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的选择
“保障性制度环境下‘失组织’城市贫民的生存行动”这一主题是城市贫困研究和抗争行为研究的有机结合，具体可表述为城市“失组织”贫困居民的抗争研究。选题的表述本身已经表明了本研究的基本视角：其一，自下而上，从贫困群体的日常生活出发，通过揭示其日常生活状态、行动选择、内心动态考察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等宏观结构的变迁施加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的影响，以及国家保障性政策在这些所谓“受惠者”眼中的形象和意义。其二，强调这些弱势群体的主体性、能动性、权宜性。通过对宏微观要素之间转换机制的分析，揭示促使行动者作出面向不同行动对象的不同行动选择的内外动力，以此体现城市贫民在面对恶劣环境时所展现的顽强、坚韧和智慧。其三，强调理性选择的重要性，通过对理性选择的重新定位和阐释，寻找一座在宏观—微观、结构—行动、社会—个人之间的互动桥梁，进行社会学研究范式融合的尝试。
理性选择范式
在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三大研究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每一种范式均有一定片面性，每一种范式也都试图超越原有的关于行动和结构的预设，实现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其中，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行动论和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亚历山大通过对各种传统理论的批判与继承，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合适的位置：赋予唯意愿论和集体以优先的地位。在亚历山大看来，行动是个人能动性的实施。一方面，行动只能在与高度结构化的内在环境的关系中发生，行动受文化系统的约束，由人格来激发；另一方面，人格和文化规范并不能穷尽个体主体性的内容。亚历山大指出，对社会学家而言，能动性可以被看做一个包括了发明、类型化和策略化的过程。这三个过程给自由意志的实施赋予了实用主义的形象，并把跟行动相关的结构化的、内在的环境纳入其中，让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中展现出来。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是以“理性”（Rationality）为基础解释广义上具有目的性的行动。科尔曼的“理性人”假设是指“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科尔曼，1990：15）。这里的“理性”（或有目的性）与“效益”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含义，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行动不仅仅是追求经济效益，而且还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政治的等利益。
图1-2 社会交换系统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科尔曼，1999：156。
本研究关注的是“失组织”城市贫民在市场转型、经济转轨过程中如何对自身利益受损展开行动回应。分析将努力达成行动与结构、微观与宏观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一方面，我们将通过对宏观社会结构及变迁、中观社区情境之变化的分析来解释该群体行动内在结构的形成。这是一个宏观—微观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将通过对不同面向生存行动的具体方式、特点、效应的分析来阐释这些行动如何对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定与实施、阶层地位产生影响。这是一个微观—宏观问题。在具体分析中，研究视角的转换需要杂交[6]进行。因此，本研究在方法论上将借鉴科尔曼处理宏观与微观关系的方法（见图1-3）。
图1-3 关于集体行动可能性的分析框架
在笔者看来，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中遭受利益损失到经过生存抗争获得适当利益补偿，这个宏观—宏观的关联并不是水平态的，一条向下倾斜的箭头表明两种利益状态在宏观层次上的差别。这意味着行动者通过生存行动所获得的利益补偿与遭受的利益损失无法等量齐观，所获得的只是非常有限的生存资源，因此，这里的平衡是有限的，其行动的社会影响也非常有限。
范式的适度改进
“社会行动者是否为理性行动者”是社会科学理论的一条基本预设。亚历山大指出，每一种社会理论和每一项经验研究都必须在行动问题中占据一个优先地位。社会理论对于行动问题通常采用两分法：“无论人们是自私的（理性的）还是理想主义的（非理性的）；无论他们关于社会的理论是规范的和道德的（理性的）还是纯制度化的（非理性的）；无论他们是根据最大限度的效率行动（理性的）还是他们的行动受到情感和无意识的欲望支配（非理性的）。”（亚历山大，2000：8）
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局限
