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转型社会的抗争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当代的急剧扩张以及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纷纷走向市场经济，波兰尼称之为“大转变”的时代已然到来。按照波兰尼的说法，整个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自我调节市场”的发育史。“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特别是国家在“重商主义”政策引导下开展的有计划的干预，将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等原本不属于商品的范畴一并卷入市场交易的旋涡，把它们变成“虚构的商品”。如此一来，就从根本上颠倒了市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推动整个人类社会进入“市场社会”，市场原则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人类的基本生计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自我调节市场”的不断扩展与“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不断压缩构成了当下全球化过程的主旋律。人类社会中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的生存状况都发生了深刻改变。
但是，世界的改变还远不止此。在那些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整个社会秩序可以说正从“总体性秩序”向“公民秩序”转变（Burawoy，2000：649）。在布洛维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可以理解为“第二次大转变”。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作为现存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市场转型社会，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刻都令人瞠目结舌。整个社会的生计模式，基本的社会安排、社会框架以及阶级、阶层结构都在发生变化，进行着重构（沈原，2007：171）。
在这个一切皆“被重构”的时代，把个人行动和个人选择直接纳入社会学的视野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布洛维在《公共社会学》中明确提出要关注底层民众的历史命运和历史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企业家等群体的角色和作用固然重要，但是，也不可忽视普通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价值。作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让人同情、令人担忧，社会学必须将目光下移，移向社会底层（沈原，2007：170）。
在社会学的传统命题中，“人—社会”的关系命题始终是学术探究的核心。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无不体现出社会对人的强大作用力。但是，“人”作为这一互动关系中的另一极也并不是完全被动、了无声息的。尤其是那些所谓“底层社会”[1]“弱势群体”，他们并不是“沉默”“失语”的乌合之众，而是随着命运的跌宕起伏而不断行动、抗争的主体行动者。农民、农民工、大型国有企业工人等利益群体都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组织或参与维权行动，形成了澎湃的“抗争性政治”的洪流。但是，其中缺少了一个独特群体的身影和声音。
社会转型和城市经济体制的转轨，给城市普通就业者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风险，把以往受国家、集体保障的职工推向市场，造成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下岗失业人员成为城市“新贫困群体”的主体。但是，在这一群体内部，组织性质的不同导致人们命运的差异。部分职工虽然下岗，但是所在单位经由合并、重组、改制等举措，主体仍然存在。这部分下岗失业人员也因而有了组织的依托，有了权益和保障的直接承担者，有了申诉和求助的对象。相比之下，另一部分人的境遇则艰难得多，他们所在的单位组织因破产、倒闭、关门停业等已经不复存在，单位的解体将他们直接抛向了社会。但是由于文化水平低、技术能力单一、年龄优势不明显，他们成为一群被社会发展淘汰的底层民众。没有人来组织他们，他们自身也无法自我组织。这样一个人数众多、处境艰难的群体在中国现有“底层研究”中的地位，就如同他们的现实地位一样，是被忽视、被遗忘的。
大量关于城市贫困的研究，都集中于贫困的测量、贫困线的划定以及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方面。这些以精英主义视角看待底层社会的做法，无视底层意识的自主性，与基层社会生活的真实状态严重脱节，更无法了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真实挑战。只有以底层民众的眼光来看待底层民众，用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来研究底层社会，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这场剧烈的社会变革究竟带给普通民众怎样的影响，底层民众的生活形态、利益诉求和政治愿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进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治理提供不同的启发和思路。
近些年来，关于底层社会抗争性政治的研究风生水起，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之前自上而下的精英路线，大量关于农民工讨薪，大型国有企业工人保护国有资产和维护自身权益，农民维护地权和保护环境、对抗污染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底层社会所蕴涵的强大行动力。但是，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底层社会的公开抗争行动，行动的主体也鲜有那些“失组织”城市贫民的身影。
但是，如果说这些“失组织”城市贫民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行动群体而存在，那么在社会转型与经济利益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他们遭遇了怎样的变故？他们是否采取行动来应对这些变故？他们的行动具有哪些特点？行动最终的效果如何？应当以何种态度来看待和评价这些底层民众的选择？
因此，拙作在假设“失组织”城市贫民具有自身底层意识，并理性地选择生存行动的基础上，希望通过特定的身份抽离，独立考察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他们的利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作为行动主体怎样应对这些转变，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的主体性具有哪些独特性，他们有着怎样的抗争逻辑和生存哲学等问题。简言之，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下岗失业已成定局，生存压力骤增的情况下，面对有限的公共保障资源及其分配，城市贫民会采取怎样的行动予以回应，而这些行动又对相关政策的实施和群体自身利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