我四岁的时候，父亲王锦第那年担任北京的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我们租了位于大翔凤胡同的一个二进院落居住。父亲做了装修，安装了当时极为罕见的上水下水、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迎接傅吾康叔叔的到来。

傅吾康是德国的一位汉学家，他与父亲过往甚多，在北海公园，他们似乎共同拥有一艘比较小的木制游船。傅教授多次把我放在肩上，与父母姐姐一起，到达北海公园后门，先上船坞，取出船来，再泛舟太液池上，一享清爽，我们还有在五龙亭吃小窝头、豌豆黄的经验。那是先父一生中生活比较优裕的一个短暂时期，也是我父母关系相对稳定的一个短暂时期。这个时期，对于我，是与傅叔叔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

后来直至“文革”，我听父亲说，傅教授曾在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时随同德方的政府代表团重访过北京，他们也见过面。我当时在新疆，不知其详。

1980年我首次访问联邦德国，有一站是汉堡，听说傅教授家住在那里，我很兴奋，似乎有缘与童年的、后来中断了的记忆有所续接。果然，经汉堡大学协助安排，到达汉堡当天晚饭后，我到了傅先生家，可惜，傅先生不在，我只见到了傅夫人、华裔的胡隽吟女士。我在他家的客厅墙上看到了小时我家里常常看到的郑板桥的书法拓片：“难得糊涂”。我想，也许这是父亲当年送给傅先生的吧，如果不是傅先生另有来源的话。反正我们家里，后来再没有见过这个“难得糊涂”。

胡女士原在京有房产，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她得到几处公寓房的补偿，他们一家，来中国、来北京越来越勤了。

1985年，我率团参加于西柏林举行的地平线艺术节时，又有缘与傅先生的女儿傅復生相识，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1993年，是时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做客的傅先生帮助安排了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邀请，我与妻子首次访马。

逝者如斯，胡女士与傅先生先后作古，我也年逾古稀了。2008年访问德国时会见了復生，得知了不仅傅吾康先生，傅先生的父亲也是一位德国的著名汉学家，他们的治学历程，正是中国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历程，他们是汉学家，他们也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

现在，由傅復生等编辑翻译的两代德国汉学家的回忆录即将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很高兴。历史并不仅仅是一个记载，而且是友谊，是情致，是见闻，也是命中注定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将一代一代传下去。

历史多情，历史多思，读了《两个世界的回忆》和《为中国着迷》以后，我们将会有所感悟，有所感叹。我们会尊敬与怀念在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的条件下致力于不同文化的交流的前人，我们会在会意的笑容中泛起一层泪光，愿这个德国家族的前辈友人安息，愿中德文化人的情意千秋万代地继续下去。

2009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