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于这一问题的立场是最为鲜明的，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基本命题是完全理性与最优化原则，理性是最大化价值的代名词。经济人的理性表现为对各种选择进行成本—收益核算，权衡利弊，结合具体条件和各种制约选择最优方案实现目标，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在理性假设的前提下，新古典经济学家建构了宏伟的经济学大厦，并企图把关于个人利益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带入人类行为的所有领域中去。例如，贝克尔（Becker，G.S）对于政治和法律、犯罪与惩罚以及婚姻和家庭等社会现象的分析。随着经济学触手的不断延伸，理性选择理论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受到很多批判。
1.是否所有行动者都是完全理性的？
“完全理性”规定着行动者的本性，即全知全能、无人类差异以及冷酷的、非情感性的计算。这种关于人类本性的预设至少受到两个方面的批评：有限理性和虚假的一般性个体。
（1）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针对阿罗提出的理性有限性问题，诺思指出，人的有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受到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的影响，非个人的交换形式会随着交易量的增大而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其二，人受到自身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的限制，不可能做到无所不知。
西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变化一致和结果已知——的基础上，但是这两个假设都存在致命的弱点。实际上，人们在决策中并不是追求“最大”或“最优”，而是以“满意”为标准。西蒙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准则这两个命题纠正了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偏激，拉近了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西蒙，1988：20～21）。
（2）虚假的一般性个体（General False Individual）
从理论上看，集体行动的潜在参与者被假设成了一个一般人类行动者。对于这个人而言，种族、阶级、性别和历史背景并不会以任何系统的或具有社会意义的方式来决定知觉。在实践层面上，就意味着每一个人所拥有的价值观和视角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中产阶级白人男子的价值观和视角（Hartsock，1983；Hess，1989）。这种关于人类本质的假定，构成了推理和选择的基础。显然，把这一独特视角作为一种普遍有效的理性观，就抹杀了其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正如法尔甘尼斯所指出的，“个人并不是和时间、地点相分离的，也不是居住在只有他们的没有冲突的世界里。相反，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历史性地赋形了的具体的人，他们的视角是由他们是什么人，以及这些社会特征是如何受到社会评价的方式来决定的”（Farganis，1988：208）。
对于理性选择理论而言，其视角的形成深刻地受到施加于理性和情感之上的错误的二元对立的影响。理性和情感的分离并不是价值中立的，感性受到了污蔑，包括那些以情感丰富为特征的人们。理性选择理论把这一区分看做自然的，并表现出了对其中一端的明显偏好。它把冷漠、非情感性的计算定义为人们所偏爱的准确决策的模型，而把情感定义为干涉决策的东西。
对此，贾嘎尔指出，情感对于那些遭受压迫的人们而言意义非比寻常，他们不仅需要情感来慰藉受伤的心灵，更需要把情感作为一种有力的武器来反击主流文化的理性歧视，以维护和肯定自己的价值观和群体归属感。当理性被定义为对价值观的理智选择以及手段的挑选时，情感就成了不可缺少的帮手，而不再是阻止人们作出可靠判断的障碍。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正是从直接的情感经验中获得了看待问题并作出判断的视角（Jaggar，1989：153）。
2.是否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理性行为？
新古典经济学把“人类行为是被理性思考所支配”这种预设推论到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但是，问题在于某些类型的行为可能是元理性的（Meta-rational），它们反映了目标或价值方面的考虑，而非方法或手段方面的考虑。例如，韦伯划分出了“价值理性”。激发此类行动的动机被界定为“道德承诺”或可称为“价值的源泉”，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来看，这些道德承诺与快乐都存在明显区别。郝希曼指出，这样的价值观可以被当做元偏好（Meta-freferences），它们涉及对目标的选择，而不是对实现特定目标方法的选择（Hirschman，1986：149-155）。在此类行动中，所花费的精力本身就是一种回报，而不是一种代价。
