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失组织’城市贫民的生存行动”这一主题的关注，最初源于我自攻读硕士研究生至今所形成并长期积累的对城市贫困问题的兴趣。当今中国，已在改革开放的巨大推力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剧烈、最深刻的变革莫过于社会结构的“断裂”[1]。整个社会因体制改革、产业转型、技术提升以及分配不均衡而分化为两极。这种断裂在城市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下岗职工成为城市贫困的主体。
城市贫困问题的日益凸显引发了国内外大量学者的研究兴趣，大规模社会调查、大量的田野工作得以开展。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中国城市贫困的成因及现状、贫困人口的测量、社会空间分化后果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不仅有大量经验层次上的描述和对策性研究，还出现了许多结合社会变迁、体制改革，从深层次探讨城市贫困发生机理的理论阐述，以及受网络理论、社会运动理论启发而展开的关于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贫困群体生存抗争的理论创新。在广阔的研究领域中，如何找寻能够勉为驾驭，且具有创新意义的切入点便成为几年来我苦苦思索的问题。
直至2009年的春节，在回母亲祖居过年时，偶然听说一段精彩纷呈的“病退”经过。其中跌宕起伏的情节、纷繁复杂的关系、扣人心弦的过程，让我感叹异常。目睹当事人在经历多年下岗失业，生活困苦后，通过多方活动得以提前五年办理“病退”，无须继续为生活奔波操劳的兴奋和喜悦，我敏锐地感觉到这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东西。
母亲童年生活的地方是武汉市的老城区。这里聚集着大量中小破产企业的下岗失业工人。在我成长的32年里，无数次随母亲回到这里，亲眼目睹了这一街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沧桑变迁，亲身感受了这里的人们在短短20年里所经历的起起伏伏，也总是惊讶于他们那种“任你惊涛骇浪，我自岿然不动”的淡定平和。多少年来，这里都充满着最浓厚的生活气息，在街道两旁一间间破败陈旧、阴暗潮湿的旧民居里，在来来往往、奔波劳碌的人们的骂骂咧咧声中，生活的艰辛、平淡、安分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群典型的城市贫民，与“底层社会”的其他成员——大型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农民工[2]、农民[3]等——有很多不同之处。他们不像大型国企下岗工人那样，虽然下岗，但单位还在、依靠仍存，而且有着强烈的历史荣誉感和组织归属感，有着强大的组织性和行动力；也不像城市农民工那样，虽然被隔离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但年轻、有力气、能吃苦，敢于拿性命去拼回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份微薄的工资；更不像农民那样，虽然劳作辛苦、收入欠丰，但至少还有一片可以耕耘的土地，有国家多项倾斜和优惠性政策，有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希望。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已经被社会遗忘、被政府遗弃”，“无人关注”。于是，他们生活得很沉闷，悄无声息、波澜不惊。
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社会定位基本上是“被下岗”“被保障”，学者们也多将其置于城市贫困的大框架中，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探讨贫困的测量、治理等问题。显而易见，现有的对城市贫困的关注主要站在精英群体或城市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从“稳定”的政治意图出发，把城市贫民视为治理对象、防范对象和怜悯对象。
传统上，对于“人—社会”“行动—结构”“微观—宏观”之关系的探讨构成了社会学的三大核心命题。宏观社会对微观世界的影响与塑造从未受到质疑，结构对行动的支配成为主流社会学的信仰。个体行动最多被认为是行动者对结构的被动适应，行动者的主动性被湮没在“宏观—社会—结构”的主导之中。以城市破产企业失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贫民也因此而成为一群沉默、被动的行动者。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艰辛、命运的不公，他们并没有就此沉沦、一蹶不振，而是理性地审时度势，选择最有利的方式去行动和抗争。他们的身上显示了惊人的适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揭示这些底层社会弱者的主动性将是一项引人入胜的工作。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底层社会的“抗争政治”，国企下岗工人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争取正当权益，农民为了保护“地权”，农民工为了争取“劳权”掀起了一场场波澜壮阔的抗争运动。但是，本研究的对象群体显然与上述各群体有所不同。他们的行动寓于日常生活之中，谈不上轰轰烈烈，却最为顽强持久。斯科特把这种抗争的本质揭示为：以自身的弱者符号来缓和直接的抗争，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赖皮”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降低公开反抗的风险。