另一方面，某些类型的行为，即使在行动者自己眼里也不符合理性标准。弗兰克（Frank，1987）把享乐式回报与人们所意识到的自我利益直接作了对比。他把关注点放在人们在谋求理性需求时所经历的冲突的管理上面。例如，人们为了身体健康和保持体形而控制饮食，这是一种策略上合理的努力。但是，经常有人因为难以抵御美食的诱惑而开怀大吃，过后却后悔不迭。在这类情形中，抵制诱惑和动员他人督促自己在策略上是合理的办法，但这些办法既非人们经常愿意采纳的，也不总是成功的。传统的理性观显然掩盖了冲突的存在。
从上面两种非工具理性行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并不是由可直接作为“行动指针”的明确和稳定的偏好所构成的总和；相反，他们存在着互相冲突的欲望和承诺之间的内在紧张。任何一个单一的“效应功能”都掩盖了享乐主义式反应、工具性目标和道德承诺之间的动态关联。
改进的尝试
中国贫困研究的焦点往往是贫困的度量和发生率问题，或者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来分析政府的反贫困政策效应。萨迈德（Samad，1996：38）对亚洲贫困研究的评论亦如此，他认为这些研究缺乏理论深度。沈红在对中国贫困研究的文献回顾中，把这些研究划分为作为过程、作为互动和作为行动的贫困研究，她也发现这些研究很少能给读者提供充分的理论阐释（沈红，2000）。周怡也指出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对贫困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有关贫困的社会学解释相当乏力，多是围绕贫困线的讨论，或是一些经验层次上的描述与对策性的实际操作性文章。姑且不论这些评论是否恰当，它们都隐含了一个共同的要求，即对贫困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经验描述和政策分析的层次上。
经验描述和政策分析是从社会管理角度出发而展开的工作。作为一种“精英视角”蕴涵着把贫困看做一种社会病态，认为政府是反贫困行动最大、最重要的主体，贫困人口和家庭是消极被动、等待救援的对象。学术界这一立场的转变源自20世纪60年代，贫困的文化解释首先肯定了穷人的文化主体性（文化适应性）。刘易斯的“贫困文化”标示着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和理性的社会亚文化，表达着“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表达着“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使用或反应”（Lewis，1966：215）。在刘易斯看来，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必然趋向于永恒。其后的学者们用“贫困代际传递”“贫困免疫”“贫困适应”等观点补充说明底层民众所分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对其生活和命运的影响。
但是，这些研究都暗含着另一种姿态：穷人即懒人，穷人一辈子或世世代代都将是穷人。这里需要区分结构因素造成的暂时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减少物质贫困本质上不可能减少贫困文化，它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Lewis，参见Moynihan，1968：198）。以往政策性的贫困研究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忽略了贫困文化的影响与作用。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穷人参与的原则和理念被“嵌入”贫困研究中来。参与理论认为，穷人也是发展主体，应当发挥自身的能力和作用。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提出了“扶贫传递”“社区自组织”“参与式扶贫”等新型行动方式，穷人的行动主体性也获得了肯定。然而穷人依旧是被动的，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资源的有限性和机会的匮乏，穷人参与改变其生存状态的行动依然需要进行适度的动员。由此可见，现有的关于贫困的研究，始终没有提出贫困者作为独立、自主、能动、理性的行动者如何有意识地争夺和利用有限的资源，如何采取行动维护自身的权益，如何想方设法摆脱贫困。
回答上述问题的回答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考虑贫困状态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一部分贫困可以在较短的期限内通过努力采取措施加以排除，一部分贫困则可能持续，而且出现贫困文化的症候。因此，本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当贫困状态只是暂时性时，贫困者会展开积极的自救行动，根据环境和条件的具体情况，理性地选择行动策略，在成本—收益、风险—承担等方面达成均衡。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发现这部分贫困者的生存行动与理性选择。采用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种视角带着一种对贫困群体天然的偏见，反映的只是统治阶层、社会管理者的意志，而无法真实表现贫困者群体的主体精神。因此，本研究选择了自下而上的底层社会研究法，尤其强调对贫困群体日常生活中理性抗争行动的研究。那些失去组织依靠的城市贫民依然怀揣着期待和梦想，把生存抗争和理性行动寓于日常生活之中，用对他们而言最稳妥、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抵抗着各种结构性压迫。显然，只有通过仔细考察特定贫困群体的生活传统和文化特质，探寻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行为的丰富含义，才能够对贫困问题形成正确的认识，才不至于将隐蔽的抵抗与积极的合作混为一谈，作出错误的政治、经济决策，诱发社会动乱。
因此，选择“理性选择范式”作为本研究的基本支撑便是顺理成章的。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模型和政治过程模型都属于理性选择范式。其中，资源动员框架有两个核心假设：（1）社会运动并非是自发的和无组织的；（2）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并非是非理性的。理性选择范式为资源动员论在回答“个人为什么参与社会运动”这一问题上提供了一个基本立场，即激励和自我利益。在很多批评者看来，这一反人性的假设将导致人们对价值差异和价值冲突的忽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一般人类行动者的预设，该行动者既没有个人史，也没有性别、种族，或在一个社会的历史之中的阶级地位。总之，理性选择理论在人类本质、集体利益和理性本身等概念上存在重大局限。因此，这里的“理性选择”至少要对道德承诺、自我利益和相互关心的交错重叠、结构性变量和情境性变量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一框架下，结构分析和过程分析、理性分析和情感分析应该被恰如其分地置于相应的位置之上。
虽然传统的理性选择范式存在诸多缺陷，但是仍然是一种微观分析的有效工具。只是我们在运用这一范式时，需要对它进行适当改进。
第一，纠正其关于人类本性的基本假设。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个体在作出行动选择和行动决策的过程中，要受到社会环境、具体情境、行动条件、认知能力、理解与意义赋予、情感体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是在一个有限理性的基础上作出的决策。此外，人的偏好也并非稳定不变，行动的动机也不能够被简单还原为激励，要认识到行动者的自我意识、个人冲突、思想矛盾和有意识的变迁等方面的作用。因此，理性不能被简单地从目的—手段角度加以定义，而应当是随着约束结构和机会条件的变化，其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
第二，并非所有的人类行动都是工具理性行动，尤其在研究生存行动、维权抗争的过程中，要关注道德承诺、价值观等意义，把感性元素融入理性分析过程中。感情用事的行为和肯定认同感的行为，都在表达着不同的原则而非不同的自我利益，对于集体行动的结构和发展策略而言，是同等重要的。
第三，要强调结构性变量和情境性变量的重要性。假定人们是被结构性地定位，就意味着人们在各类组织中的位置，或者相对于宏观社会冲突而言的既定位置能够影响他们的知觉和价值观，以及他们针对这些知觉和价值观而行动的能力。对于知觉来说，情境是最为根本的。知觉建立在关系和变迁的基础之上，情感上的反应能力是知觉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四，引入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新制度主义在这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国家、意识形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等广阔领域都可以根据需要纳入分析框架中。
具体操作方法
本研究的分析对象、研究目标的性质以及方法论立场都决定了在具体研究方法上要选择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和定量研究相结合，质性分析为主、量化数据为辅的方法。
质性研究在方法论上是一大突破。它强调在自然情境中作自然式探究，将现场所有人、事、物看作一个整体来透视当前的人世现象或文化情境；它注重现场“参与者的观点”，以一种由下而上的视角去了解现场人们如何看事情和审视这个世界；它关注过程甚于结果，致力于探索研究对象间彼此交互作用的情况；它强调研究的“非判断性”，主张所有观点都是有价值的，研究者不是要寻求真理或道德标准，而是要仔细了解人们的观点；它是一个“学习”过程，要向现场参与者（被研究者）学习他们审视世界的方式；它重视描述，强调归纳在资料分析中的重要性。
显然，质性研究的自下而上的视角使边缘、弱势群体的声音有机会呈现出来，这不仅带来了新鲜的知识，丰富了知识的内涵，而且还有可能挑战既有学术理论、主流观点、已存在的偏见或刻板印象。在呈现当事人经验和视角的同时，研究者也有机会被迫检视、反思他/她自己的立场或先入为主的成见与偏见。这对于消除主流群体对边缘群体的偏见与刻板印象是有很大好处的。
因此，在研究“失组织”城市贫民的生存逻辑和行动选择时，引入质性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该群体有着怎样的生存观、价值观和行动考量。同时，本研究也采用了问卷调查资料、文献资料和统计资料等，笔者希望能够把这些不同性质的资料糅合进根据定量研究的理念所构筑的框架中。定量分析将借助调查数据、统计数据来反映城市贫民所处的宏观社会环境、社区环境的具体状况，以及该群体目前的基本处境。质性分析将带领我们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实地考察他们的行动选择、话语实践；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探寻他们的思想状态、情感体验、释义机制等。总之，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有助于提升研究水平和价值。