斯科特为本研究视角的确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这也构成了本研究的另外一个创新点：以破产企业失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贫民在日常生活中理性地选择各种手段和方式争夺稀少的公共资源，维持“体面”的生活。面向国家权力，他们有的积极行动（利用各项优惠政策，寻求就业或申请低保等），有的消极应对（钻各项政策或操作的空子，使用“赖皮”式手段为自己谋求更多利益，例如偷税漏税、偷水偷电、加盖房屋甚至包括讥讽、嘲弄、谩骂等话语实践）；面对同样贫困的邻里，他们有的积极互助（日常解困、提供就业信息等），有的通过内耗来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当你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你会发现其日常行动的形式是多么丰富多彩。
这些日常反抗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学界近年来特别关注的公开抗争运动，其中有的是有组织的、正式的反抗运动，有的是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带性的反抗行动；有的在体制内发生，有的在体制外运作。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有利于我们理解以破产企业失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贫民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对抗社会转型所做的一切努力。这类反抗技术适合于城市贫民的社会结构和经历特点：一个分散的、没落的阶层，缺乏正式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共享某段历史的记忆和对导致自身困境的因素的理解，通过个体自助的形式广泛开展游击式自卫性防御战。这些微不足道的小行动大量聚集，或许可影响国家政策的实施效果，甚至导致国家政权的“去合法化”。正如斯科特所言，无论国家会以什么方式作出反应，我们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对政策选择的范围。
因此，对于本研究而言，探究城市贫民抗争行动的类型、特点及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而揭示底层意识形态则是理解这一切的关键。它不仅可以阐明和解释行为，还有助于建构行为。城市贫民的主体曾经有过较为风光的历史地位，享受了计划经济的实惠，即使在命运急转直下的时候也依然保有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他们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与改制，如何评价现实社会的贫富分化，如何评价自身的社会地位等就构成城市贫民意识形态分析的核心。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带着未满周岁的女儿回到母亲家居住了一个月。在这期间，每天骑着电动自行车往返两趟，一边进行访谈，一边喂奶哄睡，虽然很辛苦，但宝宝那熟睡时平静的脸庞总能驱赶所有的烦心琐事和疲惫辛劳。有时候时间把握不准，就会耽误给宝宝喂奶，看着她那迫不及待、嗷嗷待哺的模样，心里总是涌起满满的歉疚。一个月的时间，要掌握大量日常生活细节，了解破产企业下岗工人的深层心理状态于他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于我而言，自大学生涯开始便经常来此地使自己有了更多的历史性积累，母亲的好名气也带给我很多方便。这里的街坊邻居总是亲切地叫我“小东华”[4]，或者用“这是东华的女儿”把我介绍给其他我并不熟识的人。这给我的调查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穿梭在狭窄破旧的街巷之中，仿佛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这里的状况与这个城市中其他地方的繁华热闹、摩登现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发展程度的巨大反差在让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的同时，也让人们对这里的人如何生存、如何与命运抗争产生了浓厚兴趣，更使我感到做这样一项研究所承载的意义。访谈过程中，在对方了解了我研究的意图之后，总是首先会说“了解这些有什么用呢？什么都改变不了”。这种反应非但没有冷却我的热情，反而越发激发了我的斗志。鲁迅先生曾写过《呐喊》，希望以自己的声音唤起民众的觉醒，今天，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为曾经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了青春，而现在却被遗忘的人们呐喊一声，希望能为那些社会底层的人出些力，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加和谐美好。
[1] “社会断裂”这一概念按照孙立平先生的原意，包含两层基本含义。其一，是指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下岗和失业不仅使他们失去工作和工资收入，而且也失去许多福利和社会保障。基于多种原因，这些人永远也无法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其二，是表现在城乡之间。农民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之外。小规模经营无法实现农业产业化，户籍制度又将离开土地流动到城市里的农民隔离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当然，社会的断裂不只是断裂成两个部分，而是断裂成多个部分。
[2] 目前为止，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定尚存争议。本书将其界定为在城市中从事产业劳动，没有城市户口的边缘人。
[3] 书中的“农民”专指未离开土地，在农村从事田间劳作的人。
[4] 母亲名叫李东华，家中的长女，武汉市人。16岁中专毕业就到我们那个穷乡僻壤的小县城“支援农村建设”去了，在那里一待就是30年。母亲的不幸源于我6岁那年在父亲身上发生的一次医疗事故。那次事故之后，父亲小脑萎缩，失去了行动能力，母亲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庭，供养我们姐弟读大学，工作也总是一丝不苟。母亲的伟大不仅在她为之奉献青春年华的土地上散布，也让她故乡的亲朋邻里敬佩不已。