我们的经验材料来自四个渠道：结构式访谈、问卷调查、文献查阅以及统计资料。结构式访谈的对象来自武昌区保安街两边的居民。他们分属于起义门社区和保安街社区，这两个社区以保安街为界，街道的左边是保安街社区，右边是起义门社区。保安街地区是武汉的老城区，居住着大量下岗失业职工，是一个规模不小的贫困聚居区。本次访谈从2011年4月初开始，历时一个半月，共访谈30人，每个个案的访谈时间平均约100分钟。访谈对象是随机偶遇的，笔者整日穿梭在社区的巷道之中，选择大致符合条件又愿意与笔者交谈的对象。访谈内容未能录音，但都做了详细的笔记和及时的整理。
问卷调查也是在这两个社区进行的。调查对象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低保户，另一部分是低保边缘户。问卷总份数为110份，有效问卷103份，其中低保户59份，低保边缘户4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4%。但是，由于问卷调查对象的选取采取的是街头偶遇的方式，并利用社区每月一次的低保户审查签到的机会，大批量填答问卷，没有严格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实施调查，笔者唯恐问卷调查的结果不具有代表性而在写作过程中主要依据访谈资料展开分析，调查数据只是作为辅助资料适当加以利用。
文献及统计资料主要包括：国内外关于城市贫困现状、形成原因、扶贫政策的相关研究；中央政府以及省级地方政府的扶贫政策、法规及相关资料；有关集体行动、维权抗争的研究与分析；国内关于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研究与分析；国内关于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自我定位等方面的研究与分析；相关统计数据等。
[1] 底层视角源于印度底层研究学派。20世纪70年代末，印度知识界对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形塑下的精英主义史观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底层史观”，对此贡献最大的当属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中心。该中心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印度是当时少数几个在大学体系之外设置专门从事研究的机构。1982年，该中心一组研究南亚农民社会的著作以总题《底层研究》发表，至今已陆续出版了十多卷本的《底层研究》。随之底层研究的影响也由南亚扩展到东亚、欧美等地，并引起非常大的反响，由此该中心凝聚的一批研究人员被称为“底层学派”。当下，“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在中国学界日渐受到关注，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中都有积极回应。
[2] 蒂利、麦克亚当（Doug McAdam）和塔罗（Sidney Tarrow）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所组织了一个他们称之为“抗争性政治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 of Contentious Politics）的新项目，与其他4名学者共同寻找社会运动研究的新途径。他们采用“抗争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这个词来突出国家的重要性，并强调抗争是政治性的，而国家是卷入其中的关键行为体之一。
[3] 甘姆森（Gamson，1992a）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增加一个问题，即动员。他认为微观动员考察的是那些在认同感、团结和意识进程的运行中，把个体层次和社会文化层次联结起来的微观事件。
[4] 道义经济学理论起于英国学者汤普森，兴于斯科特。斯科特认为，农民的生存伦理根植于农民社会的经济实践。农民认为，在他们的生活水平已经低得不能再低的时候，保障最低生活的要求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因此，他们忍受剥削的极限使他们的生计有所保障，即“农民的检验标准更可能是‘还剩下了什么’，而不是‘被拿走了多少’，这种以能否生存为标准的观点，与那种以剥夺剩余价值为标准的剥削观点完全不同”。
[5] 东南网，http：//www.fjsen.com，2010-08-22。
[6] 所谓的范式交叉，是指关注多个范式如何被同时应用于一个研究。具体的策略有四种：顺序（Sequential），即不同的范式在一个研究中被先后使用，一种方法研究所得结果成为另一种研究方法的输出；平行（Parallel），不同的范式都被同时用于研究相同的事物，而非前后有顺序差别的使用；桥梁策略（Bridgingstrategy），这种策略认为范式之间有过渡区（Transition Zones），因此它们之间并非完全分割的，可以通过使用第二层（Second-order）的理论概念作为桥梁来实现；相互为用（Interplay），用杂交而非整合的方式对待各个范式，研究者在范式之间来来回回，各种视角都被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